第二章 古代儿童文学读物的两大部类

相对民间口头文学而言，儿童的文学读物是书面的、供儿童“读”的文学作品。这须有两个前提：一是以文字的形式来记录或创作文学作品；二是儿童必须识字，有初步的文学阅读能力。这就决定了“儿童的”文学读物应该在人类有了文字以及儿童教育兴起之后，尤其是后者。在我国，大约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夏代，有了“序”“校”“庠”这类教育机构。儿童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识字明理，为使识字教育不至于成为一种孤立的记忆，同时又能寓教于乐，成功的教育经验表明，应该将儿童教育寓于游戏与娱乐之中，寓于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文学之中，这样，让儿童唱读童谣儿歌谜语、讲读神话传说童话故事，便成为启蒙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

启蒙读物是儿童最早接触到的书面读物。儿童通过启蒙，识字渐多，知识渐长，待到具备一定阅读能力时，便会有搜读课外读物的欲望，这样由听故事得到的心理满足到初读故事所获得的阅读快感，在儿童心灵深处便会建立起一种牢固的阅读兴趣或阅读欲望。然而，在整个社会对儿童还没有正确认识的漫长时代里，儿童的这一内在需求自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合理的发展，相反，成人（教育者）往往利用了儿童在这一时期“饥不择食”的可塑性心理，迫不及待地将一套成人以为有用的东西朝儿童稚嫩的头脑里灌输，正如周作人曾指摘过的，“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结果儿童在大人指定的读物之外，又主动地从成人的书架上猎取，将那些能看懂的成人读物统统占为己有，从而在启蒙读物之外，还有一个儿童自己开辟的一小块可以暂作逍遥的儿童精神的花园——从古典文学作品中摄取营养。由此形成了我国古代儿童文学读物的两大部类：

一、古代启蒙读物中的文学读物；

二、儿童占为己有的古典文学作品。

第一节 古代启蒙读物中的文学读物

一、古代启蒙读物概述

据有关历史资料和现存的蒙学教材综合分析，自周秦以来，各朝都编写过一些有影响的蒙学教材。根据这些教材的发展变化，大体可将我国古代启蒙读物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周秦至隋唐。蒙学教材多以识字为主，包含有各方面的知识，同时兼有品德教育的任务。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汉代，识字课本已有十家三十五篇。据说最早的蒙学教材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书”的《史籀篇》。但后世能见到的最早识字课本是汉代史游的《急就篇》，以三、四、七言押韵，只记名物，不涉及伦理道德，深受一般民众及其子弟欢迎。南朝梁代有周兴嗣所撰《千字文》，除一“洁”字外，无重字，以四言协韵，极富文采，内容也由识名物扩至社会历史、伦理道德。唐代蒙学教育发展更为完整，包括识字、知识、道德三大内容，这一基本模式一直延续至清代。

第二阶段，宋至清中叶。宋代蒙书趋于完备，由综合性读物向分类专写的方向发展，道德教育、历史故事、典章名物、日常用品、实用技艺等，渐有专书。在编写上，更加注意适应儿童的阅读接受特点和兴趣，故事性加强，附有精美插图，采用诗歌形式，使蒙学教材更加生动，入口入耳入心，更能吸引孩子。代表性教材有综合类的《三字经》、《百家姓》，伦理道德类的《性理字训》、《小儿语》、《增广昔时贤文》，历史知识类有《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童训》，专讲成语典故、名物制度的有《名物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专为女童编写的有《女小儿语》、《女四书》。最大的一类应该是文学性启蒙读物，包括故事、图画、诗歌类，代表性的有《书言故事大全》、《日记故事》、《启蒙故事》、《养蒙图说》、《训蒙诗百首》、《千家诗》、《吕新吾训子词》等，尤以《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日记故事》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第三阶段，清中叶至民国初年。随着新式学堂建立，新型教科书开始编写，在基本识字功能外，文学性蒙学教材有所发展，出现了《养正诗歌》、《小学弦歌约选》等有一定影响的读物。

二、文学读物：故事图画与诗歌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蒙学教育发展到宋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突出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受教育范围的扩大，一般庶民子弟也多能受到蒙养教育，入学人数大为增加；二是启蒙读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丰富多样，尤其是故事、图画、诗歌这三种最适宜童蒙的文学读物，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有迹可循的最初涌动的几处“泉眼”之一。在这些文学性蒙书中，以《小儿语》、《续小儿语》、《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日记故事》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小儿语》、《续小儿语》借用歌谣的形式为儿童作蒙学课本，编者时代的并取得成吕得胜、吕坤父子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吕氏父子仿效儿童口语，尽力去文就俗，非常通俗浅明，易晓易诵。

《神童诗》相传出自北宋末汪洙之手。汪洙八九岁即善于作诗为赋，自称神童，后人将其诗作汇集为《汪神童诗》，包括劝学、得第、为官及四季景物、节日礼仪等内容，全部选用五言绝句，诗味浓郁，音韵和谐，琅琅上口，流传很广。

《千家诗》选录唐诗、宋近体诗，尤以宋诗为多，按诗歌体裁和内容特点，分成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昆虫、人品等十四门类，共二十二卷，为明清使用最广的四种蒙学教材之一。

《日记故事》多为启发儿童智慧的生活小故事，如“曹冲称象”等，均为儿童自身之事，文字浅显，有儿童情趣，因而在“五四”以后，这些故事仍被列入小学教科书。明代出现的插图本《日记故事》（1522），“可说是世界上第一本有插图的儿童书籍”，比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1592—1670）编写的儿童插图读物《世界图解》（1658）还要早一个多世纪。

《唐诗三百首》为清代孙洙所编，署蘅塘退士，共选唐诗三百一十首，按古诗、乐府、律诗、绝句体裁分类，编者在自序中表明为补《千家诗》不足而为儿童学习编选，所选之诗也确为唐诗中之优秀名篇，较为浅显，易为儿童接受。

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明代萧良有的《龙文鞭影》和程登吉的《幼学琼林》，均为文图参半，类似今天的连环画。《龙文鞭影》可以说是专为儿童而作的文学故事，四字一句，两句相对，每句一个故事，因而每一个故事的内容必须有饱学的蒙师为儿童讲述才能理解。《幼学琼林》的材料大多来自经、史、子、集，但其中杂有不少神话传说、童话与寓言。

传统启蒙读物以“文学的形式”——诗歌、图画、故事等作为一种“传道”的手段，文学形式本身还不具有独立的“儿童文学”意义，而且文学读物在整个启蒙读物中的数量还很有限，“它们用作教材，仅仅起到一种辅助的作用，是歌诗合韵对这种主导型教材的补充，其性质近似于现在的课外读物”，也正如鲁兵所说的：“人们为儿童编写政治的和知识的读物时，也往往考虑到儿童的特点，运用了文学的形式，但是我们终究不能‘只认衣衫不认人’，如果这些读物没有具备文学所不可缺少的艺术形象，根本不是文学，当然就说不上是儿童文学了，如《三字经》、《千字文》、《小儿语》。即使在文学读物中，也不完全是儿童文学。为儿童创作的也好，为儿童编选的也好，它们是文学作品，但是如果并不符合儿童的特点，也还不是儿童文学，如《千家诗》。适当编选一些文学名著给儿童读读，这是必要的。不过选给儿童读的作品和儿童文学作品到底是两码事。”

第二节 儿童占为己有的古典文学作品

古代儿童在传统启蒙读物之外获得文学读物的另外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儿童主动从成人书架上摄取。这样的事情在中外儿童文学发展史上俯拾即是，可以说是史前期儿童接受文学的一种自发的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这样的例子，在国外有18世纪英国笛福（1660—1731）的《鲁滨逊漂流记》（1719）和斯威夫特（1667—1745）的《格列佛游记》（1726）。同样的情形在中国发生更早，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6世纪的《西游记》和18世纪的《聊斋志异》。这两部古典文学名著被孩子们毫不客气地占为己有，成为一代又一代孩子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

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按照传统说法，是神魔小说。全书共一百回。前七回写孙悟空出世及其大闹天宫；第八到第十二回写唐僧出世及取经的缘起；第十三到第一百回，写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艰辛历程。其中《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真假美猴王》等最受孩子们喜欢。

《西游记》着重塑造的孙悟空形象，体现了为民除害、不畏强暴、勇于斗争、足智多谋的精神。然而，孩子们不大理会这一正面解释，在他们心中，《西游记》就是非常好玩的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孙悟空就是个老顽童，他是猴，是人，还是神，更像小孩子。他本领高强，会七十二变，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他还有一根威力无比的如意金箍棒和一双识破一切诡计的火眼金睛；他天不怕，地不怕，敢闹天宫，敢闯龙宫，敢入地府，敢斗妖精，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孩子们喜欢这个好动、好胜、好奇、好斗、机警、勇敢又有正义感的美猴王，觉得他就是自己中的一员，有着和自己一样的活泼、顽皮、机灵、纯真与活力。

《西游记》征服孩子心灵的地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栩栩如生的人物、光怪陆离的故事与充满童真童趣。尤其是孙悟空这个充满民族特性的独创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形象画廊的永恒典范，在世界儿童文学形象里都已产生积极影响。

清代蒲松龄（1640—1715）的《聊斋志异》虽是谈狐说鬼的“孤愤之书”，却也塑造了一群活泼、可爱、聪慧而又勇敢的儿童形象。但最吸引孩子的地方还因为它是“鬼故事”，有一种神怪性和梦幻性。大部分故事是以幻想的仙鬼狐魅为主人公，他们又兼具人性与神通，变化万端，来去自由，上演了一个个曲折美丽的人狐故事。“出于幻域，顿入人间”，“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聊斋志异》中的作品可以分为五类：魔法类、拟人类、神仙类、精灵类和异国异人类，其中像《崂山道士》、《偷桃》、《促织》、《莲花公主》、《画皮》等大约四十篇故事，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都是很不错的童话作品，甚至可以说代表了我国古代短篇童话的最高水平。

同样的情形也不同程度地发生在很多古典名著上，如《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说岳全传》、《济公传》、《镜花缘》等。令人惊奇的是，这类作品都具有下述三个方面主要特征：

一、都是在长期流传的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再创作而成的，在成书前就有深厚的民众（包括儿童）基础；

二、基本上都属于热闹型的通俗读物，可读性强，便于讲述；

三、题材方面，都未出志怪、传奇一类，其源头都可以上溯到远古神话与传说，而这类文学自古以来就是孩子们天然的精神食粮。

1. 周作人：《儿童的书》，《自己的园地》，北新书局，1923年。
2. 宋成志：《略谈我国儿童文学的传统》，蒋风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卷（一）》，希望出版社，1988年，第761页。
3. 徐梓、王雪梅：《蒙学歌诗·代序》，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4. 鲁兵：《我国儿童文学遗产的范围》，蒋风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卷（一）》，希望出版社，1988年，第802页。
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79页。
6. 本书中的作品标题，有的为原作标题，有的为选编本所拟的标题。行文中不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