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的压抑与升华——论鲁迅的性文化意识及对其创作的潜在影响

陈建新

（浙江大学 中文系，杭州 310026）

内容摘要：鲁迅作为中国20世纪的重要文化名人和著名作家，他的文化心理充满了时代与民族的特色，这在他的性心理和性观念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大致说来，鲁迅理性上对“性”持较开放的态度，但在潜意识中还存在着中国传统文化视“性”为丑陋、为肮脏的影响。从时间上来看，鲁迅的这种心理状态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928年与许广平的正式结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鲁迅的这一文化心理，对他的生活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重视和研究鲁迅心理的这方面内容，对于理解这位文化巨人和新文化运动，甚至“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鲁迅；文化心理；性意识；性观念

一

五四时期是一个振聋发聩的时代，一切旧事物旧传统都受到了严厉的质疑和批判，中国传统的性文化自然也在其列。《新青年》曾就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妇女贞节问题等发表过许多文章，批判封建传统，提倡现代文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都曾撰文参与讨论。陈独秀在《新青年》二卷四号《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中写道：“西人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尚独身清洁之生涯，无所谓守节也。妇人再醮，决不为社会所轻。中国礼教有‘夫死不嫁’之义。男子之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为失节，为奇辱。礼又于寡妇夜哭有戒，友寡妇之子有戒。国人遂以家庭名誉之故，强制其子媳孀居。不自由之名节，至凄惨之生涯，年年岁岁，使许多年富有为之妇女，身体精神俱呈异态者，乃孔子礼教之赐也！”

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

五四时期在文学创作上，对传统性文化观冲击最大的，要数郁达夫、郭沫若的作品，他们以直率的笔法，赤裸裸地描写人物的性意识、性心理乃至性行为，尤其是郁达夫的小说，毫不掩饰地写青年的性觉醒、性意识、性苦闷，把人的性需求与生命力的解放，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在广大青年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鲁迅在这场斗争中也是一位冲锋陷阵的勇士，他撰写了许多杂文，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大力提倡男女平等，《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坚壁清野主义》、《反对“含泪”的批评家》等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名文。在《随感录·四十》中，他写道：“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起痛骂。”

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阐述他对“性”的新看法：“……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

在《坚壁清野主义》中又说：“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正是教育者所当为之事，……”

从鲁迅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鲁迅用来批判封建传统的思想武器，正是西方的科学理性和进化论思想。这种新的性爱观，是在他留学日本期间，学习和接受现代科学思想，尤其是学习医学时建立起来的。这构成了鲁迅性意识和性观念的重要一面。1909年他回国到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在这方面已表现得非常“先锋”。夏丏尊在《鲁迅翁杂忆》中有过生动的描述：“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之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怕你们看不懂的，要么，就拿去。’”

鲁迅这种对待性问题的科学开放态度，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也能用科学理论坦率谈论有关问题，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书信·280331·致章廷谦》。在此信中，鲁迅不仅谈了节育方法，还提到了性快感问题。就这一点而言，吴俊的结论有一定道理：“在他与友人或有关的文章中谈及恋爱、结婚和性生活时，鲁迅的态度与言词也是豁达坦率的，决不遮遮掩掩。”“在与他人和朋友的通信中，凡涉及性爱乃至于性生活的一些细节问题，鲁迅也是决不回避的，他总是从容地谈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没有那种常见的隐讳和羞涩。”

但这仅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人的文化心理是很复杂的，尤其是处于新文化运动前后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转型期。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提出的“历史中间物”概念，已受到研究者的广泛注意，我想，他的性意识和性观念是否也存在着这种“中间物”色彩呢？

二

鲁迅的小说，有一个很明显但却一直以来被人忽略的特征。

大凡文学作品，常常要涉及性描写。本文所说的性描写，是广义的，既包括人物性行为的描写，也包括人物性心理、性意识的揭示。这种性描写，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人的生命本体出发，肯定“性”，颂扬“性”，例如《十日谈》、《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以及郁达夫、郭沫若的部分小说。另一类是从社会伦理出发，抑止“性”，否定“性”。我们姑且把前者称为肯定型性描写，把后者称为否定型性描写。要说明的是，大多数文学作品中并存着两种类型的性描写，如《十日谈》中，既有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热情歌颂，又有对天主教在宗教外衣遮掩下疯狂纵欲的揭露和鞭挞。再如茅盾的处女作《蚀》，对静与强的情爱与性爱，基本持正面肯定态度，但是小说也描写和抨击了抱素、胡国光等人玩弄女性的丑恶行径。其次，本文并不认为凡肯定型性描写都好，否定型性描写都不好，抑或相反。具体作品应具体分析，这种分析既需要美学标准，又需要伦理学标准，本文无意深究于此。但是，当一个作家的所有作品中，绝大多数性描写都是肯定型或是否定型，就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了。鲁迅的小说就有这样的特征。

在鲁迅的全部小说中，涉及性描写的作品并不多（我们在这里说的是广义的“性描写”，既指人物的直接的性行为，也指人物的性渴望、性想象、性意识乃至与性有关的语言），计有《明天》、《阿Q正传》、《祝福》、《肥皂》、《高老夫子》、《伤逝》、《离婚》、《补天》共8篇，鲁迅小说共33篇，这8篇小说只占了全部小说的24％ 强。而在这8 篇有性描写内容的小说中，否定型性描写又占了绝对多数。能划入肯定型性描写的，只有《伤逝》中一句“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但似乎太空灵了一些。《祝福》中柳妈和祥林嫂的那段“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的对话，比较难归类，但它反映了村人们咀嚼完了祥林嫂的悲痛之后，在她身上寻找新的谈话题材，于是向“性”方面寻去的猥亵心理，否定型性描写的成分更多一些。《阿Q正传》中的性描写，固然有表现阿Q自然本能的目的，但在戏台下摸女人大腿和调戏尼姑的行为，都带有流氓性质，说鲁迅是带着肯定的态度去描写的，恐怕无人会同意。至于《明天》、《肥皂》、《高老夫子》、《补天》等作品中的性描写，构成了鲁迅对小说中反面人物展开批判的重要一笔，理所当然地属于否定型性描写。

否定型性描写在鲁迅小说中占了绝大多数，给读者造成了一种印象：在鲁迅笔下，凡与性有关的人物，大多数是否定型人物，凡性行为大多数是坏行为；鲁迅创作小说时，在有关“性”的问题上非常严肃，甚至非常“传统”。这一印象，不仅构成了鲁迅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鲁迅小说风格的重要组成因素。

如果我们的判断能够成立，接下来应该追问的是，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了鲁迅小说的这样一种文化景观？

事情还不止于此。五四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有许多作家热衷于模仿卢梭的《忏悔录》，叙述自己的性心理发展过程，个体的性意识、性心理乃至性行为都能成为自传的材料。郁达夫、郭沫若自然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连颇有名士风度、淡朴恬静的周作人，也撰写了自传体散文《初恋》，描写自己13岁时第一次对异性产生朦胧的恋慕时的情景。后来在《知堂回想录》第一卷《花牌楼（下）》中，他又一次提到这段情感经历。然而，在鲁迅所有的回忆性、自传体文章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一点这方面的笔墨。难道鲁迅除了许广平外，从未对任何女性产生过恋情，即使是朦朦胧胧的倾慕？也许，鲁迅成名时，早已过了浪漫主义的年龄，他对卢梭式的行为已不屑一顾？但周作人不比他小多少，且情趣更比他远离罗曼蒂克，却能坦荡地讲述自己的初恋经历，所以这个理由似乎也站不住脚。于是，只剩下一个可能性，那就是鲁迅在下意识地逃避这个话题。直觉告诉我们，前期的鲁迅，把自己的性心理、性意识严严实实地藏了起来。原因何在呢？我向着鲁迅的心灵深处询问。

三

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原因，便是鲁迅早年所受的文化熏陶。鲁迅在《朝花夕拾》和其他一些回忆文章中，谈到过他青少年时期的种种经历，他的读书，他的交友，乡下避难，父亲的病，大家族的种种人，然而，他几乎从没有提到过早年受到的性教育，甚至连其他有关人士的回忆文章，似乎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这使这个问题的探讨具备了一定难度。

鲁迅前期写的《坟·从胡须说到牙齿》引起了我的注意。文章写道，鲁迅小时候患牙疼，中医也治不好，据说这叫“牙损”，难治得很呢。接下去一段话颇耐寻味：“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

这里我们不想讨论鲁迅对中医的反感以及中医在这个问题上的逻辑是否荒谬，我们感兴趣的是鲁迅这位“长辈”的态度。所谓“不自爱”，所谓“阴亏”，说明白一些，就是纵欲过度伤了身体，对于尚未婚配的少年鲁迅来说，则是暗示其有“自渎”行为，而且次数不会太少。鲁迅虽然没有在文章中具体描写这位本族“长辈”的形貌，但不知怎么，每每读到这里，在我们脑海中浮现出的却是《祝福》中那位道貌岸然的鲁四老爷，那位指责祥林嫂再嫁是败坏风俗的鲁四老爷。这位本族“长辈”流露出来的鄙夷神情说明，第一，当时鲁迅周围的人们认定“性”是丑陋的，肮脏的；第二，鲁迅早年大抵受的就是这种性教育。虽然在这件事上，鲁迅后来才弄明白“长辈”话中的含义，但举一反三，我们能够推想得出鲁迅早年受到的性教育了。绍兴作为中国东南的富庶之地，人文荟萃，传统色彩浓郁，孔孟之道的影响尤为深远。在此地，性题材虽然在底层老百姓中是个不能禁绝的话题（那也常常是带着一种神秘的、猥亵的心理去谈论的），然而在稍有身份的人家中，则是一种禁忌，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更不允许触及它。这种无言的禁忌，便该是生活在旧式大家庭中的少年鲁迅所受到的关于性的教育了。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鲁迅多年之后仍然如此气愤地在文章中使用“诬陷”一词，其表层含义是说这位本族“长辈”无中生有、信口胡说，而下意识中鲁迅还是流露出对这种所谓“不自爱”的谴责的认同。对于这种社会心理现象，用弗洛伊德的理论也许能得到某种解释。

在弗洛伊德关于爱欲与文明的冲突的研究中，有一个著名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理论。马尔库塞这样介绍这个理论：“压抑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使本能有效地屈从于压抑性控制，不是自然而是人。从作为统治原型的原始父亲那里，作为文明史标志的奴役——反抗——进一步统治这样一个连锁反应就已开始形成了。但自紧随最初反抗而出现的统治的第一次、前历史的复辟以来，来自外部的压抑还得到了来自内部的压抑的支持，因为失去自由的个体把他的主人及其命令都向内投入了他自己的心理机制。于是反自由的斗争作为被压抑个体的自我压抑，在人的精神中得到了自我蕃衍。而他的自我压抑反过来又支持着他的主人及其机构。”“一开始由父母、接着由其他社会机构强加于个体的‘外在约束’被心力内投于自我，从而变成了它的‘良心’；于是，负罪感，即对由违背这些约束或想违背这些约束的愿望所产生的惩罚需要（特别是在奥狄帕斯情结中）便充斥于心理生活。‘自我总是一无例外地实行压抑，以服务、听命于超我’。但这些压抑不久就仿佛成了无意识的和自然的东西，而且‘大部分’负罪感也仍是无意识的。”

马尔库塞讲得很明白，个体成长过程中，早期的文化教育和熏陶，会转化成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而且，“自我”对“超我”的服从很快就会转化成无意识的东西。在我看来，鲁迅对待“性”的态度，正是如此。

鲁迅于18岁离开绍兴，在求学过程中逐渐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思想的洗礼，他的理性认识完全臣服于现代科学，对性的看法也同样。然而，他的意识深处，仍旧存在着传统文化的影响，把“性”看作严肃的、神秘的、甚至肮脏的事。我们知道，写作杂文和写作小说时的心理状态，有较大的差别。写作杂文时，作者基本受理性控制，潜意识的作用是微弱的；但写作小说时，非理性因素对写作过程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小说创作是一个形象思维的过程，须调动想象、情感、体验、内省、直觉、记忆等多种心理因素，这些因素平时受理性的控制，这时候就会成为活跃成分，出现于笔端。这就是为什么鲁迅小说在有关“性”的问题上，与他的杂文表现出全然不同的倾向的重要原因了。

第二个原因，应该是鲁迅独特的婚姻经历。众所周知，鲁迅为了孝顺母亲，与一个他并不爱的女子结了婚。这种情况在那个时代并不少见，难得的是，鲁迅婚后仍过着严谨的独身生活，朱安只是他名义上的妻子，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20 年。一个正当盛年的男子，却不得不过着这种不正常的生活，其精神和生理上的双重痛苦，可以想象。就如王晓明所说的：“鲁迅学过医，很知道这样的禁欲生活对人会有什么伤害，他后来写道：‘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这些话虽有特定的指向，他对独身者的心理变态能有这样透彻的把握，显然是掺入了自己的切身体验。”

吴俊也有类似的看法：“试想，鲁迅的个性心理特征，他的偏至，猜疑，敏感，躁动，郁闷，孤独，攻击，……这一系列不无偏颇的性格和心理倾向，难道就没有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独身与禁欲、性压抑的影响？”

鲁迅的不正常婚姻生活影响了他的性格和心理，而当时他的论敌们也偏偏喜欢在这一点上做文章，至少鲁迅认为是这样。否则，为何在一个“仇猫”的问题上，他要在小说《兔和猫》和散文《狗·猫·鼠》中两次加以说明，他打猫的原因并非因为它们的配合，而是它们的吵闹？这里的关键是猫的“配合”，也就是“性”的问题。处在不正常婚姻状态中的人们，对“性”的敏感必然要超过普通人数倍，这是人之常情，鲁迅自然也不会例外，所以他下意识地怕别人指责他嫉妒猫的“配合”。同理，他不愿在他的小说中展开肯定型性描写，从心理学角度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用这个原因同样也可以解释鲁迅为何不在自传体文章中谈及与自己有关的性话题了。在我看来，自传体文章表现自己的情感与性意识、性心理发展的历史，与在杂文随感中表述现代性观念不同，后者在写作时，作者带着启蒙主义的面具，没有心理障碍，而前者是作者直接向读者坦露自己的胸怀，讲述自己的隐私，在潜意识中视“性”为丑陋，又处于极不正常的婚姻状态的鲁迅，自然以避免这个话题为好。这一点还可以从鲁迅后来的生活取得反证。虽然鲁迅顾虑重重，举步维艰，在爱的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犹豫、徘徊，但在许广平的热情感染下，他的情感闸门终于打开，如黄河之水，一泻千里，迎来了他个人生活的第二个青春。虽然在作者编定、公开出版的《两地书》中，鲁迅想适当地掩饰他与许广平之间与日俱增的感情交流（《序言》中鲁迅声明：“这一本书，在我们自己，一时是有意思的，但对于别人，却并不如此。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再比较《两地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鲁迅景宋通信集》，我们也能看出鲁迅编辑此书时的苦心），但顺着时间次序从头往下读，我们还是可以感到书中涌动着一股爱情的激流，鲁迅并非天生“古板”、“严肃”，一旦冲破樊篱，即使年过四十，他仍会像一个初恋的小伙子那样热情奔放，只是因为那场悲剧性的婚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层影响，才令他陷于一种尴尬的心理境地。1936年4 月1 日，鲁迅写了《我的第一个师父》，令人惊奇的是，虽然鲁迅当时已重病在身，可此文写作风格与《朝花夕拾》十分相似，而其中的内容，却大大超出《朝花夕拾》，文中描述的和尚生活，那样情趣盎然，鲁迅对他的师父和师兄们的僧侣生活的描写，可以说是鲁迅所有作品中对“性”作肯定型描写（这种描写自然仍保持了鲁迅的特色，没有任何直接的、赤裸裸的描述）的最好的作品。我想，这样的文章，只有在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后的鲁迅才写得出来。其实，吴俊在《鲁迅个性心理研究》一书中提到的鲁迅坦率与友人谈论性问题的书信，绝大部分写于1928年及以后，这正是鲁迅和许广平冲破世俗阻碍，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时间。由此可见，鲁迅那场悲剧性婚姻，对他的负面影响有多大。

是否还有第三个原因呢？例如，鲁迅几次宣称，他写小说的目的，“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也就是他常说的用小说进行“国民性”改造，也许，在鲁迅看来，在作品中过多渲染“性”话题，可能会冲淡主题，把读者引到“邪”念上去。所以在创作时一涉及“性”，鲁迅便显得特别小心翼翼。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假如真是如此，那么，鲁迅在小说中基本不作肯定型性描写，就不仅仅是下意识的行为，而是带有极强的理性目的。但这样一来，还是反映出当时的鲁迅意识深处对“性”的某种特定的见解。

四

客观地说，传统文化在性问题上对鲁迅的影响，存在着两重性。一方面，它使鲁迅的前期生活处于一种特殊的压抑中，性格和心理都受到某种影响，这种影响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留下很深的痕迹。另一方面，它又使实际生活中的鲁迅严格地约束自己。吴克刚先生在《谈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一文中有过这样的回忆：“鲁迅先生的言行，对我们是很好的教育。当时的杭州拱宸桥，设有日租界，有妓院。星期六下午没课，无聊的教师也去妓院。鲁迅先生非但不去，而且批评他们：‘拱宸桥是我们中国的土地，被日本人占去，你们不以为耻？为什么还去寻欢作乐？’”这段回忆强调鲁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态度，但在我看来，当时即使杭州拱宸桥没有沦为日租界，鲁迅也不会赞成去妓院胡闹。鲁迅所在的民国教育部迁往北京后，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当时很多教育部同事只能伪装醉生梦死，八大胡同成了他们最好的避难所。但鲁迅坚持他的严谨的生活态度，每天下了班就“躲进小楼成一统”，抄佛经和碑帖成了他这段时间的主要业余生活，他决不去风月场所，即使是为了政治避难的无奈之举。所谓“性开放”，绝对与鲁迅无缘。在20年无爱又无实际内容的痛苦婚姻里，鲁迅坚韧地维持着独身生活，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与黑暗势力的抗争中去，他的严谨的生活作风在人格上为后人树起了一座丰碑。

至于鲁迅前期的性压抑状态，是否存在着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鲁迅把这种无奈的压抑转化成了文学创作的升华，极大地推动了他的小说和其他文学创作，这已经不是本文所能够探讨的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作为鲁迅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鲁迅的性心理和性观念，存在着复杂的矛盾现象，大致说来，鲁迅理性上对“性”持较开放的态度，但在潜意识中还存在着中国传统文化视“性”为丑陋、为肮脏的影响。从时间上来看，鲁迅的这种心理状态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928年与许广平的正式结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鲁迅的这一文化心理，对他的生活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重视和研究鲁迅心理的这方面内容，对于理解这位文化巨人和那个时代，甚至“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1. 作者简介：陈建新，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2. 载《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1日。
3. 载《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4. 上述引文均出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不再另注。
5. 原载《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转引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7—408页。
6. 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161页。
7. 《补天》中的性描写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小说中对女娲创造人类的描写，按照鲁迅在《故事新编·序》中的自述：“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那么，也应该划入肯定型性描写的范畴。但后来因为看到有人对汪静之的《蕙的风》的批评而“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小说中的性描写就从肯定变成了否定。
8.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19页。
9. 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10. 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
11.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1页。
12. 见唐弢等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