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竞生性话语的建构

李 蓉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内容摘要：张竞生是一个连接五四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特殊人物。在五四文化期间，张竞生通过《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著作建构了他的性乌托邦理想，“科学”和“美”是他建构这一性话语的主要方式，然而，“科学”和“美”对于性话语的表达意味着一种难以弥合的矛盾。这一性话语的矛盾在后期海派文化期间随着《性史》的出版和争论而进一步浮出水面。同时，张竞生后期海派文化中的性话语实践也宣告了他前期性乌托邦理想的破产，并使其在更具海派文化品格的同时远离了五四精神。张竞生性话语的建构对我们重要的启示之一，就是人类如何言说“性”的话语方式的问题。

关键词：张竞生；性话语；科学；美；海派文化

被谑称为“性博士”的张竞生，至今仍然是一个毁大于誉的人物。张竞生之所以长期遭受“毁”，主要在于其著作的色情倾向。作为前承五四、后接海派的特殊人物，他的性话语的建构和社会影响主要是在北大和上海这两个时期形成的。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张竞生在这两个时期不同的性话语建构策略及其影响。

福柯认为在对性话语的考证中，重要的是寻找“支撑人们对人类性行为话语的权力——知识——快感系统”，他说：“中心的问题（至少是首要的问题）不是断定人们赞成还是反对性，是禁止或是纵容，是确认性的重要性或否认它的作用，也不是人们要纯洁他们谈论性的用语；而是在于解释性被人们谈论这一事实，在于弄清谁在谈论，在于他们在谈论性时采取什么立场、观点，在于找到哪些惯例规范促使人们谈论它，哪些惯例规范储存并传播这些议论。概括地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论证事实’，在于性得以‘用话语表达’的那种方式。”因此，张竞生性话语建构的方式以及其存在的问题是本文所主要关注的内容。同时，本文也力图通过对张竞生性话语方式的分析，进一步展现五四的个性解放思想在海派文化中的发展和变异。

一、五四文化中张竞生性话语的建构

1921年至1926年，从法国学成归来的张竞生，受蔡元培之邀，在北大任哲学系教授，教授西方哲学史、法国唯理论、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美学和性心理学等课程。其间，张竞生组建了“审美学社”，提倡美育，接着又组建了“性育社”，这是中国最早提倡性教育的组织。张竞生在北大期间正值五四运动高潮时期，而北大又正是汇聚五四精英之地，据章克标回忆，“当时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均在北大，张竞生与他们相与交往，参加了新文化运动的行列，发挥了他的长处。在妇女问题、两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问题上，提倡破旧立新，致力于社会活动，为新文化运动作先锋前驱。”而《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就是张竞生在北大时的思想的集中体现。

与周作人主要通过“性”和“妇女”两大问题来关注人性解放问题的思路一致，张竞生在他的这两本书中，也主要是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而建构起他的性话语体系的。对此，周作人赞扬说：“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等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如果没有五四个性解放思想的语境，张竞生《美的人生观》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的关怀、对人类可能生活的大胆想象，以及它在两年内再版七次的情形都是不可想象的。在许多观念上，张竞生都与周作人所代表的五四人性解放思想保持着一致，如周作人在《防淫奇策》（1907）中曾指出，之所以淫盗两种念头萌生，是因为食色是人的本性，而旧体制和旧文化的压制却使这两种基本需求匮乏，这才有了“淫”、“盗”的屡禁不止。而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也认为为了培养人的正常的性心理，首先就应该消除各种性禁忌对人性的压制。实际上，正是因为张竞生在北大时期的人性观念和五四的人性解放观念保持着一致，所以，周作人也时常对张竞生的观点给予呼应，如在《爱的创作》中，周作人指出，他所赞成的与谢也晶子的“爱原是移动的，爱人各需不断的创作，时时刻刻共相推移”的观点与张竞生在1923年“爱情定则”讨论中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这些都可以说明，张竞生北大时期的思想观念是具有鲜明的五四文化色彩的。

张竞生从人的生理身体出发来谈美的生活和社会，这也是以五四“灵肉一致观”为理论前提的。他说：“我对于一切美的观念都是灵肉并重。”“就美的观念看起来，灵肉不但是一致，而且是互相而至的因果。无肉即无灵，有灵也有肉。鄙视肉而重灵的固是梦呓，重肉而轻灵的也属滑稽。”张竞生承接五四的“灵肉一致”的观念，并把这种“灵肉一致”的理想通过他的性美学表现出来，“我们视物质美和精神美不是分开的，乃是拼做一个，即是从一个美中在两面观察上的不同而已。并且我们要把世俗所说的物质观看做精神观，又要把世人所说的精神观看作物质观。换句话说：在世人所谓肉的，在我们则看作灵；在他们所谓灵的，在我们反看作肉。实则，我们眼中并无所谓肉，更无所谓灵，只有一个美而已”。尽管“灵肉一致”是在五四时期就形成的一种取得广泛共识的身体观念，很少有争议，但这种共识只限于抽象的理论层面，而到了具体的实践层面，“灵肉一致”就会体现为多种不同的层次，有偏重于“肉”的，有偏重于“灵”的，因此，关键不在于是否声称自己是“灵肉一致观”，而在于其实践层面所体现出来的倾向性以及这种倾向性所包含的背景意义。从理论上来讲，张竞生的“灵肉一致观”肯定了肉体与灵魂具有同等的价值，并指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包含性，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在他的性话语实践中，这种理论立场则演变成了对“肉”的偏重，而这一身体立场的重要体现就是他的“肉体乌托邦理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张竞生前期性话语的建构中，不仅有五四思想的影响，而且也有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后者主要来自他七年留法的学习和生活的记忆。张竞生对法国式的生活情有独钟，在他对理想人生和社会的建构中，法国式生活方式始终是一个潜藏的理想范本，相比之下，他认为中国人的生活不卫生、不科学、缺乏美感。正是以西方生活作为他性话语体系建构的模本，张竞生在《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中绘制了他的新国民生活的蓝图。

《美的人生观》全书分为序、导言、第一章、第二章、结论五个部分，按作者的说法，第一章是对美的衣食住、体育、职业、科学、艺术、性育、娱乐七个内容用“科学的分析”的方法进行具体论述。第二章是对美的思想、极端的情感—极端的智慧—极端的志愿、美的宇宙观三个内容用“哲学的综合的”方法进行论述。这两章实际上是有内在的联系的。张竞生认为，衣食住、体育属于人的身体的“储力”，而为了“用力少而收敛大”就得将储力变为“扩张力”，“扩张力”有五个方向：（一）职业、科学、艺术；（二）性育、娱乐；（三）美的思想；（四）情、知、志；（五）宇宙观。由此可以看出，张竞生对“美的人生”的建构从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到形而上的精神生活都有涉及，因而是非常全面的。对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都不偏废，显示了作者在论说上的系统性和学理性。不过，其精彩部分如周作人所说，并不在第二章抽象的精神生活部分而在第一章具体的生活实践部分，这显然是因为具体的日常生活一方面更具生动性和趣味性，另一方面对传统道德也更具颠覆性。

《美的社会组织法》共六部分，分别为：导言，第一章“情爱与美趣：情人制、外婚制、新女性中心论”，第二章“爱与美的信仰与崇拜”，第三章“美治政策”，第四章“极端公道与极端自由的组织法”以及结论。作者认为，社会与人一样，进化的规则是模仿——创造——组织，与一般社会学的组织法不同的是，张竞生特别强调美的组织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在以妇女为中心、性为纽带的“美的组织法”中，张竞生对社会的体制和分工、国家的国民政治和外交政策、政府的建都以及民间风俗、教育、旅游等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凡社会能从美的、艺术的与情感的方面去组织，同时就能达到富与强”。这样一种社会构想明显受到西方空想社会学家如傅立叶、圣西蒙等人的影响，张竞生当然自知这样一种构想具有浓厚的乌托邦性质，但是，这种不能变成现实的空想从作者本人的角度来说却是一种“慰情与舒怀”。其实，知识分子用单纯而幼稚的审美观念来构筑理想社会模型的并不只有张竞生，1947年末，沈从文在《论语》上陆续发表《北平通信》五篇，他向市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用美育重造政治的主张，就又是一例。不过像张竞生这样以性为中心来构筑系统的社会蓝图的，仍然只是个别的特例。

张竞生所使用的理论方法是非常特别的。他指出：“我自知我所提倡的不是纯粹的科学方法，也不是纯粹的哲学方法，乃是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组合而成的‘艺术方法’。”在作者看来，科学与哲学各有长短，而这两者结合而成的“艺术”则能取两者之长：“它的（指科学，注者加）价值，即在以有条理的心思去统御那些复杂的现象，而求得其间一些相关关系的定则；而它的粗浅处，乃在用呆板的方法为逐事的经验和证明。殊不知世间的事物无穷多，断不能事事去经验，件件去证实，所以科学方法的应用有时也不得不穷。……哲学方法与科学的不同处，它不重经验与证实，而重描想与假设。它用了乖巧的心灵，拟议世间的事物必如此如此。它的长处在炮制由科学方法所得到的材料而为有系统的作用。……但哲学方法常不免于凭空捏造，想入非非，究其实际毫无着落的诸种毛病！”所以张竞生提倡并采取“使它们的长处联合为一气”的“艺术方法”。由这样一种理论表述，再联系张竞生对具体问题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张竞生对“美的人生”的种种设计实际上包含着多种理论方法成分：科学的、哲学的、艺术的，对此，作者自嘲为“非科非哲”的方法。可以看出，张竞生的这一话语方式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按照常识，科学、哲学、艺术分属各不相同的学科，在思维方法上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因而作者所说的科学与哲学的融合显然是一种主观设计，特别是科学和哲学融合后还能产生艺术就更匪夷所思了。显然在张竞生的性话语中，科学和哲学在被艺术化后已经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学和哲学了。

通过这两本著作可以看出，张竞生建构他的性乌托邦理想，主要采取了两种话语方式。一是“科学”，二是“美”。尽管张竞生声明他在研究中并不是采取纯粹的科学方法，但是他自始至终都强调他的方法中包含着科学，“科学”毕竟是张竞生证明自己性话语严肃性的一个武器。在这两本著作中，一方面，与性科学相关的西方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等知识常常是他非常重要的论据；另一方面，在找不到科学依据的时候，张竞生就常常借助于想象和推测，（尽管这些想象和推测）“尚未去实验证明，但我喜欢这样‘推测’”。对于别人对他的非科学的指责，他辩驳道：“纵有错误尚是科学，因为推测即是科学的起点，凡科学的成立皆由推测而来也。”其实，并不是推测和想象就不能在论证中使用，而是当没有科学依据的推测和想象夹杂在科学方法之中时，往往会使论证混乱，从而深深地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况且，推测所包含的没有限度的主观性的可能，也随时会在论证需要的时候出现。

同时，张竞生在用科学的方法建构他的性话语体系时表现出一种犹疑和矛盾。一方面，他认为，以科学作为基本的话语方式是非常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在具体研究中，他又明显地感到纯粹的科学无法表述“性”的主观经验性。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性”作为一门科学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福柯认为，性科学是一门似是而非的科学，它是在人类经验性的性知识和生物繁殖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尽管这一性知识除了一些可疑的类比之外并未借助这些科学，它却由于接近这些科学具有科学性的表象；可同样由于它接近这些科学，一些生物和生理的内容却得以成为人类性行为正常的指标”。因此，“性科学”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科学，但它又常常借“科学”的面貌出现。正是因为“性科学”中经验和科学成分的含混不清，才出现了张竞生在运用科学的过程中又以“美”为借口不停地偏离科学轨道的现象，这正是由性科学自身存在的悖论所致。

因此，如若把“性”看作是一个仅仅用科学的方法就可以分析、解决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粗暴地把具有复杂的经验性特征的人性问题简单化、理念化了，也就是说，在“性科学”研究中，对科学的崇拜使人们忽视了人性中未知区域的存在。面对这种情况，张竞生的策略是“左右逢源”：在有科学依据时，就运用科学的方法，而在科学无力之处，就大胆展开推测和想象，甚至把中国古代房内术的解释搬来（周作人就指出张竞生所说的“神交”与《素女经》中的说法是一致的）。不过，张竞生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两边都不讨好。很多时候，张竞生的主观想象就是他所谓的“科学”的重要凭据，尽管张竞生自诩为这是“灵活”的科学，但实际上，他的这种主观经验和客观事实不分的做法，正显示出他对待“性科学”的态度中的矛盾。如他在这两本著作中常常生造一些名词，如“内食法”、“吸味与吸气法”、“美流”、“美间”、“美力”等。对于这些生造的名词，张竞生特别指出：“都当照我特别的解释上去讨论，不能以通俗的科学观念为标准；更不可任意就我文中断章取义以相难，须要从我整个意思上去着眼才对。”由此看出，张竞生的“科学”已经远离了真正科学的真义了。

张竞生性话语建构的第二种方式“美”，实际上也包含着同样的问题。在美的人生观上，张竞生提倡“动美”（与“静美”相对）、“宏美”（与“优美”相对）以及“唯美主义”（与“真”、“善”相对）。“美”尽管是上述两本著作的关键词，但对于“美”的具体内涵张竞生并没有作出本体性的解释，而是通过对一系列美的生活方式的描述演绎和体现出来的。可以看出，张竞生看重的是“美”的形式——生活的艺术化，“凡一切人类的生活……皆是一种艺术。若看人生观是美的，则一切关于人生的事情皆是一种艺术化了”。由于这种“生活的艺术”是人主动创造的，所以张竞生提倡“人造的美”：“美是人造品，只要我仍以美为标准去创造，则随时，随地，随事，随物，均可得到美的实现。凡真能求美之人，即在目前，即在自身，即一切家常日用的物品，以至一举一动之微，都能得到美趣。”由于美的世界是一个经验和想象的世界，在它的保护之下，张竞生可以更加大胆地驰骋他的各种想象，包括性想象。当然，张竞生另一只手还握着“科学”，他说：“美是具有科学性的，所以有一定的大纲可为标准。”张竞生希望他对美的社会和人生的构想能对现实有所指导，所以，他还必须借助于科学的方法使他的构想条理化、系统化，因为只有科学才是有章可循、有理可依的。显然，构成张竞生性话语中心的“美”也是混合着科学和经验的成分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科学”和“美”在建构张竞生性话语的过程中是连接在一起，但由于二者不同的学科性质而使得它们最后形成了一种相互消解。

除此之外，张竞生在建构性话语中，对“性”与权力的关系的理解也是存在问题的。如果说五四时期对性话题的谈论是基于反封建伦理的需要，批判对象的确立是谈论“性”话题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那么，二十年代张竞生在建构他的性话语时，就只是单纯地在面对“性”本身。张竞生使“性”从一种对意识形态话语的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性。张竞生在以“性”为中心谈美的人生时，这里的“性”剔除了各种外在的限制和规范，因而是非常单纯和透明的。在“性”这种隐秘话题和吃饭、穿衣一样被公开谈论时，人们的羞耻感也被打破了。但是，这种做法是否就真正意味着“性”获得了自由和解放呢？按照福柯的看法，“性”的生产与增殖来自于权力，“法则既包含欲望，又包含使欲望得以产生的缺乏感”。而在张竞生所幻想的乌托邦世界中，“性”完全脱去了约束和控制，如果说“性”产生于“匮乏”，那么一旦这种绝对的性自由的社会实现，人们所认识、理解的“性”也就不存在了。同时，由于“性欲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历史形成，是它引起了性的概念，以作为对它的运作必不可少的理论因素”，因此，性快感不单单是一个生理感受，它也包含着权力的运作，而对于张竞生所构筑的性乌托邦社会来说，随着权力对“性”的控制的消失，“性”快感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张竞生对这种“性自由社会”中的性经验的描述仍然是以他自己所处的“非性自由社会”的性经验为依据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张竞生的话语方式中也就包含着挥之不去的破绽，其所具有的意义也会在这种悖论中被消解。

张竞生的性乌托邦理想代表着长期遭受性压抑、渴望获得性自由的中国人的幻想，从这一点来说，这种建构性乌托邦社会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性”并不只是单纯与生理本能相关，所以张竞生笔下那种只具有美的形式而脱离了道德、文化和政治制约的性爱乌托邦世界所具有的启发意义是不大的。同时，在大多数人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撇开民族、国家的现实状况而大谈美的衣服、饮食、居住等资本主义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才可能有的生活，显然是隔靴搔痒，不具有真正积极意义上文化建构的性质。

二、海派文化与张竞生的性话语实践

1926年至1927年是张竞生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由于北京政治气候渐趋紧张，文化环境也不断恶化，张竞生离开处于政治高压下的北京，来到言论相对自由的上海。在上海，他创办了“美的书店”，随着《性史》在“美的书店”的出版，张竞生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对于《性史》的编辑和出版，张竞生和某些亲历者有着不同的说法。张竞生自己说，1926年北大放寒假时，他在《京报副刊》上刊登《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的启事，征集各人“性史”，后来他在上海创办“美的书店”后，就从原来收到的稿件中选出七篇，编成《性史》第一集。章克标则认为不是这么回事，他说：“他（指张竞生，引者加）是特地为美的书店而编这书的，此书于1926年4月编好，5月出版，绝非像某些人所说的，是早在北京就已编好，出版时不过略加整理这种情形。”可以看出，《性史》编于什么时候并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果是由张竞生在北大时期征集的民间资料编辑而成，那么《性史》的编辑就还可能出于学术的立场；如果是在“美的书店”创办后专门为书店而编的，联系书的内容，那么《性史》就显然脱不了与赢利的关系。不过，无论动机怎样，《性史》由“美的书店”出版发行并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却是客观事实，也正是《性史》确立了张竞生“性博士”的形象，并落得骂名无数。

对于《性史》，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是它是否是淫秽刊物，而确立它是否是淫秽刊物的关键则在于确定《性史》所使用的描述方法是科学的还是文学的。如若是科学，显然离“淫”就远了，如若含有文学描写的成分，仅从客观效果上判断，就很难脱离与“淫”的关系。同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在张竞生性话语的建构中，《性史》作为一种性话语实践，对于他前期性话语理论具有怎样的意义？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性史》出版后，对于其采取的方法是“科学”还是“文学”，在张竞生和周建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周建人批评张竞生收集的那些性经历者的自述，多是文学性的“空泛的叙述”，而非科学性的“事实的叙述”。张竞生反驳道：“空泛与事实，本来非局外人所能知道，至于小说与文学的区别，尤觉苟非专门文学家不能轻易得而武断了。”周建人对张竞生的辩解又作了批判：“空泛是事实的形容辞，并非事实之反；‘小说的’是形容描写出来的情形是怎样的。”作为性学研究者，周建人注重从科学的立场和方法出发研究和阐释“性”，所以对于张竞生打着科学的名义把抽象的科学说理变成了形象的文学叙述，特别是把这种方法用在“性”这一特殊对象上非常反感，并认为，“一般人所需要的是由论料得来的结论，不是论料本身”。对此，张竞生则说：“论料的结论诚属重要，但这些结论是一种抽象的性质，颇为枯燥无味的归纳，定然不能引起‘一般人’的兴趣。”由此可以看出，周建人认为科学应该采取富于学理的表达方式，结论的重要性远胜于“论料”，而张竞生看重的则是“论料本身”，原因在于这样做才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并且，他也承认：“就性的事实说，当然是科学的事，但对付性的方法，完全是艺术的。”周建人讽刺张竞生根本不懂科学却要硬把科学拿来做样子：“科学能够学固然很好，但如果没有机会学或学不会也不要紧，只要能够做别方面的工作，不必说一句话一定要戴了科学的面目来说，因为不合于近代科学的科学是伪科学。伪科学比无科学更为有害。”而张竞生则认为周建人的“科学”是“死板的抄袭的傻的科学方法”。

显然，张竞生和周建人之间的争论包含着在公共空间应该如何言说“性”的问题，同时，也包含着如何认识“性科学”的问题。可以说，张竞生在《美的人生观》中已显露出来的性话语的矛盾通过《性史》的出版和争论进一步浮出了水面。如果说，《美的人生观》的话语方式中包含着对待性科学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但由于《美的人生观》主要是在理论层面展开的，因而这一问题显得还不是特别突出的话，那么，《性史》作为张竞生前期性话语理论的一个实践，在把抽象的理论话语具体化为生动的案例的同时，也固定和清晰化了他的前期理论话语在表述性科学上的矛盾。尽管张竞生仍然希望凭主观的意愿赋予《性史》以科学性，但由于人们是把它作为纪实性文学予以购买和阅读的，这种效果本身也最终瓦解了张竞生主观赋予《性史》科学性的意愿。

尽管如此，一直对张竞生大胆的性言论持支持态度的周作人对《性史》也仍然是肯定的：“它使人觉得性的事实也可以公然写出，并不是如前人所想的那样污秽东西，不能收入正经书的里边去的，虽然《性史》的那种小说的写法容易杂入虚构，并缺少必要的庄重，实在是个大缺点，也会有许多流弊。总之这第一时期的工作是颇有意义的。”然而，随着1927年张竞生主办的《新文化》杂志的问世，周作人对张竞生就彻底绝望了，至此，张竞生的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从此受到了广泛而长久的诟病和唾弃。

《新文化》杂志的封面上标着“中国最有新思想的月刊”，在《宣言》中，张竞生写道：“故今要以新文化为标准，对于我人一切事情——自拉屎、交媾，以至思想，文化；皆当由头到底从新做起。”该刊物设有“社会建设”、“性育”、“美育”、“文艺杂记”、“批评辩论”、“杂纂”等栏目，这些栏目的开设反映了张竞生对妇女、性育、美育等问题的持续关注。由于五四新文化在张竞生看来已经成为“旧文化”，因此，张竞生“新文化”的“新”是立于对五四新文化的“新”的修正的基础上的，五四新文化的“新”主要是在文化层面反叛传统，而张竞生的“新”则是希望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彻底改造。

然而，正如周作人所说，《新文化》“里边充满着乌烟瘴气的思想”，“民国十六年以前，他的运动是多少有破坏性的，这就是他的价值所在。……可是到了民国十六年，从一月一日起，张竞生博士自己也变了禁忌家，道教的采补家了。”尽管在“新文化”中，“科学”和“美”仍然是张竞生口口声声提到的话语武器，但他一贯置科学于不顾的性想象在这里却更加剧烈，同时，传统文化的糟粕也成了他性想象的依据。在《性部呼吸》一文中，张竞生尽管使用了生理学术语和科学论文的表述方式，然而，文章的整个立论却是以道家的“养身术”为基础的，静坐、丹田的方法被他运用到性话语实践之中，这种性话语的建构显然既无“科学”亦无“美”。对于张竞生的这一做法，当时有很多激烈的批判，如同样对性爱问题表示关注的《幻洲》杂志就发表过一系列的批评文章对张竞生进行抨击，潘汉年就撰文讽刺并批判了张竞生的非科学性，并说要“替科学叫冤”。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海派文化尽管普遍地表现出张扬肉欲的倾向，但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在《新文化》中张竞生继续着他对国民身体改造的构想。在《性美》一文中，张竞生认为国民身体的丑陋在于性欲的不发达，性欲的不发达致使男子缺少男子气，女人没有女人味。他心目中的新男性应该具有硕大的鼻子、浓密的胡须、结实的肌肉等，新女性应该具有高耸的鼻子、艳丽的桃腮、丰满的乳房等，而这些身体特征都是直接性欲发达的表现。因此在张竞生这里，国民身体的改造就是性欲的改造。可以看出，这是以“美”的名义对西方人种优越论的变相阐述，是自晚清“新民说”以来对理想国民的最大胆的构想，“性”成为改造国民并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这是一种“性活力论”的体现，它显然是缺乏起码的社会科学常识的。

十分明显的是，海派文化中的张竞生与五四文化中的张竞生相比，其关注“性”的立场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海派文化语境是否催发了张竞生在北大时期性话语建构中的肉欲因素，使其在更具有海派文化品格的同时而远离五四精神，这是个动机层面上的问题。尽管张竞生自认为自己所著和编辑的那些与“性”有关的书籍和刊物并不是为了赚钱，但是，海派文化在利用那些能够转化成商业利润的资源时是不考虑动机的，读者最后的选择就是最好的说明，鲁迅就曾写过一篇《书籍与财色》的文章对张竞生的商业倾向进行了批判和讽刺。《性史》后来被那些觉得有利可图者伪造盗印，并假冒张竞生的名字，出版了《性史》的续集，也说明《性史》具有商业性质。张竞生毕竟处于海派商业文化咄咄逼人的氛围之中，“性”恰恰又是一个很容易与商业结缘的话题，因此《性史》具有商业性也是非常自然的。

周作人在《与友人论性道德书》中曾指出了商业文化氛围内严肃思想的不可能，他由当时上海的一本通俗刊物《妇人杂志》谈到严肃庄严的思想在商业化的气息之下很容易被消解的问题，“这种杂志不是登载那样思想的东西。《妇人杂志》我知道是营业性质的，营业与思想——而且又是恋爱，差得多么远！我们要谈思想，三五个人自费赔本地来发表是可以的，然而在营业性质的刊物上，何况又是The Lady's Journal ……那是期期以为不可。我们要知道，营业与真理，职务与主张，都是断乎不可混同”。周作人的观点不无道理，在商业文化的氛围中，思想的严肃性会遭到消解和破坏，这是一个广泛的事实。

然而，新思想的传播必须以拥有读者群为前提，在这一点上周作人是远远不及张竞生的。周作人曾提起他在《新青年》上登了半年广告，征集关于“女子问题”的议论，“当初也有过几篇回答，近几月来，却寂然无声了。大约人的觉醒，总须从心里自己发生；倘若本身并无痛切的实感，便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然而，与张竞生作一个对照，我们可以看到，读者对周作人的征集反响平平，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读者“并无痛切的实感”，还与周作人对商业规则的忽略有很大关系。张竞生显得更具有吸引大众的本领。1923年，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起了“爱情定则”的讨论，提倡恋爱的民主自由，批判旧式婚姻制度对妇女的身心压抑，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发表文章参与讨论的达36人次之多，且大多是普通读者。1927年，张竞生创办《新文化》月刊，其办刊原则是：“一、材料新奇可喜。二、对各种问题淋漓发挥，尽情讨论，而使读者觉得栩栩有生气，好似身在千军万马的笔墨战场一样。”这显然是商业化的策略，《新文化》因此而拥有一批广泛而忠实的读者群，“张氏也极懂得运用读者的心理，《新文化》每一期的批评辩论栏，就是和读者交流的最佳管道。据说《新文化》出版后，‘读者函件常常如山的堆积在案头’，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以公开方式或私下答复。无怪乎一出版就受到欢迎，每期的销路都超过两万册，比当时最畅销的《生活周刊》销路还多”。《新文化》销路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张竞生的各种话题不再是五四式批判性的宏大话题，而是通俗性的切近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话题。当然，读者对张竞生的热情也与性话题本身的敏感性以及张竞生表述“性”的文学化方式有关。

如果说《性史》的编辑出版是对张竞生前期性话语的第一次实践检验，那么在上海期间他个人的婚变就是对他性话语的第二次实践检验。张竞生曾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宣扬彻底反传统婚姻制的情人制主张，然而当他自己的夫人要离他而去，他却破口大骂，并大打出手，甚至在《新文化》上发表恶言进行攻击。对张竞生的这一行为，周作人忍不住站出来说：“张先生在攻击褚女士的告白中，四次提到‘情人’字样，倘若张先生是言行一致的，便不应这样说。在张先生所主张的‘情人制’中，这岂不是没有什么吗？而张先生以为犯了弥天大罪，屡说有情书可证，这岂不是临时又捧礼教为护符，把自己说过的话抛之九霄天外么？……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正是旧日男子的常态。我们只见其中满是旧礼教，不见一丝儿的‘新文化’。”这两次检验都证明了张竞生性话语的失败，并构成了张竞生对所建构的性话语的自我拆解，这种滑稽的自我颠覆行为只能说明他的性学构想缺少起码的实践性和本土性。

西方性生理、心理学的知识，融合中国道家文化的“房中术”，再加上他个人的法国经验以及艺术想象，张竞生完成了他海派文化时期的性话语建构。随着《性史》出版遭禁止和“美的书店”遭查封，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张竞生终于结束了他的性乌托邦之旅。张竞生性话语建构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它是一次破除性禁忌的行动，为“性”话题的公开化、合法化提供了可能。不过，通过以上对张竞生性话语建构所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性话语的展开中，纯粹科学的方法和纯粹文学的方法都是存在问题的，前者忽视了“性”的个体经验性，后者又容易产生淫秽的倾向，其严肃性容易被商业文化利用和篡改，而科学与文学的结合又似乎意味着一种悖论。因此，我认为，张竞生留给我们的思考最重要的就是人类如何言说“性”的话语方式的问题。

1. 作者简介：李蓉，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2. ［法］米歇尔·福柯：《性史》，姬旭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3. 章克标：《张竞生与〈性史〉》，《章克标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94—495页。
4. 周作人：《“神交”与“情玩”》，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5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5. 周作人：《爱的创作》，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5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6. 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序》，《张竞生文集》（上），广州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7. 张竞生：《美的人生观·第一章总论》，《张竞生文集》（上），广州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8. 张竞生：《美的人生观·第一章总论》，《张竞生文集》（上），广州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5页。
9. 张竞生：《美的社会组织法·导言》，《张竞生文集》（上），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10. 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序》，《张竞生文集》（上），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1. 张竞生：《美的人生观·美的思想》，《张竞生文集》（上），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12. 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序》，《张竞生文集》（上），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3. 张竞生：《新淫义与真科学》，《张竞生文集》（下），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429页。
14. 张竞生：《答周建人先生〈关于《性史》的几句话〉》，《张竞生文集》（下），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页。
15. ［法］米歇尔·福柯：《性史》，姬旭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16. 周作人：《“神交”与“情玩”》，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5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17. 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序》，《张竞生文集》（上），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8. 张竞生：《美的人生观·美的艺术》，《张竞生文集》（上），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页。
19. 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导言》，《张竞生文集》（上），广州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20. 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导言》，《张竞生文集》（上），广州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21. ［法］米歇尔·福柯：《性史》，姬旭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22. ［法］米歇尔·福柯：《性史》，姬旭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23. 章克标：《张竞生与〈性史〉》，《章克标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02页。
24. 张竞生：《答周建人先生〈关于《性史》的几句话〉》，《张竞生文集》（下），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421页。
25. 周建人：《答张竞生先生》，《张竞生文集》（下），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
26. 张竞生：《答周建人先生〈关于《性史》的几句话〉》，《张竞生文集》（下），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27. 张竞生：《答周建人先生〈关于《性史》的几句话〉》，《张竞生文集》（下），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28. 张竞生：《答周建人先生〈关于《性史》的几句话〉》，《张竞生文集》（下），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
29. 周建人：《答张竞生先生》，《张竞生文集》（下），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页。
30. 张竞生：《新淫义与真科学》，《张竞生文集》（下），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429页。
31. 周作人：《时运的说明》，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5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177页。
32. 张竞生：《新文化月刊的宣言》，转引自章克标《张竞生与〈性史〉》，《章克标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04页。
33. 周作人：《时运的说明》，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5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177页。
34. 潘汉年：《与张竞生博士谈谈“新文化（？）”》，《幻洲》半月刊第1卷第7期，1927年1月1日。
35. 周作人：《与友人论性道德书》，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5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36. 周作人：《〈贞操论〉译文序》，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5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
37. 张竞生：《新文化月刊的宣言》，转引自章克标《张竞生与〈性史〉》，《章克标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04页。
38. 彭小妍：《性启蒙与自我的解放——“性博士”张竞生与五四的色欲小说》，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6页。
39. 周作人：《〈《新文化》上的广告〉按语》，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5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