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即改革者

一八四一年一月廿五日在波士顿机械学徒图书馆协会发表的演说

会长，诸位，关于人作为改革者的特殊性和一般性的方方面面，我想与诸位分享一些观点。我假定本协会里每一个青年都抱有最崇高的目标，每一个理性的心灵都会有的目标。我们承认，我们过的生活平凡而卑贱。尽管上帝当初创造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担任某些职务时发挥一些作用，这些职务与功能在当今社会已然罕见，只有在古书与黯淡的传统里还保存着一些回忆。现在的我们不是先知与诗人，不是那些美好的完人，甚至也没有见过那样的人。某些人类教育的资源，在我们这里几乎无人提及，甚至无人知晓。如果告诉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人说，每个人都应当以开放的心态感受迷狂，迎接神的启示，精神世界的交流会升华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即使我们必须承认上述这一切，我猜想，在座诸位没有人会否认，我们应当竭力建立行为规范、明确前进方向，使我们可以得到指引，可以更清楚明白地与内心世界交流。此外，我也无意遮遮掩掩。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感悟到内心的感召，摒除所有恶习、怯懦与弱点，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一个自由的、有用的人，做一个改革者，一个造福人类的人；不甘心像仆役或是间谍那样从这个世界溜过去，凭着耍小聪明和不断地致歉退让来躲避各种打击，而要做一个勇敢正直的人；必须找到或是开辟一条直路，通向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不但自己光荣地走过去，也让路途变得轻松，使所有追随者也都能光荣地跟过去，并从中受益匪浅。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里，改革的思潮从未像现在这样发展壮大。路德教徒、赫恩赫特教徒、耶稣会会徒、修道士、贵格教徒、诺克斯、韦斯利、斯韦登伯格、边沁，他们虽然都谴责社会，但都有所顾忌——教会或是国家，文学或历史，家庭习俗、集市、餐桌、钱币。但是现在，这一切与所有其他事物一样，像是全都听到了世界末日的号角，都必须匆匆前去听候裁判——基督教、法律、商业、学校、农场、实验室，没有哪个国家、城市、法规、仪式、职业、男人或女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逃脱这新风气的威胁。

那些抨击我们制度的意见有些颇为极端，有些仅是臆测，而且有些改革者倾向于理想主义。即便这样又如何呢？这不过是证明了那些将心灵驱赶到相反极端的弊端积习之深。一旦熟悉的事实证明是欺骗，了解的人说的都是谎言，一切都那么虚无缥缈，学者们就会飞奔到理念世界寻求庇护，试图在那里为大自然滋补养分、重整旗鼓。一旦各种观念在社会上树立起合法权威，人生如诗如画，学者们就会欣然像恋人般吟诵风月、奉公守法、乐善好施。

古老的国家、沿用了千百年的法律，一百个城市形成的产业与机构，它们都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但也不能保证自己不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改革的恶魔有一扇秘密的门，可以进入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法律制定者和每一个居民的心里。一种新思想、新希望出现在你的心里，你应该就此明白：在同一时刻，一束新的光芒照进了一千个人的心田。你乐得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只要你一到外面，就会有一个人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告诉你同样的秘密。即使是最铁石心肠、敏锐犀利的商人，一听见新思想引发的问题，也没有一个不畏惧、不颤抖——这倒令人十分错愕。我们以为他必定会坚守某种似是而非的立场，至少像他这徉的人不会轻易屈服，但是他战战兢兢地逃走了。然后学者说，“城市与马车再也不会影响我了，因为，你会发现我的每一个孤独的梦想正在飞快地变成现实。我曾经有过一个幻想，因为怕你嘲笑就犹豫着没有说出口，但现在商人、律师、市井百姓都在说同样的话。如果我晚一天说出来，我就太迟了。看啊，道富银行在质疑，华尔街也在怀疑，甚至开始预言了！”

考虑到品行端正的年轻人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临着诸多的现实困难，世人心中普遍兴起的对社会弊端的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年轻人踏进社会，却发现通往有利可图的职业道路上充满了各种弊端，且困难重重。经商的方法已变得自私自利，就差没有偷窃了，甚至灵巧地游走在欺诈的边缘（有时甚至越过欺诈的边缘）。经商这个行业并没有什么内在特点使人不适，或使人不宜发挥才干，但是现在，其普遍的运作过程被人们纵容默许的玩忽职守和滥用权力所玷污，已然污秽不堪，使得每个身处其中的年轻人必须具备过人的精力和出众的才华方可出淤泥而不染。他终于迷失其间，无法施展拳脚。难道他不具备才华和品德？如果他资质驽钝，品行不端，他或许更适合生长其间，而现在如果他想要在那样的环境下茁壮成长，就必须牺牲孩提时代和青年时期的美好憧憬，认定那只是南柯一梦，就必须遗忘童年的祈祷，套上例行公事与逢迎谄媚的枷锁。如果他不这样想，那就只有重新开天辟地，就像用铁锹翻土觅食的人一样。当然，这项控诉，我们全部无法摆脱。只要问一问食物怎样从它们生长的田地里来到我们家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吃穿用，成百上千的商品，都涉及欺诈和虚假。有多少日常消费品是西印度群岛供给我们的！但是据说，在那些西班牙属岛屿上，政府官员贪赃枉法已经习以为常，运到我们船上来的物品，没有一件不经过欺诈性压价。在那些西属岛屿上，每一个美国人的代理商或销售商，除领事之外，都必须宣誓他是天主教徒，或是找一个神父替他证明。废奴主义者向我们指明了我们对南方黑人欠下的可怕的债。在古巴岛，除了奴隶制度通常的恶劣行径之外，似乎那些种植园只买男人。这些可怜的单身汉，每年每十个人里面就会死去一个人，就为了给我们生产蔗糖。我把审核我们海关誓言的工作交给那些了解情况的人。我不想追查水手受到的压迫，也不想打探我们零售业的行规。我们的整个贸易体制（暂不谈那些更加阴暗的内幕，我希望那些是所有爱惜声誉的人都极力谴责，都不参与的）是一种自私的体制，其指导原则不是人性的高尚情操，其衡量尺度不是切实的互利互惠原则，更不是仁爱和英雄主义，而是一种猜疑、隐匿的体制，一种擅长占便宜而不是给予的体制。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人们断不会乐意与品德高尚的朋友分享，也不会在心怀仁爱、壮志凌云的时刻，满心欢喜地细细回味、自我嘉许。他宁愿立刻将此事置之脑后，只炫耀那辉煌的成果，用他花钱的方式为他赚钱的方式赎罪。我不去控诉商人或制造商。我们的贸易罪恶不属于任何阶级，任何个人。一个人采摘、一个人销售、一个人享用。每个人都参与、每个人都忏悔、每个人都脱帽下跪，主动忏悔，然而没有人认为自己应当负责。他没有制造恶习，他也无法改变恶习。他是谁呀？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他必须赚钱糊口。这就是恶习：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有义务站出来，而只认为自己是人类的一分子。因此结果就是，所有这些朴实的人，他们感知到内心深处一个崇高的目标在不可阻挡地奋进着，他们的天性使他们行为正直，这些人发现这些经商的方法不适合他们，于是放弃经商。这样的事与年俱增。

即使放弃经商，你也不能洗清罪恶。罪恶的踪迹已经蔓延到了人类一切有利可图的职业和活动中。每一个行业都有其罪恶的一面。在各行各业，一个人若有良心，他也就失去了成功的资格。每一行都需要从业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头脑灵活、顺应环境、入乡随俗、摒弃慷慨和仁爱的高尚情操，不再坚持个人主见和崇高气节。而且，这罪恶的习气已经渗透到了整个财产制度中，直至把我们制定的确立财产保护财产的法律变得不再充满仁爱和理智，而是充满了自私。假设有那么一个人如此不幸，生而为圣人，拥有敏锐的认知力，亦有着天使般的良知与慈爱，但他必须在这俗世谋生。他发现自己找不到一份有利可图的工作，他没有土地，也无法得到土地，因为要挣到足够多的钱来购买土地。他必须聚拢钱财，也就是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很多年。但对于他来说，现有的时光和以后的所有时间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然，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土地，那么你我对土地的所有权，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这罪恶枝枝蔓蔓、蜿蜒盘旋，剪不断、理还乱。我们大家都深陷于妻子儿女、债权债务纠结而成的关系网中。

诸如此类的考量使得许多慈善家和智者转移注意力，开始主张在年轻人的教育中包含体力劳动这一项。假如说过去几辈人积累的财富是不干净的——不管我们继承了多少，我们必须开始思考，如果我们放弃这笔财富，让自己回归到与土地、自然最原始的关系，拒绝接受一切不诚实和不干净的事物，勇敢地用自己的双手，在体力劳动的世界中，担负起自己的职责，也许这才是更加高尚的做法。

但是有人说道：“什么！你要摈弃由劳动分工带来的极大利益，让每个人自己做鞋、橱柜、小刀、货车、船帆和针线吗？这无异于人自己把自己送回到原始社会！”我想不会立即发生一场道德革命，然而，我承认，如果有一场变革让世人失去一些奢侈享受或便利，我不会感到难过，只要它倾向于农耕生活的出发点是由于相信务农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履行作为人的首要职责。如果高尚的品德和纯粹的志趣给年轻人择业带来明智的影响，从而减少商业、法律和政府工作职位的竞争，有谁不乐见呢？显而易见，不便只是暂时的。这将是一项伟大的行动，而伟大的行动总使人大开眼界。当许多人都这么做了时，当大多数人都承认所有机构都有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恶习就会得到纠正，又会有新的道路被开辟，让人们享受劳动分工带来的益处，人们就可以选择最适合的职位来施展自己的特殊才能而不用委曲求全。

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推崇这一观点，即“社会中的体力劳动应该由每一位公民分担”。其实每个人都不应该被剥夺参与体力劳动的权利，除了社会推崇这一原因，从每个人自身来讲也可以做出解释。体力劳动从来都不过时，而且适合每一个人。人需要掌握一门农场技艺或机械手艺来提高自身修养。我们那些更高的造诣、高雅的诗歌与哲学娱乐，必须以我们双手的劳动为基础。我们所有各种各样的精神才情必须在艰难的物质世界里拥有与之抗衡的力量，否则它们根本无从诞生。体力劳动是对外部世界的研究。财富的好处只有创造财富的人才能体会，继承财富的人则不能。当我拿着铁锹走进花园，挖出一个花床，这时我感受到了愉悦和健康，我突然发现我一直都在欺骗自己，让别人帮我做我本能自己亲自做的事情。从体力劳动中不仅可以获得健康，还可以受到教育。我只需要每三个月签一张支票给约翰·史密斯有限公司的贸易员，就能得到不计其数的糖、玉米、棉花、木桶、瓷器与信纸。大自然让我舒适的生活倚重这些来自远方的物品，也期望我能够让我的各项官能得到足够锻炼，难道我只是偶尔动动笔、签签名就能够做到吗？是史密斯自己和他的搬运工、经销商、制造商、水手、运输商、屠夫、黑奴、猎人、种植者拦路截取了糖中之糖，棉花之棉花。他们得到了其中的教育，我却只得到商品。如果我是因自己的工作而耽搁，像他们那样的工作，运用同样的官能，那么一切都还好，那样我还确信我的手脚尚在。但现在，面对我的樵夫、农夫和厨子，我感到十分羞愧，因为他们有某种自给自足的能力，没有我的帮助他们也可以设法过好每一天、每一年，但是我却必须依靠他们：我没有获得依靠自己的手脚养活自己的权利。

让我们进一步思考财产的第一个拥有者和第二个拥有者之间的差别。每一种财物都被它的天敌侵扰，就像铁会生锈，木材会腐烂，布会被飞蛾蛀坏，食物会发霉、腐烂、生虫，钱会被偷，果园会长虫，田野会长野草，或被家畜践踏，家畜会挨饿，道路会被大雨冲刷，霜冻侵蚀，桥梁会被洪水冲毁。无论是谁拥有这些财物中的任何一项，都应该负起责任抵御成群结队的敌人，保护它们或保养它们。一个自给自足的人，自己造筏子或小船打渔，会发现很容易就堵住船上的漏洞，或是装上桨脚栓，又或是修补船舵。他需要的东西立马就能到手，不会让他为难，不会因为要看管它们而彻夜难眠。但是到了某个时刻，他把自己积年攒下来的所有物品，一股脑儿都转交给他的儿子——房子、果园、耕地、牲畜、桥梁、五金器具、地毯、衣物、食品、书籍、钱财——但是制造或积累这些东西的技巧和经验，以及这些东西在他生活中的秩序和地位，却不能传授给他。儿子发现自己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忙着使用这些东西，而是疲于照看它们，保护它们不受天敌的侵扰。对于他来说，这些东西不是工具，而是主人。他们的天敌丝毫不懈怠：铁锈、霉斑、毒虫、雨、太阳、洪水、火都掠夺着自己的天敌，使他万分苦恼。他由主人变成了看守人、看门狗，照看着这堆装满了旧的或新的物品的库房。多么大的改变啊！从前他父亲有主人的好脾气，有力量感，体内蕴含丰富的才智，又有强有力的善学的双手，敏锐善学的双眼，灵活的身体，强大有力的内心。大自然爱他敬他，雨和雪，水与土地，野兽和鱼类似乎都认识他、服侍他。但现在的这个人却变得孱弱，习惯被呵护，城墙、帘幕、火炉、鸭绒被、马车、男仆和女仆，将守护他不与丰产地作接触，从小受到的教育让他依赖这一切。凡是威胁到那些财产的东西都让他焦虑不安，他被迫花费大量的时间看守它们，以至于完全忽视了它们最初的用途。它们本应帮助他达到自己的目的——追求爱情、帮助朋友、崇拜神灵、增长知识、报效国家、放纵情感。他现在是所谓的富人了，却成为自己财富的仆人和管家。

所以，事实上整个历史的兴趣都在于穷人的命运。知识、美德、力量，都是人战胜日常所需获得的战利品，是人向统治全世界的进军。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机会为自己去征服世界。我们只对这样的人感兴趣——斯巴达人、罗马人、撒拉逊人、英国人、美国人——即使贫困快要将他们吞噬，也能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将自己解脱出来并赢得胜利。

我不想夸大这个劳动信条，也不会坚持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当农夫，同样也不会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当词典编撰者。通常情况下，人们或许会说农夫是最古老、最普遍的职业，当一个人还没有发现更适合自己的职业时，务农还是比较好的。但农场的学说不过就是说，每个人应该与世俗劳动保持原始的关系，应该身体力行；即便碰巧口袋里有几个钱，碰巧从小学习了某种不光彩的有害技艺，也不应该因此而推卸自己的职责。由于这些原因：劳动是上帝的教育。只有领会了劳动的真谛，只有通过真正的机智夺过大自然的权杖，他才是一个真诚的学习者，才能成为主人。

我也不会捂住耳朵，不去理会那些学者、诗人、牧师、立法者和一般读书人的申辩。他们说，根据那个阶级所有人的经验，为了养家糊口而进行必要的体力劳动使他们不再适合也不够资格从事脑力劳动。我知道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假如有个诗歌或哲学的社团活动，那些人就会好几天放着正事不做，而是一门心思苦等灵感的降临，仅仅为了给那一天增光添彩，不惜浪费好几天大好时光。为了要实现某一天的价值，让其光芒四射，不惜浪费大量的时间去做适度而优雅的运动，例如在田野中漫步、划船、溜冰、打猎，相对于农夫与铁匠做的纯粹苦工来说，反而对他有更好的教育意义。我决不会忘记那埃及神秘宗教的至理名言，它宣布说：“人类有两双眼睛，上面这双眼睛在观察的时候，下面的一双必须闭着；上面这双闭起来的时候，下面这双必须张开。”然而我的意见是：如果与劳动隔离开来，先知的力量和真理必然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而且，我毫不怀疑我们文学与哲学的错误与罪恶，它们的过分精致、阴柔和忧郁，全都可以归结于文艺分子们柔弱、病态的习惯。书本身不一定太好，但写书的人要更好、更能干，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作者往往和所写的书形成荒唐的对照。

我们承认，要达到这样神圣而重要的目标，需要一定的消遣。即便这样，我想，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内心对诗歌、艺术、沉思的生活有强烈的偏爱，被这些事情完全吸引住，使他不能从事体力劳动，那么这个人应该尽早为自己做打算。他必须尊重这宇宙间的补偿法则，养成一种艰苦朴素、安贫乐道的生活习惯，才能将自己从经济生产的职责中脱开身来。因为他享有了如此珍贵和庄严的特权，他应不吝惜钱财去支付一大笔税费。他应当栖身于寺庙，成为一名乞丐，如果必要的话，还必须独身。他应当学会站着吃饭，学会品味清水和黑面包的滋味。他恐怕需要让别人去享受昂贵、便利的家居生活，让别人去殷勤大方的待客，让别人去拥有各类艺术品。他应当感到天赋已经是一种礼遇，因而创造艺术品的人不必收藏艺术品。他应当身居陋室，避免自我放纵；天赋异禀的人往往因为追求奢华而为天赋所伤。这样的教训他应当早有所闻，并早已有备无患。天才的悲剧就在于，他们试图赶着马车在天空行走，但是却同时套着一匹天庭的马和一匹人间的马，势必步调不合，最终导致车毁人亡。

履行自己的誓言，质疑各种社会体制，审核它们是否适合自己，这是每个人的责任。如果我们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责任就变得更加重要。我们的家务管理是否神圣可敬？它是否提升、激励了我们？抑或相反牵制了我们？我家里的每一部分，每一种功能，我的社会功能、经济、盛宴、选举、交际，都应该使我变得强大。然而这一切似乎都与我无关。社会习俗替我打点一切，没有让我从中获得力量，反倒让我负债累累。我们将收入花费在油漆画纸和无数我不清楚的琐碎事物上而没有花费在人身上。我们的花费几乎都是为了顺应潮流。我们负债累累是因为我们追逐声色享乐，才智、心灵、美感、信仰等耗费不会如此巨大。人为什么要有钱呢？为什么他一定要有成群的马匹，精致的衣服，漂亮的住宅，要出入公共场合和娱乐场所？这一切只因思想贫乏。给内心一个新的画面，他就会躲进僻静的花园或阁楼欣赏它，这个梦想使他富有，就算赠予他一个城邦，也不及万分之一。因为我们一开始没有思想，然后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没有钱。是因为我们最开始沉溺于物欲，才想到我们必须要有钱。我们不相信自己的智慧可以让朋友在家里住得舒心，所以我们去买冰激凌。他习惯了地毯，而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格力量使他住在我家时把地毯抛诸脑后，所以我们就在地板上铺了地毯。我宁愿把这房屋变成拉塞戴门复仇女神的庙宇，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畏的、神圣的，除了斯巴达人，谁都不能进来，甚至于不能直视。一旦有了信仰，一旦有了社会，就会把水果和软垫留给奴隶。花费金钱是需要创造力和英雄气概的。我们应该粗茶淡饭、睡硬板床。我们要像古罗马人一样，住在狭小的房间里，但我们的公共建筑也应像他们的一样，配得上它们在风景中占据的比例，配得上交谈，配得上艺术，配得上音乐，配得上礼拜上帝。对于伟大的目标，我们是富有的；但若只为一己私利，我们则是贫穷的。

那现在我们该如何补救这些罪行？一个只学会一种技艺的人，怎样才能诚实地拥有生活中的一切便利？我们能说出心中所想么？或许是用他自己的双手。假定他不擅于采集、制造这些东西，但是他也学到了其中的经验教训。如果他实在做不到，那么他大可以不要这些东西。这其中蕴含着极大的智慧与财富。如果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去得到那些东西，还不如不要的好。我们要懂得节俭之道。如果我们节俭的目的是崇高的，或是出于简单品味的审慎，或是为了自由，或为了爱，或为了信仰，那么节俭就是一种高尚的人道职责，是一种圣礼。我们在许多人家里看到的节俭是出于卑鄙的动机，最好避人耳目。今天吃烤玉米是为了星期日能吃上烤鸡，这是卑劣的。但是吃烤玉米，住只有一间屋子的房屋，能使我免于一切纷争，使我能够真诚、顺从地听从心灵的指引，随时整装待发，准备去完成知识与善意的哪怕是最卑微的使命，这是神祇和英雄的节俭。

我们能不学习自立这门课程吗？社会中意志薄弱的人比比皆是，他们总是不停地召唤别人来服侍自己。他们为了一己之私，用尽了一切迄今为止发明出来供人类享乐的工具和电器。沙发、垫脚软凳、火炉、酒、猎获的鸟、香料、香水、坐骑、剧院和游乐场，所有这些他们都想要，都需要，除此之外，凡是能想到的，他们都渴望得到。对于他们来说，那些东西简直就像面包，不吃就会挨饿。要是他们错过了其中任意一项，他们便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冤屈、最可怜的人。一个人必须一出生就和他们在一起，与他们一起长大，才知道如何为他们那挑剔的肠胃准备饭菜。同时，他们从不愿意去照顾别人——他们不是那种人！他们要为自己做的事都多得忙不过来。他们也从未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是一个残酷的笑话。他们变得越发让人厌恶，抱怨与渴求的声调却越发尖锐。如果我们清心寡欲，能够自给自足，还能略有剩余馈赠他人，而不总是争先恐后地抢夺，还有什么比这更高雅呢？相比于享受奢华的服务，自己的需求自己满足更为高雅。也许今日对于少数人来说它不高雅，但对于所有人来说那是一种永恒的高雅。

我并不希望在改革潮流中扮演荒唐可笑、迂腐呆板的角色。我不希望对周围的事情进行言辞过分激烈的批评，让自己走投无路，只能自杀身亡，也绝对无意与世隔绝，放着文明社会的种种优越性而不加以利用。如果我们突然停住脚步说，我不吃不喝不碰任何食物或不穿任何布料，除非确知它们来路清楚；我不与任何人打交道，除非他的生活方式清晰合理，那么我们将陷入僵局。谁的生活方式是纯粹合理的？我的不是，你的不是，他的也不是。但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通过这样的盘问洗清罪过，我们是否将自己的精力衷心地奉献给大众的福利，赚来我们今天的食物？同时我们必须坚持每天摆正一块石头，以不断纠正那些明显的过失。

现在开始在社会上引起波澜的思想，影响范围远远不止我们的日常工作、家庭以及财产制度。我们要修正整个社会结构、国家、学校、宗教、婚姻、贸易、科学等，在人的天性中探寻它们的根基。我们要设法让这个世界不仅适合先人，同样也适合我们，每一个习俗，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的心灵，我们都要一一摒弃。人生而何用？就是为了做一个改革者，重塑人的产物，摒弃谎言，重建真理和善良。我们应当模仿那包容一切的大自然，她从不安于旧貌，而是每时每刻修缮自己，每个清晨都为我们呈现崭新的一天，随着每一次悸动，开启全新的生命。人应当抛开一切他认为不真实的事情，以最初的直觉来重新归置他所有的行为，每做一件事情都为全世界着想。即使会遇到各种麻烦，甚至遭受所谓的毁灭（因为我们已经变得衰弱颓废），但是，如果我们努力重新建立日常琐事与神圣、神秘莫测的生命的联系，即使沦亡也如死于香水馥郁的芬芳中，死得其所。

一切在改革方面的努力，都有一种力量作为它的动力和调节器，那是一种信念，相信人拥有无穷尽的价值，会因价值感召而生，相信一切特定的改革都是为了扫清某种障碍。我们的最高职责不就是要在自己身上体现人格吗？我不容许任何大地主在我面前觉得他很富有。我应该让他觉得，没有他那样的财富我依旧很好。我不会被收买，不管是舒适的生活还是骄傲的尊严都不能收买我，尽管我身无分文，从他那里领取粮食，但在我面前他是个穷人。同时，如果妇女或是小孩发现了一种虔诚的情感，或是一种更加公正的想法，我会认可它们，向他们表示敬意和顺从，尽管那可能会改变我整个的生活方式。

美国人有很多美德，但是他们没有信仰和希望。我不知道还有哪两个词的意思遭到这样的忽视。我们使用这两个词语，就像他们和“西拉”、“阿门”这两个词一样过时。但是，这两个词意义极为宽泛，用于1841年的波士顿最为恰当。美国人没有信念。他们仰仗金钱的力量，他们对于情感充耳不闻。他们认为提升社会整体素质，如同说服北风变得轻柔一样不可能。最没有信仰的一群人就是学者和知识分子。现在，如果我和一位真诚的智者，也是我的朋友聊天，和一位诗人聊天，和一位积极进取的年轻人聊天——这年轻人的思想依旧自由狂放，还没有和世人一起被套上马套，拖拽着马车沿着社会习俗的车辙前行——我立刻看出，这帮没有信仰的人多么卑鄙，他们的制度多么不可靠，如同纸牌做的房子。我也看到，一个勇敢的人的影响力，一个伟大的想法实施后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我明白实干家之所以不相信任何理论，是因为他们不能认识我们的工作所使用的方法。“看呐”，他说，“看这些工具，你要用它们来创造这个世界。我们用最好的木匠和工程师的工具，再加上化学家的实验室和铁匠的锻炉，也不能创造一个行星，上面有大气，河流和森林。同理我们也不能把这些愚蠢、病态、自私的男男女女（我们所知道的人类就是这样）打造成那个你喋喋不休谈论的神圣的人类社会。但是，有信仰的人不仅坚持那样的天国是可能的，而且认为它已经开始出现。那个天国中的人和物不是政客们心中的人和物，而是由信念的力量改造、升华之后超越了自我的人。对于有信仰的人而言，总有那么一种东西存在，它超越了一切利益驱动的力量。”

每一个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都是某种热情的胜利。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之后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他们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不起眼、卑贱的开始，建立了比罗马帝国更加伟大的帝国。他们全无计划，就凭着一股子热情。德雷尔突发奇想，裸露上身跳上战马，结果大败罗马骑兵。女人们像男人一样英勇善战，征服了罗马男人。他们军备落后，粮草不足，但他们是有自制力的军队。他们不需要白兰地也不要大鱼大肉。他们吃着粗糙的大麦就征服了亚洲、非洲、西班牙。当人们看到哈利法奥马尔的手杖时，比看到其他人的剑更加恐惧。他吃的是大麦面包，调味料只有盐；若逢斋戒，他甚至连盐也不加。他的饮料是水，他的宫殿由泥土筑成；当他离开麦地那去征服耶路撒冷的时候，只骑着一匹红骆驼，一只木制的盘子悬挂在鞍上，还有一瓶水与两只麻布口袋，一只装着大麦，另一只装着风干的水果。

我们的政治，我们的生活方式即将迎来黎明，那是一种比阿拉伯信仰更为高尚的博爱的情操。它能医治所有的疾病，是大自然的灵丹妙药。我们必须爱别人，这样不可能的事情会成为可能。我们的时代和历史，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不是仁爱的历史，而是自私的历史。因为彼此的不信任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在法庭和监狱上花费的钱是非常不值得的。我们的不信任造就了小偷、强盗、纵火犯，而我们的法庭和监狱则让他们没有改过的机会。基督教世界如果有博爱的情操，哪怕一小会儿，都会让重罪犯和被放逐的人们重新回到我们身边，并且一边流着悔恨的眼泪，一边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我们服务。你看，在这大千世界中忙碌着的男男女女。我们坦然接受他们的服务，我们的居所远离他们，在街上遇见也不打招呼。我们从不赞美他们的才能，不因他们的好运感到欣喜，不去点燃他们的希望，也不会在集会时为他们的利益投票。就这样，我们自打世界奠基以来，就扮演着自私的贵族和国王的角色。你看，这树永远只结出一种果子。在每一个家庭中，佣仆的恶意、狡猾、懒惰和离间搅扰了夫妻生活的安宁。任意两个主妇一碰面，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她们的谈话转移到“帮佣”引发的麻烦。有钱人置身于每一群劳动者中时，都不会感到是和友人在一起，而在投票站，他就会发现这些劳动者集合起来与他分庭抗礼。他们抱怨群众的政治思想被居心叵测的人们所操控，引领大众反对显而易见的正义，反对共同的福祉，也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人们并不愿意让愚昧、卑鄙的人们来代表或统治自己。他们之所以会把票投给那些人，是因为那些人用仁慈的口吻和伪善的外表请求他们帮助。但是，他们不会一直选举那些人。他们必然会选择智慧廉洁的人。用一则埃及的暗喻来解释，他们不愿意长期“抬高野兽的脚爪，降低圣鸟的头颅。”让我们将这样的情感传播给大众；那么一天之内就会爆发最伟大的革命。要改善那些制度，和煦的阳光好过凛冽的寒风。国家必须体恤贫穷的人们，所有的声音应该为他们说话。每一个新生儿都应享有公平的喂食机会。物权法的改善应该起始于富人的让步，而不是穷人的强抢。让我们从日常的教育做起。让我们懂得公平的法则是人人只拥有自己应有的份额，即使他十分富裕。让我感到我愿意去爱别人。我将努力确保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自己的行动也有所回报。在这个积弱的旧世界里，我们像异教徒、像敌人，我们已经这样生活得太久了，爱将让世界焕然一新。爱将会温暖人心，让我们看到，政客们虚伪的外交手腕，无能的陆军、海军和军事防线将很快被这赤手空拳的孩童取代。不能堂而皇之登堂入室的地方，仁爱会悄悄地爬进去，悄无声息地到达目的地——它们做自己的杠杆、支点、力量——而暴力永远是不能达成这些目的的。你可曾见过，在森林里，一个深秋的清晨，一只卑微的菌或是蘑菇——它们没有坚固的根基，不，他们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团柔软的粉糊或是果胶——就那样不停地推挤着，全力以赴、轻轻柔柔、令人难以想象，终于成功穿透那霜冻的地面，头顶上还实实在在地顶着一块坚硬的地皮。这就象征着仁爱的力量。这条原则在人类社会中可实现巨大利益，但它的这个作用已经过时并被人们所遗忘。历史上这条原则曾经有那么一两次被实际运用，并取得了辉煌显赫的成就。我们这庞大、过度膨胀、死气沉沉的基督教仍然在名义上热爱着人类。终究有一天，所有人都会去爱别人，所有的不幸都会在普世的阳光中渐渐消融。

能不能请你容许我在改革者的肖像中再加上一条特征？在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游走的沉思者应该有一种伟大的、前瞻的审慎。一位阿拉伯诗人这样描述他的英雄：

“在寒冷的冬日

他是阳光

在炎热的盛夏

他是凉爽”

一个自立并乐于助人的人，不应受制于不规则的、间歇性的美德冲动，而应当作一个有自制力、持之以恒、坚定不移的人。我们曾经见过寥寥几个这样的人，零零落落分散在历史时光中，为了世界的福祉努力工作。这样的人，他们天性中有一种沉着的气度，就像是磨坊里的飞轮，将动力平均分布到所有的轮盘上，以免它因不平衡而坠落，发生破坏性的撞击。同样的道理，快乐应以力量的形式在一天中分摊开来，而不是集中起来成为狂喜，充满了危险，而且随后还有反作用。有一种崇高的审慎，那是我们所知道的人性中最高的一种；它相信一个广阔的未来，确信将要到来的比眼下见到的多，总是看重整个人生胜于当下一刻；看重天才胜于某项才能；看重人格胜于某个结果。正如商人欣然地从他的收入里取出钱来，加到他的资本里，伟大的人也非常愿意放弃个别能力与才干，只要有益于提升整个生命。精神感官的开启，使人们愿意做出更大的牺牲，放弃他们卓越的才能，放弃能够帮助他们获得眼前成功的最好工具与技巧，放弃他们的权力与声誉，将这一切都抛之脑后，因为他们与神灵交流的愿望永不满足。作为这牺牲的回报，他们将赢得更纯洁的声誉、更伟大的能力。它将我们的收获变为种子，就像农民将他最好的谷粒播种到地里。总有一天，我们将义无反顾，毫无保留，急切地将我们拥有的一切，甚至比那更多的一切都转换成工具与能力；我们将甘愿把太阳与月亮也当作种子去播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