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提起唐代诗人李贺，往往让人首先想到“诗鬼”这个称呼。这与李贺在诗中喜欢用“血、泣、鬼、死”等阴冷的字眼，喜欢徘徊在“墓”前，捕捉鬼蜮的香魂不无关系。李贺存世的二百四十首诗歌中，最有特色、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恐怕要属这类描写鬼神幻境的作品。但这些鬼神诗大多以写天神为主，真正的鬼诗很少。如《苏小小墓》，李贺不过是通过幽灵作为载体，表现对爱情的渴望和失恋的痛苦。所以，称李贺为“诗鬼”较为褊狭。明代屠隆在其《鸿苞集》卷十七中曾明确指出，“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非也”。他说李白和李贺的诗都是“仙人语”，只不过李白是食人间烟火的，而李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如果说李贺是“鬼”，那么天帝怎么能召他为新建白瑶宫作记？鬼都是在地狱里的，能上天堂的可知不是鬼。自然，李贺诗也不能以“鬼”诗而论。

但不管李贺是在冥域写“鬼”诗，还是在“天上”作“仙人语”，都远没有他在人间写人、写事的作品多。清人姚文燮在《昌谷诗注自序》中曾将李贺诗比美于杜甫诗，赞誉为“唐《春秋》”，称“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姚文燮语固然有些拔高了李贺，但李贺关注社会、关注现实，或揭露时弊，或抒发怀才不遇愤懑之情的作品，无疑是其诗歌中呈主导色调，最突出、占比重最大的部分。他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将讽刺的笔锋指向迷信的皇帝、割据的藩镇、弄权的宦官；将同情的笔触用在备受压榨的劳动人民身上。他渴望为国所用，为国立功，在悲苦穷愁中不懈追求，奋发向上；他感叹人生的短促，在为时光飞逝的焦虑与急迫中，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史诗”。此外，李贺还写了相当数量的闺情、宫怨、恋情、冶游等宫体诗。

相对于思想内容，李贺诗歌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更为突出。他继承屈原、鲍照、李白积极浪漫主义传统，并从汉魏六朝乐府中汲取营养，通过奇妙的构思、超迈的想象力、瑰丽的意境、跳跃的结构、独造的语言、丰富的色彩，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长吉体”（吴庚舜、董乃斌《唐代文学史》）。尤其在色彩表现方面，“李贺的诗歌所呈现的奇诡非凡的色彩之美，是唐代乃至数千年中国诗苑中的一株奇艳之花，古今诗论家都已慧眼共识。李贺短促的生命燃烧着色彩，色彩也燃烧着李贺短促的生命。李贺的诗歌，是用生命的色彩燃成的瑰宝。”（陶文鹏《论李贺诗歌的色彩表现艺术》）

由于性格的抑郁和艺术追求过于刻意怪僻，李贺诗的缺陷显而易见。有些作品内容过于狭窄，情绪过于低沉，一意追求怪异，难免走向神秘晦涩和阴森恐怖。尽管如此，仍然不影响李贺成为“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诗人。他用短促的生命，为唐诗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在中唐诗坛，乃至整个诗歌史上，他都可以说是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的天才诗人。”（游国恩、王起等《中国文学史》）

然而，诗歌的成就并没能改变李贺不幸的命运。作为宗室后裔，他自视甚高，在诗中一再以“皇孙”、“宗孙”、“唐诸王孙”称呼自己，希望获得较高的地位，有更美好的前途。但因其家族早已败落，家境贫寒，他的这种希望只能成为一种幻想，并由此生出沉重的失落感和屈辱感。他有理想，有抱负，但这理想抱负很快便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使他的精神始终处于极度抑郁、苦闷之中。带着沉重的悲哀和苦痛，带着对生命和死亡的病态的关切，李贺开始对人生、命运、生死等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思考，将其卓荦的才华和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诗歌创作上，把作诗视为生命之所系，用各种形式来抒发、表现自己的苦闷。（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这些年，由于与李贺同乡的缘故，我写了一些有关他的文字。写作过程中，对他的了解认知不断增多加深，有了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李贺形象。这也是我写这部李贺传记的原因和力量支撑。在这部传记里，我不会过多“计较”李贺写的是鬼诗还是作“仙人语”，也不“追究”他是不是真的被天帝召去为白瑶宫作记，我所关注和探寻的是他在人世间的生活状态和轨迹，在历史的天空下捕捉他的身影，在前人考证的沃野里寻觅他的足迹，在他二百四十首诗歌中钩沉他的点滴，力求用文学的笔法，还原出一个更接近于本真的李贺来。

李贺一生只匆匆走过了二十七个春秋。史料记载缺少，这使拨开历史迷雾，接近他、走进他的人生世界困难重重。幸运的是，和李贺基本同时代，有着“小李杜”之称的晚唐诗人杜牧、李商隐分别为李贺作了诗叙和小传，对李贺诗歌和人生经历做了精彩的总结和评述。这两篇珍贵资料，给了我灵感，让我打破传统的人物传记写法，将李贺的生平事迹“颠三倒四”，归纳整理，根据李、杜所记，将“李贺”一生分为两大方面，设上、下两篇为其作传。

上篇以杜牧应李贺生前好友沈子明之托，为李贺诗集作叙起笔，着重写了李贺参加河南府试得隽、举进士因讳遭毁、任职奉礼郎等决定人生命运和走向的关键节点、重大事件。可以说，李贺的人生是从河南府试得隽开始的。而奉礼三年，“掌君臣版位，以奉朝会祭祀之礼”，虽是精神上备受煎熬的三年，也是他一生中创作热情最为旺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人生得意失意，还是履职交际，他的所见所闻、所作所感多与春天有关，与繁华有关，与天上有关，一如他的那句诗：“飞香走红满天春。”（《上云乐》）

下篇以李商隐为向导，通过对李贺姐姐的走访，引出李贺的外貌长相、个性特征，进而系统地追溯出其家世背景、成长环境、人生际遇、命运结局等。相对于“上篇”的飞香走红，李贺在“下篇”中的基调是灰暗阴冷的。不论是北上投幕，还是南下游历；不论是辞归故园，还是命终昌谷，悲观与失望、忧愤与落魄总与他如影随形。一路走来，命乖运舛，壮志难酬，最后不得不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下，彻底解脱，离开人世。对此，李贺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早有预见，一句“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为他半生的穷困潦倒做了最好的脚注。

上、下篇之前，设楔子。从虎入长安这件看似离奇，却是史书有载的事件切入，生动再现李贺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作品《猛虎行》的写作背景。李贺生年二十七岁，却历经德、顺、宪三朝。其时，“安史之乱”的重创，已让大唐盛世急转直下，繁华不再。伺机而出的贪腐之虎、宦官之虎、藩镇之虎、“神仙”之虎，加剧着李唐王朝的腐朽与没落。李贺生于这个“猛虎”横行的时代，是他人生的不幸。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亲身经历了种种磨难，也许唐诗百花园中的这朵奇葩桂冠就落不到他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