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大唐的江山传到了第十八代皇帝文宗李昂手中。此时，距虎入京师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可时间的河流并未冲淡唐帝国大地上的斑斑虎迹。“猛虎”依然在横行，藩镇依然要割据，宦官依然在弄权，而高潮迭起的“牛李党争”更是把整个大和时代拖入到了狼烟四起、乌烟瘴气的境地，以致让饱受宦官弄权之苦、藩镇纷扰之忧的文宗皇帝，不得不发出了“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

相对于兵戈不断的河北，宦官弄权朋党争权的朝廷，江西观察使沈传师的生活显得颇为平静安逸。

关于沈传师，史书有载。《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如是写道：“沈传师，字子言，吴人”。接下来，作者却笔锋一转，不吝笔墨地写起了“博通群籍，史笔尤工”的沈传师之父沈既济。沈既济在唐德宗建中初受到吏部侍郎杨炎赏识，被荐举为左拾遗、史馆修撰。任职“史官”期间，沈既济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上奏反对吴兢撰《国史》，将武则天朝立为本纪之事；一是上疏评论唐德宗躬行俭约，减裁冗员之事。后来，沈既济因杨炎贬谪受到牵连，被贬为处州司户，后复又入朝，位终礼部员外郎，一生也算善终。

沈既济的名望，让沈传师的事迹、政绩均显得有些一般，从进士出身，登制科乙第，授太子校书郎并兼史职到出任湖南、江西等道观察使，一路走来，风平浪静，水到渠成。这也许是《旧唐书》撰者刘昫在写“沈传师”时，竟用整篇文章三分之二还多的笔墨记述沈既济的原因之一。

不过，沈传师并未因史家对其父的偏爱而失去在书坛的光彩。据史料显示，沈传师是位崛起于中唐之后的书法大家，为“矫肥”一派代表，曾给当时萧条沉闷的书坛送去过一些活力，并给柳公权创“柳体”提供了宝贵经验。立于唐长庆元年（821）正月，由韩愈撰写碑文，纪念颂扬柳宗元被贬任柳州刺史所做政绩的柳州罗池庙碑，正是由沈传师书丹。后人在评价沈传师所书此碑时，称其“秀润妍美，清劲有神，字型虽瘦，然筋而藏肉，略无枯瘠之态，极为可爱”。

不仅如此，后人还对沈传师整体书法给以高度评价。北宋书学理论家朱长文《续书断》把沈传师书和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等作品并列为妙品；欧阳修在《六一题跋》中说：“传师书非一体，放逸可爱”；以书名世的米芾对他人书法很少许可，但对沈传师极为推崇，称沈的书法“如龙游天表，虎踞溪旁，精神自若，骨法清虚”，并自称学大书以沈传师为主；明初书法理论家陶宗仪更是在其著作《书史会要》中称沈传师“善楷、隶、行、草，以书自名”。

和其兄不同，沈述师擅长的是文章。沈述师字子明，大和年间任集贤学士，属京官，留守京师，住在一般节度使都有的高宅甲第里，替兄长操持着京城里的家，也充当着兄长与朝廷沟通交流的中转使，为兄长经营着人脉关系，也为自己经营着人情网络。

除了文章诗酒，沈子明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喜蓄妓，家里养着许多美貌多才的小娘子，引得文人雅士、达官贵人趋之若鹜。白居易曾《醉题沈子明壁》：“不爱君池东十丛菊，不爱君池南万竿竹。爱君帘下唱歌人，色似芙蓉声似玉。我有阳关君未闻，若闻亦应愁杀君。”

不仅白居易爱沈子明的“帘下唱歌人”，杜牧也曾被沈子明的“横刀夺爱”困扰半生。大和二年（828），二十五岁的杜牧进士及第。同年冬，杜牧来到沈传师的江西幕府，任团练使。由于沈、杜两家为世交，年轻的诗人受到了优渥的待遇。

烦恼在入幕的第二年开始。这一年，沈传师买了一个歌女，名张好好。当时的好好只有十三岁，可她已是“色似芙蓉声似玉”。杜牧为她深深地陶醉了，也深深地爱上了她。但碍于地位身份的悬殊，在沈传师面前，杜牧只有把对好好的喜爱深埋心间，不敢轻易流露。但时间一长，沈传师还是有所察觉。感念杜牧以诗相娱，排遣了胸中诸多哀愁；也感念杜牧祖父杜佑任宰相时对自己的帮衬提携，沈传师便有意无意地为杜牧接近张好好提供了更多便利。这让杜牧喜不自禁，心稍宽慰。

然好景不长，一年后，也就是大和四年（830），沈传师移镇宣城，杜牧和张好好随行。这一年，沈子明也来了。由于年龄更接近些，杜牧和沈子明关系亲近许多，谈诗论文，饮游狎妓，二人总能找到共同的话题。自然，张好好也进入了沈子明的视野。

看到沈子明看张好好的眼神，杜牧的心颤抖了。他知道沈子明的爱好，好好将是他的下一个“帘下唱歌人”。果然，时隔不久，作为长兄的沈传师，宽厚大度地应手足之求，把好好给了弟弟沈子明。大和六年（832），沈子明“以双鬟纳之”，将好好据为己有。杜牧悲伤失望，却也无可奈何。望着好好跟着沈子明远去的身影，他的心隐隐作痛，泪水悄然滑落。这一去千山万水，侯门如海，不知何时能见！

然而，让杜牧意想不到的是，两年后，他竟与好好意外重逢。大和八年（834），在洛阳东城，杜牧重睹好好，感慨之余，作《张好好诗》以赠。

不过，杜牧重睹好好，作诗以赠是后话。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大和五年（831）十月，沈子明在宣城，请杜牧为其故友李贺诗集作叙一事。其时，沈子明初见好好，虽爱其姿色歌喉，但尚未付诸行动，与杜牧诗酒唱和，饮宴游冶。好好则美色悦之，歌喉娱之，三个人的生活平添一段值得回味的记忆。

这是一个月圆之夜。虽霜重露浓寒意侵肌，但沈传师依旧兴致不减。自得好好，沈传师每于下元之夜，必携美人高阁拜月，一展歌喉。自己则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沈子明、杜牧自是不敢偷懒，或诗或赋，文采斐然，引得沈传师赞不绝口，一再赏酒。终于，沈子明不胜酒力，烂醉如泥。待酒解，月亮已经下去了。屋内一片昏暗，悄无声息。沈子明想接着再睡，却了无睡意。酒劲残存，口舌干焦，索性起身，自去取了水来喝。冷盏剩茶，味更苦涩，反倒醒人头脑。

独斟独饮，甚觉无聊，沈子明解开箧帙，想找些书来看。无意间触到一本厚厚的诗卷，就着灯光细看，却是与自己十五年形影不离的李贺歌诗集。诗在人亡，睹物思情，眼泪悄悄溢了出来。这么多年，不管走到哪里，无论失意得意，他都要带着故友的这本诗集。他放不下它，离不开它，它已深深地嵌入到他的生命，与他合为一体。今夜，它再次与他相对而望，一如既往地默默无语。可他却感触到了它的失望与痛苦。斑斑墨迹，如它抑郁忧伤的眼神，期待着他，质问着他，沈子明感到从未有过的惶恐与自责。这样的句子，只是停留在他的箧帙里，无疑是种浪费，是种犯罪。它应该得到世人的赏识，推崇，它应照亮世人的心灵，它应获得一双有力的手臂的托举。可这样的人在哪里？这么多年来，沈子明无时无刻不在寻觅配得上为它作叙的人。可人海茫茫，流俗汹涌，谁肯为它投以青睐的目光，掬上一抔相惜的眼泪？

沈子明叹息着合上了那些泛黄的诗页。灯花伤感地跳了跳，一道亮光在沈子明脑海划过。他一下想到了杜牧。不过此时此刻，产生这种想法，与酒无关，与风月无关，与好好无关，只与兼具才情才华家世名望的年轻诗人杜牧有关。

杜牧年少沈子明十几岁，但因都是世家之子，且杜、沈两家为世交，沈子明在杜牧十几岁时，就已视其为文友，多有来往。其时，杜牧经常住在其祖父杜佑于长安城南修建的樊川园。元和初，杜佑年逾古稀，并以宰相之职兼任度支使、盐铁使。而此时，他以三十六年功力，博览古今典籍和历代名贤论议，考溯各种典章制度源流，以“往昔是非”，“为来今龟镜”撰写的二百卷巨著《通典》已经竣工。为了减缓繁杂政务的压力，更为了潜心著作《通典》要义《理道要诀》一书，杜佑屡次请求致仕归园，然均未获得宪宗允准。但这并不影响他著书立说的计划，他在长安城南修建樊川别墅，晚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在此度过。陪伴他的不仅有鸟语花香、山清水秀，更有他聪明伶俐的孙子十三郎杜牧及清风明月，黄庭经卷。

沈子明也经常到樊川园去。每去，都能见到小杜牧跟着祖父在书房里读书习文。书房是樊川园标志性的建筑。它在园主人杜佑的晚年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杜家宅院在长安城安仁里，始建于开元年间，为杜佑之父杜希望所建。它与其他世宦之家宅院最大的不同便是书房大，藏书多。尤其是到了杜佑这辈，门第愈高，书香愈浓。堂堂宰相之家，摆设用度倒不奢华，就是书多，满屋都是，书海书山，让人目不暇接。对此，杜牧也深以为豪。他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写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

浓厚的书香氛围，从小的耳濡目染，使杜牧年纪轻轻便显示出超人的文学才华。二十岁时，已经博通经史，尤专注于治乱与军事。二十三岁，一篇《阿房宫赋》名扬京都，并为他进士及第发挥了作用。据说，如果不是状元名额被人预定，说不定在太学博士吴武陵的大力举荐下，杜牧可能就得中头名状元了。不过，这也许只能算是杜牧的轶闻，正史无载，但从中却依然可以领略到杜牧那横溢的才华。

沈子明一定看过杜牧的《阿房宫赋》，也读过他的其他诗作，所以对年轻的诗人满怀敬佩。如果请他为李贺集作叙，倒是再合适不过。想到此，沈子明不再犹豫，提笔给杜牧写信，曰：

我亡友李贺，元和中，义爱甚厚，日夕相与起居饮食。贺且死，尝授我平生所著歌诗，离为四编，凡二百三十三首。数年来东西南北，良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复得寐，即阅理箧帙，忽得贺诗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与贺话言、嬉游，一处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觞一饭，显显焉无有忘弃者，不觉出涕。贺复无家室子弟，得以给养恤问。尝恨想其人，咏味其言止矣！子厚于我，与我为贺集序，尽道其所来由，亦少解我意。

写毕，等不及天亮，连夜差人送与杜牧。

此刻的杜牧，因对张好好的思念，正孤枕难眠，辗转反侧。折腾到半夜，才刚醒了酒，有些睡意，却被舍外疾呼声惊扰。“一定有情况，快取火来！”杜牧一边唤人，一边起了床。打开门，却发现门外站着的是沈府苍头，手里拿着一封书信，说是沈学士亲笔所书，要交给杜团练。

杜牧纳罕地接过书信，想不通沈子明有什么话不能和他面对面说。同城而居，随时可见，且又是半夜，何苦如此时不我待的样子。但纳闷归纳闷，杜牧对书信的内容还是充满了好奇，回到屋内，便于灯下看了起来。

对于李贺，杜牧陌生而熟悉。陌生是因为他比李贺晚生了十三年，当他十三四岁，稍谙人事时，李贺已离开了长安，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擦肩而过，谁也没顾上回头看谁一眼。但是，对于李贺的名字和他的诗歌，杜牧却不陌生。他至今还记得，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常听人们说起“长吉体”，也曾读过李贺长吉的《雁门太守行》等歌诗。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些奇诡瑰丽的句子依然清晰地记在他的心间，并对他的创作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可杜牧总感到与李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李贺在天上，他在地下，他对李贺只有仰望而不能平视，更不用说去对李贺诗评头论足，作记为序了。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

杜牧叹息着放下沈子明的来信，提笔给他回复。可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一封书信岂能承载沉甸甸的心情？不如明天去见沈子明，当面说清，免得生出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第二天一早，杜牧就来到幕府后宅沈子明住处。昨夜写信睡得晚，沈子明还没起床。见杜牧早早过来找他，自知当是昨晚书信所求之事，以为杜牧已应下，心内甚觉欣慰。不料，杜牧却说：“世人都谓李贺才华远超前人，我杜牧何德何能，敢为长吉作叙？”

沈子明见杜牧如此谦让，也不好多说什么。

过了几日，沈子明旧话重提，言辞恳切。杜牧无法推让，就说出了心中顾虑：“阁下对诗的研究广博深远，又完全了解李贺的长短得失。如今让我为李贺的诗作叙，恐怕不能达到阁下的要求，满足不了阁下的心意，反为不美。”

沈子明心内不悦，冷冷地说：“君若这样推辞，就是怠慢于我！”

毕竟年长于自己，毕竟是自己顶头上司的同胞兄弟，杜牧不敢再推辞下去。但内心深处终感惭愧惶恐，只怕自己资历尚浅，曲解了那些瑰丽璀璨崇岩峭壁般的诗句。

沈子明看出杜牧顾虑，也体谅他的心情，便将李贺诗集交与杜牧，嘱其研读细判，以心聆之，以心品之，以心体之。

杜牧受命而去。那是宣州一年中最冷的季节，他闭门谢客，足不出户，一任冷雨窗外霏霏，随他古寺烟树参差。短短几天内，他跟随李贺的笔触，从人间到仙境再到冥域，走过了一段独特难得的心路历程，经历了一个奇丽诡谲的世界。他听到了李凭中国弹箜篌时“芙蓉泣露香兰笑”的声音，他看到了金铜仙人辞汉时铅水般的清泪，他嗅到了叶香花香泥香玉香的独特气息，他触到了猛虎横行的社会现实，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疼痛与清醒：

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得无有是？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

一遍遍品读着杜牧的文字，沈子明热泪盈眶。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也可告慰白玉楼中那位被天帝召去作记的老友了。

泪光晶莹，李贺的身影浮现，曾经的点点滴滴再上心头。二十多年了，依然那么清晰，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