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回首沧桑五百年——刘鹗的生平与思想

咸丰七年九月初一，即公元1857年10月18日，刘鹗在江苏六合出生。

为了便于了解其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下面列举几件他出生这一年里国内外发生的大事：

1月，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六合丛谈》杂志，每月出版一期。

6月，石达开因受洪秀全的猜忌和排挤，带领十多万精兵出走，天平天国分裂。

9月，清廷拒绝俄国使节商定界址的要求。

12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这一年，江西出现严重的蝗灾。魏源去世，朱祖谋、辜鸿铭出生。

也是在这一年，法国人斯科特发明声波振记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录音机。西方爆发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印度发动民族大起义，反抗英国殖民统治。

内忧外患，这就是刘鹗所处时代的特点。内有天平天国的挑战，外有西方列强的入侵，曾经强盛一时的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气数将尽。这一年不仅是中国，整个世界都不太平。救亡图存，发愤图强，这是那个时代赋予每一个中国人的庄严使命。

以下简要介绍刘鹗的家世、籍贯及生平经历。

先说其家世。据家谱记载，刘家的先祖也就是刘鹗的第二十四世祖刘光世为抗金名将，与岳飞、韩世忠等人齐名。他本为鄜州保安人（今陕西延安），后拥立赵构建立南宋王朝，屡立战功，受到重用，驻防庐州、镇江一带，其后人遂世代在镇江居住，过着耕读的生活。传说南宋灭亡后，家族中有不许做官的规定。

（一）

刘成忠手迹

刘鹗的祖父是一位安守本分的农民，后来在镇江城内开了一家头巾店，是个小本生意，不过维持基本的温饱而已，并没有治下什么产业。到刘鹗的父亲刘成忠这一代，情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刘成忠（1818—1884），字子恕，咸丰二年（1852）得中第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与李鸿藻、倪文蔚、王文韶等人为同榜，历任翰林院编修、祥符县知县、汝宁府知府、开封府知府、归德府知府、南汝光道、开归陈许道等，还曾出任过顺天乡试的监试官。他常年在外为宦，主要是在河南做官，曾平定捻军的叛乱，治理黄河水患，著有《因宅诗存》、《河防刍议》等。刘鹗的母亲朱氏为南京六合一位世家之女，精于音律和医学，颇有学识。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刘鹗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二十岁之前，他大多数时间是随父母生活，在各个方面都深受他们的影响。父亲在官场结交的朋友成为刘鹗日后重要的人脉，他的治水经验也是刘鹗成名的重要基础。可以说，在刘鹗一生的事业和经历中，不时可以看到父亲的影子。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描写老残的父亲“原也是个三四品的官，因性情迂拙，不会要钱，所以做了二十年实缺，回家仍是卖了袍褂做的盘川”。这分明是自己父亲的写照，从中可见他对父亲的认识。

刘鹗与兄长刘渭清

刘鹗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其中哥哥名梦熊，字渭卿，后改名孟熊，字渭清、味青。三位姐姐分别嫁给高氏、包氏和虞氏。

次说其籍贯。刘鹗祖籍镇江，但在这里并没有什么产业。其出生地在母亲的家乡南京六合。父亲刘成忠中进士后，一直在外地做官，家眷随其上任，居无定所。后来刘鹗的母亲利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在淮安买了一些房屋和田产，全家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刘成忠晚年因病辞官，即回到淮安养老。

尽管刘鹗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河南、山东、北京、上海等地游历，但是他的家安在淮安，二十多岁时，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其家室及子女也都安置在这里。忙碌之余，他不时回淮安看望，其母亲、妻妾及女儿去世后都是葬于此处。后来刘鹗客死新疆，也安葬在淮安。在《老残游记》二集中，刘鹗还专门写到淮安，他细致地描绘了勺湖的美景，其中所写老残的宅院即是按照自己家的样子来写的，由此可见刘鹗对淮安的情感。

无论是从祖籍镇江、出生地六合还是定居地淮安来看，都是在江苏，说刘鹗是江苏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再说其名字。据说母亲梦大鹏而生刘鹗，因此给儿子起乳名为鹏鹏，名梦鹏（或作孟鹏），字云摶，亦作筼湍，谱名为震远。现在熟悉的刘鹗之名是他本人后来改的，并改字铁云，又字公钧，后人因此称其为铁云先生。有关刘鹗的名和字，写法不一，这里以刘蕙孙《铁云先生年谱长编》一书为准。

至于刘鹗的名号及笔名，则有很多，差不多有二十多个，人们较为熟知的有洪都百炼生、鸿都百炼生、蝶隐、抱残守缺斋主人等。不同的名号背后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寄托，比如对抱残、抱残守缺斋主人、抱残守缺人、抱残守缺斋、抱残守缺之斋的寓意，刘鹗本人说得很明白，那就是“近来新学日明，旧学将坠，愿与二三同志抱残守缺，以待将来”（刘鹗为《铁云藏龟》、《铁云藏陶》所写出版广告语）。对于洪都百炼生的由来，作者在《老残游记》的外编中也进行了说明：“这个鸿都，却不是南昌故郡、洪都新府的那个洪都，到是‘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神致魂魄’的那个鸿都。”至于半瓦镫斋、五十瓦镫斋、百瓦镫斋、二百瓦镫斋则反映了刘鹗不同时期瓦当等古董收藏的情况。通过这些内涵不同的名号可见刘鹗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与期许。

（二）

最后说说其经历。根据在各个时期的经历和特点，可以将刘鹗的人生分成如下四个阶段。

从咸丰七年（1857）到光绪十三年（1887），即刘鹗从1岁到31岁，这是刘鹗人生的第一个阶段，也可以说是刘鹗走向社会前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刘鹗主要是在读书。

十九岁之前，刘鹗一直跟随在父母身边读书。他自小聪慧，四岁的时候即跟着姐姐学认字，很早就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后来他曾写诗回忆自己和姐姐一起读书的情景：“阿姊停针每见怜，小时指授绣灯前。而今此卷犹传世，回首沧桑四十年。”七八岁的时候，刘鹗开始跟着家塾教师赵君举读书。赵君举是一位怀才不遇之士，他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无疑会对刘鹗产生一定的影响。刘鹗自小就不喜欢八股之学，对杂书杂学更感兴趣，受家庭的影响，对治河、算学、乐律、医学等均有涉猎。

当然对刘鹗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太谷学派。当时的传人为李光炘，刘鹗曾两次前往扬州拜见，对其很是崇敬。他与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黄葆年等也有密切的往来，有着共同的志向。受这些人的影响，刘鹗成为太谷学派的虔诚教徒。太谷学派的思想是刘鹗一生的指导思想，他的许多言行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刘鹗也曾尝试过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曾于光绪二年（1876）、光绪十二年（1886）两次到南京参加乡试，但都未能成功。特别是第二场乡试，还未考完，他就主动放弃了。与二百多年前的蒲松龄不同，他没有在科举这条路上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选择弃绝功名，走上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

起初刘鹗想通过经商自食其力。光绪十年即1884年，这一年刘成忠病逝。刘鹗为了谋生，在淮安南市桥开了一个店铺，出售关东烟。按说这个生意还是可以做的，但不到两个月，烟店就关门倒闭了。之所以如此，与刘鹗的经营理念有关。他的店铺没有名称，也不做宣传，仅仅在店门口写了“八达巴菰”四个字，留个字谜让人家猜。所谓“八达”就是八达岭的意思，“巴菰”就是淡巴菰的意思，四个字合起来就是关东烟叶的意思。刘鹗此举，大概是想利用人们的好奇心进行营销，这种营销思路在当下或许还可以，但在当时则行不通，大家猜不出“八达巴菰”是个什么玩意，也没有好奇心去打听探望。既然没有人光顾，生意自然也就做不下去。

光绪十一年（1885），刘鹗在扬州挂牌行医，尽管他在医术上下了不少工夫，有一些心得体会，但一无资历，二无名气，且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其生意的冷清也是可以想见的。没过多久，实在支撑不下去，他就歇业不干了。事实上，家人及亲友并不赞成刘鹗行医，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谈及这一点：“惟家母以下以及舍亲王氏昆仲，皆不以弟行医为然，皆意弟仍在宦途研求生发也。故秋凉金陵之行，所不能免也。”（刘鹗《致巽仪》）在大家的劝说下，他参加了第二次科举考试，结果仍是此路不通。

转眼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刘鹗决定到上海闯荡一番，寻找新的出路。当年八月，他在当地开设了一家书局，名为石仓书局，采用从西方引进的石印技术印刷书籍，主要刊印书画图帖等。从当时书局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里可以了解其基本情况：“本局开设在上海四马路西，新造房屋。专办石印图书画帖，工料皆选最上等者。”

（1887年7月29日《申报》）

9月29日《申报》）。

由于技术先进，质量也不错，书局的生意一时颇为红火，在图书业竞争非常激烈的上海滩有了一席之地。所刊印的书籍有《证治准绳》、《李撰九章算术细草图说》、《瞿文泉隶篇》、《原本国朝六家诗》、《九数通考》、《四书本义汇参》、《增广试帖》、《草字汇》等，从这些书籍可以看出，该书局所印行的多为经世致用一类的书籍，不趋时流，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书局所印书籍无论是编校还是印刷都是相当用心的，以《九数通考》一书为例，书局得到初印本后，“复请精算者细加雠校，而图说明爽无毫发遗憾”，“字迹大为豁目，红张洁白，墨色光润，装订精良，尤为阅者欣赏也”（石仓书局《石印〈九数通考〉启》，1887年谁知书局开张才半年，刘鹗竟然涉讼入狱，不得不关门歇业。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刘鹗用错了人，当时帮他料理书局事务的是其三姑的儿子卞子新。谁知道这位表亲暗中偷拍承印的书籍，被人发现后，又携带书局资金潜逃。结果刘鹗被抓了起来，直到家里人汇款还请债务，这才得以脱身。事情结束，书局业务自然也就无法维持，只得将存书盘给其他书商，关门了事。

刚走上经商之路就如此出师不利，甚至还有牢狱之灾，这无疑给刘鹗不小的打击。但对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这未必全是坏事，这种历练本身也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通过这些经商之举也可以看出刘鹗特立独行的性格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其日后兴办实业及其遭受的挫折，由此可见端倪。

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刘鹗十七岁那年即同治十二年（1873）就结了婚，娶妻王氏。光绪三年（1877），长女儒珍出生。第二年，刘鹗娶妾衡氏。光绪七年（1881），长子大黼出生。光绪九年（1883），次女佛宝出生。光绪十一年（1885），次子大缙出生。光绪十二年（1886），娶妾茅氏。光绪十三年（1887），第三子大绅出生。此前光绪十年（1884），父亲病故。这样刘鹗在其三十一岁的时候，就已有一妻二妾、三子二女，仅就其小家庭而言，已有九位成员。娶妻生子意味着成年，成年则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养家糊口。刘鹗没有老本可吃，且不说事业有成，仅仅是养活一大家人，就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由此可以想象到年轻的刘鹗所面临的生活压力。他后来兴办实业，固然是为了实现养天下的雄心壮志，但其中未尝没有养活家小的考虑。

从光绪十四年（1888）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即刘鹗从32岁到39岁，这是刘鹗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既是刘鹗初出茅庐的阶段，也是刘鹗一举成名的阶段。

接连的失利让刘鹗感到沮丧，他暂时放弃了经商的念头，决定另寻出路。光绪十三年（1887），河南郑州、开封等地黄河决口，朝廷虽派不少要员治理，但皆无成效。刘鹗早年跟随父亲在河南生活，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了解，父亲在治河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刘鹗耳濡目染，有着自己的心得体会。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刘鹗觉得自己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已经到了。

光绪十四年（1888），刘鹗只身前往河南，拜谒河道总督吴大澂，提出治水之策。靠着过人的学识和才干，他协助吴大澂解决了工程的合龙问题，并参与绘制《豫直鲁三省黄河图》。治河成功让刘鹗深受鼓舞，这也成为其平生事业的一个良好起点。光绪十六年（1890），刘鹗被山东巡抚张曜调到山东任黄河下游提调官，继续为治河效力。这意味着刘鹗的才干获得了认可。

这一时期刘鹗主要生活在河南、山东两地。其间，他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如姚云松、罗振玉等。特别是罗振玉，后来更是成为刘鹗的莫逆之交。刘鹗请罗振玉担任孩子的家庭教师，后来又与罗振玉结为儿女亲家。

公务之余，刘鹗还曾去寻访杨氏海源阁的藏书，但未能如愿。治理黄河的亲身经历、在济南忙碌而充实的家居生活，这些都给刘鹗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深刻印象，成为他日后创作《老残游记》的重要素材。

光绪十七年（1891），张曜病死。第二年，继任的山东巡抚福润咨送刘鹗到总理衙门，因不合例，未成。其后刘鹗因母丧回淮安守孝两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福润再次以“奇才异能”之名保举刘鹗，选送其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验，以知府任用。这意味着刘鹗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稍后，他离开济南，前往北京，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其间，刘鹗的家庭也出现了一些变故：光绪十六年（1890），三女马宝出生。光绪十九年（1893），妻子、母亲相继病逝。

从1896年到1907年，即刘鹗40岁到51岁，这是刘鹗人生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虽然时间不长，只有十多年的时间，却是刘鹗人生的一个黄金时期，其平生事业和成就多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比如修建铁路、开办煤矿、京师赈灾、搜罗古董、写作《老残游记》、《铁云藏龟》等等。

到北京后，刘鹗即开始四处奔走，实现自己的实业梦想。他积极参与芦汉、津镇等铁路的修建，在山西、河南等地开办矿业，在北京、上海等地创办公司，成为一位引人注目的实业家。他有很多宏大的计划，比如创办银行、开办自来水公司等，并为之积极奔走，但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大部分未能实现。因在浙江开矿，他还招致了汉奸等骂名，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

兴办实业之余，刘鹗还广为搜罗各类古董，从龟甲兽骨到瓦当古币，从陶器封泥到碑帖字画，从善本古籍到唐宋古琴，无不想法入藏。经过数年积累，家中不乏奇珍异宝、珍本秘籍，已然成为国内收藏大家。特别是其对甲骨文的收藏与研究，更是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甲骨文研究的先驱者和开创者。

其间，刘鹗奔走于南北各地，行踪不定，在淮安、上海、北京、苏州、南京等地皆有寓所，其家眷有些随其不断迁徙，有些则散居各处。

值得一提的是，刘鹗在这一期间还到过国外。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曾两次去日本。一次是在二月，从上海出发，带着两个儿子；一次是在十月，途径朝鲜。此事在当时日本的报纸《大阪朝日新闻》中皆有报道（参见1906年2月12日、10月11日《大阪朝日新闻》）。至于其去日本的目的，其诗集《东游草》说是去观光，《大阪朝日新闻》也是这样说的，并说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送儿子到日本留学。从刘鹗当时的情况来看，他整日事务繁杂，是没有闲情逸致到日本游览的，何况是一年之内去两次，在观光、送儿子留学之外，当有其他重要的事由。对此学界意见不一，有认为是去办理商务的，有认为去避难的，也有认为系取道日本到韩国办理盐务的，究竟何因，限于资料，还难有定论。

在此期间，刘鹗还创作了一部小说《老残游记》。虽然无意成为作家，也未能全部写完，但偶然的尝试却使刘鹗成为著名的小说家。随着这部小说的广泛流传，刘鹗的历史定位也发生了改变，此后他以小说家的形象出现在各类书籍中，实业家的面目反倒逐渐模糊起来。

其间，刘鹗的家庭状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光绪二十二年（1896），刘鹗娶了第三个妾王氏。第二年，第四个儿子刘大经出生。光绪二十五年（1899），女儿马宝夭折。光绪二十六年（1900），第五子大纶出生，同年刘鹗娶浙江归安郑安香为继室。他还娶了第四个妾郭氏，不久即病死。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日本期间，又娶了一位日本女子榎目夷真为妾。光绪三十一年（1905），刘大缙之子厚滋出生，刘鹗做了祖父，这让他很开心：“昨日巳刻，亚辛生一子，在吾为第一孙也，甚喜。”（刘鹗1905年2月27日日记）稍后，他又有了第二、第三、第四个孙子。

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到光绪三十五年（1909），即刘鹗52岁到53岁。这是刘鹗人生的第四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其间虽然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变故迭起，一代英才刘鹗于无奈和苦痛中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光绪三十四年（1908）这一年注定是个多事之年。年还没有过去，正月初五（2月6日），刘鹗就得到了清廷要跟他过不去的消息。他经过多方打探消息，紧张忙碌了十来天，发现情况没有那么严重，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此前他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以为这次清廷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但刘鹗没有想到的是，在袁世凯的坚持下，清廷这次动了真格。几个月后，他在南京被捕，罪名是私卖国库粮食等，随后被流放到新疆。这一去，注定是单程之旅，他再也没有回来。

也许是有预感吧，本来一向健壮的刘鹗在这一年里身体出现了状况，首先是牙疼，疼得相当厉害，“牙疼。一日未出门”（刘鹗1908年2月17日日记），最后只得将病牙拔掉，这让他产生了一种衰老的感觉：“齿动久不愈，盖两边颠牙俱已活矣。古人云五十始衰，不信然欤。然不忍，遽令西医拔去”（刘鹗1908年3月3日日记）。其次是怕冷。正月间出了趟门，竟然被冻得无法招架，差点出事，“往眉寿里一行，居然不胜寒气，急归寓，命下女燃火，良久始舒。夜不能寐”（1908年2月19日日记）。从“居然”二字，可以想见刘鹗的吃惊和无奈。直到四月份，他还感觉“天寒甚，灰鼠复着矣”（刘鹗1908年4月4日日记）。

身体的种种不适让他想到了死亡问题，三月初一（4月1日）这一天，刘鹗与朋友聚会，喝得大醉，醉到“归寓已不知人”的程度。他为此写了一段座右铭提醒自己：

“不当纵而纵，当止而不止。吁嗟乎，铁云将以醉死。”（刘鹗当天日记）谁知一语成谶，一年后果然客死异乡，但不是醉死。虽然方式不同，结果则是一样的。“不当纵而纵，当止而不止”一语意味深长，显然这不仅仅是指禁酒、不贪杯，更带有人生的体验和感悟在，可惜一切都已经太晚，无法挽回了。

宣统元年七月初八（1909年8月23日），饱受病痛和精神折磨的刘鹗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客死异乡。

（三）

刘鹗一生为何不辞辛劳的兴办实业，其目的究竟何在？他对社会、人生乃至身边的人与事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态度？他在小说《老残游记》中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和观念？要了解这些，首先要从他和太谷学派的关系讲起。

刘鹗的人生理想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养天下。他在给太谷学派代表人物黄葆年的书信中曾这样介绍自己的人生志向：“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刘鹗《致黄葆年》）所谓“养天下”，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全天下的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幼有所成，老有所养，免于饥寒，平安度日，这是刘鹗思想的核心，也是其自觉的人生选择。刘鹗创办实业等一系列活动都是在这种养天下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进行的，由此可以将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串连起来。不了解这一点，就难以理解刘鹗平生的所作所为。

刘鹗养天下思想的形成受到其家庭特别是父亲刘成忠的影响，更多的则是来自清代一个民间思想学派的影响。这个影响刘鹗一生的学派叫太谷学派，又称泰州教、崆峒教、大成教、太谷教等，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由周星垣开创的一个民间思想学派。周星垣（？—1832），字太谷，号空同子，安徽池州人，主要生活在乾隆至道光年间。

周星垣手迹

他学识渊博，旁通百家，刘鹗称其“多才多艺，既擅岐黄，复精周易”（刘鹗周太谷手迹题跋）。他曾云游四方，拜师学道，后贯通诸家而明道。他深受《周易》影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其他思想学说，形成自己独到的宇宙观及社会人生观。他认为“大赤之气”与“深黑之气”为宇宙的本源，提倡养民、宽刑、任贤等仁政思想，主张存性、养命，重视事君、事亲、兄弟相友，注重个人的修养，讲究圣功，追求内圣外王的境界。这些后来成为太谷学派的基本思想。因周星垣字太谷，故后世称这一学派为太谷学派。明道之后，周星垣开始向外传教，他曾云游扬州，在那里受到追捧，广收弟子，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太谷学派的传授方式为口耳相授，教义、著述等秘不示人，因而带有一定的宗教及神秘色彩，外界知之不多，特别是同治五年（1866）的黄崖教案之后，更是如此。这一学派开创传播之后，虽曾受到清政府的镇压迫害，但信徒不绝，最多时达到万余人。这些信徒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不分男女，不论贵贱，其中不乏官宦及富商，影响甚广。太谷学派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解放后，太谷学派解散。

道光十二年（1832），周星垣在扬州病逝，后弟子将其语录辑为《周氏遗书》十卷。周星垣去世后，继承其衣钵的传人为张积中（1806—1866）、李光炘（1808—1885）。张、李二人为中表兄弟，张积中主要在北方传道，李光炘则在南方传道，两人被奉为太谷学派的南北二宗。

张积中，字石琴，人称黄崖先生，江苏仪征人。他起初在扬州一带讲学传教，后为躲避战乱，遂到山东肥城、长清之间的黄崖山中聚居讲学，信徒纷纷携家来归，据说人数最多时达到八千多户。此事引起官府的警觉，山东巡抚阎敬铭将其视为教匪，于同治五年（1866）出兵剿除，进行血腥镇压。张积中与两千多名教徒殉难，这就是清代著名的黄崖教案。此后，太谷学派在北方的活动基本停止。

李光炘，字晴峰，号平山，道号子炘，晚号龙川老人，人称龙川先生，江苏仪征人。著有《李氏遗书》、《素隐述》、《龙川诗钞》等。他继承周太谷的衣钵，在大江南北讲学，门下信徒众多，刘鹗就是其中最为有名的一个。

刘鹗是太谷学派的虔诚弟子。他二十岁那年去扬州谒见太谷学派第二代传人李光炘，从其问学。年轻时的刘鹗桀骜不驯，不守陈规，但他一见李光炘，即为其才学所折服，愿意以师事之。他在《述怀》诗中提到这件事：“余年初弱冠，束修事龙川。虽未明道义，洒扫函丈前。”后来他又于光绪八年海拜谒李光炘。

按照太谷学派的规矩，老师要对拜师者考察一段时间后才能招（1882）、光绪十年（1884）两次到上收。光绪八年（1882），李光炘正式收刘鹗为徒。从李光炘那里，刘鹗学习了太谷学派的基本教义，树立了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学会了道义与担当。“无才学干禄，乃志在圣贤”（刘鹗《述怀》），他从此有志于圣贤，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为此他称自己为“空同最小弟子”。太谷学派的思想使刘鹗变得务实，从实际的事务入手，而不像其他读书人那样，夸夸其谈，纸上谈兵。

李光炘像

在太谷学派的第三代传人中，以刘鹗、蒋文田（1845—1909）、黄葆年（1845—1924）影响最大，其中后两人为李光炘指定的学派传人。刘鹗与黄葆年等人有较为密切的交往。他把自己的长女嫁给黄葆年的二儿子，并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黄葆年那里读书，两人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刘鹗与张积中的弟子朱玉川也有往来。

按照太谷学派的规矩，弟子拜师时，要举办隆重的仪式。老师会根据弟子的资质、品行等情况，用一句话对其进行概括和评价。当时李光炘对刘鹗的评价是“超凡入圣”，在太谷学派老师对弟子的各类评价中，这是最高的一种。这反映了李光炘对刘鹗这位年轻弟子的肯定和期许。

刘鹗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许，他后来一直为太谷学派的各类活动提供资助，积极参加学派的讲学与聚会，如光绪二十八（1902）太谷学派主要成员在上海的愚园雅集以及随后在苏州的创办归群草堂，其开支主要是由刘鹗承担的。刘鹗还收集刊印太谷学派主要成员的手迹。在《老残游记》中，他以文学的形式宣传太谷学派的主要思想，随着小说的畅销和传播，太谷学派也广为人知，这比讲学产生的影响更大。

更为重要的是，刘鹗以太谷学派的思想为指导，兴办实业，赈济难民，创作小说，服务社会，将太谷学派的学说落到实处，客观上也扩大了太谷学派的社会影响。

太谷学派的学说对刘鹗影响很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它并非刘鹗思想的全部。丰富独特的经历、直率鲜明的性格、特立独行的言行，这些都使刘鹗对太谷学派学说的理解与太谷学派其他成员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会产生分歧，一些成员由此对刘鹗的行为产生不满。刘鹗曾与当时的太谷学派重要成员黄葆年“不见十年，未通一字”（黄葆年致刘鹗函），两人通过书信和面谈的方式进行过辩论，结果两人谁也未能说服谁，这也是需要说明的。了解这一点，对刘鹗思想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认识才更为全面、深刻。

值得注意的是，刘鹗还受到西方思想的不少影响，他的朋友及生意合作者中有不少是外国人，在兴办实业的过程中也不断与外商打交道，并读过一些外国书，因而对西方企业的管理、运营模式较为熟悉，对西方的社会文化较为了解，自觉进行学习和借鉴。中西两种思想在他身上有着奇妙的融合，成就了一位具有超前意识的现代新型实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