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里蓬飘几知己——刘鹗的交游与人际网络

刘鹗性情豪爽，为人坦荡，一生走南闯北，涉足多个领域，由此结交不少朋友，形成一个庞大的交游网络，其中既有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也有志趣相投的道义之交；既有达官贵人，也有平民百姓；既有本国挚友，又有异邦宾朋。这些来自不同地区、各个阶层的朋友是刘鹗人生的重要财富和资源，也是其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思想观念及平生事业有着很大的影响。通过对其交游情况的梳理和考察，可以对刘鹗的生平和思想有着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

刘鹗平生交游广泛，根据交往的内容和性质，可以将其朋友分为四类，一是兴办实业所结交的各类人物；一是有共同志向、爱好，特别是碑帖金石方面所结交的知音，一是太谷学派的教友，一是自己的亲友。以下分别进行简要介绍。

（一）

先说刘鹗的实业交游圈。兴办实业，需要和各色人等打交道，为此刘鹗苦心经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这些关系网中的一部分是由当时的达官权贵组成的，主要有晚清重臣李鸿章、王文韶、善耆、奕劻、徐郙等，对他们手下的幕僚，刘鹗也是很注意结交的。这些人身居高位，掌握着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没有他们的首肯，很多事情包括修建铁路、开采矿产是无法得到批准的。

刘鹗虽然没有担任过具体的官职，但有着道员、知府的官方身份，他深谙当时官场运行的潜规则，和这些官员的交往带有非常鲜明的功利色彩。刘鹗主要是通过送礼行贿等方式与他们结交，以此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然后再利用这种由金钱铺就的关系获得修路或开矿权，从中牟利。在今天看来，这些行为也许是不够光明正大，甚至是违法的，但在当时，这是办事的潜规则，不这样做的话，很多事情是办不成的。

以刘鹗结交庆亲王奕劻为例。奕劻（1836—1918），爱新觉罗氏，字辅廷，满洲镶蓝旗人。他是庆僖亲王永璘之孙，幼袭辅国将军，被封庆亲王，先后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总理大臣、军机大臣，是当时的实权派人物，自然是刘鹗希望结交的对象。

奕劻像

但是以刘鹗的身份和地位，是无法直接和奕劻接触的，于是他先结交与奕劻较为熟悉的肃亲王善耆，通过他的介绍和引见，和奕劻建立联系。说起这位善耆（1866—1922），也是一位实权人物，他姓爱新觉罗，字艾堂，号偶遂亭主，满洲镶白旗人。系肃亲王豪格的第十代孙，光绪二十五年（1899），袭封王爵。曾任镶红旗都统、民政部尚书等。此前刘鹗已与善耆建立起较好的关系，并将自己的门生留英学生丁士源介绍给善耆做秘书。在其日记中曾有这方面的记载：“午后至肃邸处，前日汪君韶九来约也。人极和蔼，此人当道固有益矣。”（刘鹗1901年4月15日日记）

李鸿章像

有了善耆的介绍，刘鹗和奕劻建立了关系，当然这种关系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随后刘鹗借祝寿的名义给奕劻送礼：“午后遣人送庆邸寿礼。用‘九如’一座，‘绾绰眉寿卣’一具。……归知庆邸之礼已收也。”（刘鹗1901年4月16日日记）这是一份厚礼，当然刘鹗这份礼不是白送，而是有目的的，而且见效也比较快。过了一个多月，刘鹗在日记中就有如下记载：“至贾子咏处，知庆邸批已下，携归。”（刘鹗1901年5月27日日记）贾子咏即贾景仁，曾任山西商务局总办，刘鹗在山西开矿就是与他合作的。显然，刘鹗给奕劻送礼与其在山西的开矿或修路有关，有厚礼开道，事情办得还比较顺利。在刘鹗的日记中，还夹有一封没有上下款的书信，其中提到“前日与贾子咏同见庆邸，已蒙面允，照去年所说，将泽襄铁路改为泽浦，准其载人载货”。这封信也可以印证这件事。

此后刘鹗和奕劻继续保持往来，还有很多事情仰仗这位实权人物。在其日记中有如下记载：“七钟起，拟谒庆邸也。起即雨，稍迟，雨益大，复睡，午后乃去。因日本有会晤，不见，嘱将所事具禀。”（刘鹗1901年7月31日）“早起，饬人送禀帖。”（刘鹗1901年8月1日日记）

在打点奕劻的同时，刘鹗还在走着李鸿章、王文昭等人的门路。刘鹗能与李鸿章结识，与他的父亲刘成忠有关系。刘成忠与李鸿章为同榜进士，两人有同年之谊。刘鹗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也有较为密切的往来，两人曾合资在湖南株洲创办炭素炼钢厂。加之李鸿章的核心幕僚马建忠是刘鹗的好朋友。因上述关系，刘鹗有多条渠道可以和李鸿章保持往来。在北京赈灾期间，他与李鸿章曾有较多交往。王文韶与刘成忠为同榜进士，其子王稚夔与刘鹗也有往来。利用这些由各种渠道建立起来的复杂人际关系，刘鹗才能拿下那些需要清廷审批的项目。

刘鹗和其他官员交往的情况大多如此，他和这些人谈不上友情，不过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

（二）

再说刘鹗因共同志向、爱好而结交的知己朋友，这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主要有马建忠、方若、罗振玉、梁启超、宋伯鲁、沈荩、狄楚青、连梦青等。他们彼此有着相近的志向与爱好，相互唱和、切磋，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刘鹗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好友：“予生平知己，姚松云第一，马眉叔第二。”（刘鹗1901年5月31日日记）这里所说的姚松云即姚钊（1844—1901），字松云，安徽桐城人。监生，曾任山东莱芜知县、济南知府、泰安知府。刘鹗是在山东河工效力期间与姚钊结识的，当时姚钊执掌山东巡抚文案，因治水有功而屡有升迁。两人交往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相处融洽，情谊深厚。限于资料，对两人交往的具体情况现已难以知晓。不过刘鹗将这段友谊写进了自己的小说《老残游记》。在该书中，那位姚云翁、姚云松的原型即姚松云。在小说中，姚云松向宫保郑重推荐老残，钦佩其学问品行，称赞他通达人情、熟谙世势，可见他对老残相当了解。老残向宫保反映玉贤伤天害理恶行的信函也是托姚云松转交的。老残在协助破案时专门拜访姚云松，两人有一番长谈。后来姚云松又介绍老残与宫保会面。在小说中，姚云松虽然出场不多，但与老残还是颇有交情的，这一人物带有虚构的成分，但其身份与其原型姚松云基本一致，有浓厚的写实色彩，刘鹗当年与姚松云交往的情景可以从小说中得知一二。刘鹗创作《老残游记》时，姚松云已经去世，他将好友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纪念这位生平第一知己。

刘鹗所说的平生第二知己马眉叔即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曾到法国留学，通晓法文、英文、拉丁文。后随李鸿章办理洋务，为其核心幕僚。曾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著有《马氏文通》等。刘鹗在总理衙门任职时与马建忠结识，因志趣相投，成为很好的朋友。马建忠后来将刘鹗介绍给英国福公司的创办人罗沙第，由此开始刘鹗此后毁誉参半的矿业生涯，可以说此举改变了刘鹗的人生。

马建忠像

不幸的是，从1900年到1901年，短短一年之内，姚钊、马建忠这两位生平最好的知己相继去世，刘鹗为之伤心不已：“呜呼哀哉，予生平知己，姚松云第一，马眉叔第二，周年之间，先后去世，不亦痛哉。”（刘鹗1901年5月31日日记）

在刘鹗的交游圈中，罗振玉要算是交往较为密切、相处时间较长的一位。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号雪堂、贞松。江苏淮安人。曾创办农学社、东文学社江苏师范学堂及《农学报》、《教育世界》杂志。精通经史、金石之学，在甲骨文研究领域颇多创获，有著述多种。两人同为淮安同乡，刘鹗长罗振玉九岁。由于人生轨迹及性格秉性不同，两人结识交好的时间比较晚。据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介绍，他早就认识刘鹗，但彼此不愿往来。当时刘鹗结交的都是市井少年，生性旷达，不守绳墨，看不上罗振玉的循规蹈矩，而罗振玉则看不惯刘鹗的年少轻狂，因此走路时遇到都有意避开，在此情况下，两人也就不可能成为好友。有意思的是，罗振玉虽然不喜欢刘鹗，但与其兄长刘渭清则过从甚密。他早年科举不顺，在淮安私塾教书，因囊中羞涩，经常找人借书来读，其中就包括刘鹗的哥哥刘渭清。

光绪十七年（1891），刘鹗被山东巡抚张耀征调，担任黄河下游提调官，协助治水。但他的治水理念与张耀的幕僚不同，为此发生争论，其间，罗振玉认为当时的治水存在弊端，遂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他的想法和刘鹗不谋而合，刘渭清就将这篇文章寄给弟弟。刘鹗看到后，很是高兴，他把自己所写《治河七说》寄给罗振玉，并将其推荐给张耀。张耀采纳了刘鹗的建议，延请罗振玉入幕，但罗振玉以不愿离家太远而婉拒。此事虽然未成，但由此可以看出刘鹗对罗振玉的推重。

光绪二十年（1894），刘鹗送家眷回淮安，有一天，他到一家字画店里看碑帖，正巧罗振玉也在店里，彼此相见，这才算是正式结识。

此后两人往来密切，他们不仅治河理念相同，对时局的看法也较为一致，很是谈得来。第二年，刘鹗聘请罗振玉做家庭教师，让他教自己的孩子及侄子们读书。罗振玉原来坐馆的束脩是每年二万钱，刘鹗则加到八万钱，涨了四倍，对其很是关照。后来罗振玉将自己的长女罗孝则嫁给刘鹗的儿子刘大坤，两人成为儿女亲家，关系更为密切。

罗振玉像

刘鹗在上海居住的时候，和罗振玉比邻而居。白天各自忙碌，晚间有空闲，两人经常聚在一起谈论金石书画。刘鹗曾将自己所藏字画全部拿出来让罗振玉鉴赏，罗则一一品评，在题签上画圈，一至五圈不等，表示自己的意见，两人常常聊到深夜。

罗振玉在学术及事业上都得到过刘鹗的帮助。就学术而言，两人在金石、碑帖、文字学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爱好，可谓志趣相投。两人还曾拿出各自珍藏的碑帖斗宝，成为一段佳话。罗振玉是甲骨文研究的大家，收藏龟甲兽骨甚富，但他起初还是通过刘鹗才知道甲骨文，看到甲骨文的，他曾专门谈到刘鹗在此方面的贡献及对自己的帮助：

予之知有贞卜文字也，实因亡友刘君铁云。刘君所藏，予既为之编辑为《铁云藏龟》，逾十年，予始考订其文字，为《殷商贞卜文字考》，时君则以事流西陲死矣。又二年，选予所蓄，手自拓墨，以成《殷墟书契》八卷。又二年，成《考释》一卷，则距君之死，且数年矣。居恒辄叹，殷墟遗宝，由君得传于斯世，而君竟不及见予书之成也。欲揭君流传之功，以告当世，乃搜箧得君曩日诒予之墨本，选《藏龟》所未载者，得数十纸，为《铁云藏龟之余》，以旌君之绩，以慰君于九泉。（罗振玉《铁云藏龟之余》序）

刘鹗的《铁云藏龟》就是在罗振玉的鼓动和帮助下编成的，其后罗振玉继续搜罗研究甲骨文，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除《铁云藏龟》之外，《铁云封泥》也是在罗振玉的鼓动下编印成书的。

就事业而言，罗振玉在结识刘鹗时，还处在起步阶段，缺少人力、资金等，他创办东文学堂、农报馆等，都得到了刘鹗实际的支持和帮助。比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罗振玉创办《教育杂志》，刘鹗对这份刊物很是欣赏，为此资助了五百银元。光绪三十年（1904）年，罗振玉创办江苏师范学堂，刘鹗将儿子刘大坤送去就读，还于第二年二月二十日（3月27日）前往参观，对罗振玉的治校成就很是佩服：“井井有条，罗叔耘真人杰哉。”（刘鹗1905年3月27日日记）其后，罗振玉到学部就职，其中也有刘鹗的举荐之功。

虽然秉性各异，为人处世之道也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两人之间的关心和帮助。刘鹗到山西开办矿业、到北京赈灾，罗振玉都曾进行劝阻，他认为此事于国有利，但会给刘鹗本人带来伤害，虽然刘鹗没有采纳，但老朋友的这种关切则是可以感受到的。

刘鹗去世后，罗振玉为其写了一篇小传，即收录在《五十日梦痕录》中的刘铁云小传，在文中他不仅记述了刘鹗的生平事迹，还替老朋友辩诬，他认为刘鹗的悲剧在于“怀才而不善自养，致杀身而丧名”（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因其所言所论都是亲身经历者，对研究刘鹗的生平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刘鹗与罗振玉等

有人提出刘鹗“与著名国学家王国维曾有过一段微妙的历史因缘。彼此亲近，又以学问同好、精研古器、碑帖而联珠贯索”（高建行、周广夏《刘鹗与书法艺术》，《复旦学报》1991年第5期），不知何据。两人都与罗振玉有着较多的往来，也有共同的爱好，彼此结识的可能是存在的。限于资料，两人交往的详情已难以了解。

在刘鹗的朋友中，还有一位必须提及的人物，那就是梁启超（1873—1929）。

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显赫名声，这里就不再对其生平进行介绍，而是直接进入正题：刘鹗是什么时候与梁启超结识的？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

春，刘鹗在上海创作《春郊即目》诗二首，抒写自己壮志未酬、漂泊异乡的惆怅心绪：

郊游骤见海棠花，亚字栏杆一树斜。

蝴蝶忽然飞屋角，羁臣何以在天涯。

千枝翡翠笼朝雾，万朵胭脂艳朝霞。

寄与春光休烂漫，江南荡子已思家。

可怜春色满皇州，季子当年上国游。

青鸟不传丹凤诏，黄金空敝黑貂裘。

垂杨满地闻嘶马，芳草连天独上楼。

寂宾江山何处是，停云流水两悠悠。

两首诗写得悲壮沉郁，颇为感人，不少朋友如汪康年、罗振玉、毛庆蕃、黄葆年等纷纷唱和，其中就有梁启超，其和诗为：

自古文明第一州，卧师常在睡乡游。

狂澜不砥中流柱，举国将成破碎裘。

燕雀同居危块磊，蛞蝓空画旧墙楼。

漏卮真成西风岸，百孔千疮无底愁。

梁启超所和的为第二首，从中可见两人对时局、对人生的看法是比较接近的，都是为国事而担忧。也许此时两人就已经认识。

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记江西康女士》一文，介绍一位奇女子康爱德的事迹，为提倡中国女学张目。康爱德从小做童养媳，后到国外留学，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女学生，她在密歇根大学学习医学，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在当时引起轰动。回国后，她用自己所学知识帮助贫民，救死扶伤，在当时广受赞誉。梁启超的文章发表后，上海《申报》又陆续刊登两篇对康爱德的报导和评论，一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梁启超像

康爱德（右）像

刘鹗读到梁启超的文章后，对康爱德很是仰慕，得知她还没有嫁人，就转托罗振玉拜请梁启超、汪康年二人做媒人，想娶这位奇女子为妻。稍后，他又专门给二人写信，请他们帮忙。当时刘鹗妻子去世已四年，“已有姬妾，子女亦强壮，本不愿续”，之所以产生这个想法，是考虑到“中国习气锢闭已深，此奇女子有难以择配者，仕宦之家必多顾忌，则其才难于展布，不禁有毛遂自荐之意，亦所以成就卓如先生（即梁启超，笔者注）开中国女学之心也”（刘鹗致汪康年、梁启超书札）。

刘鹗发如此奇想，倒也符合其性格，如真能与康爱德结为伉俪，自是一段颇为浪漫的佳话，刘鹗的人生轨迹也许会因此而改变。后不知何故，未能如愿，不知是梁启超、汪康年不愿做媒，还是康爱德本人不同意。估计后者的可能性大些，当时刘鹗妻子虽然去世了，但他身边还有四个小妾，他固然在思想上也收到西方思想影响，其家庭生活却全然是传统式的，而康爱德则是一位在美国受过多年教育的新女性，让她与刘鹗的几位妾共处一室，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接受的。两个人的人生轨迹本来就不存在交集，自然也就不可能走到一起。

光绪二十七年（1901），刘鹗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第八十三册发表诗作《呈星洲寓公》，表达对南洋诗人邱菽园的仰慕之情。

光绪二十八年（1902），刘鹗应梁启超之请，为其翻译的《十五小豪杰》一书题写书签。此事在其日记中有记载：“归寓，读《十五小豪杰》，写书签。”（刘鹗1902年5月1日日记）至于是题在刊发该作品的《新民丛报》上还是译文原稿上，学界还有不同的意见。可见两人一直保持往来。

除了梁启超，刘鹗还结交了一些维新派人士，如宋伯鲁。宋伯鲁（1854—1932），字子纯，又字芝栋、芝洞，号芝友，陕西醴泉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官御史。刘鹗与宋伯鲁是结盟兄弟，有诗唱和。宋伯鲁是维新派重要成员，变法失败后，被清政府革职通缉，逃往上海，后回到家乡陕西被捕，刘鹗得知消息后，很是着急，曾设法营救。此事在其日记中有记载：“前日，西安来电云：院臬以‘诬讪宫栉’诬芝洞，已拘拿置狱，乞设法援手。电到时，密码寻不着，至今日始获。急入城见仁和，始知旨系交地方官管束，可谓喜出望外。”（刘鹗1902年7月24日日记）“复得芝洞一电，因急作电复之。”（刘鹗1902年7月26日日记）从两个“急”字、“喜出望外”等字句可见刘鹗对老友的情谊。

据说刘鹗与谭嗣同、大刀王五也有过交往，谭、王二人的结识也是通过他介绍的（参见蒋逸雪《刘鹗年谱》）。此外刘鹗与康有为也有过一面之缘，二人还有书信往来。刘鹗此类朋友尚有汪康年等。

由此也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刘鹗对维新变法到底是什么态度？这是学术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据刘鹗的儿子刘大坤说，“先君素不赞同保皇党，谓其行动为本末倒置”（刘大坤《关于〈老残游记〉》），刘鹗也确实说过不赞同康、梁行为的话：“民困则思乱，迩者又有康、梁之徒出而鼓荡之，天下殆哉岌岌乎。”（刘鹗《致黄葆年》）不过结合刘鹗的生平来看，他不赞成保皇党，未必就一定是反对维新变法，因为康有为等人在戊戌政变前后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保皇党与维新变法之间不能划等号。刘鹗与维新人士多有交往，其思想与维新派的理念也有一致之处，对他们的变法之举未必赞同，但至少应是同情的。从他加入保国会、不缠足会，帮助在淮安代销《时务报》等行为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三）

黄葆年像

再说太谷学派的教友。刘鹗早年追随李龙川，信奉太谷学派，积极参加并资助教中的各类活动，与不少重要人物有较密切的往来，如黄葆年、毛庆蕃、乔树柟等。对刘鹗师从李龙川的情况，本书其他地方已做过介绍，此不赘述，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刘鹗与黄葆年等人的交往情况。

先说刘鹗与黄葆年的交往。黄葆年（1845—1924），字锡朋，号希平。江苏台州人。光绪间举人，曾任山东朝城、福山、莱阳等地知县，后辞官，创办归群草堂，专心授徒。黄葆年是太谷学派的第三代传人，与刘鹗同为李龙川的弟子。光绪二十二年（1896），刘鹗的长女儒珍与黄葆年的次子黄寿彭喜结良缘。此外，刘鹗还把儿子刘大黼送到黄葆年那里读书。同为太谷学派道友，又是儿女亲家，由此可见两人密切的关系。

刘鹗引黄葆年为平生知己，对其心悦诚服，他在给黄葆年的书信中曾专门强调这一点：“尝自谓生平知己，除父师外，惟实甫及公二人而已。弟于诸学长或由敬而爱或有爱而敬者，比比皆然，然心悦诚服者，亦惟公一人而已。”（刘鹗《致黄葆年》）这里所说的实甫即颜秀，实甫为其字，他也是太谷学派的重要成员，与刘鹗莫逆之交。颜秀去世较早，其三个女儿刘鹗皆妥为安置，并将他的幼女娶为儿媳。依刘鹗的性格，他是不会随便奉承人的，他对黄葆年所说的这番话应当是发自内心的。

尽管两人相互敬重，但由于经历、秉性不同，在对太谷学派教义的理解方面则存在分歧。黄葆年对刘鹗在社会上的一些言行难以接受，曾写信进行劝告，两人为此以书信的形式进行了交流。刘鹗认为“今日国之大病，在民失其养”，他对自己和黄葆年进行如下社会定位：“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刘鹗《致黄葆年》）这一观点黄葆年是不愿接受的，其结果是可以想见的，两人谁也未能说服谁。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黄葆年听到清廷将要抓捕刘鹗的消息，让人带信给刘鹗：“蒙难艰贞，负罪引慝，君子之所与也：怨天尤人，倒行逆施，君子之所不与也。呜呼，岂独君子不与也哉，天将厌之矣。”劝刘鹗自责反省。对此刘鹗表示接受：“谨拜受命。”（刘鹗1908年2月14日日记）可见黄葆年对刘鹗的关切之情。可惜一切都已经晚了，几个月后，刘鹗被捕，流放新疆。

刘鹗去世后，黄葆年曾以此告诫自己的弟子：“刘铁云误于成家、学道两事双全。现在道既未成，家又何如，汝等不可不赶紧醒梦也。”（黄葆年《归群草堂语录》）可见他把刘鹗作为失败的例子，认为他学道未成，也未能成家，劝弟子不要做不切实际的美梦。

再说刘鹗与毛庆蕃的交往。毛庆蕃（1846—1924），字实君，江西丰城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曾任户部员外郎、江南制造局总办、陕甘总督。他是翁同龢的亲信，也是太谷学派的信徒，为李龙川门下弟子，其四女又嫁给刘鹗的儿子刘大黼。他与刘鹗有同门之谊，同时拜李龙川为师，又是儿女亲家，彼此往来较多。两人都有颇为丰厚的财力，当时太谷学派的活动大多是他们资助的。刘鹗在流放新疆期间，与毛庆蕃多有书信往来。刘鹗去世后，他协助刘鹗的子女将其灵柩送回原籍。

最后再说说刘鹗的亲友。这些亲友有些与刘鹗原本就是亲戚，有些则是后来结亲而成的亲家。这也是刘鹗重要的人脉，他在兴办实业的过程中，得到过不少亲友的帮助。这里稍做介绍。

王星北。他和刘鹗是儿女亲家，其女儿嫁给刘鹗的儿子刘大章。曾任招商局镇江分局总办，刘鹗等人在南京浦口买地时得到过他的帮助。

高子谷。他是王文韶的孙女婿、刘鹗的妻舅，也是刘鹗在总理衙门任职时的同僚。两人来往密切，在生意场上多有合作。刘鹗曾想与其一起在北京创办自来水公司、电车公司，但未能成功。两人还曾一起向清廷建议发行国债、铸造铜圆。他后来和刘鹗一样，被流放新疆。

程文炳（1833—1910）、程恩培（1870—？）父子。前者字从周，安徽阜阳人，历任九江总兵、长江水师提督；后者为程文炳次子，字绍周。程文炳是刘鹗的盟弟，也是儿女亲家，其子娶刘鹗之女，他也是太谷学派的信徒，师从黄葆年。他们与刘鹗先是在河南合伙开矿，后一起在浦口买地，一直保持密切往来与合作。

需要说明的是，将刘鹗的交友圈分为四类只是为了介绍和叙述的方便，其人际网络的实际情况要丰富复杂得多。这四类人物有一些是存在交叉的，比如黄葆年，他既是刘鹗的同门教友，又是儿女亲家。再比如高子谷、程培恩等人，既是刘鹗的亲戚，又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将这些人脉作为兴办实业的一个基础，这也是刘鹗交友的一个特点。

（四）

值得一提的是，在刘鹗的交友圈中还有不少外国人，例如福公司的罗沙第、沙彪纳、哲美森等，多为其生意上的合作者，与他们的交往对刘鹗的事业和思想皆有较为重要的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鹗与日本人的交往。在他所结交的外国朋友中，以日本人居多，正如一家日本报纸所说的：“（刘鹗）和日本人的交往非常广，有不少日本人蒙他照顾。”（《观光来的中国人》，1906年2月12日《大阪朝日新闻》）从相关资料来看，刘鹗的日本友人有西村天囚、牧放浪、小田切万寿之助、西村博、郑永昌、中岛裁之、中根斋、山田纯三郎、曾根俊虎、内藤湖南等。之所以如此，与刘鹗对时局的认识有关，他对日本有比较多的好感，对俄国则持排斥态度，这可从其《刘观察上政务处书》一文中看出来。

刘鹗结交的日本朋友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新闻记者，一类是商人，一类是官方人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日本人表面上看是商人，实则是在暗地里为日本搜集情报，这样刘鹗与他们的交往与合作就变得有些复杂，充满争议了。

以刘鹗与日籍朝鲜商人郑永昌在东北合作创办海北盐公司为例，该公司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天津成立。这位郑永昌曾担任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具有日本官方背景，并非普通的商人。按照清政府的规定，盐务为国家专利，不准外国人染指。刘鹗想通过与外商合作的方式取得辽东半岛的盐务经营权。尽管他声称“严定合同，实为收回权利”，“目下收回权利有绝好之机会”（刘鹗《为与日本前驻天津总领事郑永昌订立合股经营辽东半岛盐业合同致赵尔巽禀》，1905年），但这只是刘鹗一厢情愿的想法，此举显然会给日本侵占中国盐务权带来可乘之机，甚至可能是日本人设计的圈套。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刘鹗的请求断然拒绝。他对刘鹗与日本人合伙插手盐务的这种行为极为反感：“刘铁云媚狐伥虎，情极可恶。”（《盛京将军赵尔巽为批驳刘鹗所呈盐务合同事致外务部函》，1906年）

虽然没有获得官方批准，但刘鹗并未住手，仍与郑永昌在东北贩卖私盐。后又与郑永昌合伙在朝鲜开设盐运会社，进行走私。此事后被查出，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驻韩总领事马廷亮禀报：“韩在甑南浦私设盐运会社，合同内载华人刘铁云、刘大章均为发起人。”这也是刘鹗最后被流放新疆的一大罪状。

刘鹗被捕前，郑永昌曾密电通报消息，让其到日本躲避。刘鹗在南京被捕后，郑永昌又设法营救，他通过日本驻上海领事永泷久吉发电给端方，声称刘鹗在盐务贸易中欠其债务四十万两，请求不要将刘鹗立即流放新疆，想以这种迂回的方式来阻止清廷流放刘鹗。但此举遭到端方的拒绝。不过由此也可见两人的交情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