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养天下为己任——刘鹗的事业与抱负

刘鹗平生心血所系，主要在兴办实业，从治理黄河到京城赈灾，从修建铁路到开办矿业，银行、百货商场、自来水、路灯……几乎当时所有的新兴行业，他都很有兴趣，皆有所涉及。尽管他充满激情，四处奔走，但是，相较其庞大的实业计划，最后真正成功的并不多，大多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而夭折，他还因此而遭受攻击，乃至流放新疆，客死异乡，因此有研究者称其为“一个失败的中国早期资本主义新式工商实业家”（王学钧《刘鹗与老残游记》）。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刘鹗在中国近代实业史上是应该被浓笔重墨写上一笔的，他不同于传统的晋商、徽商，是具有现代思想的新式实业家，代表着中国实业的发展方向，尽管最后失败了，但其尝试和探索是难能可贵的，哪怕是教训，也是很有价值的。

总的来看，刘鹗平生所办实业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

治理黄河是刘鹗人生经历中的一件大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是他走上社会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也正是因为这件大事，他证明了自己过人的学识和才干，也让社会知道了他，为此后的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也是一条母亲河，它滋养了两岸的千万儿女，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但是因特殊的地理及气候因素，这条河流在历史上多次泛滥、改道，形成水灾，给沿岸居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为此，历代王朝都高度重视，设置专门的机构，委派官员进行治理，即以清代而言，就设有河道总督，专门负责黄河事务。但由于观念、技术、制度等问题，黄河水患一直未能得到根治，成为困扰历代官府的一个难题，为此而免职、受罚的官员不在少数。

光绪十三年（1887）夏，中原地区阴雨连绵，黄河水位上涨，开封、郑州等处相继决口，河水夺道而出，从贾鲁河入淮，直奔洪泽湖，水到之处，一片泽国，民不聊生。受淹地区达十五个州县，受灾人数超过百万人。清廷相继委派罗成孚、李鹤年、倪文蔚、李鸿藻等大员前去治理河务。这些大员手忙脚乱了一年，花费巨资，工程仍未能合龙。清廷大怒，对这些大员分别给予免职、降级等处分。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另派广东巡抚吴大澂署理河道总督，负责治水。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他精通金石书画，学养深厚，富有才干，但对河务则是外行。正当他为此一筹莫展之际，年轻的刘鹗前来投效。刘鹗向吴大澂详细陈述自己的治河思路。他的思路与时人不同，当时治河的思路是人为河让道，也就是当河水上涨、河道变宽时，将两岸居民搬迁，为河水让道。但这种办法无法有效地解决问题，不仅搬迁的成本很大，给两岸居民带来很大麻烦，同时也让河水泛滥的范围变得更广，加重灾情。刘鹗则采取东汉人王景的思路，继承父亲刘成忠“筑堤束水，束水攻沙”、“堤不如埽，埽不如坝”的治理办法，具体说来，就是挖深河道，修筑堤坝，将河水束缚在河道之内，这样不必搬迁两岸居民，劳民伤财，且可以控制洪水泛滥。

吴大澂像

吴大澂觉得刘鹗的说法很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事实证明，刘鹗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治理有方加上严格管理，不到半年时间，河防工程就顺利合龙。其间，刘鹗“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清廷为此表彰吴大澂，赏其加头品顶戴，补授东河河道总督。吴大澂自然也没有忘记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特地保举刘鹗以道员任用。刘鹗并不贪功，而是将功名让给哥哥刘梦熊，自己则继续留下来，担任提调官，帮助绘制《三省黄河全图》，此举更让吴大澂对其刮目相看。

《三省黄河全图》是吴大澂联名直隶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张曜、河南巡抚倪文蔚奏请朝廷批准绘制的，当时负责绘制地图的有监修、总理、提调、分校、测量兼绘图、缮写等人员，但其中大多不懂业务，整个工作实际上都是由提调官刘鹗一人来承担，事无巨细都要他来做，他曾这样描绘自己为此忙碌的情景：“测绘河图，终日管窥蠡测，奔骤河干，与波涛相出没者，五月于兹矣。”（刘鹗《上山东抚台禀稿》）该图的绘制从光绪十五年（1889）五月正式启动，到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全图完成，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三省黄河全图》共五册，包括总图一幅，分段图一百五十七幅，合在一起就是一张完整的黄河图，该图对黄河的治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间，刘鹗还接受委派，负责《黄河历案大工表》、《皇朝东河图说》两书的编写工作，为此他到山东查阅相关档案材料。因受到一些官员的刁难和拖延，进展并不顺利，最后未能完成。

刘鹗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吴大澂的称赞，也为他本人赢得了更多的机会。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月，《三省黄河全图》刚完成，刘鹗就被负责办理山东河务的山东巡抚张曜调去，担任黄河下游提调官。此前，山东境内黄河段多处决口，造成严重水患，张曜受命处理河务，他到处网罗人才，想让刘鹗协助他治理黄河。

张曜像

张曜（1832—1891），字亮臣，号朗斋。本为武将出身，在平定捻军及新疆叛乱的战斗中立过不少战功，被授予太子少保。他对治河同样是外行，就招募了一帮幕僚为其出谋划策。当时张曜的幕僚大多信奉西汉治水专家贾让的不与河争地说，主张购买沿岸居民的田地，以拓宽河道。刘鹗坚决反对这种治河思路，认为这是“误以纵水为顺水，犹之人以任性为率性也”（刘鹗《治河五说·河患说》），为此他“访求父老，考之记载，证以现在情形，五月有余，略有所得”（刘鹗《上山东抚台禀稿》），撰成《治河五说》一书。该书包括河患说、河性说、治河说、估费说、善后说五个部分，后又补写《治河续说一》、《治河续说二》两篇，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治河的独到理念。刘鹗本人对这本书颇为看重：“虽无甚精义，而见由己出，不敢摭拾陈言，上尘钧听。”（刘鹗《上山东抚台禀稿》）

《治河五说》书影

刘鹗还著有《历代黄河变迁图考》一书，该书共十卷，包括《禹贡全河图考》、《禹河龙门至于孟津图考》、《禹河孟津至于大陆图考》、《禹贡九河逆河图考》、《周至西汉河道图考》、《东汉以后河道图考》、《唐至宋初河道图考》、《宋二股河图考》、《南河故道图考》、《现今河道图考》等，对黄河历代河道变迁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细致的考察。该书资料翔实丰富，受到后人重视。可以说，即便是没有参与治河，仅仅凭《三省黄河全图》、《治河五说》、《历代黄河变迁图考》这些著述，刘鹗在黄河治理史上也是要写上一笔的。在山东期间，因测量问题，刘鹗与张曜的幕僚、天算学家贾步纬（1827—1908）发生争论并相约打赌，结果贾步纬输了，卷起行李走人，刘鹗由此名声大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