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报刊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中国长期处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之下，落后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彼此缺少联系，没有感到对新闻的迫切需求。封建王朝不给人民以言论出版自由，它自己也习惯于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统治。到19世纪上半叶，中国还没有产生出版近代化报纸的需要。

不过，中国很早就有邸报了。一说始于汉代，难以证实，唐有邸报是可信的。这种“报”原由官方机构编发，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允许民间报房印行，称为京报(也通称邸报、邸抄)。邸报、京报的内容大抵为宫廷动态、皇帝谕旨、臣僚奏折之属，类似官方文件汇编。据有人考证：明末曾有京报刊登过由报人自撰的社会新闻。这一情况表明，很久以前，就有人做过使京报突破官文书性质的尝试。但是，刊载谕旨疏奏以外的新闻稿，只不过是偶尔出现的现象，在其以后的发展中终被淘汰。因为当时的历史，还没有为实现这种变革准备好条件。

邸报和京报虽然不登自己的新闻稿，但它却满足了某些人士了解朝廷政事的需要，所载材料还成为报纸的一种重要消息来源。它客观上起了传播新闻的作用。就此而论，它和近代化报纸存在共同的因素。要说明的是，中国的近代化报纸并不是由京报发展过来的，它们在业务上很少有继承关系。中国的邸报、京报千百年来业务上停滞不前，而近代化报纸在“五四”前不太长的时期却发生了重要变化。

探索中国报刊的业务演变，不能离开在华外报的影响。中国人自办的报刊，是直接以这些报纸为榜样开始自己的历史的。两种报刊性质不同，但在业务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本文是把这两种报刊的历史作为统一过程来考察其业务变化的。

“鸦片战争”以前

19世纪初，外国传教士来华办报，开始了中国近代化汉文报刊的历史。第一个近代化汉文报刊是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接着，传教士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澳门、广州和新加坡等地出版了一批报刊，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广州、新加坡)、《各国消息》(广州)等。据目前所知，在鸦片战争以前，这种报刊约有六七种之多。

这些报刊是适应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华的需要而出版的。传教士是“大规模的商品推销员”。当时产业最发达的英国，为了商品东侵，积极利用宗教打开闭关自守的中华帝国的大门，而报刊被看作是推行这种侵略计划的有效工具。一位传教士后来供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一个能使传教迅速奏效的办法，“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布朗宜：《没有更迅速的道路》)。当然，这些报刊不仅是传教，还担负着殖民主义者整个文化侵略、思想奴役的任务。

这些报刊登有言论和新闻，不同于京报那种官方文件汇编式样。办报人可以自己撰稿、组稿和吸收外稿，体现了某种西方自由主义原则，和京报所受封建专制主义束缚大有区别。它们不像京报那样只是作为君臣之间的纽带，而是面向广大社会，因而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性。所有这些表明，这批传教士所办报刊，已经突破了中国封建性京报那种模式，属于近代化报刊的范畴了。比起当时西方报纸，这批报刊是相当落后的，言论大都为说教文字，新闻来源也很少，多半取材于外文报刊，有的所谓新闻，估计是编造出来的(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所载王、陈两友对话的新闻)。编者们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思想习惯，还尽量运用中国传统的形式、方法进行宣传，使这种从西方带来的宣传工具，穿上了中国的古装。这些报刊的式样，全像中国的线装书本，很多文稿采用中国旧小说的章回体，新闻的写法也效法于中国的笔记、小说。编者还搬用中国朋友间称兄道弟的习俗，对读者自称“弟”或“愚弟”。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一些带有封建性的东西也用上了，大量运用孔子的话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不只是广泛印在刊物的封面上，甚至有的新闻开头先引一段孔子的话，然后再写正文；有的文章几乎是用孔子语录连接起来的。又如，某些刊物在提到“神”的地方，也像中国书籍和京报在讲到“皇帝”“谕旨”等词那样，另起一行，抬高一字，以示尊崇。

这些编者们来自有着两百多年办报传统、拥有闻名全球的《旁观者》报和《泰晤士报》的英国，他们为什么不把那些先进经验用于中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他们的侵略活动还没有广泛开展，还没感到有那种需要；另一方面就是中国不同于英国，当这种由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宣传工具，被移植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中时，不可能不改变自己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