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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到《申报》的创办

宁树藩文集(增订版) 作者:(新加坡)卓南生,程曼丽


鸦片战争后到《申报》的创办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中国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重大事件”,洋务运动也在这期间发展起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客观形势,也推动了报刊的发展、变革。

外报迅速增加(仅指汉文报刊),出版地点由广州、澳门和临近中国的南洋各地,扩展到香港、上海、宁波、北京等城市。报刊本身也起了重要变化。

1.商办报纸大量出现,并逐步取代宗教报刊,成为外国在华报纸的主干

这些报纸的出版地点,大都集中在外国商业侵略基地香港和上海。第一个商办报纸是1858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这是中国第一个汉文报纸(按:现经考证中国第一批汉文报纸是1857年末创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它是最早的汉文日报)。接着,在1864年(按:现经考证,或在1872年4月)香港又出现了另一家著名的商业报纸《华字日报》。《上海新报》于1861年创办,它是上海第一张汉文报纸。

这些报纸是适应英国在华迅速发展的商业需要创办的,主要篇幅刊登商业行情、广告和船期等内容。《华字日报》在报眼上写明:“新闻一、三、五印发,行情每日派送”,可见对商业内容的重视。《上海新报》在发刊启事上说:“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观此新报,即可知某行现有某货,定于某日出售。”这种报纸为商业服务的性质是很清楚的。商业情报必须及时,所以日报首先在商办报纸中产生。由于商业对报纸发展的重大影响,此后,行情、广告成为报纸必备的内容。

2.宗教报刊增加非宗教性内容,逐步向综合性方向发展

最早一批宗教报刊宗教色彩很浓,主要内容为宗教与科学,而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义”。在鸦片战争前后,情况开始变化。战后第一个宗教刊物《遐迩贯珍》则强调以增闻见、“格物致知”为主要任务。它大量刊载科学文化著作(如历史、地理、生理知识)和中外新闻,并开宗教刊物刊登商业广告之先河。随后在上海出版的《六合丛谈》《中外杂志》《教会新报》等宗教报刊,都是将科学、宗教、时事、商务等项内容兼收并举,有的还谈论政事和文学。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这些刊物是为英国在华的整个殖民事业服务的,比起国内宗教报刊,它们的任务要广泛得多。随着英国在华侵略活动的扩展,它们的宣传领域自然也更加广阔起来;再就是,适应读者共同兴趣,本是报刊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何况中国读者缺乏西方那样的宗教热情,如果满纸宗教教义,它所吸引的读者就一定有限了。

3.新闻逐渐占据报刊的重要地位并有了重要改进

最早的宗教报刊,新闻绝少,到鸦片战争前夕,新闻开始多起来,以后一直占宗教报刊的重要篇幅。至于商业报纸,可以没有言论,但新闻是必备的,内容日益广泛,原来只是刊载译自外报的国际新闻和转录京报上的材料。《遐迩贯珍》则刊有军事新闻(关于太平天国军事活动的报道)。商业报纸开始大登社会新闻,如《巡拿巨盗》《赌徒戒子》《卖女可怜》《深入险地》等(均见《上海新报》),这与香港、上海等西方文化生活的输入、市民群的兴起有关。当时在西方是社会新闻流行的时代,也不会不影响到这些外国人办的报纸。当时的新闻来源除译报和转录京报材料外,主要由传教士、外商和编者的友人提供。《上海新报》开始派人采访太平天国的战事消息。再就是登报征稿。《中外新报》在启事中说:“又或里巷中有事欲载报内,可至敝处商酌补入,无非人求多闻,事求实迹之意。”这种应征稿件大都为社会新闻,又多半为道听途说之作。《上海新报》在征稿启事中公开讲明,作者可根据得自“传闻”的材料写稿。

在新闻写作方面也有了改进。举例如下:

四月初八日接到省信,内云:近日省垣人民困惫多端,而最关心者莫若绝粮一事。……闻此次来船除载米外,多载干柴并杂货云。(1854年《遐迩贯珍》)

25日申刻。吴淞探称:罗店之贼卡添贼把守,大股援匪屯于嘉太两城。浏河踞贼不少,声言先扑宝山,再图东窜之语。(1862年7月28日《上海新报》)

这两则消息所写的都是读者所关心的事实,文字简练,没有废话,所谓新闻五要素,大致具备,可说是比较符合新闻稿的要求。比起第一批宗教刊物上的新闻,有了显著的进步。当时好的新闻稿,最早差不多是在军事报道中出现的。军事新闻在新闻改革中起了先锋作用。

1872年上海《申报》的创办,把报纸的业务变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一个重要表现是,自《申报》开始,评论和文艺才成为报纸的必要的内容。在此以前,报纸(当时都为商业性)虽然都重视新闻和广告,可是对评论和文艺却并非都给予注意。例如,《上海新报》基本上不登评论,文艺稿更是偶尔一见。正是《申报》对这种状况进行了突破。它在创刊号的“条例”上,特别列出专门条文征求文艺稿和评论稿。每期报纸都有言论一至二篇,文艺(当时主要为竹枝词)也成为报纸不可缺少的内容,副刊的诞生实由此开端。可以这样说,由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四部分所组成的近代报纸模式,就是在这时确定下来的。

《申报》还对言论本身进行了改革。与宗教报刊上那些阐发教义、介绍知识之类的文章不同,《申报》强调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不断对当前中国的内政外交、上海市政建设和各种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表现出报纸加强言论时事性的努力。从《议建铁路引》《开矿论》《商贾论》《中国人宜亲出洋贸易论》《租界街道清洁论》《论西国贷银事》等题目中,大致可看出它言论的趋向。

新闻报道有所进步。比起《上海新报》,《申报》新闻稿的数量有了增加,报道面有所扩大。引人注意的是它对部分社会新闻所作的革新。社会新闻本是新闻报道中较为落后的领域。在《申报》上,那些谈狐说怪,记述男女琐事的社会新闻也是屡见不鲜的。重要的是,《申报》已开始运用社会新闻揭发社会黑幕,反映下层群众不平遭遇了。不管对这种现象应做如何解释,不能否认这是一种有意义的突破。新闻通讯文体的出现,是《申报》在新闻报道方面所取得的又一成果。诚然,这些所谓通讯,大多是采用中国小说(如《聊斋志异》)写作的手法,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的材料写成的,作者还不懂得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的区别。不过间或也出现反映作者现场采访,写得细致生动的好稿。可以看出,新闻文体是在一步步前进。

报纸的观念有了变化。《申报》批评京报只“见国家之意”,强调报纸应该表达民意。当然,我们很难期望这种外国人办的报纸,真正能够反映人民大众的意见;不过,从京报之达“君意”、传教士报刊之达“神意”到《申报》之主张达“民意”,毕竟是一重要进步。还应注意,当时其他报纸,大多把报纸看成介绍知识、传播消息的工具,而《申报》实进而主张报纸是社会舆论机关了。这种观念的变化,和上述业务变革有着某种联系。《申报》是一张以营利为目的的报纸。它公开声称:“若本报之开馆,余愿直言不讳焉,原因谋业所开者耳。”(《论本馆作报本意》)事实也是如此。报馆主人美查是因贩茶失败才转而办报的,他的办报活动是他原先商业活动的继续。申报馆也和燧昌火柴厂、江苏药水厂等一样,是他在华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办报人的政治观点当然会在报上反映出来,但他们并不是为宣传某种政治观点而办报,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

宗教报刊不在谋利。商业报纸当然要为资本家赚钱服务,不过原先一般重在为推动商业发展效力,至于报纸本身的营利并非主要目的,很多商业报纸是受津贴的。《申报》与此不同,报纸本身是以营利为宗旨的。营利报纸的出现,是中国报刊史上的重要现象。《申报》的很多业务改革,由此而来。既然以营利为目的,就必然把报纸的销售量作为生命线。因此,如何适应共同兴趣,满足官、商、学以至一般市民多方面的需要,就成为报纸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而为了见好于广大读者,又必须以为中国人民谋利的姿态出现。这点,报纸主人讲得很清楚。他说《申报》“所卖之报纸,皆属卖与华人,故依恃者惟华人”。认真研究一下不难了解:正是这种营利方针,推动了《申报》所进行的种种改革。美查还把商业经营的原则运用到报纸工作中来,与当时上海唯一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展开了激烈竞争。首先是售价上的竞争,《上海新报》每张售铜钱三十文,《申报》则不惜暂时蚀本,每张售价降为八文。它还针对《上海新报》不登言论和文艺稿的弱点,增加了这些内容(不全为此),改革业务,增加竞争能力。老资格的《上海新报》终于为这报坛新手所击败(自行停刊)。以前在广州和香港出版的报纸,在贸易政策、政治倾向这些问题上曾不断相互斗争,但报纸之间开展这种商业性的竞争这还是第一次。以营利为目的的报纸所以能出现,必须具有报纸能够成为赚钱的企业这一前提。19世纪上半叶,中国还没有这个前提。70年代前后的上海为产生这种报纸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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