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记者是新时代的产儿。他们是在旧的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伴随着新的社会车轮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新闻记者的出现，是在西方大炮轰开中华封建帝国大门之后。当他们的手开始拿起笔杆的时候，他们的脚便踏在正孕育着巨大变动的大地上。各种社会矛盾正急剧地在聚集、在发展。时代给他们安排的是曲折崎岖、风雷迭起的征程。

中国的封建势力强大而蛮横，活跃在时代前列的新闻记者所受的考验是严峻的。还不要忘记，长期浸润于封建传统的中国新闻记者，发生于自己头脑中的战斗也极不寻常。在历史的长河中，确有不少平庸之辈随波逐流，沉沦隐没，很快被人遗忘。但重要的是，严重的斗争更是锻炼人才的有利条件。我们看到新闻战线上，有大批大批英俊之士，纵马驰骋，披荆斩棘，作出各种有声有色的表演。比起西方国家，中国新闻记者晚出，历史短得多，但是他们所肩负的历史重荷，也许举世无双；他们用血与汗所谱写的历史，其壮丽多姿也足彪炳天下。

中国第一批新闻记者(新闻工作者的通称)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前后的香港。他们起先任职于英国报馆，在这里他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积累了丰富的新闻知识与报纸工作经验。随后，他们办起了中国人最早一批自己的报纸。他们中较为知名的有黄胜(平甫)；陈蔼廷(言)和王韬。

黄胜　可说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报人了。他是1847年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之一，因病返港后受雇于英文德臣报馆从事印刷工作；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期，就担任了颇有名气的中文报纸《中外新报》的主编。他的中西学识受到时人称颂。可是，他的报业生涯主要是在西方报馆中度过的，他虽然参加创办了《循环日报》，但很快远适异域，没有参与报务，后来也没再办报了。陈蔼廷在开创中国人自办报业方面卓有贡献。他在担任《德臣报》译员、副主笔和中文版的主编之际，就积极筹划出版中国人自办的中文报纸；在他主持下，第一份中国人自办的《华字日报》(按：现据考证，该报主权当时尚不属中国人)终于在1872年春天问世。他所主编的报纸开始发出了富国保民的呼声，为一般商业报纸所不及。不过他对报纸工作的改进也是微弱的，并无重大建树，不久出任清廷驻外使节，也脱离了报界。

中国早期最杰出的新闻记者是王韬。在王韬获罪清廷，避居香港的时候，中华大地上战事初平，洋务运动勃起。很多人都沉醉于所谓同治中兴的昇平景象，而王韬却在这表面昇平繁盛下面，看出潜伏着一种不断发展的严重社会危机。他认为解放良策并非“船坚炮利”，而应学习西方致富之道，发展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经济，并由此而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他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虽身在南天，却心怀北阙，遂起而创办《循环日报》(1874年)，以鼓吹自己的救国主张。

王韬对中国新闻事业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是中国第一个把报纸作为宣传爱国思想、推动社会进步的舆论手段。他所主编的《循环日报》奠下了中国报业最早的进步传统；他当然超出黄胜、陈蔼廷之上。在报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出现这样杰出的新闻记者，在西方国家也属少见。

王韬对报纸业务所作的某些改革也有重要价值。当时中国报纸普遍忽视言论，有的报纸偶尔也登数篇评论时务的文章，但多为零星随意之作，不成一格。而王韬所主编的《循环日报》创刊不久，即每日刊登论说一篇，评论时政，鼓吹改革，影响遐迩，开中国报纸重视政论之先例。他对文章之写作主张“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为我怀之欲诉”。他的政论文章就是遵照这一思想写作的。这就是说，王韬不仅为政论在报纸上争得应有地位，而且为它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与写作榜样。他在中国新闻文体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差不多与《循环日报》同时，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中国人也办起报纸来，一批新闻记者在中国悄然出现。可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为新闻记者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条件；刚刚起步的近代化过程步履维艰。新闻记者活动于受着封建势力四面包围的社会，而又依附于发育不全的新闻事业。他们中固然也有一些颇具才华，愤时忧国之士，也曾做过一些像抗击外国侵略、发扬民族正气这种深受读者欢迎的宣传；但是，他们身受重压，他们自己那种过于浓厚的旧式文人的气息，使得他们不能担负时代尖兵的使命。

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也出现过一批类似王韬、超过王韬的先进分子，他们具有比前人更为丰实的西学知识，更为敏锐的观察能力。他们更为深刻地看出了当时正在加剧的社会矛盾，不仅提出了经济改革的要求，而且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而郑观应、马建忠、何启、胡礼垣、陈虬、陈炽等人还纷纷宣传西方有关报纸功能的观点，提出以办报来实现改革要求的主张。可是，他们自己都没办报，也不是新闻记者，表明当时办报是比著书立说更为艰难险阻的事业。

历史没有停滞，更没有后退，它正悄悄地为新闻界英豪辈出时代的到来，进行紧张的准备。正在成长的新一代的报坛骄子，在伺机而动，万木草堂的精英，正整装待发。

“维新运动”是这个时代的开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震惊朝野。亡国大祸迫在眉睫。清廷统治的腐朽一朝尽露，人们再也不能沉默了。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逐渐发展的改良主义思想潜流，一下爆发为救亡图存的宏大的维新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斗争方式是和平的，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以言论为自己的胜利开辟道路，报刊成为不可缺少的利器。中国第一个办报高潮就这样形成了。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景况荒凉、人才零落的报界，忽而聚集起一支容光焕发、器宇非凡的新闻战士。他们中有严复、谭嗣同、唐才常、徐勤、欧榘甲、麦孟华、汪康年、杭辛斋、康广仁、宋育仁等，可以说是人才荟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颗巨星，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　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以新闻记者特有的政治敏感性，抓住时代最为迫切、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激励人心的回答。他那平易畅达、波澜起伏、饱含激情的文章，曾使无数人为之倾倒。他所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前期)，成为时代的旗帜，启发着整整年青一代。他还是卓越的新闻思想家、理论家。他曾发表大量文章，对报纸的性质、作用与功能，报刊的宣传原则与策略，报纸体例、新闻编辑、新闻文体、新闻写作等问题，做了系统的阐发，在当时中国无第二人。其内容之丰实，论述之精辟，也属仅见，为中国新闻理论之建设作了重要开拓。至于他对报章体的贡献更为人所周知。可以说，中国报刊言论之成为一种新的独立文体，是由他开始实现的。他的那些当代同行，也都是报界一时之俊，功绩卓著，但当时报坛盟主的地位，仍得让给梁启超。至于曾经名噪一时的王韬，与之相比，更是相形失色。当然，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不能苛求前人。梁启超也并非神人，后人可以看到，他也有着自己的时代局限性。

时代的步伐忽而加速。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还未过去，一个革命风雷激荡的时代又起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应时而起。他们以武装起义为根本的斗争手段，报坛并不是他们的主战场。但是他们也极其需要报刊，要用报刊唤起千千万万群众，加入推翻清王朝的斗争。

“维新派”记者活动的序幕，是在激动人心的场面中拉开的；而革命派的报坛新秀，却是悄悄地进入自己阵地的。陈少白、冯自由、郑贯公等第一批记者的出现，很少为人注意。他们自己当时也还没有和改良主义思想划清界限。

革命派记者给世界以震动的首先是章太炎。和他的许多同僚一样，他也是从维新派营垒中杀出来的。他有非凡的历史功绩。对当时严重统治着中国思想界的改良主义思想，对改良派的巨头康、梁，他首先在报刊上发起进击。他对当朝皇帝光绪所做的鞭挞，更是动魄惊心。由于他和邹容被捕所引起的“苏报案”，教育着成批的忧国之士转向革命。章太炎一下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革命大旗开始在中国报界高高升起。

在新闻战线上，章太炎对革命派的又一重大贡献，是他成功地主持了《民报》同改良派《新民丛报》的最后决战。他是于1906年来到日本东京主编《民报》的。当时形势的发展，要求革命派在思想上、理论上战胜改良派，进一步发动群众，为即将开展的起义高潮进行准备。两派报刊这场大论战，是关系到革命发展的至为重要的战斗。当时《民报》可说是战将如云，其中有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宋教仁等人。章太炎一出狱即入选主帅，足见孙中山等对他的重视。他学贯中西，革命豪气逼人，文章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在他面前，不可一世的梁启超终于败下阵来。章太炎的革命影响当时达到了自己的高峰；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时人颇多议论。但他的辉煌功绩，永彪史册。他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前期报坛的杰出代表，也为世所公认。

两派报纸在日本的论战初停，起义的烈火就在中国大陆上燃烧起来。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革命报人纷赴新的战场。这一阶段，革命派报坛的代表人物是于右任。和前一阶段的报人不同，他的活动地点不在海外，而是在国内的上海；他的任务不是开展理论宣传，而是进行政治鼓动；他出版的不是运转迟缓的期刊，而是能够快速反映局势的日报。这是因为革命形势变了，报刊的主要使命已不是为起义进行思想准备，而是直接配合起义的发动了。

于右任　的办报活动就是在起义高潮中开始的。他所主持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以曲折迂回的手法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揭露清廷，激励斗志，为此伏彼起的抗清斗争煽风点火。他把革命报纸的战斗作用引向一个新的高峰。革命报刊的活动中心，一下由东京转向上海，而《民立报》实际成为革命派的全国机关报。这些报纸培育了一批英姿焕发、豪气纵横的新闻战士，他们中有杨笃生、王无生、范鸿仙、吕志伊、徐血儿、宋教仁、戴天仇、马君武、邵力子、叶楚伧、张季鸾、陈其美等人，军容之盛，除当年《民报》的精英外，无与伦比。而他们的领袖就是于右任。

清朝统治被推翻，民国宣告成立，中国的新闻记者呼吸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新闻自由的清新空气。但是曾几何时，他们一下又被抛入黑暗之中。在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淫威下，一批记者被捕被杀，一批记者趋炎附势，卖身求荣。也有记者在进行零落无援的斗争，一时难成气候。

如果说当时的新闻记者还来不及在政治上作出扣人心弦的表演，那么在新闻业务上却是颇有成就的。这主要表现在新闻采访与新闻报导方面。在专制政策的严重压制下，言论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令人望而却步。报纸转而加强新闻报道，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时多变的政治局势毕竟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报社纷纷选派“北京特约通讯记者”，一时成为潮流。记者在报道政治新闻方面，一时大显身手。过去中国新闻界曾经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报刊政论家，现在一批以新闻采写闻名于世的记者首次出现了。他们是黄远生、邵飘萍、刘少少、徐凌霄、胡政之等人，而在当时，最负盛名的首推黄远生。

黄远生　在短短的四五年内，写出新闻作品四十多万字，热情惊人。他的新闻通讯所以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它不仅能及时传递出人们迫切关心的时局动向，而且还对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作出深刻独到的分析，而它对一些官僚政客的揭露又是那么痛快淋漓。它受到处于沉闷迷惑之中的读者热烈欢迎，是很自然的。他的通讯在写作上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和时事评论巧妙结合，具有强烈的政论色彩。这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因为这两种体裁的结合，正好满足当时政治备受压抑而读者又极需政论的要求。黄远生的新闻通讯还标志着这种体裁的历史新发展。我们知道，中国的新闻体裁开始时往往和文学体裁混合在一起，难以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在清末民初，新闻通讯开始从文学分化出来，走向独立发展的轨道，可是却又出现另一种倾向，即它只是机械地原原本本地罗列事实，单调而呆板。而黄远生的通讯，却注意按事实的内在的联系来反映事实，轻重有当，题旨鲜明，对旧有模式作了重大突破，把通讯的写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黄远生还对新闻采访工作提出精辟见解，是中国最早深入总结采访经验的新闻记者之一。

历史很快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陈独秀。他早在清末就开始办报，从事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斗争；而现在，他是以新时代的思想巨人步入报坛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这给他思想以极大的震动。历史的沉思使他顿悟，即在一个为封建思想、封建传统所严重统治的国家里，从西方移植来的任何民主共和体制，都是要改变本来的面貌与性质的。中国现在所迫切需要的不是以往那种政治斗争，而是要在人们头脑中开展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报刊被赋予这种历史使命而活跃于时代前列。

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成为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这里汇集起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吴虞、周作人等一大批思想界的俊杰之士，但主将是陈独秀。他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以甘愿“断头流血”的大无畏精神，向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思想猛烈开火。《新青年》的隆隆炮声，震撼着古老的中华大地。它曾唤起无数男男女女，挣脱封建羁绊，奔向争取自由民主的疆场。报刊的思想作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陈独秀还将科学与民主精神贯彻到报刊工作中来(编辑部成员自由讨论的进行、刊物上百家争鸣的开展、论辩中说理精神之提倡，等等)，开报刊工作一代新风。

随着1920年初陈独秀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刊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共的喉舌，而陈独秀则是中共党报的第一个主编。自本世纪初起，陈独秀的报坛经历可说是与时俱进，不过他的黄金时代，却在“五四”前期。

中国共产党报刊的崛起，开辟了中国记者活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记者一出现，即投入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大革命洪流。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与工农学生运动相结合，南征北战，成为新闻战线上最活跃的一支新军。他们那种高瞻远瞩、坚忍不拔、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非凡品格，引起社会极大注意。这批新闻记者，很多是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其中有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李求实、邓中夏、赵世炎等人，而影响最大的为瞿秋白。

瞿秋白　最早向中国人民系统地报道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情况。他在1923年至1927年间，先后主编了中共中央主办的《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热血日报》和《向导》周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他又主编过中共中央在白区出版的理论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在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在中共党报史上，主编过这么多的中央级权威性报刊，除他而外，殆无二人。

如何办好无产阶级政党报刊，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新课题。瞿秋白在这方面做了重大努力。他改造了党的理论刊物，使他所主编的《新青年》季刊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策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主持的《热血日报》所表现出来的彻底反帝反军阀的战斗风格，迅速反映运动、推动运动的作用，以及与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作风，为党的报纸形象提供了最早的榜样。他在党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被右倾路线严重干扰之际，出任该刊主编，使该刊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随后他又提供了出版地下党报和苏区党报的经验。他以马克思主义与党报工作相结合，为奠定党报的优良传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军阀严重统治下，和共产党员在新闻战线上共同战斗的，有大批国民党人和各类反帝反军阀战士。急剧的政治斗争，使这些品格复杂的新闻记者自身的精神世界的斗争也激化起来。因而，这支队伍呈现出一种有的前进，有的倒退，有的忽而后退忽而前进的多变景象。但是，在严峻的事实的教育下，大多数记者通过不同的道路，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斗争中来，有的以身壮烈殉职。

这里要特别提起邵飘萍和林白水。

邵飘萍　是一著名的职业报人，从《汉民日报》到《京报》，他毕生献身新闻事业。他是报社的社长、总编辑，既具有编辑才能，复精于采写，他是中国最早的以采访和写作新闻通讯著称的记者，其声誉与黄远生相伯仲。他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先驱和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和徐宝璜的《新闻学》一起，成为中国人自著的第一批新闻学著作。在新闻领域内，具有如此全面才能，在中国可说是前无古人。

作为新闻记者，邵飘萍那种忠于事实、坚持真理的品质，使他不断深化对社会的认识，增强斗争勇气，思想上终于从一民主报人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最后以自己的鲜血，惊醒千千万万人民奔赴反帝反军阀战场。

林白水　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报人。早在20世纪初便与革命党人相往还，办报宣传反清革命。在当初，他办白话报，致力于下层群众的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他和上层社会关系转密，往还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他那复杂的品格随着政局的激荡而显现出多变状态。不过，追求社会进步，关心下层群众是他思想的主流。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他对军阀统治进行勇敢的鞭挞。愚蠢而专横的军阀，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某些介绍有时还可容忍，可是对于他们的统治哪怕是轻微的揭露却会大发雷霆。林白水终于牺牲在北洋军阀的屠刀之下，距邵飘萍就义的时间只有三个月又十三天。“萍水相逢百日间”这就是活动在军阀统治下中国新闻记者的命运。

戈公振　是这个时期新闻界又一代表人物。他自民初起投入报坛。他适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以后出现的新潮流，对报纸的业务工作不断革新，思想上、政治上紧跟时代步伐，至“九一八事变”后进入了自己的高峰；不过，这里要特别介绍的是他在新闻学方面的历史功绩。在中国，把新闻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加以研究是从五四前后开始的。至1927年出版了一批中国人自写的著作，形成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如果说徐宝璜的《新闻学》和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应用研究成果的代表，那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权威了。这部著作叙述了上自唐代下迄1926年初中国报刊发展的全过程，并对报界之现状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内容系统全面，自成体系，是中国新闻史这一学科的开拓性成就，而戈公振成为本门学科的奠基人。该书影响久远，中国解放前新闻学著作，今犹一再重印的，也许只此一种了。

十年内战期间报界出现新的变动。

文化人在报坛顿趋活跃，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在他们中，有一个杰出的人物，就是邹韬奋。他在办报方面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扎根人民、与人民同呼吸共爱憎、为人民利益终生奋斗的精神。他起先主要对基层读者进行职业、求学、婚姻等方面指导，注重个人品德修养，起点不算高。但是，他那种虔诚地为人民服务的品格，引导他们非常踏实地一步步走向真理，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主编的报刊也就成为争取人民和民族解放的舆论机关。

邹韬奋将“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贯彻于新闻业务、新闻工作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切从人民需要出发、与人民生活密切相联系的报风，是中国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报风，在以营利为宗旨的商业报纸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报纸中都不可能出现。中国共产党报刊一出版，即以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为自己的宗旨；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报刊是处在幼年阶段，在其以主要精力进行紧张的政治斗争的时候，也还来不及在业务工作中广泛树立起这种报风。邹韬奋报刊工作的传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也许是当时最受广大读者欢迎的新闻记者。

商业报纸获得重要发展并出现报业托拉斯趋向，这也是这个时期新闻界所呈现的一种新现象。代表这一趋向的报业家是史量才、张竹平和成舍我等人。报业托拉斯道路和当时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政策发生严重抵触。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时局大动荡的形势下，这批报业家也发生了分化。张竹平退出了新闻界，成舍我终于向右转，坚持独立发展道路并对抗日救亡大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是史量才。

史量才　于1908年投身报界，曾任《时报》主笔。1912年接办《申报》，成为中国这家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影响广泛的报纸的主人。他政治上小心翼翼，超然于党派之外；业务上励精图治，实现报纸的企业化现代化。至1929年，报纸销数由他接办时6000~7000份猛增至14万余份，达20倍以上。这一年他购得《新闻报》大部分股权，成为中国最大的报业资本家。他的报业托拉斯计划由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干预和新闻报馆内部的抵制而受挫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想走西方那种报业托拉斯道路，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四大家族的专制政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方针，是《申报》事业发展的巨大障碍。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史量才的政治倾向起了重大变化。在“九一八”以后，他一改当年政治上谨小慎微的态度。他团结了陶行知、黄炎培、戈公振、李公朴、俞颂华、黎烈文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对报纸的言论、新闻、副刊、编辑、广告、报业管理等方面进行革新，还创办了《申报月刊》、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等文化事业，使《申报》及其文化事业成为宣传抗日救亡和争取自由民主的强大阵地。这当然为当时舆论统制政策所不容，一代著名报业家终于殉志于沪杭道上。

张季鸾　、胡政之则是另一类型人物。他们自清末起活跃于中国报坛，在推翻清廷和反对袁世凯的宣传中崭露头角。但是，他们之在新闻界独树一帜、名噪一时，则是在接办天津《大公报》以后的事。

他们两人长期周旋于政界，是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报人。他们出版《大公报》，无意把它办成像《申报》《新闻报》那样的商业性大报，而是要它成为实现政治理想的手段。这种政治理想，就是在中国这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壤上，建立起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种理想在中国不可能实现，他们对此当然不会了解，但在中国专制政府统治下办这样的报纸，其本身就是一项异常艰难的事业，对于这一点他们是有清醒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等根据当时实际状况、总结报界长期政治经验，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想以此为报纸打开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尽管这一方针不能说被完全遵守，但它在建立该报自己的风格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张季鸾、胡政之等主持下的《大公报》，在宣传上表现出一种客观公正的姿态。它从根本上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但对其某些专制政策和腐败现象却又敢于大胆抨击，锋芒逼人。它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和思想原则，但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地区，也时而能进行一些符合实际的报道和比较公道的评判。这就使这张报纸，既受到蒋介石等高层当局的青睐，视为“诤友”，同时又赢得一大批社会人士(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盛誉，蜚声中外。

张季鸾　是《大公报》的灵魂，他是报纸政策的主要设计师和执行者。他在新闻业务方面几乎是全能的，精于采访，善写新闻通讯，又是编辑能手。他任总编辑的《大公报》在业务上做了多方面的创新，各报一时仿效。可是最为人称道的，却是他紧扣时局、独具见解、笔带感情、明快畅达的时评。他之被称为一代报界奇才不是偶然的。胡政之也是《大公报》的重要决策人物，在新闻业务方面他同样是全才，和张季鸾相仿佛；如果说，张季鸾在报纸编辑和言论方面显露出卓越的才能，那么胡政之则在报业管理方面表现出非凡的本领。

张季鸾死于《大公报》鼎盛时期，胡政之是在《大公报》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宣告破产、思想陷于困惑之中去世的。后起之秀王芸生继张季鸾之后成为《大公报》言论的主要撰稿人，并主持上海《大公报》，一下成为报坛显要人物。不同的是，在中国两条道路大决战中，他终于在形势教育下，抛弃了《大公报》的旧传统，走向人民民主一边，《大公报》也随之获得新生。这是以后的事情了。

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为新闻记者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很短时期内，成群成群的朝气蓬勃的新闻战士，响应时代号召，奔赴祖国各地，其数量之多，人才之盛，活动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在国民党统治区，一批优秀的新闻记者在战火飞扬中崛起。杰出的代表是范长江。在抗日战争前夕，他就深入到鲜为人注意的西北广大地区进行调查采访，写下了大量旅行通讯。在这些通讯中，他以卓越的见识和非凡的胆略，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和陕北根据地的实况，披露了国民党统治下陕北人民的疾苦，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危机，引起了轰动，他因而立即驰名全国。抗日战争一爆发，他即奔赴火热的前线，进行现场采访，所写通讯，读者争相阅读。他还在团结广大新闻工作者共同战斗、和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进行胜利斗争方面，表现出相当成熟的政治修养与精干的组织才能。长期以来，他在领导岗位上鞠躬尽瘁，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还有孟秋江、陆诒、徐盈等人。孟秋江也是在抗战的枪声一打响，即开始进行战场采访的。从华北前线到长江两岸，到处有他的足迹；所写通讯，也闻名一时。随后，他又转赴香港和上海，在新闻战线上进行着严重的政治斗争，以迎接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功绩卓著。陆诒是从“一二八”“松沪战役”采访起，开始他的记者生涯的。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即赶赴卢沟桥采访，九年中他奔走于南北各大战场，后来又去南洋和印度、缅甸进行战事报道。他是中国负有盛名的战地记者，为读者所钦仰。

还有很多新闻记者，在中国特有的那种复杂的政治关系中坚持艰苦的斗争。

特别要提起的是恽逸群。30年代初，他就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抗日战争期间，在被敌伪包围和占领下的上海、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香港，他周旋于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以惊人的胆略和智慧，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所赋予的任务。再就是张友渔，他是另外一种情况，即他所活动的是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地区，为他提供宣传阵地的不仅是共产党的报纸，而且还有各种资产阶级甚至国民党的报纸。他运用社论、新闻、通讯、杂文等手段，以迂回曲折的方法，巧妙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以秘密共产党员和公开记者的身份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活动的还有石西民、李普等很多人。他们从事的毕竟是一种异常艰险的工作，有的被捕，有的被迫流亡海外，有的献出生命。著名的军事评论家、国际问题专家羊枣，就牺牲在国民党狱中。

俞颂华　、萨空了、徐铸成等人，是长期奋斗在新闻战线上蜚声全国的报坛宿将，他们为中国的独立富强、民主进步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俞颂华早在“五四”时期就投身报界，推动新文化运动。他是中国第一批赴苏俄采访的记者中之一人。后来他积极开展进步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宣传，还在香港和新加坡办报，以扩大海内外人士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持。他主编《光明报》、香港《国讯》，为发展在抗战中勃兴的民主党派新闻事业作出了贡献。萨空了的新闻活动是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北平开始的，后活跃于上海、香港、迪化(今乌鲁木齐)和重庆报坛。他坚持真理，不畏强暴，广泛联系基层群众，文字通俗平易，深受读者欢迎。徐铸成能编善写，卓具见识，《文汇报》之成为有广泛影响的进步报纸，他是有功绩的。

抗战以来，新闻队伍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一批颇具才干的女记者的出现，其中有彭子冈、杨刚、浦熙修等人。中国女报人在清末就有了，如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和陈撷芬等人，她们的主要宣传手段是言论。但像彭子冈等那样，致力采访，对时局与社会进行广泛报道的，尚未遇见。此外，还出现了驰骋于国际新闻界的高手赵敏恒、为中国新闻摄影事业作出重大成绩的吴印咸和长期献身于新闻采访与新闻教育事业的顾执中等人。人才辈出，盛况空前。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整整一代的新闻记者在这里锻炼成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地区，兴起了一个办报高潮。至1941年，在华北和华中两个地区，有人初步统计，即出有各类报刊700种上下。成千的知识青年，或从国统区城市，或自刚解放的农村，涌向新闻战线，形成一支群众性的充满革命豪情的新闻大军。他们在物质条件(包括生活条件与办报条件)极其困难、战争环境异常严峻的情况下，进行采访、编报、出报。他们往往既是拿笔的记者，又是拿枪的战士，一边作战，一边办报。他们有时又是群众工作的队员。这样的新闻记者在世界新闻史上是罕见的。他们坚定的革命意志，艰苦奋斗的作风，与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也是举世无与伦比的。

在他们之中，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邓拓。他在1929年由福建来上海，积极参加左翼文化运动，1933年返福建进行反蒋爱国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即来到抗战中最早开辟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自1938年4月起，他主持了《抗敌报》(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从此毕生献身党的新闻事业。他是在敌人“扫荡”频繁的环境中坚持办报的，他那“八头骡子办报”的事迹被广泛流传。边区办报十年间，报社人员参加大小战斗40余次，牺牲20余人。他是报社社长，又是战斗指挥员。他具有高度的政治修养，才华横溢，学识超群。他所撰社论、时评数百篇，成为新闻作品的宝贵财富。他精通新闻业务，不断对报纸进行改革，所主编的《晋察冀日报》成为根据地报纸的一面旗帜。他自己也锻炼成为党的新闻事业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穆青　则是以新闻通讯饮誉报坛的新闻记者。卢沟桥事变后，他即到山西投奔八路军，不久，他就开始了漫长的采写历程。他的新闻通讯是时代的忠实记录。他所写的对劳动模范赵占魁的报道和《雁翎队》等名篇，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和英雄战士的精神面貌，表现了延安整风以来新闻通讯的重大发展。他在东北解放区所写的土地改革和战地通讯，是通讯写作的新收获。穆欣也以写作新闻通讯著称。他对抗日前线战斗与根据地建设的报道，对解放大军英勇进军的报道，受到广泛好评。阎吾则是从一名抗日战士成长为出色的新闻记者的。他那独具风格、生动地反映战场情景的军事新闻，为中国新闻通讯的百花园增添了一朵鲜花。

一批在边区为群众办报的新闻工作者，结合劳动群众的需要，用边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坚持了中国共产党报纸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传统。钱毅就是为报纸大众化而辛勤劳动的一位优秀记者。他为办一张工农所喜爱的报纸呕心沥血，最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来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两支新闻大军，汇集在一起，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栋梁，在各种岗位上作出辉煌的成就。在多次政治运动中，他们中有很多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遏。但他们身处逆境，壮志不衰，仍以各种方式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新闻界老战士，焕发了青春，纷纷挥笔上阵，继续在新闻战线上忘我奋斗。新华社老将穆青以旺盛的斗志主持新华社总社工作，为使中国新闻通讯事业走向世界不懈努力。原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王中，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著名的新闻理论家。他在50年代和80年代，对报纸的性质、对新闻与宣传等问题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为中国报纸改革做了深刻的理论启发。徐铸成、陆诒等，以饱满的热情，总结几十年来的新闻工作的历程，著书立说，教育后人……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新闻记者所走的是一条曲折而不平凡的道路。他们不仅用自己的笔记录了中国整个近代化过程中的风云变化，而且还以多种活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记者自身也从原来寥寥数人，发展到今天拥有数十万人的雄壮大军。历史在前进。处于信息时代和不断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对新闻记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迫切需要和更高的要求。一个新闻记者群星灿烂的时代正在到来。

附记

本稿为夏林根主编的《中国近代名记者》(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书的“导言”。当时该书所收的只及大陆记者，因此本稿对台湾不少著名记者未作评介，这是一大缺陷。谨此说明，并表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