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尔德林诗新编》感言

缅怀先贤

跟歌德、席勒、海涅、格林兄弟等德国经典作家一样，诗人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在中国的译介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他没有像歌德那样，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就幸运地凭他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倾倒了一大批年轻的中国读者；也没有像海涅那样，仅在上世纪20年代末，就一连出了七本汉译诗集和一本散文集。尽管如此，他仍被独具慧眼的中国知识精英们所认知。

荷尔德林译介的开山鼻祖应是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1877—1927）。1907年三四月间，他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戏剧大家海别尔”已论及荷尔德林。该文曰“海别尔（Hebbel，Friedrich，1813—1863，今译“黑贝尔”）……以诗歌言，则以海迭林［荷尔德林］相颉颃，其纯美之感情，仿佛海氏”。诚然，王对歌德、席勒等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心力，有较详的介绍，这里却仅仅一笔带过；拿黑氏与荷氏作比较是否恰当，也有待讨论。但无可否认的是，王毕竟开了荷尔德林在华译介的先河，从而是中国最早关注荷尔德林的人。

民国时期译介的功臣首推季羡林（1911—2009）。他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学士论文《现代才被发见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和《近代德国大诗人薛德林早期诗的研究》一文，在当时可算是凤毛麟角了。两文从诗人的生平创作，谈到他在德国如何被重新发现和评价，第一次向国人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荷尔德林，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据笔者所知，季老自己并不那么看重这两篇文章。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德国图宾根大学撰写博士论文时，还为查找这两文折腾过一番呢。当时我求助于北大的孙坤荣老师。孙来信说，他又找到季老府上当面询问，当时季老自己“也没有印象了”。后来他跟季老的助手一起在北大的旧报刊室里才终于找到了它们，并全文手抄了其中的一篇寄我。1935年，季老被公派去哥廷根大学留学，研究方向转到了梵文、印度文化和东方文化。这就难怪在今天多达24卷的《季羡林文集》中，与荷氏有关的文字只有这两篇（第13卷，页161—184）。读者会看到，在那篇学士论文的下面有段名为“跋”的说明文字（页183），那已是多年后的追忆了。

李长之（1910—1978）的功绩也不该被遗忘。在国难当头的上世纪40年代初，他撰写《德国的古典精神》一著，辟出专章，用文言译了荷尔德林的《橡树林》一诗。诗前还有一段千把字的引言，阐述该诗对国人的现实意义和他本人读了这首诗所受的鼓舞。

贡献最大、从事荷学研究最久的要算在德语界德高望重的冯至（1905—1993）了。在荷学领域冯是“三代元老”。早在民国时期（1925年），冯就翻译了荷尔德林的“命运之歌”，成为荷尔德林作品在中国的第一名译者。建国后（1958年），他主持编写了经典性的《德国文学简史》，对荷尔德林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称荷尔德林为“德国的伟大的诗人”（页140），“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期歌德席勒以外最优秀的抒情诗人”（页169）。20世纪80年代，冯老当益壮，又挥笔撰写了散文名篇《涅卡河畔》。该文以亲切动人的笔调，回顾了作者早年走近荷尔德林的历程，倾注了他对诗人命运的深刻同情，既是一篇研究荷学的必读论文，又是一篇耐人寻味的文学随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

北大教授杨业治（1908—2003）按年龄跟他的老同事季羡林、冯至是同辈，虽然他的著述面世较晚。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权威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杨承担了“荷尔德林”条目的撰写，对荷尔德林的生平创作、对荷尔德林诗的内涵和特征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撰写的论文《啊，给我们翅膀——荷尔德林的古典格律诗》（载《西方诗苑揽胜》，页53—66），一直是探讨荷尔德林诗学难得的一篇专题论文。他翻译的《荷尔德林的〈于沛里昂〉》（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选》，页339—366），迄今为止，仍是研究荷尔德林小说《许佩里翁》唯一的一篇汉译论文。

比冯季杨三老年轻一点的翻译家钱春绮（1921—2010），用心最勤的不在荷学的研究，而在荷诗的翻译。他译的荷诗主要发表在《德国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和《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抒情诗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尤其前者，在长达二十年的时段里，一直是国内书市上唯一在销的一本德国诗歌选本。此后，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该书又重印或改版过三次，影响甚广。听说他还想出一本荷尔德林译诗选，可惜已心力不济。鲜为人知的是，钱老不但译诗，而且作诗，还有一首题为《荷尔德林》的十四行诗传世。我身边还文物似的珍藏着他十多年前赠我的一本手稿。那是一本普普通通的中学生练习本，厚30页，一笔一画地写满了他自己创作的诗，包括《荷尔德林》这首诗。

在译介荷尔德林的百年长廊里，前期的功臣虽为数不多，却不止这几位。那里还镌刻着胡愈之、郑振铎、余祥森、吕天石、李金发、黄似奇等先贤的英名。他们或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清华周刊》等刊物，或在他们撰写的德国文学史里介绍过荷尔德林，尽管那些都只是蜻蜓点水式的片言只语。这些先贤们的主要建树都不在荷学，都不是以荷学的专门家著称的。而作为后学的我们，不应忘记他们披荆斩棘的功绩。如今他们都纷纷离开了我们，他们的翰墨却永留人间。

喜看今日

当拙译《荷尔德林诗选》于1994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笔者曾慨叹“在拥有11亿人口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他的名字还鲜为人知，他的诗被译成中文的还寥若晨星，既无（译）诗选问世，更谈不上全集出版，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翻译界、文化艺术界的一大缺憾”。“就总体而言，荷诗在我国的翻译乃至研究，虽历经70余年，仍停留在起步阶段，荷诗的最高成就，尚未在汉译中得到反映。”可喜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这种局面已奇迹般地得到了改变。近十余年来，荷尔德林的译介已取得长足的进展。据初步统计，已有150余位译者参与了荷尔德林作品和书信的翻译，有180余位个人和单位参与了荷尔德林生平和作品的研究和评述，有100多家出版社和报纸杂志承担了发表和出版任务。迄今为止，至少已有下列出版物已与中国读者见面：

五本诗选：

《荷尔德林诗选》，顾正祥译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塔楼之诗》，先刚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文本卷德汉对照），刘皓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追忆》，林克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

《荷尔德林诗新编》，顾正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三本传记：

《与魔鬼作斗争》，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茨威格著，徐畅译，北京：西苑出版社，1998年。

《与魔搏斗的人》，茨威格著，潘璐、何世平、郭颖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

《荷尔德林传：精神导师与精神病人》，黑尔特林、彼得著，陈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两本文论集：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评注卷，上、下卷），刘皓明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一本书信集：

《烟雨故园路·荷尔德林书信选》，张红艳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

一本文集：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一本书目：

《荷尔德林汉译与研究总目》，顾正祥编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上述译著和书目，更有为数众多的学术论文，已让荷尔德林在中国的译介初具规模。茨威格和黑尔特林是现当代德国的两位权威作家，两部传记出自他们的大手笔，足于反映诗人走过的人生道路。就作品而言，按时间的先后论，以诗选为发端，重点是后期即成熟期的诗，延伸为小说《许佩里翁》、戏剧《恩培多克勒斯》、大量的文论和书信，并以专题的书目殿尾。

再看互联网，那里也别有洞天，热闹非凡。如果说，荷尔德林的纸质出版物几乎被中国的日耳曼学者所垄断，互联网里的“荷尔德林网吧”则有广大读者的参与，也是他们自由翱翔的天地。他们自告奋勇，有当译者，有当编者，凭自己的爱好、感觉和审美标准，选登不同译家的不同译作以及评论。也有的谈心得，叙体会，或即兴赋诗，咏叹诗人的身世遭遇，可谓不拘一格。它们虽不很“传统”，不很“正规”，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受欢迎。

谈谈自己

先谈谈北大版译本《荷尔德林诗选》（1994）和以荷尔德林译介为主题的德语博士论文Deutsche Lyrik in China. Studien zur Problematik des bersetzens am Beispiel Friedrich Hölderlin（Tübingen大学，1994年），两书先后进行，却同时完成，前后十年，用心良苦。前者各大图书馆收藏，反响尚佳。部分译诗入选“世界诗库”、“中外经典阅读·诗歌卷”、“外国文学经典百篇系列”、“素质教育课外经典读物/普通话水平测试辅导教材”、“中学生新课标名作读本”等十余种读本。因脱销已久，当年7.2元的一本小册子，“孔夫子”旧书网上竟卖到200元。更有网友偏爱，肯花四个月时间，手抄全书，作为馈赠好友的生日礼品。这表明荷尔德林的诗魅力无穷，深受我国读者的喜爱。我本人则为自己的译文能得到读者的认可而欣慰。谢谢他们的厚爱!

说实在的，我译荷尔德林诗，所面对的不是一个个冰冷的单词。翻译时，不是将它们囿于修辞学的范畴，机械地进行对号入座，而是倾听它们所传递的诗人的心声，引发心灵的交流与共鸣。我仿佛触摸到诗人的脉搏，感受到诗人的情致。这种秉性的养成也许可追溯到我的学生年代。回想自己年轻时酷爱文学，特别是诗，既爱李杜苏辛，又爱普希金、雪莱、泰戈尔等，是中外诗圣的诗魂培育了我诗的灵感。“文革”中用非所学，却因祸得福，在浙南山乡当了八年的语文教员，有机会磨砺母语的功底，并有闲情，在殴江畔诗兴大发，留下孤芳自赏的习笔。话得说回来，我对《荷尔德林诗选》中的译诗既有满意，也有不甚满意的地方。限于当时条件，论其篇幅，显得过于单薄；论其水准，有些诗译来近乎得心应手，译意能尽情表述；有些诗的移译却举步维艰，也有的推敲不够，译得比较生硬。好在它是国内荷氏的第一个译本，无所借鉴，其咎可恕。至于那本博士论文，也曾尽了心力，却因限时交稿，未能尽如人意。因它在国外发表，国内收藏寥寥。两著出版后，我承担了德国两所大学的新项目，治学的侧重面有所转移，放松了对荷尔德林的深造。面对当下国内荷学的方兴未艾之势，方觉自己大大落伍，理当奋起直追。令笔者感到鼓舞的是2007年10月在南京举办的“德中同行”跨国文化活动，笔者忝为德国巴符州荷尔德林作品赴华音乐演出团的学术顾问。拙译荷诗《故乡吟》、《内卡河之恋》和《我的财产》，也由德国女作曲家Susanne Hinkelbein谱曲后参与演出。我将此作为机缘和动力，加紧了《荷尔德林诗选》增订本的准备。

有幸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荷尔德林诗新编》，选编了北大版的全部篇目，对部分译文又做了斟酌。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新译，对诸如《在多瑙河源头》、《和平的庆典》、《帕特默斯》、《致圣母玛利亚》、《回忆女神》等晚期长篇赞美诗以及黑格尔的《埃琉西斯——致荷尔德林》一诗，反复钻研，投入甚多，圆了我16年前初版时的旧梦。编排的体例也有别于北大版，不再按题材分组，大体按编年排序。但无论哪种编法，均勉为其难，无法做到完全合理。其功过得失，读者诸君谅自有评说。

《荷尔德林汉译与研究总目》是笔者继德汉对照的《中国诗德语翻译总目》（斯图加特，Anton Hiersemann出版社，2002年）和《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编纂之后，在译学、比较文学和目录学领域的又一探索。编纂的宗旨是想对迄今为止荷尔德林的汉译与研究作个初步的梳理和总结，抛砖引玉，为广大读者和研究人员提供查找的线索和尽可能完备的资料，也借这块园地，表达编者对先辈和同行的劳动与建树所持的感佩和敬意。

顾正祥　2011年3月

于德国　Tuebin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