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造势也需搞清楚状况

通过换皇帝，董卓成功掌控了大汉王朝的中央政权，为所欲为地展开了他在洛阳的大清洗运动，包括卢植等重臣在内，一切在废立皇帝决议中反对过董卓的人，或被罢官夺爵，或被直接处死。而在这次政治地震中得到重用晋升的，除了董卓的亲信之外，只剩下袁绍的叔父、太傅袁隗这样苟且依附于董卓的“软骨头”，大汉王朝的忠臣、正臣们被扫荡殆尽。

董卓本人，担任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职位，并且获得了觐见皇帝的三项特权：不报姓名，只称职衔；不用小步快走表示尊敬；可以带剑穿鞋。这三项特权，在有汉四百余年里只有三人，第一个是辅佐刘邦打下江山的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后一个则是我们的主人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中间一个正是此时权势达到顶峰的董卓。

官场向来如此：有得意者，必有失意者。在与董卓的斗争失败后，袁绍灰溜溜地逃出了洛阳，出奔冀州。而作为胜利者的董卓，这次也表现出与其性格不相符合的“宽容”，并没有对袁绍穷追猛打，派人去冀州斩草除根，反而“大度”地任命他为渤海太守。难道这是“西北狼”吃饱了，要改邪归正吗？

董卓的“善行”远不止拜袁绍渤海太守一桩。掌握权利后，董相国还真做了不少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强大汉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大汉人民生活水平的事情。具体举措有以下几点：

尊重知识。董卓虽然是个粗人，但却“真心”敬重有学问的人。为了展现“科教兴国”基本国策的重要性，董相国从朔方“请”回了因为被诽谤而流亡十二年的名士蔡邕，并用最“诚挚”的方式—武力威胁(“我能族人”)聘请他出任新政府的要职(侍中)。

翻查旧案。对于导致之前那场惨烈宫变的元凶何太后、何进的弟弟何苗和她母亲，包括“处置失当”、当时的皇帝、现在的弘农王刘辩，一律格杀勿论；并为因皇帝昏庸含冤死在宦官手中的党人陈蕃、窦武等平反。

一体公心。任用公卿子弟，填补十常侍等宦官所占据的职位，这些人包括袁绍和他的弟弟袁术、张邈、韩馥等，而吕布、李傕、郭汜等自己的亲信部将却并不晋升显要职位，大有“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贤臣之风。

这就是董卓的枭雄本色，这一系列“利国利民”的举措施行下来，人们逐渐发现，董卓这人外表粗鲁，倒也能做一些精细的事情；外表奸诈，倒也能做一些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好事。拥护董卓的人日渐增多，反对者的态度也趋于缓和—这就是董卓大发“善心”想要达到的效果。

拥立皇帝，政治正确；任用贤臣，人脉畅通；坐拥雄兵，翻云覆雨。这样董卓在此时几乎是不可战胜的。朝中诸臣看到了这种形势，纷纷表示了合作；袁绍看到了这一点，老老实实地当他的渤海太守；曹操也看到了这一点，董卓进京以来始终保持低调的他成为了新相国的主要拉拢对象，被留在了洛阳，任命为骁骑校尉。

面对董卓的“亲善”姿态，曹操一方面虚与委蛇地配合，假意归附，他深知此时势单力孤的自己无力对抗权势熏天的董卓；另一方面，他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董卓这匹“西北狼”的尾巴是夹不长也夹不住的，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争取机会，等到董卓原形毕露之时一举将他除掉。

正如曹操所料，大权独揽的董卓很快“撕去了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凶相毕露。在朝廷上，他独断专行，肆意妄为，夜宿禁宫，夺占珍宝，奸淫宫女；在洛阳城内，他放纵手下西北军横行无忌，奸淫掳掠，滥杀无辜。

曹操的机会来了。在董卓已经臭名昭著的情况下，再与他“勾勾搭搭”，就会被所有人认为是助纣为虐的爪牙，将再无翻身之日。走，步袁绍后尘，离开洛阳，回家乡招募兵马，号召天下诸侯讨伐董贼的时候到了。

而此时，董卓对于京城洛阳的监控不可谓不严密，弟弟董旻执掌禁军，控制皇宫；其他部则统领西凉军，在城内日夜巡查，监视百官。在这种情况下，决定走，也不是说走就能走的。但这对于曹操来讲，并不是一个问题，与董卓周旋多次的他此刻已经获得了董卓的信任，京城上下都认为此时的曹操已经是董相的人了，而董相的人可以在洛阳城为所欲为、无人敢拦。横行霸道的董卓这次因此被曹操占了个大便宜。

这一年，34岁的曹操逃离洛阳，天下诸侯讨伐董卓的导火线，就此引燃。

曹操明白，只有占得优势，才可先声夺人，所以无势者就需要造势。而造势还要搞清楚状况，要等那些促成事情成功的各种外部条件同时具备，即恰逢其时，才能借助机会乘势而行，此时就会“得来全不费功夫”。

成功之道

因势而动，顺势而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切逆势而动的作为终将是螳臂当车。曹刿论战的战例曾经生动地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道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选择最恰当的时机出手，往往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当然，在静待时机的过程中无所事事也是愚蠢的，耐心待势同时，更要能动地造势，机会才能落到有准备的人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