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国门广业社和桃叶渡大会

崇祯五年，黄宗羲参加慈溪文昌社后，崇祯九年（1636），又联合复社同志与阉党余孽阮大铖展开了斗争。

如前所述，崇祯即位之初，天启死难的东林弟子：魏学濂、周廷祚、周茂兰、夏承、顾玉书、李逊之等，曾作《同难录》，列姓名、年龄、地址，以便以后相互联络，或再集会。这些同难子弟第一次集会，是在崇祯九年参加南都国门广业社的第三次大会上，在秦淮河桃叶渡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

国门广业社成立于崇祯三年（1636），参加者有刘城、许德先、沈士柱。他们都是复社成员，故国门广业社当为复社的分社。崇祯六年，杨文聪、方以智、姚澣主持了第二次大会。关于国门广业社。上述二次不涉及与阉党的斗争。

原来魏忠贤败亡，崇祯初定逆案，东林与阉党之争，仅告一段落而远未结束。崇祯是一位刚愎自用、猜忌无常的皇帝，他鉴于天启时的党争，害怕下面大臣植党营私。然而崇祯六年，阉党余孽温体仁正是利用他的猜忌，排斥周延儒任首辅，长达五年之久。各地阉党余孽在这种形势下，也起来反击。

温体仁起先并未重视复社的势力。崇祯七年会试时，温体仁发现新进士多出复社，“大为骇异”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因而，次年他废科举而实行保举，但保举结果，不少复社人士又保举进京，魏学濂就是其中之一。于是他开始打击，崇祯九年，滋阳知县复社名士也是刘宗周弟子的成德，十次疏劾温体仁，五月，被逮入狱。十年正月，又有张汉儒疏论东林党人的钱谦益和瞿式耜，三月，陆文声再上疏讦张溥、张采倡复社以乱天下。虽然是年六月，温体仁致仕，但继起者为其同党薛国观。阉党阮大铖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企图死灰复燃。

阮大铖是一个有才华，但非常机智奸巧的人物，史称其为人“机敏猾贼”。天启时为太常寺卿，对魏忠贤极为恭顺。在兴“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大杀东林党人事，他起重要的作用。魏忠贤伏诛，他又密函上书另一阉党杨维垣，示以上疏既劾崔、魏，又劾东林。崇祯元年起官为光禄卿，终被人揭其老底，次年定逆案，被削职为民。

崇祯八、九年间，农民军迫近他安徽老家，他逃到南都，“大铖避居白门（南京又称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边才起用”。他与安徽同流寓于南都的绅士相结合，气焰嚣张。由于他挂名逆案，昔年曾倾害魏大中，又风闻他可能作农民军内应，于是明末复社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另三人为方密之、陈贞慧、侯朝宗），建议趁天启死难子弟于崇祯九年（1636）在南京应试召开第三次国门广业社之机，大会于金陵秦淮河畔桃叶渡，以与阮大铖抗衡，黄宗羲是年二十七岁，参加了这次桃叶渡大会。此事冒襄说得很详细：时流氛逼上江，安、池诸绅皆流寓南京。怀宁（阮大铖为安徽怀宁人）在南京，气焰反炽。子一（魏学濂）焭焭就试，传怀宁欲甘心焉。金坛孝廉杨俨公（良弼）赁寓马禄街，以身翼子一避之。……余（冒襄）曰：“两兄何为者？旧京何地，应制何事，怀宁即刚狠，安能肆害？夫害有避之转逼，撄之立却者。我因四方同人至，止出百余金，赁桃叶河房前后厅堂楼阁凡九，食客日百人，又在通都大市，明日往来余寓，怀宁敛迹矣。”两君是余言。……于是子一于观涛日，大会江阴缪文贞公（缪昌期）子采室，李忠毅公子逊之，吴县周忠介公子子洁、子佩（即周茂兰），桐城左忠毅公（左光斗）子子正、子直、子忠、子厚，常熟顾裕愍公（顾大章）子玉书，吴江周忠毅公（周朝瑞）子长生，余姚黄忠端公子太冲，无锡高忠宪公（高攀龙）孙永清于余寓馆，则梁兄、方密之与余各长歌纪事。子一出血书《孝经》共展观。后仿大痴画于扇题赠云：“……丙子观涛日，不肖学濂，欲大会同难兄弟，同人皆咋舌，无所税止。辟疆置酒高会，假荫寓亭，因即席画层峰数朵赠之。”……则梁兄长歌结句云：“只恨杨家少一人。”盖应山杨忠烈公（杨涟）子在楚不至，一时同人咸大快。余此举而怀宁饮恨矣。冒襄《同人集·往昔行跋》。按冒广生《冒巢民先生年谱》崇祯九年“与陈梁五人盟于眉楼，复大会东林诸孤于桃叶渡”。桃叶渡大会，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据黄宗羲《陈定生先生墓志铭》定于崇祯十一年。然黄宗羲此文并未明确诸人聚于桃叶渡。而冒襄《同人集·往昔行跋》，则明言在“乙亥冬”次年的观涛日，乙亥为崇祯八年，则桃叶渡大会应在崇祯九年。故本书不取黄炳垕之说。由此可知，桃叶渡大会主邀者为魏学濂（子一），背后支持者为冒襄和杨良弼，参加者有黄宗羲、缪采室、李逊之、周子洁、子佩兄弟、左子正、子直、子忠、子厚兄弟，顾玉书、周长生、高永清这些天启死难者的诸孤。此外，尚有方密之。时间在崇祯九年秋天的观涛日。开会的目的，是为了挫一下阉党余孽阮大铖的气焰，所以他们在大会中，笑骂阮大铖《全集》第十册《陈定生先生墓志铭》。据陈贞慧的儿子陈维崧回忆：维崧犹忆戊寅、己卯间，而怀宁有党魁居留都云。时先人与冒先生来金陵，饰车骑，通宾客，尤喜与桐城、嘉善诸孤儿游，游则必置酒召歌舞。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歌者为冠，所歌词皆出其主人。诸先生闻歌者名，漫召之。而怀宁者素为诸先生诟厉也，日夜欲自赎，深念固未有路耳，则亟命歌者来。

而令其老奴率以来。是日演怀宁所撰《燕子箋》，而诸先生固醉，醉而且骂且称善，怀宁闻之殊恨。陈维崧《奉贺冒巢民老伯暨伯母苏孺人五十双寿》。见冒襄《同人集》卷二。按陈维崧之忆在时间上有误，戊寅、己卯为崇祯十一年和十二年。余怀《板桥杂记》，冒襄《同人集·往昔行跋》，皆记其事于崇祯丙子九年。据当时复社名士吴伟业回忆，阮大铖曾派人到桃叶渡大会处暗中察看，“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珰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泛白，抚掌狂笑，达旦不休”吴伟业《梅村文集》卷三十六《冒辟疆五十寿序》。“珰儿媪子”，即魏忠贤和客氏的儿子，阮大铖听了，自然恼怒怀恨。

是年春，为迁葬父墓于化安山，黄宗羲曾至常熟虞山求钱谦益写黄尊素墓志铭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丙子，五十五岁，黄太冲访先生，请撰《忠端墓志》。”。时昔年文昌社盟主冯元飏以尚书礼部郎备兵于苏松道，黄宗羲在其官署中结识了督运漕粮的慈溪人裘兆锦，后来裘兆锦的孙裘琏，成了黄宗羲创立的甬上证人书院弟子。

崇祯十年，黄宗羲二十八岁。他参加了成立于余姚海滨第四门的昌古社，“逮丙子、丁丑间，闻有所谓昌古社者，起于邑之海滨，主之者为诸硕庵、诸九徵。云间闻其名，招之入几社。硕庵、九徵因结里中诸子，俱务佐王之学，由是声誉殷然，余兄弟之交硕庵者始此”。《全集》第十一册《诸硕庵六十寿序》。

但是黄宗羲对昌古社评价不高，他说：“来聘（诸九徵）与符士龙、诸如锦（硕庵）、魏淓、周肇修、诸士奇之徒，立昌古社。出而交游四方，来聘之名因而骤起，倪鸿宝、陈卧子皆以国士待之。然闻见未广，闚窃史书一二振奇之事，遂以为天下治乱，数着可了，大语无顾忌。”

不过，昌古社中的诸硕庵、诸来聘后来都参加了抗清斗争，这与昌古社提倡“佐王之学”有关。《全集》第十册《敬槐诸君墓志铭》。关于昌古社成立时间，黄宗羲说法不一。他在《诸硕庵六十寿序》中，说在“丙子，丁丑间”，丙子为崇祯九年，丁丑为十年。但他在《敬槐诸君墓志铭》中说在“甲戌、乙亥间”，甲戌为崇祯七年，乙亥为八年。本书姑取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