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事业”背后的思考

20世纪50年代初，在恩师林巧稚的带领下，严仁英参加了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并参与《中华妇产科杂志》的相关工作，这使“严大夫”的概念有了新的定义：不光要做会看病、会教书的医生，还要会搞研究！从1953年开始，严仁英担任《中华妇产科杂志》的副总编辑。此后的十余年里，她还曾兼任许多行政工作，包括北大医院妇产科主任和医学院医疗系副主任、主任等职，名正言顺又辗转地成为林巧稚的接班人。

然而，在严仁英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结，无论如何也解不开。那还是在1946年她刚来到北大医院任住院总医师的时候。

一天，有四个人用门板抬着一名产妇走了几十里路到医院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哀求道：“大夫，您救救娃儿他娘吧，肚里的孩子死活都无所谓，家里头还有俩呢，这个女人可是俺们家离不开的人，没有她，我那几个孩子都活不了！”严仁英定睛一看，那产妇可能已经临产好几天了，已经是半休克状态，孩子也已经死了，便只能做毁胎术，产妇合并感染和贫血等诸多问题，也是奄奄一息，抢救起来相当困难。之后，她又遇到过几次类似的情况，送来的产妇有的胎儿的胳膊或腿已经从阴道掉出来了，满地血淋淋的一片甚是凄惨。严仁英爱莫能助。

而让严仁英真正接触到最基层的孕产妇的惨状，是在1964年毛主席提出全国“医药卫生工作重点应该面向农村”的指示。

在毛主席“626指示”的号召下，严仁英随院远赴京郊密云县办“半农半医”学习班并到各公社开展赤脚医生的培训工作。她教过的无以计数的学生都已成为当地医疗、教学和科研的骨干。现在，当年的那些赤脚医生还一直没有忘记那个和蔼可亲的“严老师”，逢年过节还不忘拿着自家做的热腾腾的贴饼子去看望她。

“那时我切身体会到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妇女们遇到非意愿妊娠时所面临的危险和采取的冒险行为。为产妇接生，一把土剪子是唯一的工具，有点知识的还先烧一烧，所以产妇的死亡率特别高。那时的农村连最基本的预防注射都没有。”老人心痛地说。

两年的下乡办学给这个一直生活优越的女医生很大的触动，她几乎跑遍了密云水库的库南库北，一直想为农村妇女做些什么，好几次在田间地头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她都没有怨言。只可惜，没过多久，就在严仁英的调研工作干得正酣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革”期间，丈夫王光超的特殊身份使严仁英卷入了一场劫难，她的一切工作和社会活动被迫终止。

王光超是王光美的哥哥。身为刘少奇的嫂子，一夜之间，严仁英的头上便扣来一顶莫须有的大帽“———刘少奇插入北大医院的黑手”，于是，顺理成章地，年逾半百的“严主任”被贬为卫生员“老严”，负责清扫厕所，而她的丈夫王光超则成了一名锅炉工。

其实，没有人肯管她叫“老严”，因为同事们对平日心胸开阔、平易近人的她“恨不起来”。当时的严仁英正患着甲亢，人又黑又瘦，同事们开玩笑地叫她“甘地”，有不少病人就是在厕所里向这位“圣雄”求医的。

一次，一名产妇分娩时由于胎儿个头比较大，接产医生告知家属说需要“剖”（剖宫产），家里人都不同意，觉得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就非得要挨一刀，便和医生争执起来。接产的医生被磨得没脾气了，突然想起了严仁英，说要不然让咱们严大夫给看看有什么办法，结果便四处找她。

“严大夫”正在刷厕所呢。

听明情况，严仁英赶忙脱下工作服，把手洗干净后就出现在病人面前。她用一双大手横着竖着比画了一下后说：“可以不开刀，上个产钳就行了。”接产医生便按照严仁英说的做，结果母女平安。

当时也有必须“剖”而家属死活不乐意的时候，严仁英就苦口婆心地劝。一身卫生员打扮的严大夫为了类似的事情虽然费了不少口舌，却赢得了个好口碑。

在严仁英当卫生员的日子里，无论是抬担架还是打扫厕所，她都当做“事业”来做，就像平时看病、手术时一样认真。有的老职工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说：“那会儿还数严大夫打扫的厕所最干净！”

那段特殊的岁月，严仁英却活得很快乐，因为她交了很多新朋友，有原来一起工作的卫生员，也有在牛棚里认识的同事。“当时也没觉得有多么痛苦，只是我原来当主任的时候没想到卫生员有多么不容易，应该多给他们添一些衣物……”无论何时何事，她总是有收获的。造反派们采取各种手段对她进行批斗、迫害，家里送来的衣服被扔在地上，严仁英心想，他们（造反派）也是受骗，觉得这样做就是忠于毛主席，其实这样做不对。

就这样怀着一颗宽容大度之心，执著一面明辨是非之镜，严仁英走过了“文革”的十年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