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了临床医学的命

20世纪70年代，严仁英在北大医院开设了外阴门诊，专门解决广大女性的难言之隐。当时正逢国家提倡计划生育，对计划外妊娠的终止在当时全靠人工流产，但这种手术在基层特别是农村，还有一定的危险性。严仁英便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研讨，提出了一种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设想，即用一种能止孕的药物加一种宫缩药来终止妊娠。

当时，流产药物的研究是最被同行看不起的工作，严仁英却乐此不疲，建立了计划生育研究室，不但像前辈杨崇瑞一样做计划生育的临床工作，还积极寻找途径开展相关的实验室工作。在求教于药学专家、生理学家的同时，她还从草药方面寻找出路。听说新疆的山上有一种叫雪莲的植物，中医记载属热型，她就搞来雪莲做实验，这为今天的药物流产奠定了基础。

1979年，德高望重的严仁英全票当选为北大医院的院长，她对所有当年曾经造过自己反的人既往不咎，令全院职工敬佩。上任后，严仁英做的第一件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改行了！

如果说，“改行”对于现代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已是家常便饭，那么对于当时年近古稀的严仁英而言却着实是一件怪事。“改行”绝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和年轻人的“跳槽”相比，严仁英的“改行”是有天壤之别的：一没有离开自己的单位，二并非从自身利益的多寡出发。

66岁的“严大夫”决定改行做大多数人认为最没有前途的保健。而且她不仅自己改行，还在医院成立了妇儿保健中心，吸引了一些追随者研究围产医学，并开始在北京的农村进行孕产妇死亡原因的调查。她是一个“急脾气”，急到走出医院主动给人“看病”，急到亲自深入群众中去调查那些还没“来得及”得病的患者。

“近20年来，我的正业从临床转入保健，这并非一时冲动，也非逼于无奈。早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北京市妇女健康普查期间，我就开始意识到，在未感觉有病时早期发现妇科肿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那些到门诊就医的晚期子宫颈癌的患者，我们则一筹莫展，那副惨状，真令人痛心。”“你在城市里头看病人就是一对一，人家来了，你一个人对一个人。你一天看30个病人也就是30个人，你下去做工作，一天就可以帮助好几百人，这不一样！”上医治未病。临床医学在有限的时间内只能救治一个人，而预防保健则可以造福一群人。如今，“急脾气”的老人回忆起当初的决定仍倍感欣慰。

围产，指的就是在分娩以前和以后的这一段时间，包括对孕产妇和新生儿两方面的保健。围产保健的根本目的是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我们发现，导致孕产妇死亡的问题也许发生在孕早期，也许是中期或晚期，她有点儿毛病，没注意，到分娩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在孩子生下来以后、一周岁以内也可能发生一些危险。”老人说起自己现在的专业滔滔不绝。

当年，说保健工作“最没有前途”绝不是谦虚。“就是临床医学里长出的一个‘怪胎’。”严仁英开玩笑地说，“或者说我是革了临床医学的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