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行走，应当是我们必须坚守的一种状态。在浩如烟海的卷册中行走，我们会发现太多的未知，会领略别样的风景，会进入历史的秘境，也会学到更多人生的智慧。

中国文化的线路纵横交错，我该给自己的行走定下什么样的线路呢？经过一番考量，我把目光投向了元曲。元曲这个文学领域有些特别，它包含了散曲和杂剧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散曲偏重于词，是一种配合音乐可吟可歌的长短句，而杂剧则是一种用曲词串联，有说白、有情节、有人物扮演的戏剧。散曲产生于金元时期，明代王世贞在《曲藻》中曾说：“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婉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诣南耳而后有南曲。”随着散曲在元代的兴盛，文人们发现通过散曲来讲述故事、表演故事，更有利于文学在民间的传播，于是，杂剧应运而生，并先后以当时的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圆心辐射开来，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样态。可以说，正是散曲和杂剧的交融渗透，构成了一道中国文学史上壮丽的景观——元曲。

选择“在元曲中行走”，初衷乃“补课元曲”。我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三座巅峰，元曲和唐诗、宋词一样，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毋庸讳言，多数人对唐诗、宋词皆较为熟悉，而对元曲却知之不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极可能是由于三者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多元文化的集合期，这个时期国力强盛，物阜民丰，尤其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出现，更是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凭借诗歌跻身官场，成为具备传播话语权的一群人，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唐诗变得家喻户晓，并得到了有效的传承。同样，宋词也是唐诗效应的延续，北南两宋三百载，从皇帝到庶民，已经形成用长短句抒情的传统，尤其是官绅贵族的推动，更使宋词的繁荣成为必然。而反观元代社会，创作元曲的文人，实际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由于科举制度的取消，加之异族统治，他们纵有拿云之手，也无法登上仕进的阶梯，只能做些散处民间的书会才人罢了。他们的才华、他们的作品虽然得到了民间的认可，而在当权者的眼中不过是些莺莺燕燕的俚俗小调，根本无法登堂入室。又加之元朝本身的历史很短，因此真正能纳入官方典籍的作品，与唐诗、宋词相比自然就弱了许多。据不完全统计，已知元代散曲作家约两百人，存世作品四千三百多首，其中小令三千八百五十余首，套曲四百五十余套，由于正统的文学观念不重视散曲，很少有人搜集编纂成册，散佚的作品应不在少数；同样，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和鉴别作品的困难，现在统计的元杂剧作品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姓名可考的元代作家的作品约五百种，无名氏作品约五十种。尽管保留下来的元曲作品在数量上不及唐诗、宋词，但它们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却体现出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一样，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元曲作家中的佼佼者，像被誉为“元曲四大家”的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等人开创了元曲的繁荣局面，而《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西厢记》等优秀的杂剧和《天净沙·秋思》《山坡羊·潼关怀古》等杰出的散曲更是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此外，元曲中尚有为数不少的一批高质量的作品值得人们进一步了解、熟识。所以，当我们早已熟稔了李白、杜甫、苏轼、欧阳修和他们的诗词，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者，我们还应补上元曲这一课。不妨关注一下关汉卿们，关注一下马致远们，关注其他活跃在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初同样为中国文学史做出卓越贡献的精英人群以及他们的作品。至少，这也是提高我们的文学素养，完善和丰富自身知识结构的一项必需。元曲作家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与唐诗、宋词一道恒久地闪烁着光辉，实在值得后人好好珍视。

其次，行走元曲，可以“发现元曲”。透过元曲，可以读懂一段不一般的中国历史——元曲所处的元代，在中国历史上较为特别。一则，这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汉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元朝统治者施行的民族歧视政策让汉人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在元代的选官制度中，血统和门第是两条不容更改的标准，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在元代统治者眼中，显然不及武力征伐重要。因此，有元一代，目不识丁者却身居高位的现象十分普遍。二则，这个短命的王朝从开国起就对汉文化进行压制和排斥，当朝统治者废除了自隋唐以来日臻完善的科举制度，从而使视科举为仕进必由之路的文人儒生们陷入了生活的困顿和理想的迷惘。当时社会上共分为十种人，饱读诗书的文人和娼妓、乞丐一起可怜地沦为社会的末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被斫断青云梯的文化人在表达方式上开始发生变化，他们的才华开始在巷陌坊间寻得独特的出口。他们走进勾栏瓦舍，在民间这方阔大的舞台上释放出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切感悟，而在摒弃了为科举考试苦修的正统儒学经典之后，他们其实已经找到了思想的自由和承载情绪的容器。正是基于此，透过这个时期中国文人们所创作的元曲，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历史与社会开始不像官方正史那样正襟危坐，道统森然，而是通过借助大量口语化表述，变得别开生面。翻阅元代散曲和杂剧，你会看到更多的嬉笑怒骂，会看到更多的离经叛道。在元代文人的笔下，尘封的历史陡然有了另一个观察的角度，而对于黑暗的现实也呈现出一种笑中带泪的描摹。总之，当已经发生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现实统统挫入他们的笔端时，这些作品不仅可以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深受时人追捧，而且时隔七百多年后，我们再次捧读，仍能看到元曲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别样的史影，从中受益。

再次，行走元曲，可以收获丰富而多元的文化内涵。透过元曲我们可以认识社会，获得人生的智慧与哲理。元代曲家的文化精神，说到底，主要体现在他们对生活的无限贴近。不同于唐宋文人，元代曲家其实更像是落入凡间的文曲星，他们没有了居高临下的姿态，没有了趾高气扬的做派，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创作中，都与普罗大众形成了血脉相连的关系。正因如此，他们比创作了唐诗、宋词的文人更懂得百姓的疾苦，更了解百姓生存的艰难，而这直接促成了元代曲家的平民化写作，他们追求自由，渴望平等，极力为平民呼唤清明，伸张正义。由于身份的卑微，他们也许是中国文人中最应当称为“骚人”的一群，在他们的元曲作品中，虽也不乏归隐林泉的遁世之念，神仙道化的冥想神游，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当权者的嘲弄，对平民百姓的关怀，对英雄主义的讴歌，对文艺复兴的渴求。这种特殊时代背景所诞育的特殊文化精神，直接构成了元代曲家独有的人生意趣。同时，元代社会多民族杂处、各种宗教信仰共存的背景，也为元曲家形成不拘一格多元化的文风提供了可能。这些“生不逢时”的文人将他们的人生智慧浸染在每一篇作品中，其厚重而多元的文化内涵便跃然纸上，而这，直接为后来明清话本小说的萌发成长注入了自由民主的气韵，夯实了其雅俗共赏的根基。

最后要说明的是，行走元曲、补课元曲，能够廓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许多人觉得，和唐诗、宋词相比，元曲过于俚俗，难登大雅，其实，这是对元曲的误读。元曲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不避俚俗，能庄能谐，正是这种口气逼真、描摹生动的写作方式成就了元曲有别于唐诗、宋词的一大亮点。我们且看关汉卿的著名代表作《〔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曲：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读罢这段清新活泼的文字，一代元曲大家恣肆不羁、不媚权贵、超尘拔俗的精神境界已然活脱脱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谁又能说，这样的文字比唐诗、宋词逊色？此外，还有一个误区有待廓清，就是有些人认为除了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这几位元曲名家的作品“尚可”外，其余的精品不多。其实，单就散曲而言，元代散曲可划为豪犷、婉丽、诙谐三品。一般来说，马致远、张养浩、贯云石等可视为豪犷派的代表，白朴、卢挚、乔吉等可视为婉丽派的代表，杜仁杰、王和卿、睢景臣等可视为诙谐派的代表。而说到杂剧创作，则总体上分为悲剧和喜剧，在题材上可分为公案戏、历史戏、爱情戏、社会戏、神话戏，除了四大悲剧《窦娥冤》《梧桐雨》《赵氏孤儿》《汉宫秋》和四大爱情剧《西厢记》《墙头马上》《拜月亭》《倩女离魂》，像狄君厚杂剧《晋文公火烧介子推》、无名氏杂剧《抱妆盒》等，曲家或是对野史逸闻重新诠释，或是对历史疑案进行新颖解读，皆有独到之处，不失为佳作。

最后，我真诚希望，广大读者朋友能将本书看作了解元曲并喜欢上元曲的一个小小窗口，与我上述的文化情怀有所共鸣。每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都有着自己的理解，这本书权当是一种进入的方式。对元曲乃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价值的再发现，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引擎，为此，我愿抛砖引玉，接受广大读者朋友的批评和建议，同时，面对未来，我的选择仍旧是：不敢懈怠，继续行走！

常华

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