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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落,也是一种点燃

品元曲 习典故 作者:常华 著


沉落,也是一种点燃

——鲜于必仁《〔双调·折桂令〕杜拾遗》

双调·折桂令 杜拾遗

鲜于必仁

倦骑驴万里初归,可叹飘零,谁念栖迟?饭颗山头,锦官城外,典尽春衣。草堂里闲中布韦,曲江边醉后珠玑。难受尘羁,黄四娘家,几度斜晖。

将命运的蹇楚化成一千五百余首沉郁顿挫的诗歌,并在浑然天成的韵律中折射出一个王朝的背影,杜甫,是一个高产的诗人,更是一个时代的歌者。

我们是在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行中记住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是杜甫眼中的长江;“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这是杜甫眼中的泰山;“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是杜甫眼中的春色;“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眼中的深秋;而他充满悲怆色彩的“三吏”“三别”、《丽人行》《兵车行》,则在继承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精神的同时,大胆创作,跳出乐府古题的框范,以一腔悲悯的情怀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生活图景,在深沉的诗思中嵌入自己对生命对时代的拷问。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大师,却一生始终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生于“奉儒守官”的诗学世家,杜甫从青年进代起,就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欲求取功名,成就一番伟业。然而,在二十五岁这年,意气风发的杜甫应试落第了,并没有敲开仕进之门。当然,彼时杜甫的心情还没有沮丧,此后很快他便踏上了游历的征途,在他看来,自己的一腔抱负终究会有用武之地,只是时间问题。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他在这段游历期写下了许多豪气干云的诗篇,尤其是当他与“诗仙”李白会晤之后,更觉相见恨晚,他们二人携手同游名山大川,在清风明月中酬答唱和,在溪水铮淙中谛听着彼此的心音,这段时光无论对李白还是对于杜甫而言,都是他们人生最值得珍藏的回忆,而浩如烟海的中国诗歌史,也因为这两位双子星的短暂相逢,放射出最璀璨的光华。

如果说首次落第的杜甫在游历过程中收获了友情,激发了灵感,那么当他第二次在长安应举落第,已经难以掩饰心底的悲凉。彼时,由于当朝宰相李林甫妒贤嫉能,闭塞了朝廷的选材之门,使得学富五车的杜甫空有一腔抱负,也只能徒唤奈何,被迫困厄于长安,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拮据生活。尤其是安史之乱爆发后,这位困顿的诗人,已经再也没有心情写出“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这样的诗句,在他的耳畔,充斥着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凶悍嚣张的马蹄声,玉碎宫倾的坍塌声。亲人的离散,苍生的罹难,一起牵扯着诗人的神经,刺痛着诗人的心灵。当安史之乱的叛军将杜甫擒获,扣押于长安,诗人的心情更深深笼罩在一片兵荒马乱的阴霾之中,这个时期的杜甫,已经开始选择用那支求取功名的枯笔记录自己亲身经历的苦难,当《月夜》《哀江头》成为诗人心底的悲鸣,当《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成为诗人眼中挥之不去的清泪,杜甫,衣衫褴褛的杜甫,尽管自己还没有一碗粥喝,尽管自己的妻儿在兵乱中还杳无消息,但他的悲悯情怀,彼时早已放大成对整个国家生灵涂炭的叹惋与哀呼。

如果说杜甫悲苦的命运稍有一丝转机,还是在他从长安潜逃到凤翔肃宗的行在之后,当衣不蔽体的杜甫出现唐肃宗面前,这个匆匆即位的天子颇为感动,当即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从而使杜甫暂时解决了衣食之忧。但急于为国效力的杜甫显然忘了,新上任的皇帝并不需要抗颜直谏的臣子,当杜甫因为替与叛军作战打了败仗的房琯求情而遭到贬谪,当官场的黑暗和连年的饥荒让杜甫心力交瘁,心情沉重的诗人做出了一个选择——弃官入川,在经历了一路颠簸之后,他带着全家来到了成都。

这也许是连杜甫本人都不曾想到的,当他在友人尤其是剑南节度使严武的接济下,在成都的浣花溪畔建起一座草堂,他疲惫的诗心会在这处简陋的处所得以休整与释放。彼时,可怜的诗人仍旧需要朋友的帮助,每天还要临街叫卖一些草药才能维持一家人简单的生计,然而,这间草堂却已然成为一处承载思想的驿站,一个激荡灵感的泉眼。当形容枯槁的杜甫在一家人的腹中餐有了着落之后,他便手执枯笔,点亮油灯,开始创造精神的粮食。在千年以后,隔着草堂的微光,我们仿佛依然还能看到诗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生命剪影,而在诞生于这间草堂的近千首诗歌中穿行,我们看到的显然不是自怨自艾的“小我”,而是心忧天下的“大我”,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成为一声划破时空的质问,我们看到,身处冻馁之中的杜甫,已经在笔走龙蛇之间实现了心灵的超拔与升华。

“倦骑驴万里初归,可叹飘零,谁念栖迟?饭颗山头,锦官城外,典尽春衣。草堂里闲中布韦,曲江边醉后珠玑。难受尘羁,黄四娘家,几度斜晖。”漂泊,是杜甫一生的宿命,在“生涯似众人”的生活中,他始终在带着一家老小四处投奔,为一口“稻粱谋”。由于好友严武病逝,杜甫在成都失去了依靠,他又被迫沿江而下,投奔在湖南郴州的舅父。在小船进入耒阳后突然遇到了江水大涨,杜甫一家无奈靠泊于距县城四十里左右的方田驿。由于久居船上,杜甫的肺病、糖尿病益发严重,风湿病更是折磨得他无法入睡,不久,在挣扎着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首绝命诗之后,一代“诗圣”杜甫将笔砚坠入水中,融入了浩荡的江水,化成了呜咽的江风。

关于杜甫之死,流传多种说法,一说为溺亡,一说为病死,还有一种说法,则是因消化不良而死。据说杜甫一家被洪水困了九天,当地县令得知后,马上给他们送去酒肉,而许久未进食的杜甫因为吃得过多,导致肠胃不适,最后消化不良而死。其实,在我看来,我宁愿相信杜甫是这样一种生命结局:这位一生都在饥寒中度日的现实主义诗人,最终因一口迟到的食物而结束生命,这本身,就是对那个时代最辛辣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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