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忧天下，履霜而行

——马致远杂剧《岳阳楼》(节选)

岳阳楼(节选)

马致远

〔混江龙〕梭头琴样，助吟毫清彻看书窗。恰行过一区道院，几处斋堂。竹几暗添龙尾润，布袍常带麝脐香。早来到洞庭湖畔，百尺楼旁。是好一座高楼也端的是凭凌云汉，映带潇湘。俺这里蹑飞梯，凝望眼，离人间似有三千丈。则好高欢避暑，王粲思乡。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北宋名臣范仲淹将这句铿锵的誓言嵌入洋洋洒洒的《岳阳楼记》，他已经在一碧万顷的洞庭湖畔，矗立起一座千年不倒的精神坐标。

范仲淹勤学笃行的故事，一直被人们作为励志的范本。这位幼年丧父的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有着坚忍不拔的毅力，为了不受干扰，他曾在一座山寺中寄宿苦读。每天早上，他都要煮上一锅稠粥，待粥凉后，划成四块，再拌上几根咸菜，便是自己一天的口粮。千年以后，聆听着这则“断虀画粥”的故事，我们仍然能在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清冷的精舍中，一个手不释卷的年轻人伴着一盏青灯，正不舍昼夜地苦读，在他的旁侧，是一锅凉粥，寺院中，纷飞的雪花和单调的木鱼声都在传递着佛门的清静，然而，透过精舍的烛光，我们知道，在这座并不起眼的丛林禅刹，真正参禅入定的，其实不是那些诵经不止的僧侣沙弥，而是这个孜孜不倦的年轻学子。

执着，让范仲淹顺利地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同样，也是这份执着，让强烈的忧患意识贯穿了范仲淹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于是，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我们看到的，始终是范仲淹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的背影：在众人缄口的朝堂，他敢大胆上书，建言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还政于宋仁宗；当看到淮南百姓深受水患之苦，他不顾地方势力阻挠，大修水利，疏浚五河，自此太湖水患不兴；在主持应天书院期间，他将“人生以行义为贵”作为治学之本，言传身教，一时四方学子辐凑云集，应天书院文风炽盛……胸怀社稷的范仲淹，无论置身何处，其实一直都没有脱离当年那个以雪沃面、断虀画粥的身影。

定鼎宋王朝的赵匡胤可能不会想到，其重文抑武的国策决定了宋廷外交的懦弱，但也给了范仲淹这样的文官施展军事才能的机会。宝元元年(1038)，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扯掉顺臣的假面，挑起西夏国的大旗，调集十万军马，杀向延州。危急时刻，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和韩琦等人一起，率兵前往西线御敌。迎着西北的朔风，满腹诗书的范仲淹给军士们展示的是其勇武决绝的另一面，在那里，他治军严明，作战有方，不仅发现起用了一批像狄青、种世衡这样卓越的将领，更训练出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士兵。很快，当地边民中便传开了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心胆寒”，而西夏军中也认为“小范老子胸罗数万甲兵”，一时不敢轻取延州。“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当一身戎装的范仲淹，踏着西北的秋霜，吟诵起这首脍炙人口的《渔家傲》，他已经将笔底豪情和金戈铁马进行了最有力的对接。

在范仲淹的政治生涯中，最值得一说的，当然是由他主导的“庆历新政”。庆历三年(1043)九月，宋仁宗将固守西线五年的范仲淹匆匆召回，这位策马回朝的臣子还未洗掉边塞的征尘，就接受了另一项重要使命——迅速起草改革方案，平息各地蹿升的民怨。彼时，随着军费开支陡增，各种徭役赋税也在不停增加，百姓不堪其苦，遂多次发生骚乱和暴动。那么，究竟应如何化解当下的危机呢？范仲淹、富弼等人认为，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定得从根上进行改革，这个病根，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军费开支，而是宋廷“恩荫制度”带来的冗官冗费现象，官宦子弟可以世袭官爵，许多在位的虚官其实都在空食俸禄，大量的冗官造成了宋廷庞大的开支，而这种开支，都要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骚乱和暴动也便此起彼伏。为此，范仲淹很快写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呈送仁宗，在这份中国改革史上颇为著名的奏折中，范仲淹认真总结了自己从政多年来酝酿已久的政治思想，大胆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仁宗看过大为赞赏，马上诏令颁布全国，北宋历史上的政治体制改革由此拉开帷幕。在范仲淹、富弼等一批忠直之臣的推动下，“庆历新政”很快便取得一些成效：庞大的官僚体系开始精简；恩荫子弟的入仕开始受到限制；不作为的“太平官”很难得到重要提拔；科举考试的实用性大大增加。看到自己的政治理想以雷霆之势向前推进，范仲淹凭栏远眺，踌躇满志。

然而，历代改革面对的都是一堵厚重的高墙，在仁宗时代，由守旧势力筑起的这堵高墙更是坚硬得难以撼动。随着新政雷厉风行，各种流言诽谤也开始充斥宋仁宗的耳鼓，尤其是一些奸佞小人构陷范仲淹等人的“朋党”谗言，更是让仁宗坐立不安。对任何一个皇帝而言，当臣僚们拉帮结党，形成了势力，就意味着自己的权力被削弱，自己的地位被架空，而这，显然是皇帝们不可碰触的敏感底线。当欧阳修为好友范仲淹大鸣不平，抛出一篇《朋党论》，劝说仁宗要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为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实际上不仅没有帮成范仲淹，反而让仁宗更加坚定了解散“朋党”停止改革的决心。庆历五年(1045)三月，当宋仁宗将各项业已执行的新法尽数废除，范仲淹等人整顿吏治革除弊政的成果顷刻间便化为乌有，一场大刀阔斧的“庆历新政”仅仅施行了不到两年时间便中道夭折了。

“凭凌云汉，映带潇湘”这是元代曲家马致远在其杂剧《岳阳楼》中的描述，其实，在他之前，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早已让后世文人再也无法超越。“庆历新政”后，范仲淹被贬到了河南邓州，在那里，这位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臣子并没有悲观消极，而是踏察民间，劝课农桑，一如既往地关心着百姓疾苦；不仅如此，他还兴学育才，在当地建了一所花洲书院，请各方学者前来讲学。1046年，范仲淹的好友，同样被贬到湖南岳州的滕宗谅来信说他重修了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同时附上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请范仲淹作记。邓州与岳州，各处豫湘一端，尽管相距遥远，但两位挚友却天涯咫尺，心意相通，从未登临岳阳楼俯瞰过洞庭湖的范仲淹，面对一副《洞庭晚秋图》，却能心游万仞，笔走龙蛇，片刻之间，便写就了气势雄劲的《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当这篇不足五百字的《岳阳楼记》被高悬在修葺一新的岳阳楼上，对应着亘古奔流的洞庭湖水，范仲淹，已经将自己的人生信条彰昭后世，成为激励人们前行的精神标杆。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其实，只弹《履霜》曲的范仲淹，在其坎坷的生命旅途中，又何尝不是履霜而行呢？回望这位忧国忧民的改革家所走过的足迹，我们能够看到，尽管风冷霜寒，但他留在史书中的每一个脚印，都是那么沉实，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