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第11卷）欧美诸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 第一章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

澳大利亚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占据独特的地位和分量。虽然澳大利亚文学属于“新兴文学”，与欧洲诸国文学相比，历史并不久长，即使算上1901年建国前的殖民时期，迄今为止也不过200多年的历史，却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涌现出一大批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如亨利·劳森、亨利·汉德尔·理查森、克里斯蒂娜·斯特德、马丁·博伊德、帕特里克·怀特、托马斯基·尼利、彼得·凯里、蒂姆·温顿、海伦·斯蒂芬、杰曼·格雷尔等。特别是1973年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澳大利亚文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更多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国文字，更多的文学理论，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尽管中澳之间的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澳大利亚发现金矿的殖民时期，但之后的很长时间，由于澳大利亚实行“白澳”政策，排挤华人，两国间文化交流几近停滞，文学研究更是一片空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陆续展开，并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发展趋势。近30年来，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日趋繁荣。国内学者利用改革开放的良好契机，披荆斩棘，辛勤耕耘，成绩斐然。研究成果从零星译介到鸿篇巨著，研究队伍从单兵作战到团队合作，研究基地从屈指可数到“燎原之势”，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潜力。虽然与国内同期的英美文学研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它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外国文学研究的艰难与辉煌，并成为外国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60年分为解冻（1949—1978年）、起步（1979—1988年）、发展（1989—1998年）和繁荣（1999年至今）四个阶段，论述各个阶段研究成果的特点及其背后的动因，从而勾勒出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60年的成就。

第一节解冻阶段（1949—1978年）：残雪犹寒暖气微

解冻阶段是指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昭示着古老的中华民族重新昂首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开启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时代。由于新政权刚刚建立，到处是常年战争留下的残垣断壁和满目疮痍，国计民生亟待改善，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亟待发展。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施政治上扼杀、经济上制裁、军事上干涉和遏制的政策，促使中国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文化交流也主要是集中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国家之间。1970年代初期，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关系开始解冻，文化交流依然有“春意料峭”之感：冰凌开始融化，但速度十分缓慢。

1970年代中后期，中澳两国都各自完成了重要国策的调整，为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标志的拨乱反正取得了成功，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创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在澳大利亚，工党赢得了大选，宣布取消“白澳政策”，鼓励澳大利亚人进行文学艺术创作，迎来了文学繁荣的新机遇。1972年10月，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文化交流扫除了政治保障，开始逐渐步入正轨。由于长期意识形态的对立，在此之前的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成果寥寥，几乎没有像样的文学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翻译方面。首部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澳大利亚文学译著是詹姆斯·奥尔德里奇（James Al⁃dridge，1918—）的长篇小说《外交家》（The Diplomat，1949年），该作品由于树生翻译，于1953年12月在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这部描写冷战前夕两名英国外交官在伊朗的遭遇，彰显美、英、苏三国的冲突与矛盾的故事堪称鸿篇巨著，译成中文后分上下两册，长达1146页。虽然无法得知当时选材的标准和目的，但能够将这部小说列为翻译项目，显示出非凡的勇气。在以后的几年里，其他四部小说相继被翻译出版，它们分别是《海鹰》（The Sea Eagle，郭兰开译、杨周翰校，作家出版社，1955年）、《猎人》（The Hunter，朱蔓华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光荣的战斗》（Signed with Their Honor，刘志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荒漠英雄》（Heroes of the Empty View，于树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1954年，弗兰克·哈代（Frank Hardy，1917—1994年）的长篇小说《幸福的明天：苏游纪行》（Journey into the Future，1952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译者依然是于树生。三年后他的另一部小说《不光荣的权力》（Power without Glory，1950年）也被新文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是叶封、朱慧。另外哈代等著的短篇小说集《我们的道路》也于195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50年代翻译出版的作品还包括威尔佛列·C.贝却敌（Welfred C．Burchett）的《变动中的潮流》（Changing Tide，1951年）（黄邦杰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摩纳·布兰德（Mona Brand）的剧作《宁可拴着磨石》（Better a Millstone，冯金辛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卡·苏·普里查德（Katharine Susannah Prichard）的小说《沸腾的九十年代》（The Roaring Nineties，具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和裘德·华登（Judah Waten）的小说《不屈的人们》（The Unbending，叶林、马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等。

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国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翻译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数量锐减。其中最有名的译著是林赛（Jack Lindsay）的《被出卖了的春天》（Betrayed Spring，姜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亨利·劳森（Henry Lawson）的短篇小说集《把帽子传一传》（Dend Round the Hat，袁可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和裘德·华登的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儿子》（Alien Son，赵家壁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前者收集的短篇小说包括《把帽子传一传》、《不是女人居住的地方》、《我的那只狗》、《阿维·阿斯平纳尔的闹钟》、《吊唁》、《告诉塔克太太》、《赶牲口人的妻子》和《总有一天》八篇短篇小说。后者包括《谋生》、《收瓶车上》、《邻居》、《下乡去》和《找一个丈夫》等。也许劳森的作品在中国很受欢迎，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劳森短篇小说选集》（Selected Stories of Henry Law⁃son）。

除了翻译出版澳大利亚文学书籍之外，这一时期也有零星澳大利亚短篇小说或诗歌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其中《世界文学》杂志发表的译文数量最多。如，约翰·莫里逊的《基督、魔鬼和疯子》（1959年4月）和《逃兵》（1960年12月）、凡斯·帕尔茂的《鱼》和《海上浮财》（1963年4月）、亨利·劳森的《爸爸的老伙伴》（1962年6月）和《他爹的伙伴》（1978年1月）、但尔·斯蒂文司的《胡椒树》（1963年12月）、阿伦·马歇尔的《安蒂怎样赛跑》（1960年5月）、布朗的诗歌《强大的中国》（1959年9月）。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一时期鲜有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类的文章发表，但外国文学类杂志中的专栏有为数不多的“豆腐块”文章，介绍澳大利亚文学动态或者作家作品的。据不完全统计，1949—1978年期间，《世界文学》杂志“世界文艺动态”栏目中涉及澳大利亚文学的有八篇，其中介绍作家作品的有四篇，如《澳共推荐司杜华的〈土著居民〉进步作家创刊〈现实主义作家〉》、《澳大利亚作家弗兰克·哈代的近作〈艰苦的道路〉问世》、《普里查德短篇小说集〈恩古拉〉》和《弗兰克·哈代的新作〈赛马彩票〉》。介绍文学奖项信息和文学界动态的有四篇，分别是《澳大利亚玛丽·吉尔摩文学奖金揭晓》、《澳大利亚人民的道路》、《澳大利亚作家发表声明抗议政府修改刑事法》、《“玛丽·吉尔摩夫人”奖金揭晓》。这些介绍性文章简单地反映了一部分澳大利亚文学界的动态。此外，“译后记”栏目也对澳大利亚作家做了简单的介绍。这一时期曾被介绍的作家包括约翰·莫里逊、凡斯·帕尔茂、亨利·劳森、但尔·斯蒂文司和阿伦·马歇尔等。

解冻阶段的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还没有形成可圈可点的学术成果，但就这一阶段已有的翻译而言还是形成了一定的特点。其一，翻译的数量少。从纵向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只有22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平均一年不到一本。虽然所做的调查有挂一漏万的可能性，但也确实反映了中澳文化交流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从横向来看，同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翻译的数量要远远低于其他国家。据中华书局出版的《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古典著作目录》统计，澳大利亚只有一部亨利·劳森的短篇小说集《把帽子传一传》位列其中，而此书的“编辑说明”指出：“本目录是根据我馆收藏的1949—1979年全国各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编辑的，共收集了五大洲47个国家276位作家的1250多种作品（包括不同译本和版本），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建国三十年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的情况。”其中翻译出版最多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的国家是苏联、美国和英国。具有可比性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只有一部作品被翻译出版。尽管这只是一家馆藏的翻译作品目录，但比较而言，澳大利亚文学作品译介的数量是最少的国家之一。其二，翻译的质量较高，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时间关系，无法阅读所有译著，但老一辈翻译家的翻译质量还是很高的。如袁可嘉先生翻译的《把帽子传一传》，文字朴实，风格与劳森的原作很契合。章先生翻译的《鱼》把凡斯·帕尔茂细腻的风景描写和人物刻画表现得淋漓尽致，如“那个男孩把衣服脱光了，向着退潮后留在平坦的礁石里的那些水坑走去，他脚底下正在变干的石灰石是热烘烘的，午后的微风像绸子一样拂着他的皮肤。他拔起一节长了海葡萄的野草，在头上挥舞，高兴得尖声大叫，冰凉的小水珠溅得一身都是”。译文中对男孩的行为动作，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内心世界和周围景色翻译得十分到位，人物形象一下子跃然纸上。但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作家的中文译名不够规范，有些是同一作家的中文译名但又不同的版本，读者若不看其英文名字很难将他们对等起来。如把Wel⁃fred C．Burchett翻译成威尔佛列·C.贝却敌，贝却敌不像外国人的名字，应该译为“伯切特”；Vance Palmer被译成凡斯·帕尔茂，而根据陆谷孙的新英汉大词典应该翻译为“万斯·帕尔默”；Dal Stivens被译成“但尔·斯蒂文司”，应该译为“戴尔·斯蒂芬斯”；Mona Brand被译成摩纳·布兰德，应该译为“莫娜·布兰德”，因为Mona是一个女性作家；Katharine Susannah Prichard被译成卡·苏·普里查德，较精确的译法应该是“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德”；Judah Waten被译成裘德·华登，应该译为“朱达·沃顿”；Alan Marshall被译成阿伦·马歇尔，应该改为“艾伦·马歇尔”；John Morrison被译成约翰·莫里逊，应该译为“约翰·莫里森”。出现这种人名翻译不准确的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在于当时没有统一的人名、地名翻译规范，大家只是根据读音找到了对应的汉字，而现在大多数人名、地名已经被收录到字典里，有据可查。其三，翻译的文学体裁、作品类别和主题单一。在解冻阶段翻译的20多部文学作品中，只有两部戏剧被译成中文，其余均为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除了一首澳大利亚诗歌之外，国内没有发现翻译成册的澳大利亚诗歌或诗歌集，散文和文学理论翻译更是无人问津。即使在翻译的作品中，也主要集中在几位现实主义风格明显的作家身上，体现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的作品几乎是空白。就翻译作品的主题而言，反映工人阶级或者劳动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作品获得青睐。如奇青曾对哈代等著的短篇小说集《我们的道路》中文版给予高度评价，称它“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它收有14位澳大利亚现代作家的16篇短小精悍、富有现实意义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描写经济萧条、失业、罢工和房荒，有的歌颂阶级友爱、反对种族压迫和侵略战争，作品的艺术风格虽各有不同，却贯穿着争取民主自由的同一基调。劳动人民之间的友爱是澳大利亚进步作家弗兰克·哈代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在《一车木柴》里，作者生动地刻画了一个爱憎分明、勇敢无私的普通工人的形象……”再比如，在论及劳森《把帽子传一传》短篇小说集的主题时，编辑特意指出“这些作品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和斗争精神，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所谓‘慈善’的丑恶面目”。

产生上述特点有其复杂的国内外社会文化原因。就中国而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诸多变化——生产力逐渐提高，国力日渐恢复，人民生活也显示出向好的迹象。在此背景下，人们渴望了解外面世界和异域文化的愿望也进一步增强。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翻译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的数量不多，但也表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如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翻译出版的书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多。但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之后，对外文化交流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许多学术性和翻译类杂志遭到“红卫兵”的查封，翻译活动和文学研究几近停滞，这也许是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和研究成果很少的直接原因之一。如1950年代翻译出版的澳大利亚文学书籍有15本，而1960年代、1970年代分别只有5本和3本，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再加上文学艺术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因此，“当时，对澳大利亚文学的译介，态度十分谨慎，对书目都小心翼翼地严加选择，决定取舍的首要标准是政治倾向，艺术价值退居末位。因而最后和读者见面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基本上属于‘无产阶级文学’，或者是同情劳苦大众的创作，除了极少数，大多是政治上正确而艺术价值不高的作品”。如备受中国青睐的亨利·劳森、詹姆斯·奥尔德里奇、弗兰克·哈代、艾伦·马歇尔、朱达·沃顿、约翰·莫里森等作家的作品之所以得以在中国翻译出版，是因为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同情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氛围相符合，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澳共组织过往甚密而受到推荐。亨利·劳森是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世界文学》杂志的“后记”中称他“是澳大利亚杰出的工人阶级作家。他出身自淘金工人的家庭，小时候当过童工，后来也一直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他参加过工人运动，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他在短篇小说和诗歌中反映了澳大利亚劳动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艺术上也有相当高的成就，所以劳森的作品不但得到了本国人民的喜爱，而且还译成了各种文字，流传到了国外”。詹姆斯·奥尔德里奇是一位十分活跃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记者、作家，曾获得“列宁和平勋章”和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金质奖章”，他因支持共和国的正义事业而极早受到中国的关注。弗兰克·哈代被中国学界誉为“澳大利亚进步作家”，曾担任澳大利亚现实主义作家小组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而这一组织“是工人阶级运动的文学组织，旨在发扬澳大利亚文学的革命民主传统”。艾伦·马歇尔曾经访问过中国，热情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也正由于此，他的作品较早地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约翰·莫里森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第一个反映码头工人生活的作家。他在创作手法和政治观点方面与朱达·沃顿十分相似或接近，因此被文学史家称为社会现实主义派。虽然这些作家的文学作品在艺术价值上与其他现代作家，如克里斯蒂娜·斯特德、马丁·博伊德、怀特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但特定的历史条件使他们的作品在中国成为“经典”，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这一阶段译介成果少且作品单一的深层次原因。

就澳大利亚而言，二战使其结束了长期的孤立状态，开始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和文化交流。但保守党执政的澳大利亚政府追随美国，视共产主义为所谓的洪水猛兽，对中国实施遏制政策，因此两国间的正常文化交流几乎陷入停滞状态，这种情况持续到1970年代初期。与此同时，虽然战后澳大利亚文学发展形势喜人，各种文艺思想不断涌现，文坛上活跃着形形色色的流派——现实主义派、现代主义派、新小说派、社会现实主义派、魔幻现实主义派等，但总体看来仍然处于文学发展的转型期，尚未形成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品。1973年，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澳大利亚文学走向世界的转折性事件，从此澳大利亚文学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由于文学研究的滞后效应，再加上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技术不够发达，因此在这一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文学研究界对澳大利亚文学知之甚少，流传到中国的文学作品多是与澳共关系密切的现实主义作品。翻译出版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少、没法形成定见就不足为怪了。

通过上述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解冻阶段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基本上是以译介为主，翻译的作品数量少且主题内容较为单一。零散性、随意性和政治性的翻译无法形成具有学术性含量的研究成果，理论研究更是空白。这说明中国尚未形成稳定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队伍，多数译者翻译澳大利亚作品是兴趣使然或者是上级分派的任务。虽然这种看似不正常的正常现象有其国内外社会文化原因，但相信随着中澳之间文化交流的加深，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会逐步走向学术化和专业化的道路。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令人欣喜的是，国内学者已经意识到中澳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并在专业化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979年安徽大学率先在国内成立首个大洋洲文学研究室，这是一个破冰之举，昭示着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正式进入高等学校，迈向起步阶段。

第二节起步阶段（1979—1988年）：蒿草萌芽方破土

1979年初，当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的时候，首批年轻的中国学者黄源深、胡文仲、胡壮麟、侯维瑞、杜瑞清、龙日金、王国富、杨潮光、钱佼汝一行9人，承载着国家的重托和期盼，来到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开始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求学生涯，同时也正式拉开了中国学者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序幕。1982年，“澳帮”9人学成归国，在国内首先竖起了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大旗。

然而，此时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寥寥。《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外国文学》等主要外国文学类杂志只登载了部分澳大利亚作家的翻译作品，其中以短篇小说居多。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8年，共有46位作家的短篇小说、18位诗人的诗歌、19位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和长篇小说、4位戏剧家的5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其中著名长篇小说包括罗尔夫·博尔特沃德（Rolf Boldrewood）的《空谷蹄踪》（Robbery Under Arms，张文浩、王黎云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拉塞尔·布拉顿（Russel Braddond）的《她的代号白鼠》（Nancy Wake，林珍珍、吕建中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W.P.霍根（W．P．Hogan）等人的《澳大利亚概况》（Australia，吴江霖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迈尔克斯·弗兰克林（Miles Franklin）的《我的光辉生涯》（My Brilliant Career，黄源深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马库斯·克拉克（Marcus Clark）的《无期徒刑》（For the Term of His Natural Life，陈正发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Elizabeth Kata的《蓝天一方》（A Patch of Blue，唐正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考琳·麦卡洛（Colleen MaCullough）的《荆棘鸟》（The Thorn Birds，晓明、陈明锦译，漓江出版社，1983年）、戴维·马丁（David Martin）的《淘金泪》（The Chinese Boy，李志良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年）、帕特里克·怀特的（Patrick White）的《风暴眼》（The Eye of the Storm，朱炯强等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艾伦·马歇尔（Alan Maeshall）的《独腿骑手》（I Can Jump Puddles，黄源深等译，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在被翻译的长篇小说中，既有现实主义作品，如马库斯·克拉克的《无期徒刑》、罗尔夫·博尔特沃德的《武装行劫》，也有现代主义作品，如帕特里克·怀特的《人类之树》和《风暴眼》。就发行量而言，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稳居第一，达18.5万册，充分说明了中国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

在翻译澳大利亚文学，尤其是短篇小说、诗歌、戏剧等方面，《大洋洲文学丛刊》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81年以来，安徽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在马祖毅、陈正发的带领下，先后出版了16本《大洋洲文学丛刊》，翻译和介绍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所罗门群岛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作品，内设的栏目包括“特辑”、“长篇连载”、“故事与传说”、“剧本”、“诗歌”、“作家介绍”、“评论”、“作家书信”、“评论与访问记”、“文化简讯”等，“特辑”栏目主要针对重要作家作品和大事进行集中翻译，如“亨利·劳森”、“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诞生一百周年特辑”与“澳大利亚建国二百周年特辑”等。尽管丛刊的栏目时有增减，但文学体裁多样性几乎没有变化，其中澳大利亚文学翻译一直占据整个论丛的主要版面。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主流文学杂志很少刊载的诗歌、戏剧、儿童文学、传记、土著文学都先后被丛刊所收录，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家的作品、少数族裔作品或者曾被文学史忽略的作品都出现在丛刊中。因此，《大洋洲文学丛刊》在推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与翻译多元化方面功不可没。

除翻译作品之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译介性文章和零星的论文。1980年《外国文学》第四期刊登了约翰·麦克拉伦和沙江合著的文章《我们文学中现实的形象——兼论派特里克·怀特的作品（节选）》，该论文是中国学者翻译介绍澳大利亚文学的第一篇文章。从内容可以看出，虽然文章的观点出自国外作者麦克拉伦，但沙江通过翻译整理，使中国读者了解到“一个作家的成就与整个民族的关系”。同年5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悉尼大学英语系教授列奥尼·克拉默博士（Dr．Leonie Kramer）应邀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访问，并就澳大利亚文学发展情况发表了演讲。沙松整理后，以《克拉默教授谈澳大利亚文学》为题刊登在同期的《外国文学》杂志上。这是澳大利亚学者首次在中国介绍澳大利亚文学，并与中国学者面对面地交流。

首位论述澳大利亚文学的当属吴辉。他在《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二期发表了《澳大利亚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亨利·劳森》一文，介绍了亨利·劳森的文学成就和他对澳大利亚文学的影响。一年后，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胡文仲以“悉尼来信”的方式为澳大利亚文学“画了一个轮廓”。该论文从“澳大利亚的诗歌”、“澳大利亚的小说”、“澳大利亚的戏剧和电影”和“澳大利亚的文艺评论”四个方面论述了澳大利亚文学发展的概貌和所取得成就，为后来的学者研究澳大利亚文学提供了参考资料。在此后的几年里，胡文仲继续在《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和《世界文学》发表近十篇文章，如《文苑一瞥》、《澳洲文坛巡礼》、《〈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评介》、《怀特印象记》、《六十年代以来的澳大利亚文坛》、《访墨尔本作家华登与莫里逊》、《一部“澳味”浓郁的新派剧作〈想入非非〉译后记》、《介绍怀特——一位有特色的澳大利亚作家》、《不倦的探求：再访怀特札记》等。从内容来看，他早期的论文主要分为四类，“一类是对于澳大利亚文学的评论，一类是对作家的访问记，一类是书评，最后一类是对于澳大利亚文学教学的探讨和对于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的初步调查”。其中“关于帕特里克·怀特本人及其作品的却占了大约一半的篇幅”。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起步阶段就对怀特十分关注，其原因是他“在澳大利亚文学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胡文仲在这一时期发表的研究成果使其成为国内澳大利亚文学的先行者之一，其学术论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推动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有开拓意义。

几乎与此同时，黄源深在1980年代连续在多家报刊发表研究性论文，较为系统地介绍和论述了澳大利亚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知名学者。1981—1988年，他分别在《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外国语》、《译林》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0篇文章，其中宏观论述5篇，分别是《当代澳大利亚小说流派》（1985年）、《前进中的澳大利亚文学》（1986年）、《评澳大利亚殖民时期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3期）、《澳大利亚文学简论》（《外国语》，1988年第4期）和《当代澳大利亚文学》（1988年）；微观文本分析5篇，即《写在〈婚礼〉之后》（1981年）、《论劳森及其短篇小说》（1982年）、《含蓄、关节点和热诚的同情》（《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4期）、《简论怀特及其创作》（1983年）和《论〈我的光辉生涯〉中女主人公形象》（1987年）。这10篇文章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黄源深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国内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

这一时期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关注。陈正发的《澳大利亚殖民时期流放犯小说初探》（《安徽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澳大利亚早期戏剧概况》（《淮北煤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王国富的《澳大利亚戏剧一瞥》（《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王晓玉的《澳大利亚新戏剧运动刍论》（《外国文学》，1988年第5期），周开鑫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述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张文浩的《博尔德沃德和他的〈武装抢劫〉》（《杭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郭兆康的《浅论〈如此人生〉》（《安徽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和马祖毅的《大洋洲诗话》（《淮北煤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等。这些零散性的学术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澳大利亚戏剧、小说和作家作品，对于理解澳大利亚文学有一定价值。尽管对他们而言是单篇性的论著，但也是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起步阶段的成果。

起步阶段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呈现几个特点：其一，翻译作品多，学术性论文较少。本阶段发表在外国文学类杂志和大学学报上的论文不到30篇，翻译83篇，后者是前者的近三倍之多。《大洋洲文学丛刊》译介了不少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但由于该丛刊属于内部刊物，没有公开发行，因此其影响力有限。其二，研究的内容和成果比较集中。从内容上来看，主要集中在对澳大利亚文学的整体论述和主要作家身上，即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时期、流派和帕特里克·怀特和亨利·劳森的作品等方面，胡文仲和黄源深的几篇具有宏观视野的学术论文着实厚实和精辟，为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树立了很好的范例。从文学题材来看，小说研究要多于戏剧和短篇小说研究，儿童文学、诗歌和文学理论几乎无人涉足。论文作者也比较集中，黄源深和胡文仲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几乎占据所有论著的80％，而其他学者的成果只有20％左右。其三，《外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是发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平台，前者先后在1980年、1984年和1987年出版澳大利亚文学专刊，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设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专栏的学术杂志，后者不仅主要刊载翻译作品，而且发表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是国内最早刊登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成果的杂志之一。

呈现以上特点的原因多种多样。一方面，中国对于澳大利亚文学还知之甚少。尽管这一时期中澳两国已经建立外交关系，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氛围和传统，因此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中译介成果多，研究人员集中在曾经留学澳洲的学者身上就不足为怪了。另一方面，尽管澳大利亚处于从白人文化向多元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但白人文化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在澳大利亚文坛较知名的作家被翻译或者介绍到中国就比较容易，如劳森是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奠基人，怀特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们的作品容易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而其他尚未形成国际影响的作家作品或者受众较小的文学体裁，如诗歌和戏剧等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在中国传播，这就造成了澳大利亚文学整体论或者主要作家论著相对偏多的现象，而大部分澳大利亚文学内容仍然是一片亟待开垦的处女地。但王佐良早在1980年就在《外国文学》上撰文指出，“对于一个文学史家，澳洲文学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虽然处于起步阶段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还比较稚嫩，但假以时日，定能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朵奇葩。1988年3月8—11日中国第一届澳大利亚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功召开，“会议正式代表27人，其中中方21人，澳方6人。中方代表来自全国各大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他们都是澳大利亚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澳方代表则是久负盛名的现代作家、评论家和经济学家等”。他们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讨论，协商成立了“中国澳大利亚研究联络委员会”。从此，澳中两国学者间的交流平台开始搭建起来。

第三节发展阶段（1989—1998年）：一棹白花次第开

这一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入，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也逐渐步入了发展时期，具体表现在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在国内高校开始建立，论文和专著的数量和质量有大幅提高，高级别的研讨会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召开，澳大利亚文学课程开始在高校开设，个别学校甚至开始招收澳大利亚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为研究澳大利亚文学培养后备力量。

继1983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国内建立第一个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先后成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除了继续从事文学研究之外，还将其领域延伸至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贸易、法律等方面。同时，利用这些平台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1989—1998年间，先后在厦门、上海、合肥等地举办了5届澳大利亚研究国际研讨会，会议规模由当初的二三十人发展到后来的近百人，其学术影响日益扩大，中澳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强。

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展开，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步入较快发展的轨道。具体表现在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日益增多，研究的内容日益广泛和深入。就文学体裁而言，有关澳大利亚小说的论文居多。在短篇小说方面，整体论和作家作品专题论的论著不断涌现。整体论代表性文章有黄源深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的发展走向》（《环球文学》，1989年第2期），认为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由一开始的外来型（欧洲短篇小说模式）过渡到本土型（澳大利亚现实主义小说模式），当今复又转向外来型（国际短篇小说模式）。但第三阶段并非第一阶段的简单重复，而是向更高层次发展。此外，整个短篇小说发展史上出现了两次高峰，一次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次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该论文是这一时期系统论述澳大利亚短篇小说“演化轨迹”的重要成果，对于整体了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发展史有学术参考价值。胡文仲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琐谈》（《外国文学》，1990年第3期），提纲挈领地论及亨利·劳森短篇小说的故事和表现手法、怀特现代派小说反传统小说对新派小说所起的作用等，文章虽短，但反映了澳大利亚传统派、怀特派和新派小说艺术的异质性。刘丽君的《澳大利亚的新派小说》（《汕头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概括论述了新派小说与其他流派小说的关系。陈正发的《当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三十年发展概述》（《安徽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采用宏观视角，重点论述了1960年代至1990年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的嬗变，尤其是新派小说与传统派小说在写作手法上的不同。四篇文章各有侧重，勾勒出了澳大利亚短篇小说发展脉络和阶段性艺术特征。专题论的主要论文有刘丽君的《亨利·劳森及其作品的表现手法》（《汕头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刘振宁的《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奠基人——亨利·劳森》（《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左岩的《亨利·劳森和他的短篇小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陈正发的《劳森简朴的背后》（《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2期）、周俐玲的《试论亨利·劳森的文学观》（《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五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亨利·劳森的创作道路、文学思想和艺术风格。胡文仲的《穆尔豪斯其人》（《外国文学》，1994年第6期）是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勾勒出短篇小说家穆尔豪斯的短篇小说创作主题和间断叙述技巧，认为“在题材方面穆尔豪斯与善于写丛林情调的传统作家迥异，他的目光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城市的知识阶层和年轻人。穆氏笔触所及不乏对于澳大利亚各种社会问题的评论。在写作手法上不如其他巴尔曼作家（彼得·凯瑞、莫里斯·陆瑞）那样创新”。刘振宁的《论澳洲文学史上的劳森—帕尔默时代》（《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初步探索了该时代产生的背景、基本特征及其历史影响等问题”。陈兵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的杰出代表——试论约翰·莫里森及其作品》（《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探究了短篇小说家莫里森的创作艺术和历史地位。陈涤非和欧阳佳凤的《彼得·凯里与〈奥斯维辛玫瑰〉》（《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分析和论述了短篇小说家彼得·凯里在《奥斯维辛玫瑰》中的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姜岳斌的《昆士兰北部乡间生活的风俗漫画——试论麦克尔·理查兹的三篇短篇小说》（《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从叙述语言、地方化的人物对白和环境描写等方面论述了理查兹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在长篇小说方面，主要论文有黄源深的《澳洲文学史上的“怀特时代”》（《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认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确乎存在着一个‘怀特时代’，并且对澳洲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论文系统论述了时代产生的背景、基本特征和它在整个澳洲文学上的地位。胡文仲的《忆怀特》（《外国文学》，1992年第4期），追忆了作者与怀特的交往经历和友情，“怀特的成就与不足”（《外国文学》，1992年第2期），论述了怀特的文学成就和存在的争议，同时也对《怀特传》进行了评价。《从怀特书信中了解怀特》（《外国文学》，1996年第6期），“在所有澳大利亚作家中，数帕特里克·怀特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得最多”，文章论述了怀特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情况。倪卫红的《走出生命的局限——评帕特里克·怀特的〈探险家沃斯〉》（《外国文学》，1992年第4期）解读了小说的深刻意蕴——澳大利亚人沃斯的探险意义“在于人对自我的重新认识”。朱炯强的《怀特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后》（《外国文学动态》，1994年第3期）讲述了怀特获诺奖前后的故事和社会各界反响。高秀芹的《人类灵魂的解剖师——怀特及其〈风暴眼〉》（《外国文学》，1994年第6期）论述了怀特的文学创作及《风暴眼》所展示的现代派写作手法，即通过描写“人物的偶然行为，来挖掘出埋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潜意识，从而深刻而真实地刻画出人的存在和本性”。张校勤的《敬神者还是渎神者——论怀特小说〈人树〉中主人公斯坦·帕克的宗教信仰》（《华东理工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通过文本分析，回答了学界对《人树》这部小说的争论。王培根的《〈乘战车的人〉中的意识流》（《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和《书为心画、言为心声——评怀特和他的〈乘战车的人〉》（《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前者进一步探究了帕特里克·怀特“熠熠闪光的叙事艺术——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后者分析了怀特所赋予文本的创作思想。刘丽君的《评帕特里克·怀特的〈风暴眼〉》（《汕头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认为该小说“是现代荒诞文学又一里程碑式的力作，揭示了当代人内心世界的精神危机”。费凡的《〈风暴眼〉的艺术特色》（《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分析了小说中的现代派艺术手法。叶胜年的《风格和主题：彼得·凯里小说刍议》（《外国文学》，1992年第4期）和《戴维·爱尔兰的新小说》（《外国文学》，1993年第5期），前者是国内较早研究彼得·凯里长篇小说的论著之一，文章认为彼得·凯里善于用超现实主义写作技巧，“对历史和现实中的部分丑恶现象和人物进行嘲弄和勾勒，创作思想里积淀着深沉的历史主义意识，凝聚着对社会历史的深刻思考”。后者论述了三次荣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的作家戴维·爱尔兰的“令人眼花缭乱”实验性写作手法，文章涉及《啼鸟》、《无名的工业囚犯》、《食肉者》和《未来的女人》等多部小说，也可以视作对他整个文学创作的综述。叶继宗的《灵与肉的搏斗——谈〈荆棘鸟〉中拉夫尔神父》（《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强调“他既不同于中世纪在神学桎梏下，虚伪、作恶多端的黑色幽灵，也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披着黑色架装的人文主义者，又与19世纪的同行、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伯斯代尔、米里哀、圣约翰不一样，拉尔夫是当代的神父、红衣主教，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教士。他是一个教士，但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因此在他身上进行着复杂、激烈、残酷的灵与肉的搏斗”。陈正发的《戴维逊与〈怯人〉》（《外国文学》，1995年第5期）论述了小说家弗兰克·多尔比·戴维逊出版该小说的坎坷经历及争取自由的深刻主题。王育祥的《兰顿家族系列小说的代表——论马丁·博伊德〈一个坎坷的年轻人〉》（《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解读了小说中所彰显的文化冲突的主题。陈素萍和罗世平的《死亡、再生、母亲——浅析〈死水潭的比尔〉中的象征意义》（《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认为澳大利亚女作家玛丽·布鲁斯大多数小说“寓意深通、内涵丰富、意象生动、象征精妙、耐人寻味，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对布氏作品几乎没有介绍，更无研究可言”，据此她对《死水潭的比尔》的象征意义主题进行了解读。秦湘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归属所在——读〈我的归属〉有感》（《外国文学》，1994年第6期），这是国内第一篇评析澳大利亚土著作家萨利·摩根的代表作《我的归属》的文章，解读了小说中女主人公所叙述的原住民血泪史。任爱军的《澳大利亚土著生活的缩影——〈库图娜〉等三部小说综论》（《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文章从土著与其土地的关系、土著民族的觉醒等方面，综合论述了三部小说《库娜图》、《卡普里康尼亚》与《吉米·布莱克史密斯的歌声》所蕴含的土著性主题。

在诗歌方面，开始出现更多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论著包括刘新民的《A.B.佩特森和他的〈来自雪河上的人〉》（《外国文学》，1990年第1期）、郭著章的《创业者的赞歌——澳诗两首赏析》（《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4期）、唐正秋的《打破诗坛静寂——记八十年代兴起的行动派诗歌》（《外国文学》，1992年第4期）、刘国枝的《丛林中的拓荒者——澳大利亚诗歌先驱查尔斯·哈珀及其创作》（《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刘丽君的《浅谈澳大利亚诗歌的发展道路》（《汕头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澳大利亚的田园诗》（《汕头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澳大利亚的反田园诗》（《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评莱斯·默里的五首现代派诗歌》（《汕头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等。

在戏剧方面的论著较少，主要有四篇论文。甘德瑞和胡文仲的《澳大利亚戏剧的最新趋向》（《外国文学》，1992年第4期），文章概述了澳大利亚1970年代至19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戏剧的变化，认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剧作家关心的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明显的民族主义主题及自然主义的演出风格，他们开始探索国际性的大问题（特别是与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地位有关的那些问题）以及与国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有关的问题，这些人的语言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都迥然不同，作家们开始拓宽自己的戏剧风格，途径是吸取非自然主义的因素，特别是亚洲传统戏剧形式”。傅景川的《澳大利亚的“怀特时代”与“新戏剧”》（《戏剧文学》，1992年第4期），论述了澳大利亚戏剧在怀特时代所展现的与传统戏剧不一样的新特点以及怀特对新戏剧所产生的影响。葛启国的《澳大利亚戏剧初探》（《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和《戏剧人生二百年——试论澳大利亚戏剧的形成和发展》（《外国文学》，1997年第5期），虽然两篇论文内容各有侧重，但主要都是论述了澳大利亚戏剧本土化的嬗变过程，揭示了澳大利亚戏剧的特点及其成因，重点介绍了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剧作家、作品，并指出“直到1970年代澳大利亚民族戏剧才趋于成熟”。

这一时期以澳大利亚文学某个时期或者某种题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颇有学术价值。代表性的论文有黄源深的《澳大利亚现代主义文学为何姗姗来迟》（《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该论文也是中国澳大利亚学术界专门论述澳大利亚文学现代性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文章分别从社会状况、民族心理和地理条件分析了澳大利亚现代主义比欧美晚了40年的原因，最后总结了三个内部条件促使其姗姗来迟。“首先，传统文化势力非常强大；其次，缺乏现代主义文学思想氛围，难以形成群体变革力量；其三，这种闭塞的文化环境难以造就能够接受和欣赏现代主义文学的读者。”叶胜年的《多彩的拼贴画：近年澳大利亚小说述评》（《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也是一篇颇有深度的学术论文，作者认为，“二次大战后，特别是进入1970年代后，作为澳大利亚文学主要组成部分的小说发展迅速其主要倾向是以心理现实主义为中心的多元化创作。它的基本特征是，一方面表现了澳大利亚多民族的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引进和运用了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大量表现手法，着重从心理上表现自我，探求各种生存方式，谋求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和沟通”。王培根的《试析澳大利亚文学的历史演进》（《南开学报》，1994年第6期）和《澳大利亚小说走向之管窥》（《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年第3期），前者将澳大利亚文学的历史演进分为“萌芽时期”、“成熟时期”和“鼎盛时期”，分别论述了每个时期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作家作品，后者聚焦澳大利亚小说的发展，将其走向分为“肇端”、“丰穗”、“鼎盛”和“交融”四个阶段，选择了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评论。由于小说是文学的一部分，因此两篇文章的基本脉络和观点是一致的。陈正发的《当代澳大利亚移民小说》（《当代外国文学》，1996年第2期）重点勾勒了非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在澳大利亚所取得的成就，涉及裘达·沃顿、瓦苏·卡拉玛拉斯、安提岗·凯夫勒等作家的作品等。王晓凌的《澳大利亚长篇小说面面观》（《安徽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文章着重从丰富多彩的文学体裁的角度，“纵览澳大利亚长篇小说概貌”。

此外，在这一阶段还有两位中国学者用英文在国内国外杂志发表论文。胡文仲于1989年在《澳大利亚研究》杂志（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第2期发表了《澳大利亚文学翻译调查》（A Surve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ustralina Literature）首次向国外读者介绍了中国对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的译介情况，三年后他再次在同一种刊物发表了《神话与现实：对怀特评论的再思考》（The Myth and the Facts–A Reconsideration of Aus⁃tralia’s Critical Reception of Patrick White）论述了中国学者对怀特成就与不足的评论和思考。这是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有独特见解的文章。黄源深也从1980年代至1990年代先后在《外国语》发表五篇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分别是《试论〈理查德·麦昂尼的命运〉和〈沃斯〉的风格》（Some Comments on the Style of The Fortunes of Richard Mahony and Voss，1985年第6期）、《〈逃离巫师〉和〈离开麦肯齐先生以后〉中女性形象的塑造》（The Portrayal of Women in 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and After Leaving Mr．Mackenzie，1987年第2期）、《约翰诺及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其他社会弃儿形象》（Johnno and Some Other Social Misfits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1990年第5期）、《劳森的艺术魅力及不足》（The Artistic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Henry Law⁃son，1991年第6期）、《歧视导致歪曲——论早期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Discrimination and Distortion–On the Images of the Chinese in Early Australian Literature，1995年第3期）。黄氏的五篇论文文字优美，观点鲜明，展现了较高的学术洞见。

由国内学者编著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选读性书籍和论文集开始增多。主要包括胡文仲、李尧合编的《澳大利亚当代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92年）、刘新民主编的《澳大利亚名诗一百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倪卫红主编的《澳大利亚儿童小说》（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和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选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其中黄氏的文学选读选取了50位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此《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主编、原悉尼大学校长利昂尼·克拉默女士表示认同和赞赏。她在“序”中称“黄是一位非常可靠的澳大利亚文学向导……在编选时显示了卓越的判断能力和机智敏慧”。王佐良也称它是“一部好选本……顾到了特点、难点，而又要言不烦，十分清楚，对于想对澳洲文学有个初步了解的英语学生，用处很大”。论文集有胡文仲主编的《澳大利亚研究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唐正秋、黄源深合编的《澳大利亚文学评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两部书主要是澳大利亚研究学术研讨会议论文集，不同的是前者内容更加宽泛，不仅有文学批评文章，而且还有社会学和经济学类成果，后者则是文学批评专题性论文集，涉及小说、诗歌、戏剧等。

令人瞩目的是，这一期出现了多部单一作者学术专著，它们分别是胡文仲的《澳大利亚文学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该书汇集了胡氏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涉及澳大利亚文学评论、作家访问记、书评、澳大利亚文学教学和翻译等。胡氏认为“由于文章写作时间前后相隔了十几年，因此对于同一作家或作品我在看法上也有些变化，但在结集时原则上予以保留”（转引自“前言”）。叶胜年的《澳大利亚当代小说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该书中的文章分为两类“其一是国内各种报刊上发表过的，或者根据发表的文章加以扩充修改的，其二是专门为这本小册子撰写的”（转引自封面内容摘要），内容主要包括澳大利亚新小说、土著小说、妇女小说、澳大利亚文化和小说的关系以及对帕特里克·怀特、彼得·凯里、托·肯尼利戴维·爱尔兰作品的评析等。黄源深的《澳大利亚文学论》（重庆出版社，1995年）与《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前者“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目光，审视了令世界瞩目的澳大利亚文学，用流畅的笔触，详论了主要文学流派、作家和作品，涉及诸如劳森、弗兰克林、理查逊、博伊德、斯特德、霍普、赖特、怀特、基尼利、劳勒、希伯德、威廉森、马洛夫、凯里、米勒等使澳大利亚光彩夺目的作家，同时也简要勾勒出了澳大利亚发展的总貌”。“书中不少独特见解未见于国内外评论，却得到了中澳学界的认可，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引自该论著“内容简介”），后者则是一部六十多万字的文学史鸿篇巨著，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是澳大利亚文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该书结构清晰，内容翔实，文笔优美，获得教育部高校人文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在2000—2004年外国文学论文中被引用14次，在被引著作中排名第19位。”

这一时期的翻译成果也值得一提，长篇小说主要包括迈尔斯·弗兰克林的《我的光辉生涯》（黄源深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帕特里克·怀特的《人树》（胡文仲、李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探险家沃斯》（刘寿康、胡文仲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树叶裙》（李尧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乘战车的人》（王培根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镜中瑕疵：我的自画像》（李尧译，三联书店，1998年），布莱恩·卡斯特罗的《漂泊的鸟》（李尧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尼古拉斯·周思的《长安大街》（李尧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年）、《黑玫瑰》（李尧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希·阿尔伯特的《幸运生涯》（白自然译，三联书店，1992年），伦道夫·斯托的《归宿》（黄源深、曲卫国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托马斯·基尼利的《辛德勒的名单》（肖友岚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内海的女人》（李尧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戴维·马洛夫的《飞去吧，彼得》（欧阳昱译，重庆出版社，1995年），亚历克斯·米勒的《浪子》（李尧译，重庆出版社，1995年），伊丽莎白·哈罗尔的《瞭望塔》（陈正发、马祖毅译，重庆出版社，1995年），杰西卡·安德森的《劳拉》（欧阳昱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戴维·福斯特的《月光人》（叶胜年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与彼得·凯里的《奥斯卡与露辛达》（曲卫国译，重庆出版社，1998年）等。

除了唐正秋译的《澳大利亚抒情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结集出版的著作之外，多数短篇小说、诗歌、戏剧、儿童文学的翻译散见于《译林》、《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艺》、《环球文艺》、《外国戏剧》等国内主要外国文学类杂志。唐氏诗选也是国内第一部澳大利亚诗歌译著，收录了41位诗人的抒情诗，其中著名的诗人有查尔斯·哈珀、亚当·林赛·戈登、亨利·肯德尔、A.B.佩特森、玛丽·吉尔摩、亨利·劳森、克里斯托弗·布伦南、肖·尼尔森、肯尼思·斯莱塞、罗伯特·费兹杰拉德、道格拉斯·斯图尔特、A.D.霍普、朱迪斯·赖特、詹姆斯·麦考利、戴维·坎贝尔、罗斯玛丽·多布森、莱斯·莫里、布鲁斯·道等。尽管这部诗集没有把叙事诗、象征诗、哲理诗、民谣诗等作为重点，但由于所选作品涵盖了自澳大利亚殖民时期以来主要诗人的抒情诗，因此这部译著成了国内读者了解澳大利亚诗歌变化的窗口。《外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是了解包括诗歌在内的重要媒介，这些杂志开设大洋洲文学或者澳洲专栏或专刊，登载中国学者翻译的各种题材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如《外国文学》1992年第4期是澳洲文学专刊，刊登了甘德瑞著、胡文仲译的《澳大利亚戏剧的最新趋向》，劳里·赫根汉著、姜红译的《澳大利亚文学传记概述》，布里安·基尔南著、杨国斌译的《当代文学批评的倾向》，麦克尔·威尔丁著、杨国斌译的《后现代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乔弗·佩奇著、鲁余译的《澳大利亚诗坛现状》，胡文仲的《忆怀特》，倪卫红的《走出生命的局限——评帕特里克怀特的〈冒险家沃斯〉》，张卫红的《澳大利亚戏剧的分水岭——试析怀特的〈火腿葬礼〉和〈萨塞帕里拉的季节〉》，伊恩·威廉斯著、李尧译的《归来的燕子》，布莱恩·迪布尔著、胡文仲译的《假如有一天我决心奉献自己……》，莫里斯·柯莱特著、李尧译的《重逢在嘎雅湾》，玛丽·德雷克著、侯志民和郭金秀译的《流浪汉》，布鲁司·道著、李文俊译的《诗四首》，雷·劳勒著，胡缨译的《儿戏》，叶胜年的《风格和主题：彼得凯里小说刍议》，唐正秋的《打破诗坛寂静——记八十年代兴起的澳洲行动诗派》，倪卫红的《关于澳大利亚的几部新书》和满止的《澳大利亚的四位现代艺术家》。《世界文学》杂志分别于1991年和1996年第6期开设大洋洲文学翻译专栏，刊载了部分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大洋洲文学丛刊》在这一时期继续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诗歌、戏剧和小说的译作，但遗憾的是由于经费少、申请正式刊号难，文学作品的译作未能在全国范围内传播。

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无论是从论著的数量和质量，还是从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来看，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相比前一阶段，这一时期呈现如下特点：

其一，文学史类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里的文学史类成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澳大利亚文学史专著，二是整体性论述文学发表流变的文章。就专著而言，黄源深的《澳大利亚文学史》无疑是标志性研究成果，极具学术参考价值。该书将澳大利亚文学史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编殖民主义时期文学（1788—1888）”、“第二编民族主义运动时期文学（1889—1913）”、“第三编两次大战时期文学（1914—1945）”和“第四编当代澳大利亚文学（1946—1995）”，内容包括各个时期的概况、小说、诗歌、戏剧、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这是一部内容丰富、层次分明、论述有力、资料翔实、详略得当的文学发展编年史，既有宏观性和系统性的社会文化断代史概要综述，使读者了解文学活动产生的历史语境和重大文化、文学纪事，厘清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和民族心理等方面对文学流派形成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影响，又有微观性和富有个性的作家、作品介绍和评论，让读者在阅读作品分析的过程中，深刻领会每部文学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风格，从而整体上把握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独特魅力。在对待每位作家的篇幅上，作者似乎也有独到的思考，没有平均使用笔力，而是依据作家作品的文学地位和影响，该重点论述的就不惜笔墨，该简略的就惜字如金，寥寥几笔。如对待澳大利亚文学史上两位影响最大的作家劳森和怀特，作者给予了五万多字的篇幅，进行了重点而深入的论述，而对于一般作家和次要作家，则区别对待，以示与重要作家之间的差异。难能可贵的是，《澳大利亚文学史》融入了作者的观点和看法，而非照搬澳大利亚文学史家的做法和思想。他认为，“一部中国人写的文学史，自然应融进中国人的观点和看法”。因此，我们看到的这部《澳大利亚文学史》与澳大利亚人出版的文学史不同，如：澳洲本国的文学史通常采用开门见山、夹叙夹议的写法，而黄源深的文学史则“扼要介绍了作者生平和作品情节，尤其突出了影响作家创作的有关经历，并在评论作家作品时适当联系了某些其他中外作家和作品”。他强调“我在尊重史实，充分重视澳大利亚批评家的见解的同时，试图用辩证的观点，来理解澳大利亚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作家和作品，尤其是注意时代风云和社会变迁如何对文学形成强大的冲击力，甚至改变其发展的方向。在分析具体作家作品时，注重全方位审视，避免在文学的外来影响和内在规律，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思想和技巧，作家的个人遭遇和其作品特有的风格等关系的处理上出现偏颇”。事实上，黄氏的《澳大利亚文学史》确实做到了对文学史客观把握和慎重分析，也使该书成为学习和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必备资料。若能适时更新内容，其影响力会进一步延续和扩大。

就文章而言，整体性论述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和戏剧发展变化的论著质量较高，别有洞见。论及短篇小说的文章有三篇，内容各有侧重。黄源深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的发展走向》一文时间跨度最大，论述了澳大利亚从殖民时期到1980年代短篇小说的发展轨迹，其学术意义在于揭示了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的变化模式，即外来型—本土型—外来型。这种独到的观点一方面与澳大利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趋势相吻合，即外来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化模式，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澳大利亚短篇小说别样的发展道路和特色。陈正发的《当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三十年发展概述》聚焦1960年代至1980年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的发展情况。文章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弊端谈起，继而论述了短篇小说界求变求新的创作心理及艰难发展的历程。文章最后认为“当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30年来所走的是一条‘探索、反叛、创新、换代’发展道路。在这一时期，新人辈出，流派纷呈，成就显赫。经过新一代艺术家的不懈努力，澳大利亚短篇小说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走向了世界”。这一结论，现在看来颇有见地，这30年成长起来的许多小说家日益成为世界文坛的重要作家，如彼得·凯里、弗兰克·穆尔豪斯、海伦·加纳等。刘丽君的《澳大利亚的新派小说》一文论述的范围更小，可以说是一篇有关“新派小说”的专论。尽管文章中的内容与上述两篇中部分观点有相似之处，但其独特价值在于较详细地比较了新派小说与澳大利亚其他文学派别的异同，尤其是“澳大利亚新派小说与西方新小说派”一部分值得称道，有利于读者了解澳大利亚新派小说与西方诸国新小说派的关联和差异。在长篇小说方面，有两篇文章值得关注，一篇是黄源深的《澳大利亚现代主义文学为何姗姗来迟》，另一篇是叶胜年的《多彩的拼贴画：近年澳大利亚小说述评》。黄氏文章剖析了现代主义文学难以在澳大利亚扎根并姗姗来迟的特有现象，从根本上回答了澳大利亚人一直声称但却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即“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对现代主义的根深蒂固的、持久的反动’”，他从澳大利亚特定的社会状况、民族心理和地理环境三个方面深入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这种“局外人”看问题的视角和深度无疑超越了澳大利亚“雾里看花”的境界，也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是一篇思想深刻、推理严密、逻辑性强的学术文章。叶氏文章用“多彩的拼贴画”一词作为题目的关键词，论述了澳大利亚1980年代小说界出现的精彩纷呈局面。文章从“生存的审视：外在的平静和殷实映照内在的冷漠和困苦”、“历史的渊源：时代变迁和地域差异对认同传统理念和文化的撞击”、“理想的失落：政治引发的深层思考和文化价值观的重新界定”、“女性的崛起：创作观念和感知模式包孕的魅力和挑战”、“手法的创新：多种技巧的吸收和参照消融于风格的多元化”五个方面描述了澳大利亚小说的现状和特征。“以心理现实主义为中心的多元化创作”的观点显示出作者深刻的学术洞见，对于全面理解1980年代澳大利亚小说发展图景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戏剧方面，葛启国的“澳大利亚戏剧初探”相比甘德瑞和胡文仲的《澳大利亚戏剧的最新趋向》“史味”更足，前者基本以时间为序，描述了澳大利亚自19世纪末到1970年代发展的概况，后者则着重介绍了1980年代澳大利亚多元的戏剧发展倾向。两篇文章都只是做了概括性的叙述，具体作家作品的深刻挖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诗歌方面的“史学”论著当属刘丽君《浅谈澳大利亚诗歌的发展道路》和唐正秋的《打破诗坛静寂——记八十年代兴起的行动派诗歌》，这两篇文章也构成了“全景”和“特写”的关系。刘氏文章对澳大利亚诗歌的发展变化做了较为系统的描述，文章分为“移民文学时期的澳大利亚诗歌”、“民族文学时期的澳大利亚诗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澳大利亚诗歌”和“澳大利亚当代诗歌”四个部分，介绍了各个时期澳大利亚诗歌的总体情况和作家作品。文章所论述精当，是我国学者较早研究澳大利亚诗歌的文章之一，但对于“移民文学”的界定值得商榷，容易与现在所谈到的澳大利亚移民文学产生误解。唐氏文章则以断代诗歌为主要内容，论述了行动派诗歌的基本主张。该论文篇幅较短，只是提纲挈领地概述，但对于理解1980年代行动派诗歌现象有一定意义。

其二，作家、作品研究初步显现出系统化的雏形。这一阶段的作家、作品研究比上一阶段更加广泛，但对劳森和怀特的作品研究相对集中，出现了不同学者共同研究同一位作家作品的现象或者个别学者发表系列文章研究同一作家的现象。劳森是“澳大利亚现实主义文学的鼻祖，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蜚声世界文坛。在法国，有人把他比作莫泊桑，有人称他为“澳大利亚的欧·亨利”；在俄国，评论家们认为他更接近于高尔基，而在澳大利亚他被视为民族的骄傲，称他为“澳大利亚的声音”。劳森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撰写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和大量的诗歌，其主要艺术成就在于短篇小说，但诗歌艺术也不容忽视。劳森是中国人偏爱的短篇小说家和诗人，其作品在中国的出现甚至比怀特还早，1950年代他的短篇小说就被翻译成中文，甚至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在学术界，凡论及澳大利亚短篇小说，劳森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因为他代表了澳大利亚文学的一个时代，即使在今天的多元化澳大利亚文坛，他依然是人们评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在这一时期，劳森的研究成果显然比除怀特之外的作家要多。代表性的论文如上文提及共有六篇（五篇中文，一篇英文），论及他坎坷的创作道路、反映丛林人生活和伙伴情谊的小说主题、朴实无华的写作手法。多数文章赞美之词溢于言表，只有黄源深的文章《劳森的艺术魅力及不足》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他的成就及局限性。他认为，劳森给澳大利亚和世界文坛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有自成特色的艺术风格，但相比更具现代性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往往艺术深度不够，似乎欠锤炼，有些故事随意性较大，这种洞见无疑是客观和辩证的。陈正发的《劳森简朴的背后》一文，挖掘了劳森简单朴实写作艺术的深刻原因。他认为，“有资料表明，劳森最新创作时，在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上面是煞费苦心的，曾试用过几种方法与风格，最后才决定选择最朴素平实、活泼自由的创作方法与风格，并在以后的创作中始终不渝地遵循了他的选择。完全可以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劳森的创作风格是他结合当时澳大利亚社会与文坛的实际情况进行多次试验和孜孜不倦探索的结果”。陈氏的这种观点在澳大利亚国内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合理性。作为澳大利亚一代文学大师，他身上所承载的远远超过他所能接受的，他不仅代表了一个时代，而且还代表了一种民族身份符号和民族记忆。尽管随着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他的创作风格也许有些落伍，但其独具特色、朴素平实的创作风格是澳洲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阶段劳森研究的成果集合起来，使人看到了劳森对文学的重大贡献，但他的诗歌尚未开展研究，短篇小说研究也过于集中在代表作《把帽子转一转》、《阿维·阿斯顿纳尔》等几个短篇上，这种仅凭个人爱好而做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全面系统反映劳森的文学艺术，需要更多、更系统的深入研究。

怀特研究也大同小异，初步有了十余篇的研究成果。怀特是澳大利亚现代文学巨匠，创造了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怀特时代”，其现代主义的写作风格给沉闷的澳大利亚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并逐渐引发了一场颇具规模和影响的深刻变革。以往小说刻画的重点主要是人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而自他的作品问世以来，转向人与自我内心的冲突，展现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诉求。势力强大的传统现实主义流派让位于崇尚国际化的现代主义流派，澳大利亚文学开始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其文学作品传入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怀特研究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之一。在中国，怀特研究热始终不减。除了翻译他的小说之外，出现了系统化研究怀特的现象。胡文仲是国内发表有关怀特及其作品文章最多的学者之一，他先后在国内外杂志和国际会议上发表了十余篇之多。从1980年代的《悉尼来信》、《介绍怀特——一位有特色的澳大利亚作家》、《怀特印象记》、《不倦的追求》，到1990年代的《忆怀特》、《〈怀特传〉的成就与不足》、《论怀特写作风格》、《怀特的艺术与政治》、《我所了解的怀特》、《神话与现实：对怀特评论的再思考》，对怀特的文学创作道路、文学思想、写作风格、读者接受、小说艺术和文坛影响和地位做了较深刻而翔实的评述。叙述笔调由感性到理性，由表象到实质。由于他与怀特有诸多交情和联系，因此他对怀特的评价更加全面，其多数观点值得其他学者借鉴。但从他文章的内容来看，胡氏文章综论性居多，对具体作品的评析较少，对小说艺术关注多，对戏剧作品关注少。事实上，怀特在戏剧方面也卓有成就，只不过被他因写小说而获诺奖的光环遮住了。“怀特早期的四个戏剧打破了澳大利亚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他那富有挑战性的非现实主义手法已为不少观众所熟悉，从而使他的戏剧成了澳大利亚戏剧未来时代的里程碑。”国内学者对怀特剧作研究不多，比较系统地介绍怀特戏剧艺术当属黄源深的《澳大利亚文学史》，他在“本世纪历史年代以来的戏剧”一章中，专门设立一节评述怀特的戏剧成就和艺术风格，这多少弥补了怀特研究的缺憾。此外，在怀特研究的成果中，黄源深的两篇文章不能不提，一篇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怀特时代》，另一篇是《试论〈理查德·麦昂尼的命运〉和〈沃斯〉的风格》，前者旗帜鲜明地提出澳大利亚文学史确实有一个影响深远的怀特时代，并论述了怀特时代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它不仅在文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革命……形成了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繁荣时期”，而且使这一时期的文学“越出了‘民族化’的旧轨道，向国际化靠拢……走向了世界”。后者分析了两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写作手法和语言方面的差异，这种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领域尚属首次。这一时期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是怀特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大多集中在解读和分析他四部长篇小说《探险家沃斯》、《乘战车的人》、《人树》和《风暴眼》的主题和写作手法，而其他八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戏剧几乎无人问津，反映了怀特研究的不平衡。

除了劳森和怀特之外，其他作家作品研究比较零散，尚未形成一定程度的体系，但多元化趋势明显。进入中国学术界视野的作家包括彼得·凯里、戴维·爱尔兰、弗兰克·多尔比·戴维逊、马丁·博伊德、玛丽·布鲁斯、萨利·摩根，其中彼得·凯里的作品荣获布克奖和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弗兰克·多尔比·戴维逊是三次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得主，相信国内学者对他们作品的研究将日益增多。

其三，研究队伍有所扩大，中澳间的学术交流增强。自1988年“中国澳大利亚研究联络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成立以来，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人员队伍呈现壮大的趋势。如果说在起步阶段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成果只是集中在胡文仲和黄源深两位留学澳洲的学者身上，这一阶段又涌现出像叶胜年、王培根、唐正秋、陈正发、刘丽君等中青年学者。从发表论著的数量和质量来看，毫无疑问，胡文仲、黄源深是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引领者，在澳大利亚研究学术共同体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他们出版的论著在这一阶段，甚至在未来一段时间都是澳大利亚文学爱好者学习和参考的资料，而年轻一代可望成为澳大利亚研究的中坚力量，其科研能力不容忽视。研究队伍的扩大得益于高校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建立和中澳之间学术交流的增强，这从杂志上发表的访谈性文章可以看出。如《外国文学》刊载了《哈里·赫索坦恩教授访问记》（杨国斌，1990年第2期）、《采访托马斯·基尼利》（张卫红，1994年第6期）、《把自己的心灵印在文学的版图上：彼得凯里访谈录》（晓风、晓燕译，1990年第4期），《澳大利亚文学评论集》也收录了采访伊丽莎白·加泰和朱迪思·赖特两位作家的文章。这说明中国学者与澳大利亚文学界和学术界开始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各种文学体裁研究不均衡等方面。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不仅出现了文学史和文学评论专著、文学选读，而且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甚至出现作家作品研究系列成果。然而，从文学体裁来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十分不均衡，小说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诗歌、戏剧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儿童作品和文学理论研究更是空白。就诗歌、戏剧而言，这一时期有学术含量的论文不到十篇，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超多弱”的局面。事实上，澳大利亚拥有一大批国际知名的诗人和剧作家，如诗人A.D.霍普、朱迪斯·赖特、詹姆斯·麦考利、罗斯·玛丽多布森、莱斯·默里，剧作家多萝西·休伊特、杰克·希伯德、戴维·威廉森、亚历山大·布佐、约翰·罗莫里尔和罗伊斯·诺瓦拉等。即便是小说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一两个作家身上。这种不平衡现象有诸多原因，但与澳大利亚文学在世界的地位不太相称，是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这一阶段出现上述特点主要有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国内来看，1989—1998年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二个十年，国家逐渐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不仅要吸收欧美国家的优秀文化文学遗产，而且要借鉴大洋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建设文化、繁荣文学的经验。于是，实际的需要使国人的视野不再一味关注英美文学，适当增加了对包括澳大利亚文学的注意。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国内各高校开始纷纷建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所），在先期留澳学者的带领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成果进一步多了起来，甚至出现了文学专著和作家作品系列论文。黄源深曾在《澳大利亚文学史》后记中曾经指出：“改革开放的中国，扩大了视野，调整了审视的目光，开始全面观照各种的文化，与世界的距离也大大缩短了。以澳大利亚为例，过去对许多人来说，它只不过是‘袋鼠的故乡’，显得异常遥远。而今天，随着两国经济、贸易、文化、教育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数万学生所掀起的留学潮和随后的就地安居，澳大利亚已经成为我们心灵的近邻。中国需要了解澳大利亚。文学作为这一社会生活的万花筒，无疑是个很好的窥视窗口。”

从国际上来看，在这一阶段，“欧美独领风骚的格局已经被打破，文学的发展呈现多元态势，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一些新的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先发端于原本备受轻视的‘边缘地区’，尔后为欧美国家所接纳、推崇乃至仿效”。澳大利亚虽然不是盛产文学作品的中心，但自197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怀特获诺奖以后，已是谁都不敢小视的国家。因此，除了劳森和怀特以外的作家作品研究开始多了起来。尽管诗歌和戏剧等文学体裁受专业化的限制而受众较小，影响了它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但假以时日，这种文学研究厚薄不均的情况一定能改变。

第四节繁荣阶段（1999年至今）：清姿馥郁艳群芳

进入21世纪，包括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推动力的文化全球化态势日趋明显，出现了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狂欢景观。各种文学思潮、文学理论和文学流派纷至沓来，各种思想、观点和方法激烈碰撞，在学术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喧嚣和骚动，甚至走向了重理论轻文本的极端。大量反映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解构主义等文艺理论成果的专著、文章和译著不断涌现，一时间各种“主义”和“理论”占据学术话语的主导权，似乎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建构和解构文学理论。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显示出中西文化和文学思想的交融已经跨出国界，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开始真正融入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就重大文学理论问题发出了中国学者的独特声音，另一方面也彰显出中国学术界的盲从和跟风。许多译介过来的西方理论被大量引用，但缺乏中国原创和中国特色，文化全球化带来了被西方话语同质化的倾向。2003年后，随着萨义德和德里达等著名文论家的去世，外国文学界开始反思他们所提出理论中的成就与不足，回归文本、回归经典成了诸多学者的共识。因此，这一阶段是文学理论繁荣的时期，理论式解读文学作品是其中的重要特点之一。

澳大利亚文学界在这一时期也出现过各种批评学派和理论的争鸣，但远没有中国外国文学界这般“嘈杂”，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民族性”和“普世性”两个重大命题上，即文学评判标准是基于民族性来谈论普世性价值，还是首先以普世性标准来观照民族性问题。事实上，这是澳大利亚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一直在纠缠的古老命题，所不同的是，在美英文学理论的冲击下，澳大利亚文学界也对诸如“后殖民文学”、“女性主义”、“移民文学”、“土著文学”和“文化批评”等领域展开了澳大利亚式的探讨，因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性别文学”等文论为身为后殖民国家的澳大利亚提供了探究“民族性”和“普世性”问题的新机遇，也为作家反映时代主题、民族主题和世界主题提供了思考。但澳大利亚不是一个盛产文学理论的国家，其文学理论的创新多是美英理论的变异和改良，并逐渐形成了兼容并蓄的风格。如澳大利亚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与美国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存在明显差异，但与加拿大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有诸多相似之处。澳大利亚文学界很少孤立地谈论后殖民主义，更多的是把它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女性批评结合在一起，企图从杂糅共生中显现不同的见解。这种文学批评范式使其既区别于他国，又使其形成自己的特色，根本原因在于历史传统和现代化进程的迥异以及当代多元文化社会的特质。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文坛出现了后殖民文学、移民文学、女性文学、土著文学等竞相绽放的景象，涌现了一大批多角度反映历史文化遗产和现实生活的作家。如彼得·凯里的《凯利帮真史》（2000年）、《我的生活如同虚构》（2003年）、《偷窃：一个爱情故事》（2006年）、《他的非法自我》（2008年）、《帕瑞特和奥利弗在美国》（2009年）和《眼泪的化学》（2012年），弗兰克·穆尔豪斯的《黑暗的宫殿》（2000年）、《冷光》（2011年），托马斯·基尼利的《贝内特的书》（2000年）、《一个在澳洲的天使》（2002年）、《独裁者的小说》（2003年），伊丽莎白·乔利的《随和的妻子》（1999年）、《天真的绅士》（2001年），亚历克斯·米勒的《石乡之旅》（2002年），默里·贝尔的《书稿》（2008年），蒂姆·温顿的《粗犷音乐》（2001年），迈克尔·怀尔丁的《升起的精灵，造金与换妻：约翰·迪博士和爱德华·凯利爵士的真实历险记》（1999年）、《学术界坚果》（2002年）、《万分惊奇》（2006年）、《国宝》（2007年）、《多余男人》（2009年）、《屡遭警告的囚徒》（2010年）和《魔力》（2011年），杰克·希伯德的剧作《回头的浪子》（2001年）、《伊凡·伊利奇之死》（2003年），戴维·威廉森的剧作《面对面》（1999年）、《了不起的人》（2000年）、《原本好意》（2001年）、《知己》（2002年）、《生育权》（2003年）、《伙伴》（2004年）、《影响》（2005年）等。

受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即运用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成果，重新解读文学经典，或者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理论式“观照”。虽然澳大利亚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被殖民国家，但由于它曾经是英国的罪犯流放地，存在土著居民遭屠杀和压迫的历史，二战后又深受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澳大利亚具有后殖民国家的属性，而正是这种属性，使得澳大利亚文学作品无法绕开历史性主题，经常纠结于澳大利亚人与英国人、美国人、土著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文学批评者则吸收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最新成果，从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多种理论视角，来阐释文学作品背后的政治寓意和美学价值。

在这一阶段出现了20余篇整体性或专题性论述某种题材和主题的文章。内容涉及四个主要方面，其一，土著文化。代表性论著包括王腊宝的《从“被描写”走向自我表现——当代澳大利亚土著短篇小说述评》（《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陈正发的《澳大利亚土著文学创作中的政治》（《外国文学》，2007年第4期），前者“选取澳大利亚土著短篇小说，考察了澳土著民族抵制白人主流文学歧视性地描写土著人民、努力建构民族文学的过程，并从70年代澳土著短篇小说的政治性起源、80年代发展的表现形式以及90年代出现的理论自觉三个方面展开讨论，说明土著短篇小说从被描写到自我表现的过程”。后者认为“纵观澳大利亚土著文学创作，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鲜明的政治倾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对白人殖民的斗争、对土著传统文化的坚守以及对话语权的争夺”。两篇文章都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角，对土著人身份和政治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所不同的是王氏以短篇小说为分析对象，而陈氏则聚焦长篇小说，论及多个土著作家作品。其二，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代表性论文有彭青龙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外国语》，2006年第3期）、叶胜年的《当代澳大利亚小说中的殖民主义意义》（《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和王晓凌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观嬗变》（《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彭氏文章“结合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多视角解读了澳大利亚文坛出现的白人文化、移民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多元文化狂欢’景象，彰显其深植于文本之中的政治隐喻”。他认为：“任何民族文学的发展都需要厚实的历史积淀和悠久的文化传统。虽然近20多年来，澳大利亚白人文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牢牢控制着其国内多元文化话语的主导权，但由于其文化土壤的贫瘠和‘帝国知识暴力的挤压’，代表着澳大利亚主流文化的白人文学在世界文坛中仍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民族政策的鼓励下，移民文学和土著文学蓬勃发展，但由于长期遭受白人文化的殖民统治和其文化的自身弱点，移民文学和土著文学的历史地位不可能与白人文学同日而语。移民文学长期患有‘思乡’病，既无法摆脱过去，与白人文化融合，又受到土著文化冷落，成了无法落地生根的错位文化。土著文学更是势单力薄，白人文化对它难以认同，移民文化也了无兴趣，土著文学成了多元文化的第四世界。由此看来，澳大利亚各民族都面临‘非殖民化’的共同任务，其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和文化身份的建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学术洞见无疑是符合当代澳大利亚文学实际情况的，对于从整体上把握澳大利亚文学的后殖民本质具有参考价值。叶氏文章“分别讨论了殖民主义和民族身份的确认、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种族主义暴力，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等，指出殖民主义不仅可以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折射出澳大利亚社会过去的经历；也可以成为一座丰富的历史矿藏，从中提取各种营养和素材，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殖民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叶氏文章从上述四个方面，论证它对澳大利亚文化的影响，有利于人们深刻理解澳大利亚殖民主义历史及对文学发展的作用。王氏文章从“文学观念、作品主题和多元化题材”三个角度历时性地论述了当代澳大利亚文学观的嬗变，文中提出的“都市文学”、“地域文化”特质值得称道，但该论文也许源于篇幅限制，没有全方位展开论述，需要进一步探究。其三，移民文学。代表性论著有叶胜年的《澳大利亚小说中的移民文化视角》（《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王腊宝的《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5期）、陈正发的《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移民小说》（《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和王丽萍的《华裔澳大利亚文学刍议》（《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虽然这四篇论文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澳大利亚移民文学，但主题各异，侧重点不同。叶氏文章“通过文本分析，试图勾勒出澳大利亚小说创作中移民文化的独特视角及其特征”，所选文本主要是长篇小说，如《他乡客》和《月光人》等。王氏文章则聚焦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通过“考察当代澳大利亚旅亚（短篇）小说中的‘亚洲人’形象，揭示西方传统东方主义话语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延伸”。陈氏文章则把人们的眼光拉回到澳大利亚殖民时期，试图通过“讨论主要作家和主要作品”，论述“该类小说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王氏文章则集中探究了华裔澳大利亚小说的困境，认为“近年来悄然崛起的华裔澳大利亚文学虽与欧裔澳洲文学同属移民文学，但作为长期遭受主流社会排斥的在澳华人的代言者，至今仍不得不面对主流社会的猜忌，这种特殊的生存状况使它迥异于欧裔澳洲文学。华裔澳大利亚文学的前途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澳大利亚社会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上述四篇论文折射了移民文学的现状、特点及问题，对于了解澳大利亚移民文化和移民生活有积极意义。其四，女性文学。女性文学是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之一，中国学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发表了许多对单个作家或者作品解读的文章，但整体上论述这一现象的论著仍不多见。代表性的论著有陈正发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当代澳大利亚妇女小说述评》（《安徽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向晓红的《澳大利亚妇女小说探源》（《西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马丽萍的《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中国女性文化身份》（《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王丽萍的《现实婚姻，异性情仇——当代澳大利亚男性作家笔下的两性主题》（《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和方红的《“天使”的颠覆和女性形象的重构——澳大利亚现当代女性主义小说评析》（《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陈氏和向氏的文章具有互补性，前者对1970年代以来当代澳大利亚主要女性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述评，而后者主要讨论了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妇女小说的写作动机、写作主题和文学地位。两篇文章分别聚焦不同时期的女性文学，对人们理解澳大利亚妇女小说的历史和现状大有裨益。马氏和王氏文章的视角也不尽相同，前者分析和论述了中国女性形象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变迁，认为“澳大利亚文学中中国女性形象经历了从缺席到‘他者’，再到女性形象的书写和女性身份的确立这样一个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后者则分析了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在刻画情爱和家庭主题的不同，强调“当前澳大利亚男性作家对于两性关系主题的兴趣源于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创作爱情文学的冲动毫无关系”。虽然马氏和王氏的论文不直接表征女性文学，但她们都运用女性主义的某些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从而折射出女性文学的发展。方氏论文以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为基础，论述了传统女性“天使”形象正在被一步步地被解构，其颠覆的过程也是女性形象重构的过程。她认为“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女作家对‘天使’形象的颠覆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方氏是较早论及澳大利亚女性文学创作的学者之一，其对女性主义在澳大利亚文学发展的历时性地评析对于国内学者作相关研究有借鉴作用。上述四个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是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反映，体现了中国学者热衷于用文学理论解读和分析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的倾向。

这一时期对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进一步增强。除了前文提及的劳森和怀特研究之外，中国学者对彼得·凯里、托马斯·基尼利、蒂姆·温顿、伊丽莎白·乔利、海伦·加纳等作家作品研究也日趋深入，既有理论阐释和文本分析的文章，也有专题性和学术性都很强的书籍，研究角度更加多元化。

劳森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较少，人们对其关注的热情在消退。代表性论著主要有五篇，包括陈兵的《约翰·莫里森对劳森传统的超越》（《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赶牲畜人的妻子〉——评亨利·劳森、默里·贝尔和弗兰克·穆尔豪斯的三篇同名小说》（《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彭桦的《亨利·劳森的创作与澳洲本土文化特色》（《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张校勤的《试论亨利·劳森的心路历程》（《安徽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和张喆的《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赶牲灵人之妻〉》（《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四篇文章质量高，视角新。陈氏的两篇论文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别对两个作家或者三个作家的同名小说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前者比较两个现实主义传统作家约翰·莫里森劳森时，提出了莫里森在主题和写作方法上与劳森的差异，这一洞见无疑是有价值的。后者对三篇不同时代同名小说的比较和观照，既显示了《赶牲畜人的妻子》这一短篇小说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和地位，也反映了对这部作品理解的新视角和新维度。彭氏文章试图从劳森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中，挖掘出澳洲文化的本土特色，论文对诗歌分析较翔实，但对短篇小说分析略显单薄。张校勤的论文“旨在综合劳森的诗作和短篇小说，视其为一个有机的创作整体，并从中挖掘贯穿于其整个作品的心路历程：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最终理想的破灭”。该论著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反常规地揭示了劳森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倾向。张喆以女性主义理论来解读劳森短篇小说代表作，不失为一篇视角新颖的文章。

与劳森研究相比，怀特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多。其一，学术专著。先后有三部怀特作品研究的书籍出版，分别是徐凯的《孤寂大陆上的陌生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怪异性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陈弘的《走向人性的理想和自由：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性》（三联书店，2010年）和吴宝康的《论帕特里克·怀特四部小说的悲剧意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由于这三部著作是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因此均有观点清晰、层次分明、文本分析细致和行文流畅的特点。徐氏论著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指出，“怀特作品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他的小说是当时全球性问题的地方性表述。刻骨铭心的异化和孤独感是20世纪的世纪病。但是，由于澳洲特殊的历史、政治、文化和地缘关系，这种失落、异化和孤独在澳洲尤为强烈”。这一观点对于理解怀特作品，尤其是小说人物的怪异性特征有参考价值，同时也使其与澳大利亚民族性格和现代文化联系起来，从而加深了对澳大利亚现代社会的认识。陈氏论著从“性”（Sexuality）这一角度，论述和分析了性、性意识、性身份、性取向对怀特及其作品的影响。黄源深教授在其序言中指出该书“具有突破意义……为怀特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吴氏论著“对怀特的《姨妈的故事》、《沃斯》、《活体解剖者》和《特莱庞的爱情》四部小说作了细致深入的文本研究，从现代悲剧的角度，揭示了怀特作品深刻的悲剧精神和悲剧意义”。这三部著作内容不同，视角各异，从某种程度上说，丰富和发展了怀特作家作品研究。其二，期刊论文。除了上述成果之外，国内学者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近20篇论文，代表性文章包括吴宝康的《神性的幻灭和悲剧的冲突：〈沃斯〉的悲剧意义初探》（《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姨妈的故事〉：现代人的生存悲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徐凯的《作为隐喻的性别含混——论帕特里克·怀特的〈特莱庞的爱情〉》（《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怀特研究的歧路与变迁》（《国外文学》，2009年第3期）、《自我中的他者，他者中的自我——论怀特小说中的“二重身”母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浪漫主义意蕴》（《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陈弘的《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人物的性身份流动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二十世纪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述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王晓凌的《现代派文学与澳大利亚作家怀特》（《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陈丽慧的《打开心灵的窗户——评心理现实主义在〈人树〉中的运用》（《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邢冠英的《独树一帜的澳大利亚文学家帕特里克·怀特——浅析怀特小说中的“失败”主题的创作根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杨淑慧的《帕特里克·怀特小说的象征手法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和庄天赐的《帕特里克·怀特作品的心理叙述手法》（《沈阳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等。从上述文章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怀特研究成果日趋深入，论及的主题比较广泛，涵盖其小说的悲剧意义、性身份、自我与他者的“二重身”母体、浪漫主义意蕴、心理叙述手法、象征主义手法和失败主题创作根源等方面，论述的深度值得肯定，既有理论阐释，也有文本分析，对于整体上洞悉怀特小说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质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一时期怀特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进步，但过度集中于解读怀特的某几部小说的不平衡状况依然没有多大改变，《幸福谷》、《生者与死者》、《坚实的曼陀罗》和《树叶圈》则基本上乏人问津，对于他的戏剧作品和短篇小说研究更是一片空白。

如果说劳森和怀特代表的是澳大利亚传统和现代文学的话，彼得·凯里则是澳大利亚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缩影。作为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领军人物，他因屡获文学大奖而饮誉海内外，包括两次布克奖，两次英联邦作家奖和三次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伴随着其在国际文坛上地位的提高，国内学者对他的研究也呈上升势头，先后出现了学术专著和系列论文。《写回帝国中心——彼得·凯里小说的历史性和文本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和《彼得·凯里小说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是彼得·凯里研究的最新成果，前者是作者彭青龙的英文博士论文，后者是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题成果。该博士论文“以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为背景，以彼得·凯里的作品分析为主线，以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和文化批评为方法，多视角揭示其文化身份建构的历史负荷与现实困境”。通过研读他的五部长篇小说《魔术师》（1985年）、《奥斯卡与露辛达》（1988年）、《杰克·迈格斯》（1997年）、《“凯利帮”真史》（2000年）和《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1994年），作者发现，“彼得·凯里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深厚历史情结的小说家，其文本所彰显的写回帝国中心的特点，折射出凯里的后殖民主义历史观：重新审视和纠正被殖民者歪曲的历史与文化。彼得·凯里小说里的人物往往是极为孤立的个人，面对强大的社会制度感到无能为力，常落入现实的陷阱而难以自拔，生动地表现了现代人所处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具有广泛性和民族性。彼得·凯里写回帝国中心的过程，是颠覆帝国文本和重建民族文化身份的过程，其实质是争夺话语权和建立‘话语’文本革命。通过重新审视充满谎言和偏见的帝国历史和民族神话，使我们看到了新旧殖民者的残忍与虚伪，同时也看到了澳大利亚人建构其文化身份的历史负荷和现实困境。为了表现文本主题和凸显美学价值，彼得·凯里从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而是熔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为一炉，使其在继承和超越文学传统中相得益彰，遥相呼应。这种兼收并蓄的风格不同于劳森派的现实主义作品，也迥异于怀特派的现代主义小说，但他以其独特的‘杂交’形式建立了自己的自由王国，并开辟了澳大利亚文学的新时代”。《彼得·凯里小说研究》是对其小说的整体研究，内容涵盖他的九部长篇小说和两部短篇小说集，作者试图通过解读他的作品，“论述其文本中蕴含的民族意识、后殖民主义历史观、关注民生的人文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以及小说艺术的创新性，揭示其立足文化遗产、重塑民族形象的艺术特质，为中国学者和作家提供借鉴”。这两部著作系统研究了彼得·凯里的文学创作成就，具有学术性和创新性，对于深刻理解澳大利亚历史与文化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此外，彭氏还发表了彼得·凯里研究的论文，包括《〈杰克·迈格斯〉：重写帝国文学》（《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是“丛林强盗”还是“民族英雄”》（《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奥斯卡与露辛达〉：承受历史之重的爱情故事》（《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2期）、《写回帝国中心，建构文化身份的彼得·凯里》（《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边缘”向“中心”的呐喊》（《国外文学》，2009年第1期）、《〈幸福〉：游离于地狱与天堂之间的澳大利亚人》（《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5期）、《〈我的生活如同虚构〉：一部后现代理论小说》（《外国语文》，2011年第3期）、《论〈税务检察官〉中的人性沉沦与救赎》（《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凯利帮真史〉的“故事”与“话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论〈凯利帮真史〉小说中的界面张力》（《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年第1期）和《魔术师的谎言与牢笼》（《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等。这一时期其他学者研究彼得·凯里作品的论文较少，值得一提的是张明的《“新派”先锋彼得·凯里——评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的小说创作》（《外国文学》，2001年第4期）。该论文认为他是“最具后现代性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借物托情，针砭时弊；他的小说风格淡雅，含义隽永；他的故事冷峻而幽默，欢快而感伤；他常把历史和幻想糅合，表现形式新颖多变，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独具一格”。这一观点与黄源深的《澳大利亚文学史》中有关彼得·凯里小说艺术的论述基本一致。

与彼得·凯里一样，这一时期国内对伊丽莎白·乔利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但成果相对集中。文献显示，胡爱舫是国内研究乔利较早的学者之一，其《澳大利亚二十年来的乔莉小说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总结和归纳了澳大利亚国内乔利研究的特点。梁忠贤是对伊丽莎白·乔利研究最突出的学者之一，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边缘与中心之间：伊丽莎白·乔利作品的符号意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并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文章。该博士论文“以文化符号学的方法阐释了乔利小说中边缘符号所蕴涵的深刻意义，揭示了作家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主张，即超越二元框架之外的多元化融合，创造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空间。通过意义分析，作者成功地划分了乔利作品的不同创作阶段，解决了多年以来一直困惑评论家的一大难题，为乔利作品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在她发表的乔利作品研究的论文中，代表性的论著包括《“生存”的符号意义——评伊丽莎白·乔利〈克莱蒙特大街的报纸〉》（《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疯癫在小说〈牛奶与蜂蜜〉中的文化符号意义》（《外语学刊》，2006年第3期）、《伊丽莎白·乔利人格符号意义解读》（《外国语》，2007年第4期）、《澳大利亚小说〈牛奶与蜂蜜〉中边缘人物形象分析》（《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权力阴影下沉默的符号意义——析〈斯可比先生的谜语〉》（《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4期）、《伊丽莎白·乔利小说的边缘意识》（《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4期）和《书写她的痛——评〈有所作为的生命：伊丽莎白·乔利传记〉》（《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6期）等。纵观梁氏研究成果，人们发现，她善于从符号学、后殖民主义、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和女性主义等角度，解读伊丽莎白·乔利的小说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文化意义和美学价值，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特色。

另两位澳大利亚知名作家托马斯·基尼利和海伦·加纳的作品也在中国引起了关注。就基尼利研究而言，代表性论著有周小进的博士论文《从滞定到流动：托马斯·基尼利小说中的身份主题》（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9年）、《污名、假想敌与民族身份——论托马斯·基尼利小说中的土著人形象与澳大利亚民族身份》（《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和《澳大利亚文坛对基尼利的接受与批评》（《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这三项研究成果属于整体性或者综合性学术论著。博士论文通过研读基尼利的多部小说，如《招来云雀和英雄》（Brings Larks and Heroes，1967年）、《吉米·布莱克史密斯之歌》（The Chant of Jimmie Blacksmith，1972年）、《辛德勒的方舟》（Schindler’s Ark，1982年）等，探求他风格多变、题材各异背后所贯穿的核心思想：民族身份。该论文“不但内容扎实，而且英语语言表达也更加老到，形成了一种朴实简练的个人风格（序言）”。另外两篇期刊文章有显著不同，分别属于作家创作思想研究和学术研究两个范畴。前者“从‘污名’和‘假想敌’入手，分析基尼利小说中的土著人形象，旨在进一步透视澳大利亚历史上白人殖民者的文化殖民心态及其在澳大利亚民族身份建构上的反映”。后者则从“‘捧’、‘批’和‘冷落’三个阶段”论述了澳大利亚文坛对基尼利的接受与批评。就加纳研究而言，代表性论著包括方红的《〈孩子们的小屋〉：一部女性主义小说》（《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1期）、朱晓映的《〈毒瘾难戒〉的女性主义解读》（《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复调的呈现——〈孩子们的巴赫〉中的人物关系解析》（《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6期）和康晓秋的《论海伦·嘉纳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后现代转向》（《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方氏是国内第一位专门论述加纳作品的学者，她在分析文本后得出结论，“围绕音乐所展开的斗争，本质是女性争取自主权的斗争”。朱氏文章则认为“小说的道德主题与音乐融合在一起，复调式地展现了多个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传达了后现代时期多元、宽容与和谐为主流的价值理念”。虽然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解读了《孩子们的巴赫》小说（方氏对小说名有误译），但都认为这是奠定加纳女性主义作家地位的代表作之一。康氏论文没有聚焦加纳的单一作品，而是把她的文学创作放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下，历时性地论述了她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转向，肯定了她“在突破传统、建构女性话语和新的两性关系方面所作出的大胆尝试”。有趣的是，上述四篇代表论著都把加纳贴上了女性主义作家的标签，朱晓映的博士论文《从越界到超然：海伦·加纳的女性主义写作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更是就此展开了系统论述。

其他澳大利亚当代作家作品也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他们中既有白人主流作家，如戴维·福斯特、戴维·马洛夫、蒂姆·温顿、彼得·柯根等，也有女性作家，如凯特·格伦维尔、德鲁希拉·莫杰斯卡、葛兰达·亚当斯等，还有移民作家和土著作家，如布赖恩·卡斯特罗、欧阳昱、贝丝·雅普、凯斯·沃克、多丽丝·皮金顿、阿莱克西斯·莱特等。代表性论文有叶胜年的《〈月光人〉中“死亡”和“雨虹”意象之解析》（《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朱蕴轶的《走出异化的阴影，寻找迷失的自我——戴维·马洛夫早期小说主题探析》（《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孔一蕾的《沉默背后的交际意图——析〈忆起了巴比伦〉》（《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3期）、詹春娟的《颠覆背后的含混——论温顿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3期）、徐在中的《平淡之中显大义——解读蒂姆·温顿〈云街〉的“和解”主题》（《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2期）、李锋的《非理性的光辉，疯癫中的诗意——对小说〈治疗〉和〈痊愈〉的福柯式解读》（《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王丽萍的《评凯特·格伦维尔的新历史小说》（《当代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黄洁的《〈波比〉：一部后激进女权主义的人生写作》（《外国文学》，2012年第6期）、马惠琴的《穿越权力的空间——论葛兰达·亚当斯的政治寓言小说〈强人竞技会〉》（《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詹春娟的《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论〈漂泊者〉的复调艺术特色》（《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马丽莉的《身份与创造力：解读布来恩·卡斯特的〈中国之后〉》（《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4期）、王腊宝等的《“王者归来”——评欧阳昱小说〈东坡纪事〉中的反家园意识》（《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张琼的《神秘的符咒——关于澳大利亚小说〈鳄鱼的愤怒〉》（《外国文学》，2003年第1期）、曹萍的《澳大利亚土著文学的开山作——〈我们要走了〉》（《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1期）、武竞的《当代澳大利亚土著文学的新思考：阿莱克希思·莱特和她的〈卡奔塔利亚湾〉》（《理论界》，2011年第11期）、张海榕等的《〈慢慢回家路〉的互文性解读》（《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年第4期）。尽管对上述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只有一两篇代表性学术论文，且大多从小说与社会、小说与意识形态、少数族话语与身份、两性权力等角度解读文学艺术，但基本上体现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特色。

除了作家作品研究之外，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可圈可点的理论性研究文章。众所周知，与英美相比，澳大利亚文学界推崇实用文学批评，而在文学理论则建树不多。受此影响，国内学者也很少进行源于澳大利亚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但近年来，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量不多但值得肯定的理论探讨的文章。代表性的论文有王腊宝的《帕特里克·怀特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4期），李震红的《G.A.维尔克斯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国外文学》，2012年第4期），佘军的《A.G.斯蒂芬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奠基人》（《苏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A.D.霍普的诗歌批评思想与澳大利亚文学经典构建》（《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1期），孔一蕾的《越界的黑天鹅——评一起重大的澳大利亚文学事件》（《外国文学》，2010年第6期），陈振娇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多萝西·格林》（《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杨保林等的《詹姆斯·麦考利：澳大利亚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先驱》（《西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徐德林的《被屏/蔽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国外文学》，2012年第4期）和叶胜年的《澳大利亚左翼文学》（《译林》，2004年第5期）等。在上述9篇文章中，有7篇涉及文学理论批评，它们都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澳大利亚文学的批评传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分别论述了重要文学家在海内外的接受度、文学批评家的思想以及重要文学事件对澳大利亚文学发展的影响等。其中王氏文章观点清晰，理论价值大，系统地分析了帕特里克·怀特在澳大利亚文学界和批评界的争论，厘清了国内学界对怀特文学批评的混沌认识。他认为，“批评界对怀特的不满从一开始就与澳大利亚左翼批评不无关系，而80年代之后兴起的文化研究以一种崭新的视角延续了这种左翼批评，但与早期的澳大利亚左翼批评不同的是，当代澳大利亚批评中的文化研究以及90年代崛起的文化体制史研究主张开放经典，所以对以怀特为代表的澳大利亚核心经典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既有关于怀特创作本身的，更有针对上世纪中叶推动怀特经典化的‘新批评’及其他相关文化体制的，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中，这些批评代表了一种新的‘左翼’激进声音，至90年代中叶，这种声音与保守派之间形成了尖锐对立和‘文化战争’，在澳大利亚的‘文化战争’中，怀特成了双方争夺文化话语权的重要战场”。这一洞见无疑是有理据和深刻的，尤其是将怀特文学批评与文化体制史研究联系起来加以论述，使人们看清楚了争论的本质。无独有偶，叶氏也在其文章中论述了左翼文学，但文章更多地梳理了左翼文学产生的发生根源、发展进程、重要作家作品及其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中的地位。这两篇文章有一定的互补性，前者是个体作家的批评史视角，后者则是群体的文学史视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氏有关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文章，该论文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放在全球“文化研究帝国”谱系构建的高度，从“虚假的英国性”和“遮蔽下的复杂性”两个方面，重新审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在“‘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中的特殊性质和功能。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等具有实体性质的文化研究机构的消失，文化研究史书写中出现了一种‘去中心化’趋势，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因此屏显在了‘三A轴心’帝国之中，联袂英国文化研究、美国文化研究，合力支配全球文化研究。表面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获得了与英国文化研究、美国文化研究大致相同的能见度，但实际上，它所得到的是一种与遮蔽并存的屏显——屏/蔽”。这一观点对于理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及在文化研究帝国理论散播中作用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透彻理解西方文本化文化研究帝国的实质有重要学术价值。

伴随着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学术繁荣，澳籍作家作品的译介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至今，共有三类58部文学类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其一，经典重译。2008年，译林出版社推出曾胡的修订版《荆棘鸟》，该书在中文版权引进后多次重印，经久不衰。2002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推出了亨利·劳森的短篇小说集《叼炸药的狗》（朱宾忠译）。一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推出同名小说集《上了炸药的狗》（施咸荣等译）。虽然两者选材一致，但风格迥异。2009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帕特里克·怀特的诺奖小说《风暴眼》（朱炯强等译）。201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彼得·凯里的布克奖小说《奥斯卡与露辛达》，这两部小说之前都有译本。其二，小说译丛。2010年6月至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除两部小说之外，其余8本小说均为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的获奖作品，“十位作家都是澳大利亚的一流小说家……代表了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不同流派、主题、题材和风格”（黄源深，“前言”第3页）。他们分别是彼得·凯里的《杰克·迈格斯》（彭青龙译）、托马斯·基尼利的《三呼圣灵》（周小进译）、蒂姆·温顿的《浅滩》（黄源深译）、克里斯托弗·科契的《通往战争的公路》（司耀龙译）、戴维·马洛夫的《伟大的世界》（龙毛忠译）、西娅·阿斯特利的《旱土》（徐凯、王慧译）、伊丽莎白·乔利的《井》（邹囡囡译）、弗兰克·穆尔豪斯的《黑暗的宫殿》（揭薇、章韬译）、布赖恩·卡斯特罗的《上海舞》（王光林译）与阿尔奇·韦勒的《狗的风光日子》（周小进译）。其三，畅销书。主要包括凯特·莫顿的家族小说《被遗忘的花园》（廖素珊译，南海出版社，2011年）、莫里斯·格雷兹蒙的战争小说《往事》（恒殊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格列高利·罗伯茨的黑帮小说《项塔兰》（黄中宪译，华文出版社，2012年）、考琳·麦卡洛的悬疑小说《遍地凶案》（孔庆华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等。

在这一时期，为澳大利亚小说译介做出突出贡献的译者当推李尧，他先后翻译了的尼格拉斯·周思的长篇小说《红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克姆·斯科特的《心中的明天》（重庆出版社，2003年）、彼得·凯里的《亡命天涯》（作家出版社，2010年）、考琳·麦卡洛的《摩根的旅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马拉·莫斯特芬恩《哈尔滨档案》（中华书局，2008年）、艾利克斯·赖特的《卡彭塔利亚湾》、亚历克斯·米勒的《别了，那道风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等文学作品。其他译著还包括彼得·凯里的《偷窃：一个爱情故事》（张建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盖尔·琼斯的《六十盏灯》（庄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托马斯·基尼利的《辛德勒的名单》（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和默里·贝尔的《桉树》（陆殷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等。澳大利亚短篇小说和诗歌的译作主要发表在各种文学类的杂志上，如《外国文艺》、《世界文学》和《译林》等。

繁荣时期的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具体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并呈现多元的态势。就广泛性而言，既有对现实主义作家亨利·劳森的研究，也有对现代主义文学巨匠帕特里克·怀特的研究，还有对后现代主义作家彼得·凯里、弗兰克·穆尔豪斯、戴维·马洛夫等的研究；就多元化而言，既有对白人文学的研究，也有对移民文学、女性文学和土著文学的研究。尽管白人作家的作品依然占据主流地位，但中国学者对移民文学、女性文学、土著文学的研究热情日益增长，成果也日益增多。

第二，研究内容更加深入、细致和系统。除了前文提到的有关帕特里克·怀特、彼得·凯里、伊丽莎白·乔利、海伦·加纳、托马斯·基尼利小说的学术专著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叶胜年著的《殖民主义批评：澳大利亚小说的历史文化印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杨永春著的《当代澳大利亚土著文学中的身份主题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何建芬著的《澳大利亚二战军人传承的民族精神之研究：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太平洋丛林战和战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向晓红著的《澳大利亚妇女小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刘建喜著的《从对立到糅合：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华人身份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马丽莉著的《冲突与契合：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中国妇女形象》（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与王光林的《错位与超越——美、澳华裔英语作家的文化认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这些单个作家的学术专著，是中国年轻学者系统研究澳大利亚当代文学的最新成果，它们不仅有抽象的理论阐述，而且有细致的文本分析和解读，对于深入了解澳大利亚文学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本阶段还出现了普及型的文学史、文学批评专著，如黄源深与彭青龙合著的《澳大利亚文学简史》（2006年）、陈弘等著的《澳大利亚文学评论》（2006年）等。

第三，研究方法和视角更加多样。与老一辈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学者相比，年轻一代的学者不像他们那么注重文本细读，从文学作品本身解读其内容和形式的艺术特质，而是更多地从各种文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和阐释文本意义。文学理论既是对文学领域的基本问题，如作家、作者、读者和文本的关系，提出鉴定并分析的一般原则和标准，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和视角。形式主义、新批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无不为理解和分析文学作品提供了新方法。就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而言，这一阶段的中国学者善于运用近年来涌现的文学理论，如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和女性主义等来评析文学作品。如对于澳大利亚移民文学、土著文学，研究者多从新旧文化冲突与融合、身份危机、性别政治、生存错位、族裔话语等角度来论述作品的社会学意义和美学价值，这种多元化的视角丰富了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方法和文学作品本身的思想内涵。

第四，研究主体更加年轻。从发表的成果来，活跃在这一时期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领域的是新生代的年轻学者。他们中的多数经过了严格的学术训练，拥有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博士学位，是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彭青龙、王腊宝、梁中贤、徐凯、吴宝康、朱晓映、周小进、杨永春、何建芬、刘建喜、陈弘、马丽莉等不仅出版了他们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博士论文，而且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文章。其中彭青龙、王腊宝、梁中贤、徐凯还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奠定了他们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研究主体的年轻化和专业化是这一阶段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繁荣的关键。

第五，研究载体更加专业化。学术杂志是文学研究成果发表的重要平台，发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成果的杂志在呈现多样化的同时，高水平的代表性论文多发表在人文社科科学来源期刊专业化杂志上，其中《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和《外国文学研究》成为这些成果的重要载体，其次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安徽大学学报》和《西华大学学报》等大学学报。

这一阶段的澳大利文学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其一，文学体裁研究不均衡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多数中国学者依然对澳大利亚现当代小说情有独钟，而对诗歌和戏剧却研究较少。据不完全调查，这一时期论及诗歌和戏剧的高水平论著只有寥寥几篇，主要是徐特辉等的《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的诗歌述评》（《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陈正发的《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诗歌》（《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肯尼斯·斯莱塞的诗歌世界》（《外国文学》，2009年第1期）、《“我们的应用诗歌大师”——布鲁斯·道与他的几首名诗》（《外国文学》，2011年第5期），徐蕾的《寻根：杰夫·佩吉与当代澳洲诗坛的嬗变》（《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刘蓓的《关于“地方”的生态诗歌——马克·特莱蒂内克作品解读》（《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1期），而剧作家作品研究几乎没有质量上乘的论著。这种局面主要与当下重视小说而轻视诗歌和戏剧的大环境有关，也与澳大利亚诗歌、戏剧国内外的接受和影响不无关系。其二，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居多，对之前的作家作品研究较少。即使在现当代作家中，也主要集中在帕特里克·怀特、彼得·凯里、伊丽莎白·乔利等几个白人主流作家身上，而对于很多移民作家和土著作家的关注度远远不够。虽然上述不足是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其成就远远超过存在的薄弱环节，但这些不足需要引起学界的重视。

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繁荣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是与内外部环境分不开的，既包括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也包括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还有研究者个人学术志趣的内在推动，这几方面的因素推动着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繁荣和进一步深化。“其外部原因是澳中关系不断改善，两国文化交往空前密切，一个重要标志是澳大利亚学者和作家频繁来华，或参加澳大利亚文学国际研讨会，或直接与读者见面介绍自己的作品，或成为大学驻校作家，讲授澳大利亚文学。其内部原因是多所大学积极开设澳大利亚文学博士课程，派遣多批学者，赴澳从事短期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培养出了一批专攻澳大利亚文学的年轻学者，成为当前我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中坚。他们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结合博士论文的撰写，对某一作家进行专题研究，利用学术交流的机会，赴澳进行田野调查，采访研究对象，掌握第一手资料，运用现当代文学理论，对所研究的作家进行透辟的分析，写出较有深度的研究专著，从而把‘散漫型’的研究导入‘集中型’，使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向‘深化’发展。”

作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经历了解冻、起步、发展和繁荣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由于国内外条件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点。回顾这60多年所走过的路程，既有解冻和起步阶段的艰难和辛酸，也有发展和繁荣时期的欣喜和自豪。纵向地看，在黄源深、胡文仲、马祖毅等老一辈知名学者的引领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成果从无到有，从散漫到集中，显示出良好的进一步发展前景。研究队伍也从个体单打独斗发展到学术共同体的集体“作战”，一批具有较强文学理论知识，熟悉澳大利亚文学文化的中青年学者逐渐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中坚，他们中的有些人如彭青龙、王腊宝、梁中贤等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某一领域的“专家”，他们既能独当一面，又有团队合作精神，并开始为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培养更年轻的后备人才。从纵向来看，尽管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发表了一批有创见和影响力的论文，出版了高质量的作家作品研究学术专著，但其本身仍存在文学体裁研究不平衡和理论创新滞后的不足。与国内英美文学研究相比，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与英国、美国的强势文化地位不无关系，但是作为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文学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值得中国学者花大气力去研究，从而为中国文学创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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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红：《“天使”的颠覆和女性形象的重构——澳大利亚现当代女性主义小说评析》，载《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83页。
张校勤：《试论亨利·劳森的心路历程》，载《安徽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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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青龙：《写回帝国中心——彼得·凯里小说的历史性和文本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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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青龙：《彼得·凯里小说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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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进：《从滞定到流动：托马斯·基尼利小说中的身份主题》，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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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青龙：《彼得·凯里小说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