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占据独特的地位和分量。虽然澳大利亚文学属于“新兴文学”，与欧洲诸国文学相比，历史并不久长，即使算上1901年建国前的殖民时期，迄今为止也不过200多年的历史，却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涌现出一大批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如亨利·劳森、亨利·汉德尔·理查森、克里斯蒂娜·斯特德、马丁·博伊德、帕特里克·怀特、托马斯基·尼利、彼得·凯里、蒂姆·温顿、海伦·斯蒂芬、杰曼·格雷尔等。特别是1973年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澳大利亚文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更多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国文字，更多的文学理论，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尽管中澳之间的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澳大利亚发现金矿的殖民时期，但之后的很长时间，由于澳大利亚实行“白澳”政策，排挤华人，两国间文化交流几近停滞，文学研究更是一片空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陆续展开，并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发展趋势。近30年来，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日趋繁荣。国内学者利用改革开放的良好契机，披荆斩棘，辛勤耕耘，成绩斐然。研究成果从零星译介到鸿篇巨著，研究队伍从单兵作战到团队合作，研究基地从屈指可数到“燎原之势”，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潜力。虽然与国内同期的英美文学研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它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外国文学研究的艰难与辉煌，并成为外国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60年分为解冻（1949—1978年）、起步（1979—1988年）、发展（1989—1998年）和繁荣（1999年至今）四个阶段，论述各个阶段研究成果的特点及其背后的动因，从而勾勒出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60年的成就。

第一节 解冻阶段（1949—1978年）：残雪犹寒暖气微

解冻阶段是指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昭示着古老的中华民族重新昂首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开启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时代。由于新政权刚刚建立，到处是常年战争留下的残垣断壁和满目疮痍，国计民生亟待改善，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亟待发展。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施政治上扼杀、经济上制裁、军事上干涉和遏制的政策，促使中国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文化交流也主要是集中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国家之间。1970年代初期，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关系开始解冻，文化交流依然有“春意料峭”之感：冰凌开始融化，但速度十分缓慢。

1970年代中后期，中澳两国都各自完成了重要国策的调整，为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标志的拨乱反正取得了成功，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创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在澳大利亚，工党赢得了大选，宣布取消“白澳政策”，鼓励澳大利亚人进行文学艺术创作，迎来了文学繁荣的新机遇。1972年10月，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文化交流扫除了政治保障，开始逐渐步入正轨。由于长期意识形态的对立，在此之前的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成果寥寥，几乎没有像样的文学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翻译方面。首部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澳大利亚文学译著是詹姆斯·奥尔德里奇（James Al⁃dridge，1918—）的长篇小说《外交家》（The Diplomat，1949年），该作品由于树生翻译，于1953年12月在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这部描写冷战前夕两名英国外交官在伊朗的遭遇，彰显美、英、苏三国的冲突与矛盾的故事堪称鸿篇巨著，译成中文后分上下两册，长达1146页。虽然无法得知当时选材的标准和目的，但能够将这部小说列为翻译项目，显示出非凡的勇气。在以后的几年里，其他四部小说相继被翻译出版，它们分别是《海鹰》（The Sea Eagle，郭兰开译、杨周翰校，作家出版社，1955年）、《猎人》（The Hunter，朱蔓华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光荣的战斗》（Signed with Their Honor，刘志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荒漠英雄》（Heroes of the Empty View，于树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1954年，弗兰克·哈代（Frank Hardy，1917—1994年）的长篇小说《幸福的明天：苏游纪行》（Journey into the Future，1952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译者依然是于树生。三年后他的另一部小说《不光荣的权力》（Power without Glory，1950年）也被新文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是叶封、朱慧。另外哈代等著的短篇小说集《我们的道路》也于195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50年代翻译出版的作品还包括威尔佛列·C.贝却敌（Welfred C．Burchett）的《变动中的潮流》（Changing Tide，1951年）（黄邦杰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摩纳·布兰德（Mona Brand）的剧作《宁可拴着磨石》（Better a Millstone，冯金辛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卡·苏·普里查德（Katharine Susannah Prichard）的小说《沸腾的九十年代》（The Roaring Nineties，具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和裘德·华登（Judah Waten）的小说《不屈的人们》（The Unbending，叶林、马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等。

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国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翻译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数量锐减。其中最有名的译著是林赛（Jack Lindsay）的《被出卖了的春天》（Betrayed Spring，姜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亨利·劳森（Henry Lawson）的短篇小说集《把帽子传一传》（Dend Round the Hat，袁可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和裘德·华登的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儿子》（Alien Son，赵家壁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前者收集的短篇小说包括《把帽子传一传》、《不是女人居住的地方》、《我的那只狗》、《阿维·阿斯平纳尔的闹钟》、《吊唁》、《告诉塔克太太》、《赶牲口人的妻子》和《总有一天》八篇短篇小说。后者包括《谋生》、《收瓶车上》、《邻居》、《下乡去》和《找一个丈夫》等。也许劳森的作品在中国很受欢迎，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劳森短篇小说选集》（Selected Stories of Henry Law⁃son）。

除了翻译出版澳大利亚文学书籍之外，这一时期也有零星澳大利亚短篇小说或诗歌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其中《世界文学》杂志发表的译文数量最多。如，约翰·莫里逊的《基督、魔鬼和疯子》（1959年4月）和《逃兵》（1960年12月）、凡斯·帕尔茂的《鱼》和《海上浮财》（1963年4月）、亨利·劳森的《爸爸的老伙伴》（1962年6月）和《他爹的伙伴》（1978年1月）、但尔·斯蒂文司的《胡椒树》（1963年12月）、阿伦·马歇尔的《安蒂怎样赛跑》（1960年5月）、布朗的诗歌《强大的中国》（1959年9月）。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一时期鲜有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类的文章发表，但外国文学类杂志中的专栏有为数不多的“豆腐块”文章，介绍澳大利亚文学动态或者作家作品的。据不完全统计，1949—1978年期间，《世界文学》杂志“世界文艺动态”栏目中涉及澳大利亚文学的有八篇，其中介绍作家作品的有四篇，如《澳共推荐司杜华的〈土著居民〉进步作家创刊〈现实主义作家〉》、《澳大利亚作家弗兰克·哈代的近作〈艰苦的道路〉问世》、《普里查德短篇小说集〈恩古拉〉》和《弗兰克·哈代的新作〈赛马彩票〉》。介绍文学奖项信息和文学界动态的有四篇，分别是《澳大利亚玛丽·吉尔摩文学奖金揭晓》、《澳大利亚人民的道路》、《澳大利亚作家发表声明抗议政府修改刑事法》、《“玛丽·吉尔摩夫人”奖金揭晓》。这些介绍性文章简单地反映了一部分澳大利亚文学界的动态。此外，“译后记”栏目也对澳大利亚作家做了简单的介绍。这一时期曾被介绍的作家包括约翰·莫里逊、凡斯·帕尔茂、亨利·劳森、但尔·斯蒂文司和阿伦·马歇尔等。

解冻阶段的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还没有形成可圈可点的学术成果，但就这一阶段已有的翻译而言还是形成了一定的特点。其一，翻译的数量少。从纵向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只有22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平均一年不到一本。虽然所做的调查有挂一漏万的可能性，但也确实反映了中澳文化交流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从横向来看，同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翻译的数量要远远低于其他国家。据中华书局出版的《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古典著作目录》统计，澳大利亚只有一部亨利·劳森的短篇小说集《把帽子传一传》位列其中，而此书的“编辑说明”指出：“本目录是根据我馆收藏的1949—1979年全国各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编辑的，共收集了五大洲47个国家276位作家的1250多种作品（包括不同译本和版本），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建国三十年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的情况。”其中翻译出版最多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的国家是苏联、美国和英国。具有可比性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只有一部作品被翻译出版。尽管这只是一家馆藏的翻译作品目录，但比较而言，澳大利亚文学作品译介的数量是最少的国家之一。其二，翻译的质量较高，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时间关系，无法阅读所有译著，但老一辈翻译家的翻译质量还是很高的。如袁可嘉先生翻译的《把帽子传一传》，文字朴实，风格与劳森的原作很契合。章先生翻译的《鱼》把凡斯·帕尔茂细腻的风景描写和人物刻画表现得淋漓尽致，如“那个男孩把衣服脱光了，向着退潮后留在平坦的礁石里的那些水坑走去，他脚底下正在变干的石灰石是热烘烘的，午后的微风像绸子一样拂着他的皮肤。他拔起一节长了海葡萄的野草，在头上挥舞，高兴得尖声大叫，冰凉的小水珠溅得一身都是”。译文中对男孩的行为动作，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内心世界和周围景色翻译得十分到位，人物形象一下子跃然纸上。但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作家的中文译名不够规范，有些是同一作家的中文译名但又不同的版本，读者若不看其英文名字很难将他们对等起来。如把Wel⁃fred C．Burchett翻译成威尔佛列·C.贝却敌，贝却敌不像外国人的名字，应该译为“伯切特”；Vance Palmer被译成凡斯·帕尔茂，而根据陆谷孙的新英汉大词典应该翻译为“万斯·帕尔默”；Dal Stivens被译成“但尔·斯蒂文司”，应该译为“戴尔·斯蒂芬斯”；Mona Brand被译成摩纳·布兰德，应该译为“莫娜·布兰德”，因为Mona是一个女性作家；Katharine Susannah Prichard被译成卡·苏·普里查德，较精确的译法应该是“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德”；Judah Waten被译成裘德·华登，应该译为“朱达·沃顿”；Alan Marshall被译成阿伦·马歇尔，应该改为“艾伦·马歇尔”；John Morrison被译成约翰·莫里逊，应该译为“约翰·莫里森”。出现这种人名翻译不准确的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在于当时没有统一的人名、地名翻译规范，大家只是根据读音找到了对应的汉字，而现在大多数人名、地名已经被收录到字典里，有据可查。其三，翻译的文学体裁、作品类别和主题单一。在解冻阶段翻译的20多部文学作品中，只有两部戏剧被译成中文，其余均为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除了一首澳大利亚诗歌之外，国内没有发现翻译成册的澳大利亚诗歌或诗歌集，散文和文学理论翻译更是无人问津。即使在翻译的作品中，也主要集中在几位现实主义风格明显的作家身上，体现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的作品几乎是空白。就翻译作品的主题而言，反映工人阶级或者劳动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作品获得青睐。如奇青曾对哈代等著的短篇小说集《我们的道路》中文版给予高度评价，称它“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它收有14位澳大利亚现代作家的16篇短小精悍、富有现实意义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描写经济萧条、失业、罢工和房荒，有的歌颂阶级友爱、反对种族压迫和侵略战争，作品的艺术风格虽各有不同，却贯穿着争取民主自由的同一基调。劳动人民之间的友爱是澳大利亚进步作家弗兰克·哈代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在《一车木柴》里，作者生动地刻画了一个爱憎分明、勇敢无私的普通工人的形象……”再比如，在论及劳森《把帽子传一传》短篇小说集的主题时，编辑特意指出“这些作品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和斗争精神，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所谓‘慈善’的丑恶面目”。

产生上述特点有其复杂的国内外社会文化原因。就中国而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诸多变化——生产力逐渐提高，国力日渐恢复，人民生活也显示出向好的迹象。在此背景下，人们渴望了解外面世界和异域文化的愿望也进一步增强。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翻译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的数量不多，但也表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如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翻译出版的书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多。但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之后，对外文化交流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许多学术性和翻译类杂志遭到“红卫兵”的查封，翻译活动和文学研究几近停滞，这也许是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和研究成果很少的直接原因之一。如1950年代翻译出版的澳大利亚文学书籍有15本，而1960年代、1970年代分别只有5本和3本，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再加上文学艺术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因此，“当时，对澳大利亚文学的译介，态度十分谨慎，对书目都小心翼翼地严加选择，决定取舍的首要标准是政治倾向，艺术价值退居末位。因而最后和读者见面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基本上属于‘无产阶级文学’，或者是同情劳苦大众的创作，除了极少数，大多是政治上正确而艺术价值不高的作品”。如备受中国青睐的亨利·劳森、詹姆斯·奥尔德里奇、弗兰克·哈代、艾伦·马歇尔、朱达·沃顿、约翰·莫里森等作家的作品之所以得以在中国翻译出版，是因为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同情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氛围相符合，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澳共组织过往甚密而受到推荐。亨利·劳森是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世界文学》杂志的“后记”中称他“是澳大利亚杰出的工人阶级作家。他出身自淘金工人的家庭，小时候当过童工，后来也一直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他参加过工人运动，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他在短篇小说和诗歌中反映了澳大利亚劳动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艺术上也有相当高的成就，所以劳森的作品不但得到了本国人民的喜爱，而且还译成了各种文字，流传到了国外”。詹姆斯·奥尔德里奇是一位十分活跃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记者、作家，曾获得“列宁和平勋章”和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金质奖章”，他因支持共和国的正义事业而极早受到中国的关注。弗兰克·哈代被中国学界誉为“澳大利亚进步作家”，曾担任澳大利亚现实主义作家小组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而这一组织“是工人阶级运动的文学组织，旨在发扬澳大利亚文学的革命民主传统”。艾伦·马歇尔曾经访问过中国，热情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也正由于此，他的作品较早地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约翰·莫里森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第一个反映码头工人生活的作家。他在创作手法和政治观点方面与朱达·沃顿十分相似或接近，因此被文学史家称为社会现实主义派。虽然这些作家的文学作品在艺术价值上与其他现代作家，如克里斯蒂娜·斯特德、马丁·博伊德、怀特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但特定的历史条件使他们的作品在中国成为“经典”，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这一阶段译介成果少且作品单一的深层次原因。

就澳大利亚而言，二战使其结束了长期的孤立状态，开始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和文化交流。但保守党执政的澳大利亚政府追随美国，视共产主义为所谓的洪水猛兽，对中国实施遏制政策，因此两国间的正常文化交流几乎陷入停滞状态，这种情况持续到1970年代初期。与此同时，虽然战后澳大利亚文学发展形势喜人，各种文艺思想不断涌现，文坛上活跃着形形色色的流派——现实主义派、现代主义派、新小说派、社会现实主义派、魔幻现实主义派等，但总体看来仍然处于文学发展的转型期，尚未形成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品。1973年，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澳大利亚文学走向世界的转折性事件，从此澳大利亚文学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由于文学研究的滞后效应，再加上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技术不够发达，因此在这一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文学研究界对澳大利亚文学知之甚少，流传到中国的文学作品多是与澳共关系密切的现实主义作品。翻译出版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少、没法形成定见就不足为怪了。

通过上述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解冻阶段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基本上是以译介为主，翻译的作品数量少且主题内容较为单一。零散性、随意性和政治性的翻译无法形成具有学术性含量的研究成果，理论研究更是空白。这说明中国尚未形成稳定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队伍，多数译者翻译澳大利亚作品是兴趣使然或者是上级分派的任务。虽然这种看似不正常的正常现象有其国内外社会文化原因，但相信随着中澳之间文化交流的加深，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会逐步走向学术化和专业化的道路。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令人欣喜的是，国内学者已经意识到中澳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并在专业化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979年安徽大学率先在国内成立首个大洋洲文学研究室，这是一个破冰之举，昭示着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正式进入高等学校，迈向起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