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小学和中学时光（1945-1954年）

我的小学和中学这段时光也都是在苗栗度过，有关记忆已模糊不清了。

只记得外婆家被一条小溪环绕，溪水潺潺，终年不断，清澈、晶莹，一眼就可以看到小溪底部的鹅卵石。鹅卵石底下藏有蛤蜊、小虾等各种小动物，尤其是以蛤蜊居多。我们都喜欢跳进小溪里，享受溪水的清凉和捡蛤蜊的乐趣。母亲也常常搬个凳子，放在小溪里面，她静静地坐在凳子上，弯着腰、低着头、聚精会神地找蛤蜊、挖蛤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也总是跟着母亲和姊妹们一起去抓蛤蜊。母亲能用蛤蜊做上一顿极其美味的佳肴。

外婆家四季水果不断，附近还有一条大河，我和表兄弟们既可以在那里赤身游泳，也可以在那里钓鱼。这也是为什么每每母亲回娘家时，虽然路途遥远，我总是千方百计地要跟着去。但由于路远，我走得很慢，有时候还走不到。她不同意带我去的话，我就会号啕不休。姥姥总是说我被惯坏了，因为每当我达不到目的或不论我受到多么轻微的责备，我都会大哭不止！

记得孩提时期，苗栗只有一条贯通南北的主要道路——中正路。北端被称为北苗，始于苗栗火车站，南端被称为南苗，止于新竹客运汽车站。我家的旧房子就在距离南端尽头100米的地方。

房子是向一个邻居租来的。自从我们住进去之后，他就从来没有再修缮过房子。房子大约5米长，10米宽，两间卧室，一个客厅，外带一间小厨房和一个卫生间及浴室。奶奶住一间卧室，我和小叔一起睡在客厅餐桌旁边的一张硬板床上，父母和兄弟姊妹住另一间卧室。

客厅外墙不知何时早已垮掉，将就着用两排横杆绑在一起的木板遮挡着。大门也是这样象征性地拦了一下。每当下大雨、刮大风时，客厅里就会被灌得满是雨水。我的任务就是负责把积水舀出去。客厅地面上的坑坑洼洼，都是我奋力向外舀水时，水瓢撞击地面留下的“战痕”。如果是在晚上下大雨，那我就甭想睡了。

除了墙面，屋顶也是四处漏雨。父亲把平时积凑起来的木头堆在天花板下，他说要等攒够木头和积蓄后，就会盖一栋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时而会听到奶奶抱怨：“要等多久他才能盖起我们自己的房子？或许等到那些木头都被雨水泡烂了，他也盖不起来。”

不记得到底等了多久，每天披星戴月辛苦地工作，父亲终于存够了钱，建起了我们自己的房子。新房子在中正路旧房子的对面，距离马路五六十米远，被稻田环抱。至今依然记得住进新房子后，再也不用害怕刮风下雨的那种幸福和满足感。新房子很大，除了客厅，还有5个卧室、1间厨房和1个外面的独立厕所。前院很大，地面铺了层水泥，便于一年两次收割后晾晒稻子，平常也是我们游戏的场所。

当时，“中国石油公司”探勘处的总部就设在北苗。在苗栗南方15公里处有一个开采点叫出矿坑，富含天然气。所以，苗栗得天独厚，大部分家庭早就使用了天然气。但父亲为了节省，我们的老房子和新房子里都没有安装自来水和天然气管道。

少了这些设备，家事就变得复杂艰难得多，需要捡柴、挑水，但我从来没有听到母亲抱怨过一句！母亲回娘家的时候，也不忘记拾捡点儿柴火，带回来烧饭用。

我们稍长，都会分担家务，大姐、大妹、二妹常常帮忙做饭，我负责挑水。一根扁担两头各挂上一个水桶，到400米远的一口井打水挑回家，来来回回好几趟才能把家里的水缸装满。对孩子来说，这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但我们都认为这是分内的事，分担家事是应该的。

我上小学不久，国民党败退到台湾，时局变得更加动荡。学校里既没有教科书，也没有好师资。我们是从《三字经》开始学起。还记得母亲带着我去书店买书、送我去上学。由于我天生胆小，怕见生人，母亲送我到教室门口，我却不敢踏进教室走向自己的座位。每次母亲送我上学，我们母子总是要在教室门口这样僵持半天。每每这个时候，母亲就静静地站在我身后，耐心地鼓励我走进教室，有时还会承诺我一些“小恩小惠”。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我慢慢适应了学校的环境。由于我的胆怯和内向，从一开始老师就不喜欢我。即使后来我适应了学校生活，学习优异，考试成绩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直都是名列前茅，但老师却总是把我排在第五名或者第六名，因为前几名要留给那些当地名门望族家的孩子们。

家庭背景优越的孩子，不像我们贫困家庭的孩子这么闭塞，他们从小见多识广，所以小学阶段表现得较为突出。但是，到高中以后，需要努力和天赋去克服一些困难时，这些孩子们往往就表现不如人了。

这也是我一生中观察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家庭背景优越的孩子们由于从小见多识广，在幼年时很容易就胜出其同龄人。但是到后期，比如说在高中以后，他们做一些对智商有较高要求的工作时就会受到限制，他们很多都会落后。

清晰记得当时老师教训我们的时候，总是用戒尺打手掌心，偶尔还会打屁股。有时手心被打得尽是红印子。体罚在当时被认为很正常，甚至许多家长还很感谢老师对孩子们这样严格管教！

上小学的时候，母亲总是辅导我做作业。虽然那些加减乘除的数学作业很难，但是每次我一读完题目，母亲就能马上说出答案。在我心目中，母亲似乎无所不能。我根本不相信她竟然没有进过学校不识字！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辅导过我做作业，甚至从未关心过我的学业。白天他忙着工作，晚上吃过饭，就出去找朋友聊天，接洽工作，直到深夜我都上床睡觉了，还不见他回来。

我就读的大同小学，距离我们家只有10分钟路程，每天中午可以回家吃饭。上了苗栗中学后，学校离家有20-30分钟路程，每天就带午餐饭盒在学校吃。我的饭与同学们的比起来甚是寒酸，但对我来说却是美味佳肴。

爷爷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奶奶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直到1971年去世。我印象中的奶奶个子娇小，身手敏捷。为了要赚一点零用钱，她就在家里养一些鸡鸭等家禽，养大后拿到市场卖，换取一些钱。白天，她把家禽圈在大门外，晚上为防小偷，就移到客厅。每天一早起来，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把家禽移到屋外，开始清扫留在客厅的粪便和打扫房子。

晚上圈在客厅的家禽挤在一起，它们的粪便也是堆积在一起，牢牢粘固在客厅的地上，清理起来很是困难，常常要花个把小时去清扫。粪便发出的浓浓恶臭，令我恶心，但时间久了，麻木了，闻不出臭味了，我也就不再抱怨。

渐渐地，我的嗅觉变得迟钝，以至于后来就对很多味道都闻不出来了。并且从那以后，一直未曾好转。但这份苦差也给我留下了一个好习惯，那就是喜欢洁净和规整。日后我自己的家、办公室、实验室始终保持干净、整洁、有序。

这份苦差我一直做到1954年去台北工专上学为止。

一生中，我钟爱与水有关的运动，尤其是长距离游泳这个习惯，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这一习惯的养成源于两个原因：

一是当年帮助奶奶放养鸭子时，可以顺便到附近200米左右的小溪里嬉戏。或在方圆二三公里地的稻田内下水捞浮萍或捕捉青蛙，这是雏鸭们的美食。

我在稻田间长满青草的小径上跺来跺去，寻找躲在草丛里的青蛙，受了惊吓的青蛙跳进稻田里，我也跟着跳进水里去捉，就这样跺、跳、捉反复着，直到我觉得足够鸡鸭吃饱了才停止。

除了青蛙，稻田里还栖息着诸如鱼、鳗、蛇等小动物。奶奶差我去给鸡鸭找食儿时，有时我还会邀上邻居小伙伴，一起去比稻田远一两公里的一条大河边玩。这条大河叫后龙溪，流经苗栗南部和东部。

台湾冬季温暖、夏季炎热，所以给鸡鸭找食物期间，我们就会偷偷溜到河边，光屁股跳进河里玩耍。

我们的游泳技巧都是无师自通的，那时根本不懂什么叫仰式、蛙式。但在稻田里追逐捕捉青蛙、看着青蛙游开逃离的过程，使我无意中掌握了蛙泳的姿势，自创了“彭氏蛙泳”法。直到现在，我每次游泳的时候，用的依然是我的“彭氏蛙泳”法。

奶奶和母亲无数次地叮嘱告诫我不要去游泳，唯恐我发生意外。如果发现未经她们允许（当然，她们永远不会点头许可我去游泳）我去游泳的话，她们一定家法伺候。尽管如此，我还是常偷溜出去游泳，尤其是当我跑出去的时间很长，可带回家喂鸡鸭的食物却不见多的时候，更是难逃被鞭打的厄运了。这种情形时常发生。

此外，在稻田捞浮萍捉青蛙时，在田里游来游去的鱼儿更吸引我，因此用自制的鱼竿钓鱼。所谓的鱼竿很简易，就是一根竹竿绑着一根丝线，丝线尾端系着我在房子周围泥土里挖的蚯蚓。

起初我也只是在稻田里小试身手，后来干脆呼朋唤友偷偷溜到后龙溪和五谷冈河去钓鱼，这两条河在我家南边，距离我家二三十分钟路程，偶尔也会和小叔一起去。这两条河上各架着一座桥，我们都是走到桥下去钓鱼，因为那里水深鱼多。钓久了乏味后，我们便脱去衣服，跳进河里畅游，尽兴后才回家。

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喜欢游泳的原因，这一习惯伴随我至今。

在苗栗初中学习的记忆，也只是零星片段。从大同小学毕业后，我没能考上台湾省新竹中学和台中第一中学。苗栗的学生首选都希望能考上这两所学校，尤其是新竹中学，因为离苗栗较近。

我只好去了省立苗栗中学，距离我家20分钟路程。在苗栗中学的3年时光平淡无奇、乏善可陈。却结交了几个挚友：唐焕崑、傅学桂、赖福金和谢辉雄。这些年我回台湾探亲时，总是去看望他们。

苗栗初中1954年的毕业生在一二年级时，按照入学考试成绩编排，男女分班。到了三年级，男女合班，只是每个教室被分成两半，一半坐着男生，另一半坐着女生。

那时，男女同学彼此之间都不敢交谈。大家都很内向、很害羞，因为“男女有别”呀！但很有趣的是，当时坐在走道两边的男女同学，竟有两对毕业后结为连理，那两个男同学都是我的至交。

学校有两个来自大陆的老师，我对他们印象深刻。一个老师教了我们3年《中国地理》。每次上课前，他总是在黑板的一角画上一幅精美的中国地图，标上35个省，然后开始系统清晰地向我们讲述每个省的情况。从他那里，我得知大陆地大物博、矿藏丰富，但因为当时技术落后，鲜有开采。他的讲述影响了我一生，激励我选择了采矿工程作为我未来的职业方向。3年里，他把每个省都详细地讲述了一遍，中国那些未开采的丰富多样的矿产资源在我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也是我后来选择台北工业专科学校（台北工专）采矿工程专业的原因。

另外一名老师教我们三年级的《几何学》。感觉他好像从来都不备课，在课堂上经常推演不出几何题，此时他就会点学生来解题，似乎是要检测学生解题能力。往往我就是那个被点到的学生，因为众所周知我的数学和科学两门课的成绩尤为突出。三年级的时候我还获得过台湾省奖学金，轰动全校，父母亲为我感到骄傲自豪！

1954年夏，初中毕业又经历了一次入学考试，我被两所学校录取：台北工专，在苗栗北方110公里处的台北市，是一所5年制矿冶工程专科学校。另一所是台中第一中学（高中部），在苗栗南方50公里处。

我告诉父亲我选择台北工专的原因很简单，如果选择普通高中的路径攻读大学的话，需要先上3年高中，再上4年大学，一共需要7年，才能拿到文凭。而如果我选择台北工专，只需要5年就能毕业拿到文凭，这样一下子就可以节省2年的费用，会大大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但当时我和家人所不知道的是，台北工专只是一个专科学校，工专的文凭与大学的文凭层次是截然不同的！此外，当时我梦想成为一名采矿工程师，将来到中国大陆开采矿藏资源，所以就选择了台北工专的矿冶工程专业，从那里毕业并拿到大学文凭就可以实现我当时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