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求学台北工专（1954-1959年）

15岁那年，我上了台北工专，我的年龄在班里最小。1954年9月到校报到注册。入学前培训时，老师说有600多名考生报考了采矿与冶金工程专业，只有前9％的学生被录取，夸我们是胜出的佼佼者。在录取的学生中，我排名第九。

但由于被录取的前6名学生放弃资格，没有报到，学前培训名单上我的排名变成了第三。当时我不晓得也不关心那些人为什么没来报到，后来才得知人家嫌台北工专只是个专科，而不是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虽然现在有159所大学/大专/小中专，但当时仅有9所，在这9所学校中，台北工专名列前茅，是一般学生的第一志愿，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毕业生等特点著称。

我们那一届，入学时（1954年）有55名同学，到5年后毕业时（1959年），就只剩下28名同学了。一半同学因为无法达到学业要求，被迫留级或退学了。

5年制的采矿与冶金工程专业，顾名思义，包含两个方向：采矿和冶金。每个方向都要求学满200个学分，包含了3年高中和4年大学的所有课程，甚至更多。

其实是将正常7年的课程压缩到了5年。5年内要学完这么多课程，每个学期至少要学20个学分或至少6-7门课。周一到周五每天从早上8点一直上到下午5点，周六还要再加半天的课。所有课都是必修课，整个一届的学生上的课程都一样，所有的教授只需到我们教室讲课就行了。

前三年，除了极特别的课以外，大家学的必修科目都一样。到了四五年级后，开始分类学习。当时每个学分要求平均每周要上2个小时的课，美国则是一个学分要求每周上1个小时的课。

一年级的时候我学习很努力，成绩优秀，期末考试成绩平均90多分。这却给我以后的学习带来了不利，使我误以为学习不是什么难事，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孩子轻而易举就可以把那些城市孩子打败，没必要再费那么大的劲去学习。到了二年级，大家推选我做班长。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令我对台北工专产生了不满情绪。二年级的时候，虽然名列前茅，但我却未能申请到奖学金。此外，在校内住宿的费用比在校外租房低得多，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我一开始就申请了校内宿舍，但从未获得批准。就这样，申请、被拒、再申请、再被拒，从未成功过。我多次向那个外号“大肚皮”的班主任询问原因，可他从未给过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在台北工专学习的整5年期间，我都是住在校外，步行到学校需10多分钟。吃饭是在校内寝室楼旁边的食堂，这也要比在校外吃便宜得多（因为功课繁重，根本没有时间做饭，而且我自己也不会做饭）。我和我的室友姜良雄，以及其他的客家族朋友（魏明辉、彭澄明、叶国弦、黄康明和刘纯金），有些是来自苗栗北部的桃园县，我们总是一起集体活动。

这份加于我身上的班长的职责不仅没有带给我应得的利益，还剥夺了我的许多时间。因此，我对这份“使命”心生反感。三年级一开始，我便坚持辞去了这个职务，“大肚皮”不得不再重新推选班长。

三年级是最辛苦也是最难熬的一年，很少有人能熬下来。这一年，课程既多又难：《大学物理》《大学化学》《微积分》《应用机械学》《水文学》《机械动力学》《电气工程原理》《石油勘探》《采矿概论》《冶金概论》《矿床地质学》《矿物学》等。根据校规，当年注册课程三分之一不及格的话，就必须留级；二分之一不及格，就必须退学。

我们采用的是百分制，60分以下为不及格。这些课程的老师评卷都很严格，大部分学生都只得60多分，甚至更低。监考也很严，有一半课程都还是集中到学校大礼堂考试，由校长办公室负责指派监考老师，严防作弊。

就这样，几乎一半的学生都被淘汰：留级或者退学。但凡熬过三年级，升入四年级和五年级后，就能顺利毕业了。

在工专我有一个保守多年的秘密，也是我最心痛难忘的记忆。三年级下学期期末考试，我最要好的朋友如果英语再不及格的话，可能就面临退学处分了。我就答应帮他作弊。考试时，我偷偷地答了两份试卷：一份给我自己，另一份给他。可就在交卷的时候，被当场发现了。学校处理的结果是：我留校察看，他被勒令退学！通常被处分后，卷面成绩都按零分处理，但幸运的是由于我的平时成绩分数很高，最终英语综合成绩依然顺利通过了。

这场“灾难”过后，我还曾试图帮助我的好朋友，期望学校能够收回让其退学的决定。私下了解到英语老师跟校长关系较好，而英语老师家又住在桃园空军基地附近，我便“长途跋涉”跑到她家，恳请她帮助我的好朋友。她很同情我的好朋友，但对我提出的请求却无能为力。

那年暑假我痛苦无比。不敢告诉家人这件事，更从未向父亲提及。我天天在家忐忑不安地等着邮差送来成绩单。这件事令我后悔了一辈子。现在回首，我当时的做法真蠢，害人害己，不仅没有帮助到最要好的朋友，反而毁了他的学生生活。从此，我们未曾再联系。

进入三年级后，有些课程我们开始使用英文原版教材。《采矿概论》用的是美国克拉克教授编著的教材，但讲授这门课的老师钱教授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这位钱教授在比利时获得的最高学历，现在讲授英文教材，整堂课下来，他呜呜哝哝，没有几个学生能听明白。他还是学校当时最严厉的老师之一，总把分数给得很低。再加上这门课使用的又是英文教材，所以大多数学生上课煎熬，课后还提心吊胆害怕考试不及格。于是，我就自告奋勇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负责翻译路易斯·克拉克的《采矿概论》，然后再油印发放给大家。

从这个艰巨的翻译任务中我学到了很多，对我以后影响深远。起初，我对采矿专业英语术语知之甚少，许多汉英词典里也没有那些过于专业的词汇。经过多方询问打听，我最终在台北找到了一个好的信息来源——美国新闻处（USIS）。那里有诸如《工程与采矿》和《煤炭时代》等难得的专业性英语刊物。我先从那些刊物里配有图片的广告看起，然后是短消息，最后是文章，就这样，我逐渐掌握了越来越多的采矿英语术语。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起初我写信给设备生产厂家想要索取产品说明或手册，从中我可以了解到更多有关采矿设备的术语、零件组成、构造及其应用。厂家回复得都很及时，甚至有些还委派当地销售商跑过来见我，当他们发现我只是个索取资料学习的学生时，可想而知他们有多失望。采矿设备是当时也是现在采矿过程中很关键的一部分，所以掌握了设备的相关术语词汇后，翻译《采矿概论》这本教材的内容就简单多了。

为此，我每个月都得从生活费中扣掉一笔不小的数目用来邮寄信件，往往都是下个月的生活补助还没有发下来，当月的生活费就已经要见底了，这样只能勒紧裤腰带挨些日子。我的房间里塞满了各种设备的英语说明书，房东连连赞叹我的英语好、对美国了解等。周围的人也都认为我肯定是在准备去美国留学，因为当时在台湾，学生毕业后留学深造尤其是去美国已经很普遍。

为了解决邮资短缺的问题，我开始打工挣些零钱。当时台北市规划十分集中，为了避免战争爆发可能带来的危害，第一年的下学期，我们这届台北工专学生都被疏散到台北南30公里的桃园龟山乡。龟山是个小村庄，人烟稀少，主要是当地农民，鲜有外来人口。一直到三年级上学期我们才又搬回台北本校区。

在龟山期间，我结识了一个以写作武打小说出名的作家。他启蒙我阅读文学著作，就从阅读武打小说开始。他还教我如何记日记、写小说。写日记这个习惯我一直维持到1972年，当时我被任命为美国矿业局双子城力学物理实验室主任。之后，一直都以工作记录簿的形式延续了下来，它与日记的不同就是只记录了某个时间做了什么事，没有任何评论或看法。直到90年代后，西弗吉尼亚大学的邮件日历开始启用，延用记录至今。1965年之前的日记因没有带到美国，在苗栗老家遗失了。

除了专业英语，我还阅读英语小说。阅读完毕后，用汉语写出总结和评论，然后投给香港的一些青年出版社。若被录用，我可以得到稿费，以字数为计。这大大缓解了我邮资紧张的问题。这个经历提高了我对写作的兴趣，为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尤其是养成了写作语言朴实、简洁明了的特点（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我从未接受过正规的英语和汉语写作训练的缘故）。

我还和高年级的学长们一起租电影在校园里收费放映，但记忆中我们从未从中牟利。

由于生活费紧张，我从不参加那些需要交费的课外活动。只是常听别的同学们诉说他们去了附近的哪些镇、区、饭店等好玩的地方游玩，但是我从未参与。现在我回台湾探亲时，才发现以前听说过的那些地方与台北工专也就是咫尺之遥！

那时我与朋友或者独自经常光顾的地方是重庆南路上的各家书店。从台北工专走到台北火车站，偶尔也坐巴士，然后再走一条街就到了。周日一整天我通常就是在这些书店度过。

虽然父亲从未问过他给我的钱都怎么花掉了，但为了向父亲证明，也是为了向自己证明，在我身上花的钱没有白费，台北工专的5年里，我把所有的支出和收入，无论多少，都一一记到了一个笔记本上。记得毕业后有一天在家里，父亲无意发现了我的记账本，并把那个记账本专门藏到了他自己的抽屉里。我不清楚他看了没有，但记得我的小学老师来我家里祝贺我从台北工专顺利毕业的时候，他还专门把那个记账本拿给那位老师看。

显然，他为我能这么好地计划与节约而感到自豪。我一直使用这样收支记录的方法管理财务，包括从1965年5月5日我抵达美国的第一天开始，也都逐笔记录着，直至现在。我时常翻看一下遗忘的收支记录，分析过去所做的事情，看是否需要调整，这样就为以后的合理支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台湾的暑假将近两个月。自从我上了初中后，父母也没有让我去头屋茶园、苗栗稻田或者父亲的工作帮忙干活。每到茶叶采摘季节，大姐总是要去头屋的茶园帮忙，但不再使唤我去。1955年台北工专一年级放暑假回家，我主动提出给父亲做助手打工，但父亲不同意。我不理解为什么，猜想或许是父亲认为我经不起那些繁重体力劳动；或许是他认为我应该把时间花在学业上；或许他认为他一个人工作就能供得起我读书了，不需要我的帮助；也或许是当时人们传统思想认为家里的长子应该干体面的工作养活一家子，而不是卑微的粗活儿。1956年暑假，父亲连田也不让我下了，只能在家里前院帮忙晾晒谷子。

三年级暑假（1957年），我到基隆九份金矿实习。九份金矿是台湾最大的私有矿业公司，老板是台湾矿业巨头颜钦贤。谁都没有料到这个人后来竟然成了我的岳父，1968年在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我娶了他的女儿。

四年级暑假（1958年），也是最后一个暑假，我到苗栗狮头山的海山煤矿实习。现场的指导师傅是矿工出身，没有受过专业教育。他总是带着我在通风联络巷里爬来爬去。通风巷道很狭窄，只能肚皮贴着底板，匍匐前进，无法后退。每当我从这样的通风联络巷里爬出来的时候，就有想放弃从事这个专业的念头。与之前我在金矿实习的感受截然不同。1958年在煤矿实习的经历令我对未来从事这份职业的工作环境开始担忧。难道台湾所有的煤矿都这样：既落后又危险？为什么它们不使用教科书上所讲的那些采矿设备呢？如何在这些矿上使用那些设备？

从中学一开始，我就对政治不感兴趣，尤其是被强迫去做我不喜欢的事情时，我的反抗情绪更厉害。记得有一天“大肚皮”班主任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递给我一张加入国民党的申请表，命令道：“把表填了，尽快交给我。”读过那些表格后，我回答道：“我可以领走这些表格，但是不会交。”他质问我：“毕业后你还想不想找工作？”离开他的办公室后，我最终还是没有交回那张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