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结束语

蒋介石的日记表明：1．他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有一定思想基础；和共产党合作，也有一定思想基础。2．在若干问题上，早年的蒋介石与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之间有一定分歧。这些分歧，属于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并非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后来在这些分歧基础上演化为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并进而演化为你死我活的生死斗争，是不幸的、令人遗憾的。3．蒋介石既是一党专政主义者，也是个人中心主义者。在蒋看来，他自己就是革命的化身、真理的化身，凡与他持不同意见或反对他的人都是“败类”或“反革命”，都需要加以“制裁”。1927年2月，他在南昌演讲称：“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⁴⁹⁾这段话，典型地表露出他的个人中心心态。同一时期，他在日记中表示：“鲍罗廷固为小人，而一般趋炎附势，不知党国为何事者，更可杀也。”⁽⁵⁰⁾这一段话，是对他上述演讲中“革他的命”一语的注脚，不久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已经在此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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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蒋介石1920年1月1日日记云：“预定今年学课如下：一、俄语。二、英语。三、哲学……十五、新思潮的研究。”见毛思诚摘录本《蒋介石日记类抄·文事》，未刊，蒋中正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均同。

(2) 蒋介石1931年4月14日日记云：“共产主义实为一宗教，亦可谓之马克思教，以其含有世界性无国界者也。耶苏教亦不讲国界，完全以世界为主。盖凡称为宗教者必带有世界性而且皆排挤他教与其他主义而以惟我独尊者也。其目的则皆在救人，然而其性质则大有区别。马克思则以物质为主，是形而下之哲学，并以恨人为其思想出发点。其所谓教人者，惟以工人一阶级为主。至于后世之今日，则一般共徒越趋越远，而以卑劣仇杀为其本分，是其纯欲挟工人阶级利己主义，以物质诱人深入罪恶也。基督教以博爱教世为主义，今日共产党之惟一大敌，且其精神感化世人自新，故今日反对共产党者当以联合基督教共同进行。”

(3) 《蒋介石日记类抄·文事》，1926年8月11日。

(4) 蒋介石1923年2月3日日记云：“晚，看《心经》，妙悟真谛，以后拟多读佛书。”

(5) 蒋介石1934年6月22日日记云：“友人赠我郑所南先生之《心史》，如逢故友。此史为余少年在倭时最爱读之书，促进我革命情绪不少也。”

(6) 《高尾致币原电》，1927年1月2日；又，《币原大臣在枢密院关于中国时局报告纲要》，1927年2月2日。均见日本外务省文书，S16154。

(7) 《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第2卷，日本外务省文书，SP166。

(8) 《蒋介石最近之重要表示》，《台湾民报》1927年3月27日。

(9) 蒋介石《报国与思亲》：“其时清政不纲，胥吏势豪，寅缘为虐。吾家门祚既单，遂为觊觎之的，欺凌胁迫，靡日而宁。”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4185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10) 《蒋介石日记类抄·家庭》，未刊，1921年11月29日。

(11) 《军事委员会提议案》，《蒋中正“总统”档案》，以下简称蒋中正档，台北“国史馆”藏；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386页，档案出版社，北京，1992。

(12) 《蒋介石年谱初稿》修改为：“吾革命政府宜努力安置为国牺牲之失业工人，以解决其困难，并设立两广工路局，以为解决之方，兼寓大元帅提倡工兵之至意。”见该书第386页。

(13) 《蒋介石日记类抄·旅游》。

(14) 《战时工作会议之第三日》，《广州民国日报》1916年6月26日。

(15) 《蒋总司令告武汉工商同胞书》，《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5日。

(16) 《蒋介石最近之重要表示》，《台湾民报》1927年3月27日；参见FO，405，Vol. 252，pp. 431～433。

(17) 文件8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29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8) 蒋介石1926年7月23日日记云：“与鲍顾问谈革命方略及政治主张，彼以余言为然，而独不慊于缓提土地问题也。”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

(19) 《中局致北方区信》（1926年8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295页。

(20) 《革命文献拓影》北伐时期第6册，蒋中正档；又1926年9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称：“蒋介石重新转向了社会舆论，他的政治行为又变得更明确了。国民党中央收到了蒋介石要求起草土地法的建议。”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47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21) 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36页。

(22) 《蒋介石日记类抄·文事》，1919年11月22日。

(23)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0年12月11、31日。

(24)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7页。

(25) 蒋介石：《孙逸仙代表团关于越飞5月1日东京电中所提建议的备忘录》，英文打字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蒋介石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31～333页。

(26)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68页。

(27)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19年11月16日。

(28) 《蒋介石日记类抄·文事》，1919年11月16日。

(29) 蒋介石：《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新生命》第2卷第5号。

(30) 蒋介石1920年2月14日日记云：“执信来教俄语。”

(31) 《蒋介石日记类抄·旅游》，1920年3月18日。

(32) 《蒋介石日记类抄·旅游》，1923年9月23日。

(33) 《蒋介石日记类抄·旅游》，1923年11月24日。

(34)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36页；参见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1920～1925）》，第75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

(35)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81～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36) 蒋介石：《孙逸仙代表团关于越飞5月1日东京电中所提建议的备忘录》，英文打字本。

(37)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38页。

(38)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37～138、140页。

(39) 文件10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83页。

(40) 同注(39)。

(41)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4页。

(42)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1页。

(43) 蒋介石1923年10月11日日记云：“闻有人以余昨日演说，为有崇拜个人之弊。甚矣中国人自大之心，及其愿为外人支配，而不愿尊重国内领袖，此青年之所以言易行难而一无成就也。”12月13日日记云：“阅留俄同志致中师函稿，有忠臣多而同志少一语，甚为骇异。少年浅躁自满，訾议道义，殊堪叹忧。吾观今世，损人利己之徒，诱引青年，自植势力，而不顾党谊，其实决不能成事。梦蒙尘羁，徒见其作伪日拙而已。”

(44) FO. 405，Vol. 252，pp. 431～433.

(45)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1日。

(46)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30日。

(47)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6月26日。

(48)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5月14日。

(49)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

(50) 王宇、高墉、正垣编《困勉记初稿》卷6，第3页，蒋中正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