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格林
◎陈焱/译
在伦敦圣詹姆斯街街尾的那些底楼，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接续。蚝吧与旅行社的玻璃纸装饰光鲜闪亮，周围却绕着那些高门大宅的电缆支线，显得突兀失调。格雷厄姆·格林就住在这条大街的商业区那一端的公寓二楼，房子不大，夹在那些达官贵人的俱乐部和圣詹姆士宫之间。住在他楼上的是奥金莱克将军，也就是那位败于隆美尔手下的军人；楼下则是欧洲最高雅入时的蚝吧，而隔街对面是欧洲第二高雅入时的蚝吧。
看过《寻欢作乐》的读者应该记得，毛姆就是在这附近遇到了休·沃尔波尔[1]，但这里不是那种可以期望遇到一位小说家的地方，更别说是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这是一个黑暗中透着高雅的地区。黑色的劳斯莱斯，黑色的男士礼帽，黑色的女士半高跟鞋与得体的套装。在一些堂皇至极的公寓里，甚至建在浴室地板上的浴池铺的都是黑色大理石。附近是皮克灵小广场的庭院和日晷，广场是加洛林王朝时代风格的建筑物，与世隔绝，只有大富豪才能入内吃吃喝喝。
与世隔绝，为的是隐名晦迹，而非匿富藏财，或许正是对格林的诱惑，因为他如今是，或者直到近期还是一个怯于交往、不愿出名的人。我们按了门铃，他过来开了门，只见他棕色面孔，穿了棕色套装，棕色鞋子。他带着我们上到了蚝吧上面的一个大房间。时已四月，天气仍冷，房间的各个角落开着很多电壁炉。窗边矗立着北欧风格的支柱，上面亮着很多灯。一对灯泡亮着，就像一对减弱的喷气发动机后燃器，与暗淡的四月之光形成鲜明对比。光照之下，显现了一个摆满书籍的房间，里面有一张书桌，一个录音电话机，几张铺着垫子的扶手椅，一块毛毯。披风[2]上方挂着一幅杰克·叶芝[3]的画作，画风忧郁，属凯尔特风格，却也纤巧，与对面墙上的亨利·摩尔[4]的画作有共同之处。摩尔的作品为红色，设色清淡柔和，是忧伤的古典主义风格，与房间的棕色主色调一致。那种棕色，是中小学校长书房的颜色，是拉各斯那个小小办公室的颜色，格林曾说他挺乐意在那里度过乏味的四十年[5]。与棕色相呼应的是蓝色，他的藏书是蓝色的——忧郁的蓝色，是英国学术出版机构的那种封面，通常摆在大学教师和文人雅士的书架书房里。这令我们惊诧不已；我们潜意识里本以为见到的会是天主教书店的那种黑紫色，因为这种颜色里有一种与墨西哥、布赖顿[6]和西非相称的狂暴。然而我们见到的却是一个温暖舒适的住所，一个书斋，就像英格兰随处可见的那种牧师住宅或乡间别墅。仅有一事可略显出他的某个癖好，或者略显不同寻常（因为如今收藏亨利·摩尔作品的人已很多），那就是七十四个不同的小瓶威士忌酒，排列在书柜顶上，怪异得有如天主教慈幼会新入会信徒的国际大会。
我们所围绕着的这位人物是一位小说家，在他的静隐之所，这些小酒瓶是令人欣喜的发现。
——马丁·沙特尔沃思、西蒙·雷文，一九五三年
《巴黎评论》：格林先生，我们打算提出一些关键问题，让谈话围绕它们进行，我们认为这样能够最有效地利用双方的时间。我们觉得，任何由我们事先拟定的正式提问清单都只能以我们对你已完成作品的认识为基础，而事实上你的回答是有可能让我们引出一些新问题的。我们希望能够突破那种访谈模式，因此我们准备让谈话引导我们，在你允许的情况下，去尝试发现那些关于你的尚不为人知的事情。
格雷厄姆·格林：挺坦诚的嘛。你们想喝点什么？（他拿出一个瓶子，又往意大利锡釉壶里灌了水）
《巴黎评论》：我们可以倒过来吗，先从你最近的作品，也就是剧本《起居室》开始？它还没有在美国上演，所以如果我们问了些细枝末节，还请你不要介意。
格林：你们自己看过这个戏剧了吗？
《巴黎评论》：还没有。不过有一位目光敏锐的年轻女子帮我们看了。她去了朴次茅斯，看完回来写了一篇评论，一篇作品概要，还有一堆溢美之词。
格林：我很高兴。这是我的第一部戏剧。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在弄电影。写这个剧本时我用了不少电影术语，颇为担心它可能成不了一部成功的戏剧。
《巴黎评论》：她挺喜欢那出戏的。她觉得，你把一个宅子里阴魂不散的紧张气氛呈现了出来，而住在里面的家族因为陷于门第和宗教上的错误观念，日趋败落。你的这部戏剧创作源自如下的情境：剧中的女子有如迷失于一片荒漠之中，荒漠的背景是家庭的不幸和真相，而前景是恋人和幻影中的幸福。那位写评论的女士对这部戏的主要批评，或许跟你刚才所说的有点关系，也就是电影与戏剧的技法是有差别的，而你写的这部戏过于依赖对白，而在情节上却有欠缺。
格林：不敢苟同。我是遵从三一律的。我限定自己写一个背景，使人物之间互相影响。还能有什么其他类型的情节？打个电话，点着香烟，回应门铃，太多现代戏剧都用这些情节了，简直是胡闹，让我腻味极了。说到电影术语，我的意思是，我太习惯电影的渐隐了，因此忘了戏剧的幕布，我太习惯只会在需要时才开启的摄影机了，因此总是忘了台上的男女演员，省略了很多有用的台词。好在现在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妥当了。
《巴黎评论》：说到刚才的批评，如果它站得住脚的话，应该是指剧中的对白在某些方面未达到标准；或许，剧中的对白跟你那些小说里的对白联系太紧密了，而你小说里的对白通常是不承担情节推进作用的。
格林：我觉得应该这么说，我尝试融合所有东西，放入对白中，不过不太成功。（微笑）下次做好吧。
《巴黎评论》：有一样东西尤其令我们那位评论人士印象深刻，也就是你对剧中女孩自杀的态度。她是这么写的：“格林多数作品的重点与自杀有关，而自杀在天主教教义中是最重的罪。但是在这部戏剧中，至少他对自杀的阐释，却与教义无关。这部戏令我们很明显觉得，若有谁的灵魂能获得救赎的话，必定是这个女孩。这部戏剧并不假装没有要旨，其要旨不仅是宣扬天主教，而且还有更广泛的吸引力。这部戏是一个恳求，求众人信仰一个神，而女孩的告解神父布朗神父承认这个神是可能不存在的，不过信仰是有益无害的，如果没有信仰，我们就无法自救……女孩的自杀或许是绝大多数人可以领会的唯一答案，但却不是布朗神父的坚定信仰的唯一答案。他对女孩之死的泰然，暗示着另有一个神的存在，但是对此的斗争一定是永不停息的。”
格林：是的，我认为这些观点大体上是对的，但戏剧的要旨依然与天主教有关。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这么想？
格林：天主教会是有怜悯的，对吧……
《巴黎评论》：抱歉打断一下。我们现在可否问一个相关的问题，省得回头再问了？
格林：请说。
《巴黎评论》：《问题的核心》中的斯考比也是自杀的。你写《起居室》时是否也有意描写类似的困境，并且表明在某些情形下，自杀几乎等同于一种救赎之举？
格林：慢着，慢着，这么说吧。我写的都是常见的状况，或许说是普遍的状况更准确些，我笔下的人物身处这种状况，只有信仰能救赎他们，不过救赎的真正方式常常不是立即显现的。他们犯了罪孽，但是天主的慈悲是无限的，这个很重要，因为一个人拒不忏悔，与那些自满、虔诚之人尚未意识到自己需要忏悔，这两件事是有差别的。
《巴黎评论》：在这个意义上，斯考比，罗丝（《起居室》剧中的女孩），《布赖顿棒糖》中的男孩宾基，《权力与荣耀》中的威士忌神父，他们全都得到了救赎？
格林：是的，尽管“救赎”这个词并不精确。我们必须小心我们的措辞。他们最终都得到了他人的理解。这大概就是宗教意义了。
《巴黎评论》：这么说来，我们已经触及了那个主题的要点，如你自己以前在某处说过的那样，这个主题使你的多部小说有了统一的体系？
格林：是的。或者说解释了我那类小说的一致性，而这类小说，我认为，已经写完了。
《巴黎评论》：哪一类？
格林：《布赖顿棒糖》，《权力与荣耀》，《问题的核心》，《恋情的终结》。我的下一部小说不会明确涉及天主教主题了。
《巴黎评论》：《新政治家》杂志曾嘲讽说《恋情的终结》会是最后一部普通教徒能读得懂的格林小说，所以这个说法不攻自破？
格林：是的，我想是这样，读者自己也看得出。我想，我自己知道下一部小说要写什么，但是小说未到完成之日，当然是谁也不会真正清楚的。
《巴黎评论》：你早期的作品也是如此？
格林：尤其是最早期的……
《巴黎评论》：对，怎么看待它们？你是怎样找到它们的主题的？它们的历史传奇色彩与你的后期作品大相径庭，甚至与你的那些消遣小说也不一样。
格林：怎样发现主题？我想是渐进的。我的头三部作品，《内在的人》《行动之名》和《夜幕降临时的谣言》——如果说有人受到任何人的影响，我不认为一个作者是刻意地被影响——受到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和约瑟夫·康拉德的影响。之所以写成那样，是因为在当时，那些就是我想写的主题。我的消遣小说（写于《夜幕降临时的谣言》一年之后的《斯坦布尔列车》是该主题的第一部，然后是《一支出卖的枪》《秘密使节》《恐怖部》《第三人》《堕落的偶像》）有别于那些小说，因为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它们不具有什么要旨（“要旨”真是一个糟糕的词）。
《巴黎评论》：但这两类小说显示了一些出自同样癖好的痕迹，它们是用同样的视角写成的……
格林：是的，因为都是我写的。它们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
《巴黎评论》：《夜幕降临时的谣言》与《英国造就我》（你的小说中，我们最爱这部）有很大的不同，你从一位历史小说家转为描述当代的小说家，是什么原因呢？
格林：我也特别偏爱《英国造就我》。这本书大约写于我开始创作《斯坦布尔列车》的时候。那时为了赚钱，我不得不赶写一本书，一部现代惊险故事，我突然发现自己喜欢这种体裁，写时不费力气，而我也开始找到我的天地。在《英国造就我》一书中，我头一次让自己沉浸其中。
《巴黎评论》：你那时已开始读亨利·詹姆斯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了吗？
格林：是的，我开始改变了。我找到了我想表达的东西，你可以说那就是我的执迷，用情节起伏的、当代的方式来表达最好，后来则是天主教主题的小说。
《巴黎评论》：莫里亚克对你有什么影响？
格林：重申一次，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小，我认为。
《巴黎评论》：但是你跟肯尼思·阿洛特说过，他在那本关于你的书里引用了你的话，你说莫里亚克对你有明显的影响。
格林：我说过吗？那种话是被迫说的。我在一九三〇年读了莫里亚克的《黛莱丝·苔斯盖鲁》，内心很受触动，不过正如我说过的，我不觉得他对我有什么影响，除非是潜意识层面的。我们理解的天主教教义差异很大：我看不出别人说的那些相似之处。
《巴黎评论》：你信奉的天主教教义有何不同之处？
格林：莫里亚克的罪人犯了违抗天主的罪，而我笔下的罪人，不管他们如何努力，总是永远无法……（他的声音变小）
《巴黎评论》：那么，莫里亚克差不多像摩尼教徒，而你……（此时电话响了。格林拿起电话简短说了几句，又坐回他那张电壁炉之间的矮长椅上，将杯子倒满水。谈话没有继续，我们想，如果不是暗示的话，要他讨论这一点是难事）
《巴黎评论》：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新阶段了吗？
格林：可以谈，不过我觉得你不会有太多发现，因为还没有开始呢。我能告诉你的就是，我很清楚我的下一部小说描述的是一批完全不同的人物，具有完全不同的根源。
《巴黎评论》：谈谈你之前作品的一系列人物的根源，也许这样更有益处？如果我们现在先不谈历史传奇小说和消遣小说，而是集中谈谈你写当代的小说，显然这些人物之间是互有联系的，之所以有这个结果，一部分原因是你痴迷于描写失败、追求及贫穷，另一部分原因是你对某个特别类型的人物感兴趣。
格林：我同意你的看法，是的，你提到有些人物之间互有关联，比如《英国造就我》的安东尼·法伦，还有宾基，或者斯考比，甚至——不过，他们并不是同一类人，尽管他们是批评家喜欢称之为我的“执迷”的表达。我无法确定他们来自何处，不过我觉得如今我已经摆脱了他们。
《巴黎评论》：所以，这些执迷——它们确实很重要，对吗？为什么你认为一个小说家受这种方式支配是如此的重要？这个我们不太明白。
格林：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就只能依赖他的天赋了；而天赋，即使有极高的天赋，也不足以使你佳作不断。然而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激情，我说过，给予了众多小说一个统一的体系。
《巴黎评论》：格林先生，要是小说家不具备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激情，有可能生造出来吗？
格林：你的意思是？
《巴黎评论》：这么说吧，我希望我们不会因此而显得失敬：你的小说中像纳尔逊巷与墨西哥[7]这样的地方，与圣詹姆斯街的公寓相比差异很大。这个房间的总体气氛应是温文尔雅，而不是悲剧不幸。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你难以像你要求自己小说人物的那样以高度的感知能力去生活，你发现这点了吗？
格林：这个有点难回答。可否问得具体一点？
《巴黎评论》：你在《问题的核心》中让斯考比说道：“指给我看一个幸福的人，我就会指给你看自私、邪恶，或者是懵然无知。”令我们困扰的是你本人似乎比我们预期的要过得更快乐。也许是我们有点幼稚了，但是这七十四个威士忌小酒瓶，你脸上的表情，与照片上僵硬而固定不变的你非常不同。整体的氛围，好像是某些更加积极乐观的东西的产物，而不是你在《权力与荣耀》一个段落里所写的那种极为有限的最好幸福的产物：“世界大体上是一块：处处都在参加一样的地下斗争……有生命之处就无和平，但是有宁静与活跃的区段。”[8]
格林：（微笑）是的，我明白是什么令你困惑了。我认为，你对我和我的连贯性判断有误。这个公寓，我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我在地上的小洞。
《巴黎评论》：一个比较舒服的小洞。
格林：这个我们先抛开不谈可以吗？
《巴黎评论》：好。还有一两个问题的思路是近似的：你笔下很多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例如莱文，都出身贫苦。你经历过贫苦吗？
格林：没有，极少。
《巴黎评论》：你对贫困有什么了解吗？
格林：从来不知道。我曾经“手头紧”，是的，我成年后，头八年不得不精打细算，但是我从来未穷过。
《巴黎评论》：那么，你笔下的人物并非源自生活？
格林：是的。一个人绝不可能完全了解真实生活中的人物，再将他们写入小说。应该是先开始写，然后突然之间，记不起他们用什么牙膏，记不起他们对室内装饰的观点，然后就完全没法写下去了。是的，主要人物都是逐渐浮现的，次要人物也许是拍照出来的。
《巴黎评论》：想问问你是怎样工作的？是定时工作吗？
格林：以前是，现在我给自己限定了字数。
《巴黎评论》：多少字？
格林：五百字，写着写着会增加到七百五十字。当天我会重读，次日早晨再读一次，反复读，直到这个段落远远落后于进度而影响了我正在写的东西。然后改正打印文稿，作最后的更正校改。
《巴黎评论》：修改的多吗？
格林：不太多。
《巴黎评论》：你一直想成为作家吗？
格林：不是，我曾经想过做生意，以及其他各种事情；我想证明自己还能做其他事情。
《巴黎评论》：那么你一直坚持做的就是写作了？
格林：对，我想是的。
《巴黎评论》：做生意期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格林：做生意也就两个星期。我还记得，是在烟草商组成的一家公司。我要去利兹学习做买卖，然后再出国。我受不了我的同伴。他是一个令人不堪忍受的乏味家伙。我们玩画圈打叉的双人游戏[9]，总是他赢。最后让我无法再忍的是他说的话，“我们可以一路这样玩下去，对吧？”我立刻就辞职了。
《巴黎评论》：然后你做了记者？
格林：是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想证明我能做其他事。
《巴黎评论》：可是你写完《内在的人》之后就不做了？
格林：然后我成为专职作家。
《巴黎评论》：那么，你说“我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作家”，就是这个意思？
格林：正是。我不觉得有谁意识到了我是一个天主教徒，这要到一九三六年，我开始为天主教的《丰碑》（Tablet）周刊撰写评论，就是为了乐趣，或者是给互不相关的书籍写一系列评论以定个体系，我开始从天主教徒的观点写评论。如果当时不是那样……
《巴黎评论》：要是一个人读了《布赖顿棒糖》之后的任何一部小说，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那就真是太迟钝了。
格林：仍然有人没有意识到。有一天，一位荷兰神父写信和我讨论《权力与荣誉》，他在信末写到：“我猜想，即使你不是天主教徒，你对我们也不会太敌视。”
《巴黎评论》：哈，天主教内部的批评。
格林：都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
《巴黎评论》：是的，你是“一位天主教徒身份的作家”。我们好像弄清楚这点了，不过还有一些空白仍须填补，才能明白你为什么会成为一名作家。你在电台广播中说过，大概在十四岁时，你读了玛乔丽·鲍温[10]的《米兰的毒蛇》，马上就开始模仿乱写，一篇接一篇：“从那时起我开始写作。所有其他可能的前途统统溜走了……”你还记得吗？
格林：是这样。我非常感激玛乔丽·鲍温。在那次广播的发言，我是有点受了那群知识分子的善意诱惑。V.S.普里切特说过，屠格涅夫对他影响最大，还有其他的这个人、那个人等等。我选了玛乔丽·鲍温，因为正如我跟你说过的，我认为一个人成年后读的书不会影响他的写作。比如说，论述小说艺术的书多不胜数，但真正令我感兴趣的，只有珀西·路伯克[11]的《小说技巧》。不过，像玛乔丽·鲍温作品，年轻时读过确实很受影响。那是很好的书，最近我又重读了。
《巴黎评论》：我们没有读过。不过根据你在广播中的讲述，看来那本书与你的写作以及你的理念有很多共同之处。你说：“《米兰的毒蛇》给了你生活方式：宗教以后或者会用其他措辞向我说明，但是生活方式已经在那里了——至恶正行走于至善绝不能再行走的世间，只有钟摆保证到了最终正义会得到伸张。”这对你的理念作了很深入的解释，文艺复兴作品的高亮色与暴力似乎不仅在鲍温小姐的描写和韦伯斯特的戏剧中得到了展示，它们也在你的作品中有了对应。就像埃德温·缪尔[12]在谈及你时说的那样：“所有事物都在刺目的光线显现，投下了美不胜收的色彩。”
格林：对，多数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早期作品确实是如此，但是这样评说我的后期作品，我就觉得有失公正了。离奇惊险的情节是我的工具之一，使我能取得其他方法无法取得的效果。另外，我不是存心要离奇惊险；因为我就是我，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写作，如果我这么说，请别太生气。
《巴黎评论》：你总要喝点酒来刺激写作吗？
格林：不是。相反，只有在绝对清醒的时候我才能写作。
《巴黎评论》：你觉得跟别人合作容易吗，特别是跟电影导演和制作人？
格林：我跟卡罗尔·里德[13]合作过，最近又跟彼得·格兰微尔[14]合作，非常幸运能跟他们两位合作。我喜欢电影作品，甚至喜欢电影作品的不带任何感情。我成功地给自己的小说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控制，所以我不像某些人好像挺遭罪的；同样，电影制作会是令人痛苦的事情，等到所有都说了都做了，一个作家在一部电影的制作中所起作用是比较小的。
《巴黎评论》：你花了很长时间去学习吗？
格林：在战前，我从一些不算太好的电影中学了不少东西，到了拍摄《堕落的偶像》和《第三人》时，就驾轻就熟了。
《巴黎评论》：你与作家同行常见面吗？
格林：不常见面，他们不是作家的写作素材。有一些是我的挚友。但是对一位作家而言，花费很多时间与其他作家在一起，那是一种自慰。
《巴黎评论》：你与诺曼·道格拉斯[15]的友谊是什么性质？
格林：我们差异很大，所以成了朋友。他在去世前几年非常宽容，如果他觉得我古怪，也绝不会说出来。
《巴黎评论》：其实，他的异教信仰与你的天主教信仰有什么关系吗？
格林：没什么关系。不过，他的作品，我是推崇备至的，与我的作品大不相同，所以我能完全乐在其中；对我来说，他的作品就像一块大石头，而我自己又不是雕塑家，没有诱惑要对它乱来，而是一心一意地欣赏它的美与力。
《巴黎评论》：确实如此，你的作品与他的作品之间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联系，你的作品与莫里亚克的也没有。因为像你所说的，你笔下的罪人绝不会犯违抗天主的罪，不管他们如何努力，但是……
（电话响了。格林先生露出了不太赞成的微笑，好像是表示他想说的都已经说了。他拿起电话讲了起来）
格林：你好。你好，彼得。安德莉雅还好吧？哦，你是另一个彼得。玛丽娅还好吗？不行，今天晚上我不行。我已经约了马里奥·索达蒂，今年夏天我们要去意大利拍电影。我是联合制片人。星期天怎么样？去巴特西公园？不开门？那好吧，我们就去拐角那家我爱去的小黑人夜总会……
（原载《巴黎评论》第三期，一九五三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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