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温哲仙/译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给一位年轻诗人的信中写到：“您大部分作品中体现出的精准韵律，您对声韵原则的忠实，以及将亚历山大·勃洛克[16]所说的‘上行’发挥到极致，都令我感到极为亲切。如果您去读我最新的作品，您会发现我也同样深受影响，不过我们必须努力做到，正如亚历山大·勃洛克的作品一样，这支曲调悠然响起，至为明晰地揭示、体现和表达出隐于其中的思想，而不应仅仅是些缥缈的余音，起初魅惑了我们，随即风飘云散，消逝成为无关痛痒的回音。”

一月我到达了莫斯科，十天后，我决定去拜访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我的双亲与他相识多年，从他们那里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他的传闻；早在孩提时代我就听过他的诗，我很喜欢。

我的双亲和其他仰慕帕斯捷尔纳克的人托我带信和小礼物给他。到了莫斯科，我才发现帕斯捷尔纳克没有电话。我打消了写张便条的念头，那样未免过于不近人情。面对大量的采访要求，我怕他会一概加以拒绝。暗访一位如此知名的人士真是要花很多的心思，我担心近年来的帕斯捷尔纳克不复是他的诗歌在我心目中建立起来的形象——抒情冲动，而首先是青春洋溢。

我的父母说过，他们一九五七年去见帕斯捷尔纳克，就在他获得诺贝尔奖前夕，当时每逢周日他会举办家庭招待会，这是俄罗斯作家的传统。移居国外的俄国人沿袭了这一做法。记得豆蔻年华的我在巴黎时，曾在星期天下午随父母去拜见作家列米佐夫和著名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

在莫斯科的第二个星期天，我突然决定前往佩列杰尔金诺[17]。这一天阳光明媚，在我居住的市中心新雪初霁，与克里姆林宫的金色圆顶交相辉映。街头满是观光者，这些城外的家庭像农民一样结伴步行来到克里姆林宫。许多人捧着几束新鲜的含羞草——有的时候只带着一个枝杈。冬天的周日，通常会有大量的含羞草被运送到莫斯科。俄罗斯人买下来互相赠送，或者仅仅是手持含羞草，仿佛是为了表示那一天的庄严和肃穆。

虽然我知道莫斯科近郊有一班基辅站始发的电车，但还是决定乘出租车去佩列杰尔金诺。尽管知情的莫斯科人一再警告，帕斯捷尔纳克不愿接待外国人，我还是突然十万火急地要赶到那里，我准备把口信捎去，或许和他握一下手就打道回府。

出租车司机是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同各地的出租车司机一样神神叨叨的，他向我保证自己非常熟悉佩列杰尔金诺，沿基辅高速开上大约三十公里就能到。费用约三十卢布（约合三美元）。他似乎觉得，在阳光如此灿烂可爱的日子里坐他的车过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司机自诩的认路原来是吹牛，很快我们就迷路了。我们沿着四车道高速公路平稳行进，路上没有积雪，也没有广告牌或者加油站。倒是遇到几块内容详尽的路标，却也没有把我们指引到佩列杰尔金诺，于是路上无论碰见谁，我们都要停下来问路。每个人都很友善，乐于助人，但看上去没人知道佩列杰尔金诺。我们沿着一条冻得硬邦邦的没铺过柏油的土路，穿过茫茫无际的雪野行驶了很久。最后，我们驶入一座村庄，它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与莫斯科郊外的大型崭新公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低矮古朴的木屋散落在笔直的主路两边。一匹马拉雪橇从旁掠过，包着头巾的妇女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座小木教堂附近。我们发现这个镇子离佩列杰尔金诺已经很近了。车子穿过茂密的常青树林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行进，十分钟后，我来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房前。我曾经在杂志上见过房子的照片，突然它就出现在我的右边：棕色的房子，带有飘窗，坐落在斜坡上，背靠一片冷杉林，俯瞰着我们偶然踏入镇子的这条小路。

佩列杰尔金诺是个住户疏疏落落的小镇，在正午明媚的阳光下看上去热情好客而又欢欣鼓舞。据我所知，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常年生活在这里，住处由当局为他们提供，可以享用终生，苏联作家协会还为作家和记者开办了一家大型疗养院。但镇子里还住着一些小手艺人和农民，这里丝毫没有“文雅”的气息可言。

楚科夫斯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儿童文学作家，住在一栋舒适而好客的房子里，房间里陈列着一排排的书架——他为镇上的孩子们开办了一座小小的可爱的图书馆。康斯坦丁·费定，在世的俄罗斯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住在帕斯捷尔纳克隔壁。他目前担任作家协会秘书长，这个职务先前由亚历山大·法捷耶夫长期担任，他也住在这里，直到一九五六年辞世。后来，帕斯捷尔纳克带我看过伊萨克·巴别尔的故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他在此被捕，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帕斯捷尔纳克的房前是条弯弯曲曲的乡间羊肠小道，蜿蜒通向山下一条小溪。在那个阳光和煦的午后，山上挤满了滑雪和坐雪橇的孩子，他们穿得鼓鼓囊囊的，活像泰迪熊。房子对面是一大片被栅栏围起的空地，那是人们夏天耕种的公地，如今成为一片白色的莽原，山上的一座小公墓耸立在那里，有点像从夏加尔画作中走出来的背景。坟墓被漆成湖蓝色的木栅圈起来，十字架以各种奇怪的角度树立着，明亮的粉红色和红色的纸花半埋在雪里。这是一座欢愉明快的公墓。

这所房子带有门廊，看起来好像四十年前的美式木屋，不过屋后的枞树却标记出它的俄式风格。冷杉密集地生长在一处，好似深山老林，其实镇上只有小片这样的枞树林。

我给司机付了钱，随后惴惴不安地推开那道将庭院和小路隔开的门，走到幽暗的房前。小门廊的尽头有扇门，门上钉着一张英文字条，纸已发黄，且已撕破，上面写着“我在工作。我不见任何人，请走开”。片刻犹豫后，我选择视而不见，主要是因为字条看上去很旧，还因为我手中拿着需要转交的小包裹。我敲了敲门，几乎就是同时，门开了，开门的正是帕斯捷尔纳克本人。

他戴着一顶阿斯特拉罕羔皮帽。人出奇地帅气，高高的颊骨、黑黑的眼睛，加上这顶皮帽子，仿佛是从俄罗斯童话中走出来的人物。旅途中积聚起来的焦虑，此刻突然烟消云散，好像我从未真正怀疑过能否见到帕斯捷尔纳克似的。

我做了自我介绍，奥尔佳·安德烈耶夫，是瓦季姆·列昂尼多维奇的女儿，我使用的是我父亲半正式的名字。前面是他的教名，后面是祖父的名字。祖父列昂尼德[18]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和剧作家，著有《挨耳光的男人》《七个绞刑犯的故事》等作品。在俄国，安德烈耶夫是个相当常见的姓氏。

帕斯捷尔纳克沉思了片刻，才醒悟过来我是从国外来拜访他的。他极其热情地向我问候，双手握住我的手，询问我母亲的身体健康，我父亲的写作状况，还问我什么时候离开巴黎的。他仔细地端详着我的脸，寻找着家族相像的痕迹。他正打算出门打几个电话，如果我晚来一会儿，也许就见不到他了。他要我陪他一程，只要到第一站——作家俱乐部即可。

帕斯捷尔纳克做外出准备的工夫，我有机会打量起我走进的这间陈设简单的餐厅。从踏进屋里的那一刻起，我就惊诧于它酷似我昨天参观的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故居。简朴而又好客的气氛，我想应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家庭的特征。家具很舒适，但是老旧而又朴实无华。这些房间是用于私人招待、儿童聚会以及书斋生活的理想处所。尽管这些房子在各自所处的时代都极为简朴，托尔斯泰的住宅比帕斯捷尔纳克的大些，也更雅致，但相同之处都是不讲究外表和排场。

通常，进入帕斯捷尔纳克的房间需要穿过厨房，那里有个笑容可掬的小个子中年厨师，帮助客人扫掉衣服上的雪。然后来到有飘窗的餐厅，飘窗旁摆放着天竺葵。墙上挂着作家的父亲、画家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的木炭画作品，有写生画和肖像画，可以辨认出托尔斯泰、高尔基、斯克里亚宾[19]和拉赫马尼诺夫[20]的肖像。还有儿时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弟弟妹妹的速写，以及戴着大宽檐帽蒙面纱的妇人画像……这正是帕斯捷尔纳克早年记忆中的世界，是他年少时爱情诗歌的世界。

帕斯捷尔纳克很快就准备停当出发。我们走进灿烂的阳光，穿过房后的常青树丛，积雪很深，直往我的矮腰靴子里钻。

很快我们上了大路，虽然不得不提防容易滑倒的凶险莫测的冰面，但走起来舒服多了。帕斯捷尔纳克阔步前行，他只会在特别危险的地方抓住我的手臂，余下的精力则专心致志地和我谈话。散步已然成为俄罗斯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像喝茶或者关于哲学的长篇大论一样，他显然喜欢散步这种生活方式。我们通往作家俱乐部的这条路，明显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路程走了大约四十分钟。起初他详尽地阐述翻译的艺术，谈话的过程中，不时会停下来向我询问法国和美国的政治局势以及文学状况。他说自己很少读报。“最多削铅笔的时候，瞥一眼接碎屑的报纸。去年秋天，我就是这样才得知阿尔及利亚险些发动了反对戴高乐的兵变，而且苏斯戴尔[21]下了台——苏斯戴尔下了台。”他重复了一遍自己大致的翻译，既强调对戴高乐裁决的赞同，也突出了“苏斯戴尔”和“下台”之间发音的相似[22]。看来实际上他对海外的文学生活了如指掌，对此似乎也充满了极大的兴趣。

帕斯捷尔纳克的谈吐和他的诗歌作品有相似之处，既充分地运用双声修辞手法合辙押韵，又充满了独特的意象，从最初的一刻起就令我非常着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用音乐的方式将词语彼此联结，但丝毫没有做作的痕迹，也不会牺牲所要表达的准确词义。对于熟稔帕斯捷尔纳克俄语诗歌的人来说，与他交谈是令人难忘的经历。他的词语极富个人色彩，让人觉得对话是诗的延续和阐释，是一场激情迸发的演讲，语词和意象滚滚而来，一浪推进一浪，越来越强劲有力。

后来，我提及他话语中的音乐特质。“写作和谈话一样，”他说道，“语词的音乐从来不仅仅是声响。它不是由元音和辅音的和谐形成的，而是由言语与意义之间的关联所产生的，而意义——也就是内容——必须始终处于统领的地位。”

我常常难以相信，自己是在同一位七十岁的老者交谈。帕斯捷尔纳克看上去非常年轻，身体健康。这种年轻有些怪异和令人生畏，好像某种物质——是艺术吗？——融入他的灵肉，让他永葆青春。他的举止俨然一副年轻人的模样——他的手势，他向后甩头的动作。他的朋友，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23]曾经写道：“帕斯捷尔纳克看起来既像一个阿拉伯人，又像阿拉伯人的马。”的确，由于帕斯捷尔纳克黧黑的面色以及有些古典的面容，他的面庞确实带有阿拉伯人的五官特征。有时，他似乎突然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的面孔，以及他整个人格产生的影响，便瞬间好像收敛起来，闭口不言，半合上微斜的棕色的双眼，转过头去，隐约让人联想到一匹却步不前的马。

莫斯科有些作家对我说，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自恋的人，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他并无交往。我在莫斯科逗留的那几天，还有人对我描述了许多和这种说法相矛盾的事情。帕斯捷尔纳克似乎是一个活着的传奇——有的人奉他为英雄，有的人则视他为卖身投靠于俄国敌人的叛徒。作家和艺术家对他的诗歌普遍怀有强烈的崇敬之情，而为其带来最大争议的似乎是《日瓦戈医生》的同名主人公。“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个毫无生趣的过气文人罢了。”一位著名的年轻诗人评论道。而这个年轻人思想非常自由开明，还狂热地崇拜着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

无论如何，我发现关于帕斯捷尔纳克以自我为中心的指责实属无稽之谈。恰恰相反，他似乎对于周围的世界一清二楚，对身边人些微的情绪变化都关照有加。很难想象还有比他更善解人意而又健谈的人。他能立刻领会最难以捉摸的念头，与他交谈非常轻松，丝毫都不沉闷。帕斯捷尔纳克问起我父母，虽然他同他们只见过几面，却记得关于他们的点点滴滴，乃至他们的喜好。对于他所喜欢的我父亲的一些诗歌，他的记忆惊人地准确。他想了解我认识的作家——巴黎的俄国人，以及法国人和美国人。他对美国文学表现出格外的兴趣，虽然他只知道几位重要作家的名字。不久我就发现，让他像我希望的那样谈谈自己，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