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耕读一脉传家

汪氏族谱

读汪曾祺的全集，我惊诧于他对“微小”事物的趣味，既沉迷又娴熟，和当代人的“爱，而不能”成鲜明对比。他的儿女后来写他们眼中的父亲，曾提到一个细节：他们的母亲抱怨当爸爸的为什么没把身上那点本事传给儿女（大意如此）。我想，这恐怕怪不得汪曾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相应的生活根柢，自然难有相应的文章气质。

高邮汪姓是在清朝晚期从安徽的徽州迁移而来的，到汪曾祺已是第九代。1989年，汪曾祺有皖南之行，其中就有歙县一地。他戏称此行为“寻根”之旅——

小时候听祖父说：我们本是徽州人，从他起往上数，第七代才迁居至高邮。祖父为修家谱，曾到过歙县。这家谱我曾见过，一开头是汪华的像。汪华大概是割据一方的豪侠，后来降了唐，受李渊封为越国公。“越国公”在隋唐之际是很高的爵位……他在当地被称为“汪王”，甚至称之为“汪王大帝”……汪家是歙县第一大姓，我在徽州碰到好几位姓汪的。我站在歙县的大街上，想：这是我的老家，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慎终追远，是中国人抹不掉的一种心态。而且，也似无可厚非。（《皖南一到》）

汪氏这一支到高邮的情形，在汪曾祺的祖父汪嘉勋之前，已不十分清晰，只是传说他的曾祖父中过举人，曾在外地坐馆，后来做盐票生意，却不慎亏了本，几乎把家产赔尽。汪家后来的产业，都是汪嘉勋白手创下的，靠置地、开店铺，渐渐恢复了家业。汪家的田地曾有两千多亩，但基本上都委托给专门的田禾先生管理。汪嘉勋的主要精力放在城里的店铺上，其中有两家药铺，一是万全堂，一是汪曾祺用作小说背景的保全堂。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字淡如，是一位乡间的雅士。在南京读完旧制中学后，他返回家乡，年纪稍长，就以眼科为职。眼科是汪家的祖传，汪菊生本来就“绝顶聪明”（汪曾祺语），渐渐医术精进，在当地小有名气。所以，汪家在当地虽不算望族，也是有产有业、衣食无忧的殷实人家。

汪家大略可归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耕读人家”。这曾是存在于旧中国的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乡绅阶层。他们自幼进私塾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以田地为生息之根，以读书为经世之用。科举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向上走的路径，于是，学而优则仕，“学而一般”则散落于广大的民间社会，成为传播教化、稳定乡野的力量。高邮汪家，大致如此。汪嘉勋曾参加过清末的科考，中过“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可是，世事难料，谁也想不到他参加的是最末一次科举考试，从此，中国就废科举改学堂了。对于散布在民间人数众多的“汪嘉勋”们，功名路断，只有转入他途，或者就埋没于乡间了。

汪曾祺的祖父汪嘉勋

但是，他们自幼从进私塾起，便循序渐进地接受中国传统教育，而传统又是一套融合了儒释道精义、自成体系的价值系统，简单说来，就是进则为君为国为天下分忧，退则隐逸山林独善其身。因此，在传统文化熏陶下的读书人，进和退便都有了“出口”——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有崇尚并遵循的文化思想和学术风气；在日常生活领域，他们有寄情托志并优雅化了的物质形态，即所谓“生存的趣味”。尤其江浙一带，此风习可一直上溯到晚明时期。

晚明的江浙一带，经济极度发达、文化极度成熟。在同期考取进士的书生当中，江浙一带占去三分之二。不再为生计发愁，使得人们有余闲、有能力、有兴致去关注“身外之物”，将生存的基本衣食住行逐渐精致和优雅化，甚而至于出现所谓“无用”之乐，而能真正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文化体系，则是得益于士子文人的广泛参与。尽管江浙一带考取功名者最多，但这一带也是失意士子文人云集的地方。他们因各种缘由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只能寄情山水，将心智用于自身居住环境，参与营造园林和居室，在江南的佳景秀色中，形成了精致的、温文尔雅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包括诗文、绘画、品茗、饮酒、抚琴、对弈、游历、收藏、品鉴，也在园林、居室、器用、造物上形成相应的品质，庞大而完整。

因此，江浙一带的士人，泽被于历史渊源，以及丰沃物产与佳丽山水，养育出了他们对趣味的爱好，各种“雕虫小技”滋生蔓延。

具体到高邮汪家，汪嘉勋幼读诗书，年长后又兼学佛，书案上有顾炎武的《日知录》，曹雪芹的《红楼梦》，甚至还有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他吃酒吟诗，舍得花钱买古董字画碑帖。在汪曾祺小的时候，爷爷教他读《论语》，写八股文。为表示对这个孙子的喜爱，汪嘉勋还赏给他一块紫色端砚和几本名贵的原拓本字帖。

关于汪菊生，除了散落在一些篇章中的记忆碎片，汪曾祺还专有《我的父亲》《多年父子成兄弟》等文章记述其行状。汪菊生年轻时当过运动员，踢足球后卫、撑竿跳高、玩单杠、游泳、骑马，还练武术。在儿子的记忆里，父亲经常打抱不平，曾一掌将勒人钱财的侦缉队员打得从船上一溜跟头滚到码头上。这是武行。文事上汪菊生则丝竹书画无所不能，到后来，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画画和制印上。刻印之人多爱藏石，他也不例外，他心爱的三块田黄名章，后来曾出现在儿子的小说《岁寒三友》和一篇说名物的散文里。汪菊生手极巧，总是兴致高昂地制作各种玩意儿——荷花灯、蜈蚣风筝、养金铃子的小玻璃亭子，秋天则做玲珑剔透的西瓜灯。汪曾祺的生母去世后，汪菊生给她糊了几箱子四季冥衣。在为人上，汪菊生则全无禁忌，不拘礼法。比如，他与和尚称兄道弟；再比如，儿子17岁初恋，他在一旁出主意；他喝酒，给儿子倒一杯；抽烟，给儿子一根，还先给点上火……从汪曾祺那些趣味盎然的讲述中，你能感受到，父亲的所爱，也正是儿子的所爱，甚至在某些方面，儿子要逊色于父亲呢。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

到了汪曾祺这一辈，他是长子，又聪慧，小学毕业后，父亲为他延请了两位老先生，分别讲授《史记》和桐城派古文。此外，还有一位国文老师高北溟，在国文课上教授明代归有光的散文。上初中后，在师长父辈的影响下，汪曾祺在绘画、书法、刻石及戏曲方面，更是大有长进。这些古典文学和艺术的滋养，对汪曾祺日后为文的风格都有着很大影响——一方面，训练了汪曾祺对汉语言的敏感，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不多的几位文体家之一；另一方面，则衍化出《岁寒三友》《徙》《金冬心》《钓鱼的医生》等小说里的传统文人形象。

《岁寒三友》发表于1981年，开门见山，开篇就讲三个人——开绒线铺店的王瘦吾、开炮仗店的陶虎臣、画画的靳彝甫。他们从小一起长大，都曾有生意好的时候，热心当地公益，对人温厚，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有个好名声。靳彝甫有三块爱若性命的田黄石章，有人想买，他说：“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他经人指点，在上海卖出了几幅画，就“行万里路”去了，一去三年。三年间，发生了很多事。兵荒马乱，又被强人所压，王瘦吾和陶虎臣生意破产，眼看要走上绝路，靳彝甫回乡了。他将田黄出手，约了王瘦吾和陶虎臣到酒楼，一人面前放了一百洋钱。最妙的是文章结尾——

汪曾祺的祖母

靳彝甫端起酒杯说：“咱们今天醉一次。”

那两个都同意。

“好，醉一次。”

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此情此景洒脱从容，是以“侠义”“患难真情”做底子，汪曾祺对民间人物真性情的赞叹和向往，由此可见。

从汪家的女眷身上，汪曾祺学得的则是另一种民间气象。祖母出身于诗书之家，她的父亲是同光年间当地有名的诗人谈人格。祖母勤劳，一年四季都不闲着：做酱、包粽子、做糟鱼风鸡、腌咸菜、包汤圆；她的针线极好，给祖父做“挖云子”鞋、剪花样……在汪曾祺的记忆里——

祖母很喜欢我。夏天晚上，我们在天井里乘凉，她有时会摸着黑走过来，躺在竹床上给我“讲古话”（讲故事）。有时她唱“偈”，声音哑哑的：“观音老母站桥头……”这是我听她唱过的唯一的“歌”。（《我的祖父母》）

汪曾祺的二伯父去世早，无子嗣，二伯母年纪轻轻就守节，她要她喜爱的汪曾祺做了二房的继子。她教这个继子《长恨歌》《西厢记·长亭》等诗词，有时也会讲一些轻松的文学故事给汪曾祺听。后来，二妈的故事出现在汪曾祺的小说《珠子灯》里。二妈死了，汪曾祺当过一回孝子，戴孝披麻，做逢七，陪鬼魂吃饭——

家里办丧事，气氛和平常全不一样，所有的人都变得庄严肃穆起来。开吊像是演一场戏，大家都演得很认真。“初献”“亚献”“终献”，有条不紊，节奏井然。最后是“点主”。点主要一个功名高的人。给我的二伯母点主的是一个叫李芳的翰林，外号李三麻子。“点主”是在神主上加点。神主（木制小牌位）事前写好“×孺人之神王”，李三麻子就位后，礼生喝道：“凝神，想象，请加墨主。”李三麻子拈起一支新笔在“王”字上加一墨点。礼生再赞：“凝神，想象，请加朱主。”李三麻子用朱笔在黑点上加一点。这样死者的魂灵就进入神主了。我对“凝神，想象”印象很深，因为这很有点诗意。（《我的家》）

我由此想到，一段时间里，时有关于私塾在中国南方农村一息尚存的消息见诸媒体。“私塾”，如今已是一个故纸堆里的名词，然而它却涉及传统文化得以记忆和延续的途径问题。私塾教育，除了文字和道德知识的传授，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传授礼仪。少数能够完成学业的人，成为乡村的“儒”，比如汪嘉勋、汪菊生，再比如给汪曾祺的二伯母“点主”的翰林李三麻子。学者张鸣曾在《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一文中说：“‘礼’在农村社会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秩序的建构和维持。农民……在不断的礼仪演练中，才可能明了什么是大小尊卑、昭穆（宗法制度对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规则和次序）远近，学会怎么样进退有据、行止有节甚至礼让恭谦。从某种意义上讲，煞有介事的礼仪气氛和一板一眼的礼仪程序，是乡民学会服从秩序的最好老师，而演礼导致的肌肉记忆，远比言者谆谆的说教更有效。”同样，汪曾祺也曾谈到风俗带给他的兴趣和美感，在他看来，风俗包含了仪式（礼）和节日，是生活的艺术，是“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欣”。也许，汪曾祺因其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喜爱与敏锐，更早地表达了礼仪对民间社区的意义。他在《谈谈风俗画》中表示：“我小时候最爱参加丧礼，不管是亲戚家还是自己家的。我喜欢那种平常没有的‘当大事’的肃穆的气氛，所有的人好像一下子都变得雅起来，多情起来了，大家都像在演戏，扮演一种角色，很认真地扮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