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人生崭露头角

画家陈丹青在国外游历时，看到过一张凡·高早期的作品。那是一幅浑小子站在海边的小画，那画寥寥几笔，连细节都没有，却让陈丹青连连称赞，五体投地。多年后，画家李小东在陈丹青家里看到了这幅小画，他几乎把眼睛贴到了画上，看完后无比佩服地说了一句：画得太牛了。

在艺术家的眼里，艺术是天生的，即使是练习作品，也让独有的天分展露无遗。然而，每个人一出生，都是天生的艺术家，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实的打磨，这天分生生泯灭了。林徽因出生在重视学问的家庭里，她的诗意天分不仅没有被泯灭，反而得到了家人朋友的肯定，这让她日后在文学界发光发热，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1910年，林长民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在家乡福建创办了福州私立法政学堂，并担任该学堂的校长。第二年，武昌起义爆发，他将学堂交与别人打理，开始了革命宣传的工作。这段时间，他一直奔走于上海、南京、北京等地。

这一年，林徽因的祖母游氏因病去世，祖父身体欠佳，而母亲又不懂文字，弟妹年纪尚小，姑母经常回婆家，家里的情况只好由徽因向父亲写信报告。

林徽因6岁时，不巧感染上了水痘，按福建老家的叫法，叫作出“水珠”。得了这种病，其他孩子大多会哭闹不止，但林徽因的脸上却整日挂着笑容。在她看来，这脸上的水痘晶莹剔透，又得了“水珠”这样的好名字，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对它讨厌起来。

往常的时候，徽因会与前院的弟弟妹妹们一起读书，但她生了水痘，姑母怕她感染其他孩子，只好把她关在后院。那时，她期盼有人来看她，她不喜欢这样的“囚禁”，苦恼与期盼的心事不知与谁诉说。

越是孤独、寂寞的时刻，人们往往越能看清自己的内心。小徽因躺在床上无事可做，总想拿起笔写上几个字，可是姑母明令禁止她下床，怕她碰破了水痘留下疤痕。她望着屋内桌子上映着的金色光辉，愣愣地出神。她在幻想，想着自己假如能坐在桌前写字、读书、赏花，该是多么美丽的场景啊。

想着想着，她又笑了，觉得自己不那么孤独了。一个人的时光，有什么不好？她有阳光为伴，有窗外的鸟儿为伴，有案头的花为伴，这便够了。

多年以后林徽因才明白，这莫可名状的小欢喜，她脑子里的幻想，都是一幅幅诗意的画卷。什么叫作诗意？就是某个黄昏，你看到那太阳的光辉，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就是诗意。这种诗意的感觉人人有，只是有些人把它记录了下来，就成了诗人。

所以，不要怀疑你自己的感受，没有谁比你更懂你。林徽因也是如此，她肯定自己，无论何时都相信这不可名状的美是诗意。

后来，林徽因因病在山中静养，大部分时间只留她一人，她不再感到寂寞，而是在此期间创作了许多诗歌和小说。

她喜欢穿一袭白睡袍，焚一炷香，在案头上放几枝花，在窗明几净的窗前低眉写作。她看到风雅至极的自己，便与丈夫梁思成感慨地说：“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梁思成故意气她：“我看了就没有晕倒。”

其实，梁思成对自己的朋友说过：“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

林徽因不怕别人的否定，她一直肯定自己，无论儿时，还是后来。也正是这样的肯定，才让她的诗意化作笔下的文字，成了一篇又一篇动人的诗篇。

在林徽因8岁时，父亲林长民长居北京，而全家则由杭州搬到了上海，他们一家住在虹口区金益里。在上海，徽因与表姐妹们一起在爱国小学读书，并读到了二年级。

她虽然年纪不大，但却承担起了照顾祖父的责任。她的懂事、冰雪聪明，得到了老师的喜爱。那段时间，她有空了就读家里的藏书，欣赏家中收藏的字画，度过了一段惬意又平静的岁月。

1916年，林长民在北洋政府任职，12岁的林徽因跟随全家从上海迁居到了北京。在北京，她和表姐们就读的是英国教会创办的培华女子中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老师全是外籍的，授课全部使用英文，并且学校还有严格的校规，学生平时必须住校，周末才能回家。

这所学校，校服是根据每位女孩的身材量身定做的。周末回家后，徽因和表姐们一起去了照相馆，为这段寄读的岁月留下纪念。

学校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女孩来说，是快乐的，她们凑到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可是，表姐们知道徽因并不快乐，她总是盼望着回家，担心着家中的母亲。可是，

1916年，林徽因与表姐妹们身着培 华女子中学校服合影。右一为林徽因

每次回家后，她又会感觉到

家庭的压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

母亲在家中不讨喜，徽因又没办法守在她身边，为此母亲常常一个人偷偷落泪。北京，与南方的城市截然不同，这是一座霸气的城市，无论女子如何诉说自己的心事，在这座城市里似乎都注定被淹没。

这份对于母亲的牵挂，对于家庭的无奈，她一直批判着，同时又自我化解着。她总是能一眼看透表象背后深刻的道理，这为她日后写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在小小的年纪里，就这样观察着，思索着，渴望着长大，渴望着有一天能守在母亲身边。

1920年，林徽因16岁了，这些年她一直在培华女子中学读书。表面上看，时光变换了女孩们的身体和音容笑貌，可是林徽因自己知道，她增长最多的是知识，当然她的举止与谈吐也日渐优雅。

这位美丽聪慧又热情的女孩，无论在同学中，还是在家里都是优秀的，出挑的。与她相反，林长民这些年却总是在仕途和抱负中屡屡受挫，不过，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

这一年，林长民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机会。他是“国际联盟中国协会”的会员，他以会员身份被政府派去欧洲访问考察。他觉得这是一次提升见识的重大机会，思来想去，唯独徽因深得他的喜爱，于是，林长民决定偕女同行。

北京的早春时节，阳光明媚，却又春寒料峭，徽因收到了远方父亲的来信，信中写道：“……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在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能与能力……”

徽因捧着父亲的信读了又读，生怕这些字转瞬即逝，生怕自己从梦中醒来。待她确定这不是梦时，她激动地将信件贴在胸前，口里开始欣喜地念叨：欧洲——到欧洲去。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她的心里，仿佛有一万朵鲜花倏然绽放。

这次考察为时一年半，徽因不知道自己会遇到谁，也不知道这一去对她的一生将影响深远，她更不知道，她的诗意再不是脑袋里的不可名状，她要将这不可名状的感觉写成文字，变成诗歌，被欣赏的人广为传唱。

林徽因的童年，与许多人都不一样——她有一个高贵的家庭，享受了良好的教育，所以成就了她的不凡；但她与许多人的童年又没什么不同，都不过是“普通”家庭，也享受了不错的教育。但却极少有人能成为林徽因，这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她享受的是“探讨”式教育，而我们享受的是“命令”式教育。

在大人眼中，孩子是不懂事的、没有思想的，一切只能听从大人的意见。而孩子的诗意想法，在大人看来，也不过是幼稚的幻想，都被扼杀在了摇篮中。

当我们不再诗意，无论来多少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都只不过是场景的切换，而不是见识与成长，更不是不可名状的收获。

有些人可能觉得，“诗意”并不重要，人最终要归于现实。可是这些人并不明白，没有诗意，永远没有创意，更不会创造出事业上的非凡成就。

在这个讲究创意的时代，诗意是比现实更现实的社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