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平民时代

非常时期的牧师女儿

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女性实在凤毛麟角，而能在政坛活跃并有不俗举措者更是万中无一。当男性主宰世界的论调成为大众默认的定律后，女性便更难以在历史长河中显露身影。只是，万世沧桑巨变，凡事总有例外。比如德国第一位女总理默克尔，便当之无愧是这个时代的例外。

1954年，安格拉·默克尔出生在联邦德国的一个普通的牧师家庭。从小她就养成了镇定、沉稳的性格，她懂得如何与不同的人打交道，懂得如何揣测别人话语背后的意思，懂得如何最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默克尔出生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到10年。枪林弹雨的硝烟尚未散尽，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早就开始了针尖对麦芒的对峙，即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作为“二战”的发动者和战败国，当时的德国不但在道义上落人口实，在战争中的过度消耗也导致国衰民穷。

为了惩罚“二战”的始作俑者德国，美、英、法、苏四个主要战胜国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决定将德国通过侵略手段获得的领土物归原主，同时确立了拆分德国的计划，以彻底根除德国再次发动战争危害世界和平的可能性。这一决定，当然也有战胜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但客观上也顺应了世界人民对和平的需要，而此时的德国在道义上毫无话语权，所以分割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战争一结束，美、英、法、苏四国就组建了对德管制委员会，这一机构成为接下来数年内德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美、英、法、苏四国各派代表进驻委员会，所有关于德国的问题都必须经过这个委员会的审查批准，并且只有在四国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关于德国的问题才能加以解决。四国将德国一分为四，德国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分别成为苏联、法国、美国、英国的占领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冷战”局势开始升级，四大占领国内部矛盾开始显现，特别是美国、英国、法国构成了事实上的联盟，在德国问题上刻意孤立苏联，以期把苏联势力排挤出德国。美国、英国、法国提议把三国占领区合并，这样一来，苏联在德国问题上根本没法与三国竞争。毫无意外，这一提议遭到了苏联的强烈反对。

1948年3月，苏联宣布退出对德管制委员会，以不合作的态度阻挠美国、英国、法国合并占领区提议的实施。同年6月，苏联设立在柏林的城防司令中止了在柏林指挥部的工作，而柏林指挥部作为美、英、法、苏共同筹办的柏林管理机构，发挥着市政府的作用。苏联城防司令的退出让柏林局势为之一变，而这只是暴风雨前小小的闪电，其后更大的危机接踵而来。

为了报复美国、英国、法国的敌视，苏联在东部柏林的驻军封闭了东西柏林的所有通道，这样一来划归在美国管辖下的西柏林无法通过通常的陆上交通获得物资供应。为了保证西柏林的稳定，美国和法国、英国不得不采用空降的方式向西柏林投放粮食等物资。这样的僵局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双方都对彼此深感头疼，为了避免对峙的紧张局势升级，双方决定改变多国共管的模式，彻底确立在德国领土上成立两个国家的方针。

1952年，德国东部领土上的民主德国解散了境内的原有各州，仿效苏联成立14个专区，成为亲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德国西部的联邦德国也渐渐行使主权国家的权利，成为亲美的资本主义国家。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并存的局面，一步步加深了德国的分裂，而苏联和美国的政策则对分裂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4年3月，苏联宣布民主德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可以自行决定对外关系和国内事务，也包括和联邦德国的关系。与之相应的，联邦德国也获得了表面上的自主权，可以自己处理国内外的关系。

然而事实上，作为大国逐利的工具，无论是民主德国还是联邦德国，都不得不唯背后的庞大势力马首是瞻。联邦德国在1955年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民主德国在一个多星期后也成为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由此，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正式成为“冷战”的参与者。

在默克尔出生的那个年代，相较于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的经济更为发达，国土面积更大，人口也更多，因此很多居住在民主德国境内的德国人纷纷移居到联邦德国。但默克尔的父亲却带领家人从联邦德国迁到民主德国。

默克尔的父亲名叫霍斯特·卡斯纳，出生于1926年8月6日，职业是一位牧师。在民主德国的教会中，卡斯纳牧师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当时卡斯纳所领导的瓦尔德霍夫牧师学院，在柏林勃兰登堡州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许多研究神学的专家都会到勃兰登堡来，由此，大部分牧师都见过卡斯纳，跟卡斯纳有过交情。是时，卡斯纳掌管牧师学院30年，故而有不少人认为，他实际掌握着教会的人事权力。且不论这是否属实，卡斯纳的确在教会和统一社会党的合作中扮演着一个非常关键的衔接人角色。

随着政府对教会的限制越来越重，东德的牧师们也在思考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1969年，教会众人已经取得普遍共识，唯一能做的就是合作，“我们不是要对抗它，我们是要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公正”。

彼时，在教会与东德政府存在纷争的情况下，卡斯纳能走到那一步，的确非常不简单。

作为牧师，卡斯纳是个非常博学的人，他能同时与来自各地的神学家交谈。其次，他是个自信而又冷静的人，他相信自己的选择，并不会改变也不会后悔。

在东德的生活，卡斯纳一直是隐忍的。在那个敏感的时期，家庭的特殊性给卡斯纳一家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他们都懂得如何控制自己，懂得如何在严格的限制内最大限度地达成自己的愿望。

默克尔后来曾回忆，正是因为在东德的生活带给她的影响，才使得寻求自由的观念在她的内心根深蒂固，她想要自由地说话，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达成自己的愿望。

卡斯纳一家的每个人都是这么被教育的。这就让默克尔在以后的行事过程中，把关注点放在了如何达到更好的效果上。

政治局面的严峻，并不会过多地妨碍默克尔普通的家庭生活。父亲严谨执着，母亲勤劳善良，童年美好的生活，少年要好的朋友，都让默克尔在重重压力下感到满足。在如此复杂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默克尔，大概必然要有令人惊讶之举吧。

带着信仰去东德

默克尔出生的时候，德国的分裂已是无可改变的既定事实，融入时代潮流的每个人，都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1954年7月17日，默克尔出生于联邦德国的汉堡，但仅仅几周后，就被父母带到了民主德国的勃兰登堡州。她的牧师父亲在经过慎重考虑后，做出了从联邦德国移居到民主德国的“惊人”决定。就这样，尚在襁褓中的默克尔被母亲赫尔林德·卡斯纳放在一个大手提筐中，带到了勃兰登堡州普里格尼茨一个叫凯威查的小村庄。

之所以说默克尔的父亲卡斯纳移居的决定“惊人”，是因为民主德国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也把宗教看成是一种“精神鸦片”。宗教虽然没有被绝对禁止，但肯定是不受欢迎的。

此外，统一社会党为了握紧自己手里的权力，要求教会彻底变为宗教性质的团体，不能拥有过大权力，并且在许多层面限制了其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下，东德的基督教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局面，要求教会与统一社会党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

尽管现在已经很难得知当初卡斯纳在教会中究竟采用了什么方法促成了教会和统一社会党的合作，但不可否认的是，卡斯纳确实支持过这一合作。

通常情况下，牧师在面临是否要向当局妥协的问题时总会思虑良多，毕竟牧师的家庭不同于常人，不论是在当时特殊成立的国家还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必须做出决定的主要在4个方面：要不要参加德国选举？要不要接受来自全国阵线“教会小组”的邀请？子女要不要参加成人节？子女要不要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其中，全国阵线是指全东德的所有社会团体组织的集合，除了它，只有基督教这一个教会是单独被列出而又被承认的存在。成人节，主要是工人组织创造的与基督教会的“坚信礼”分庭抗礼的节日，实际上两者都是成人仪式。

卡斯纳在面临这几个抉择时，明显经过了一定的挣扎和改变。1962年之后，他才去参加选举；他接受了全国阵线“教会小组”的邀请，还发表了自己的演说；不过据闻默克尔没有参加成人节，她是在之后接受了坚信礼；对于要不要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夫妇俩商量之后认为，应让孩子们自己决定。

如此，总算是渡过了难关。

随着合作的开始，教会和统一社会党的关系开始缓和。卡斯纳一家人的生活也开始有了起色。卡斯纳良好的合作态度，为其赢得了来自统一社会党的更多便利，其中包括拥有两辆汽车，一辆是公车，另一辆是私家车，且他们还拥有出国的特权。后来，随着两德统一时代的到来，卡斯纳开始推荐更多人加入新的政权组织，比如社民党、基民盟。他总是说，试试看全新的政治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吧。但令人惊讶的是，直到最后，这位牧师也没加入任何一个政党。

当时的社会形势如此险峻，卡斯纳做出这种选择的真正原因难以探寻，从他之后的人生选择和默克尔的回忆中，似乎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默克尔曾对自己父亲的选择做出这样的评价：“他希望教会能够从虚无的精神中脱离出来，注重现实。”卡斯纳之后的举动也表明，是民主德国的执政方式吸引了他。尽管面临着艰苦的环境和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卡斯纳仍然跟随着那些愿意走向民主德国的神职人员，开始未知的生活。当时，他接到的工作通知是前往勃兰登堡州的小村凯威查担任牧师。

卡斯纳在凯威查的生活只持续了短短的3年时间，之后他被教会派往滕普林的瓦尔德霍夫从事培训教职人员的工作。比起凯威查来，瓦尔德霍夫的条件绝对称得上天堂，默克尔自己也认为，它和著名的罗腾堡不相上下。

一眼望去，绿意盎然，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留下星星点点的痕迹，田野里新绿的稻苗泛着金黄的光泽，在重重绿色掩映的背后，还能瞥见经历过时代风霜的斑驳石墙的影子。默克尔与家人在这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和弟弟妹妹们的童年生活即是在此度过。

在回忆到父亲的决定移居的选择时，默克尔说：“我绝对没有责备过我的父亲，因为将我的生活与那些在西德的表兄妹的生活进行对比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童年有着相当的价值。”

默克尔的母亲也同样如此。她知道这位一家之主的决定很难更改，对她而言，更烦恼的是如何让孩子们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和生活。

在政治方面，家里人很早就得出结论：东德社会难以为继。尽管在这上面达成了共识，但默克尔的父母也鲜少具体说起这个。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之下，默克尔从小就对政治充满了兴趣，只是在东德，这样的兴趣毫无得到满足的可能。

这种压抑显然让默克尔有些难以承受。被问及当时究竟生活在怎样的社会里时，她回答道：“我生活在一个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空间，生活在一个有高度自制能力的时空。”加上外出的艰难，默克尔没有办法自由地前往西德，没有办法自由地获取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信息。麻烦的手续与规定也让西德的许多朋友打消了来探望默克尔的念头。而她之所以还能控制住自己留在东德，则是因为仍然能获得西德的书籍，看西德的电视节目。

正是由于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默克尔不停地思考，究竟怎样的社会制度才能让人们获得自由，才能不压抑人们各方面的能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人对生活的期待和希望，才能让这个社会更高效地运转。这些问题最终归结到一点，就是对自由的追求，这也是默克尔在最初的执政理想中最重视的一个部分。这个铁娘子，小时候便让人刮目相看。

“必须永远比同龄人出色”

环境塑造人，思想改变人。

默克尔生长的环境，让她感受到了内心被隐藏的一隅里最鲜亮的色彩。她宛若一支蕴含七色的画笔一般，注定要给这个世界一点颜色看看。

在全家移居到东德之后，卡斯纳的牧师身份让妻子赫尔林德失去了教师的工作。索性，她在家相夫教子。

父母为默克尔取名叫安格拉，并开始教默克尔基础教育的内容。几年后，默克尔多了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们家在母亲的经营下成了一个微型幼儿园。

自幼时起，默克尔得到的大部分教育都来自母亲。赫尔林德在联邦德国时就从事教育工作，当时她并不太愿意到民主德国，但出于对丈夫的爱，她还是跟了过来。

赫尔林德对孩子们非常温柔，孩子们也很爱她。她深知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也知道其中需要相当的技巧。她要求每个孩子在回家之后都告诉她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从而及时解决孩子们可能遇到的问题。孩子们也非常喜欢用这种方式跟母亲沟通，每天总会花上一两个小时倾诉。默克尔后来曾提到，这样的倾诉时间让她非常享受，直至今天，也仍感谢母亲能给她这样的机会。

与此同时，适当的严厉措施也是必需的。

卡斯纳家里有各种各样的惩罚方式，扣掉零花钱、关禁闭，严重时还会扇耳光。另外，一旦哪个孩子发烧，就算痊愈了，也得继续在床上躺3天才被允许出门，这是制度。

默克尔作为大姐，一直很好地扮演着这个角色。她崇尚和谐，只要弟弟妹妹们不做出非常出格的举动，她都理解。她始终把握着这个平衡标杆。后来，卡斯纳在接受采访时也确认了这一点。无疑，大姐的头衔让默克尔很享受，这是敦促她具备领导才能的开端。

到了上学年龄，默克尔进入了当地的学校，勤奋认真的个性很快为她赢得了名列前茅的好成绩。语言方面的学习自然不在话下，数学等对逻辑要求较高的课程也是她的长项。她唯一的软肋是体育，身体协调性也比同龄孩子差了很多。后来，她回忆起自己在运动方面的缺憾，常直言自己就是个运动上的“小笨蛋”。

父亲的工作性质还给默克尔提供了一些一般孩子得不到的生活经历——跟残障孩子朝夕相处。凯威查当地有一个专门收容残障孩子的学校，作为当地的牧师，卡斯纳承担起了经营这家学校的任务。在卡斯纳的运作下，这些残障孩子在农业、园艺、打铁、制鞋等方面各有所长，同时经常到卡斯纳家帮忙做一些家务。

当其他人对接触这些残疾人怀有心理障碍时，默克尔跟他们正进行着正常的交往。在跟这些残疾人交往中默克尔认识到，一个人的尊严跟身体的健康并无必然关系，健康与否并不能成为一个人是否能够正常生活的标尺。

默克尔从不放弃对自己的约束。自开始上学，她就非常勤奋努力，总在别人嬉闹的时候学习。

默克尔对语言有着非凡的天赋，借由语言的助力，她还特别善于察言观色，大抵这正是她日后成为政客的基本素质之一。

她知道如何遣词造句才能最好地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也知道什么样的措辞才能最让人满意。有得必有失，如此圆滑世故，也让她在处事中非常紧张，总思考着自己的表现是否得当，不要让人抓到把柄。这般来看，小小年纪便如履薄冰，也实在辛酸。

进入高中，她的语言天赋得到了更彻底的发挥。她在俄语奥林匹克比赛中获得了胜利。教授默克尔俄语的老师艾丽卡对自己的这个学生评价非常高，认为她是自己遇到过的最聪明的学生，虽然默克尔并不太感谢这位老师。

当被问到究竟是什么带来了俄语学习的进步时，默克尔回答说，是与那些在滕普林附近驻扎的苏联军官的交流让自己很快掌握了这门语言。这让老师非常失望，觉得自己的教育没有得到默克尔的肯定。

除了俄语，默克尔处处显现出了“女汉子”的气质，她的数学很拿手，甚至参加数学奥林匹克比赛并一路达到国家级别。自然学科对她来说也易如反掌，但一旦涉及动手方面，她就显得非常吃力。无论是绘画还是手工都显得笨手笨脚。对于音乐，默克尔自己也觉得非常差劲，但据她的同学回忆说，默克尔在这方面还不错，想来也许是同学们都不擅长音乐，当然，不排除默克尔是谦虚的。

默克尔的外婆住在联邦德国的汉堡，她对外孙女很是疼爱，总是隔三岔五从汉堡寄来一些东西。默克尔最喜欢的是外婆寄过来的牛仔裤等衣物，她总是穿着那些心爱的牛仔裤，戴着在民主德国少见的太阳帽，享受众多羡慕的眼光。

等家里的小妹妹出生后，她便有了自己的房间，这让她非常开心，毕竟，在不爱被拘束的年纪，她能随心所欲地和朋友们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

卡斯纳夫妇十分尊重孩子的隐私，间或送给大家点心之外，基本上从来不打扰他们。这样轻松的成长环境，即便放在如今，也足以羡煞许多跟父母斗智斗勇的疯狂青少年吧？

在回忆起童年成长经历的时候，默克尔说，父亲的那句“必须永远比同龄人出色”，她一直都铭记于心。弟弟妹妹出生后，她扮演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姐角色，帮父母分担了照顾弟弟妹妹的部分责任。这也是她觉得自己出色的表现之一。

学生时代，默克尔的生活非常普通，没有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举动。毕竟，在那样严峻的社会形势之下，普通已是一种幸福，何必去冒自讨苦吃的危险呢？

默克尔人生中真正遵从自己意志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在是否加入共青团的选择上。

默克尔拥有牧师的女儿这种特殊身份，可卡斯纳夫妇绝非老顽固，他们仍让女儿做出自己的选择。于是，一向喜欢集体的她选择了加入，而她的表现也非常优秀，在同学们眼里默克尔就是那样一个在各个方面都争当第一，但本人却非常低调的人。

默克尔的父亲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民主德国。如非拥有坚定的信念，是不可能在如此艰难的时刻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毫无疑问，卡斯纳是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人，这份力量也丝毫不差地遗传给了默克尔。拥有信仰，让默克尔走得更远、更广。

被“冤枉”成叛逆少女

用“波澜不惊”来形容默克尔的青年时代是很恰当的，今天她能站在政治舞台上发光发热，便不可否认她年轻时即是个很有主见和思想之人。在其少女时代，发生了很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件，其中的一波风浪，让她开始引人注目起来。尽管这件事给不少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对默克尔来说，实在只是一件小事。

接受采访时她提道：“就算这件事当时给我带来什么影响，比如我因此受伤之类的，现在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而事实上，从默克尔在学校的表现来看，她成为这件事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

那是发生在1973年，默克尔升入大学前夕的事。

1968年，越南共产党的学潮事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不管是西德还是东德都受到了一定波及。联邦德国为了避免自己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出现隔膜，在许多国际发言上都谨慎小心，避免过多批评美国，对国内也加强了控制，许多西德的学生都对此憋着一口气。但在东德便完全相反。

民主德国要求民众对越南共产党表示支持：“要与我们的同胞——越南人民——站在一起！”遗憾的是，即将进入大学的默克尔和同学们对这个没什么兴趣。

彼时，按照要求，每个班都必须参加为声援越南共产党举行的文艺汇演，当时默克尔所在的十二年级二班全体团结一致拒绝参演。卡斯纳得知此事之后，警告女儿：你们全班有可能因此无法进入大学，就算你们现在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也无济于事。除此之外，你们班还会被学校公开在广播中批评。

最后，十二年级二班妥协了，表演了一个朗诵节目，内容是克里斯蒂安·莫根施特恩的诗歌：“人啊，好好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哈巴狗一样，和墙头草没区别，谈何自尊！”此外，他们班还用英语唱了《国际歌》。这样的“妥协”表演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当时看来，这是对学校、对统一社会党的挑衅。而随后举行的家长会则让事态进一步恶化，不少老师在家长会上批评家长们，觉得是他们唆使孩子们穿着西德的衣服来上学，而家长们则抱怨其根本不知道为孩子们选择衣服是多么艰难的事情。为此，不少家长在家长会还没结束时就提前退场了。

事态影响扩大，班里的同学们受到了调查。默克尔是其中的一名参与者，不少“有心人”想要找出她是领导者的证据。不过，当时的十二年级二班非常团结，他们坚持这是一项集体活动，没有任何领导者，出了任何后果都由他们全体承担。

所谓“法不责众”，班级学生并未受到惩罚，他们的班主任却倒霉了，因此被调离。直到今天，这位班主任仍不愿说起任何关于自己曾经的学生默克尔的事。

校方总是要息事宁人的，为促进事情的和平解决、避免让学生们陷入不能读大学的窘境，大费周章。卡斯纳也非常忧心，还为此去找了大主教帮忙，大主教则把这事儿报给了更高一级。最后，十二年级二班的全体学生收到了来自教育部的警告信。信中严厉批评了他们在此次活动中的所作所为，认为他们的行为严重损坏了学生在公众中的形象，给学校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这不仅让他们自己蒙羞，还让他们的家人、老师、同学都被人鄙视。

信件措辞严厉，可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信里提到此次批评并不会被纳入学生的操行评语。这也是学生们关注的重中之重。有了这句话，学生都放下心来。

而参与其中的默克尔也只是普通的一分子而已，并没有任何脱离团体的感受，实在是被“冤枉”成了叛逆少女。

校长加布里艾尔后来证实说，当时的形势对年轻的默克尔而言之所以很严重，是因为一个牧师的女儿很容易被当作事件的始作俑者。后来，国家安全部的调查显然也想证明默克尔就是那个牵头的不良分子，但好在默克尔平时人缘不错，班上没有任何一个同学为了撇清自己而跳出来指认她。全班同学高度团结，出了事，所有人都想一起扛。

在家长会上，事件接着升级，这次是发生在教师与家长之间。学校的态度相当强硬，引起了不少家长的强烈抗议，结果一批家长集体起立离开了会场。当时，卡斯纳先生非常担心，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自己的身份会给女儿带来些什么，他很怕女儿会就此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卡斯纳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大胆的抗议行为。当时，我有个很有关系的朋友，他告诉我，如果我还不去找上边的人，这件事恐怕很难解决了。”

默克尔回忆起这件事情时总结说，在统一社会党领导之下的国家就是这样，如果在某一个层面上事情办不通了，就得去找上一级告状，把希望寄托在上级的判断上。卡斯纳先生于是找到了自己的上司——大主教舍恩黑尔，他通过舍恩黑尔大主教向统一社会党中央负责宗教事务的书记汇报了这件事，同时还给统一社会党专区领导写了一封请求信，把默克尔负荆请罪似的带到柏林交给民主德国教会最高法律专家、当时的教会监理会成员、现今负责东部建设的联邦交通部长施托尔帕。这些部门的介入使得国家安全部的调查有了顾忌，事情终于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至于校长加布里艾尔，当年的学生们对他的看法比较全面。

默克尔的一个高中同学在汇演那天正好缺席，所以幸运地没有卷入此次事件。他说，加布里艾尔很机智，在与魔鬼打交道时能看透魔鬼的诡计，警告但不记入毕业操行评语这一点恐怕也是他的功劳，总的来说，加布里艾尔还算是一个很为学生们着想的好校长。

而加布里艾尔对那件事的看法是，国家安全部对于事件的处理过于生硬，不符合教育学思想。他们根本不给学校时间，也从未想过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学生们的行为的确是在挑衅，但不是政治挑衅，所以当然没有必要把整个事情从政治角度上纲上线。他还说：“假如没有这件事，如今默克尔又如何证明她曾反对过那个国家呢？这件事是她求之不得的命运的馈赠。”同时他又指出，那所高中的确是“干部铸造厂”，学生很难被录取，因此教师们也都觉得有义务帮助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假如在毕业考试前已经分配下来的大学名额再被取消，对学校来说是很难堪的。

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人——默克尔的同学凯博内沃尔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说，当时的做法确实有些不对，也确实有很多纰漏，学生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两个节目中所包含的内容有什么不妥。可是在学校看来，这不仅是对校长的挑衅，更是对上任不久的县督学的挑衅。

“墙”这个词，在特定的政治环境里显得格外可疑。再加上诗歌的创作者莫根施特恩是个资产阶级作家，默克尔和她的同学们排练的这两个节目当然会引来国家安全部的全面调查。学校既要应付政府，又不能让自己太过丢脸，因此在处理这件事务上总显得有些吃力，而且国家安全部当时也没有给学校太多的时间反应，事情闹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篓子捅得这么大，后果还如此严重，可默克尔丝毫没有激进愤怒的行为，她恰当地将自己埋藏在人群之中，尽管也有非常危急的时刻，也面临着可能无法顺利上大学的危险，但她仍然不动声色地颔首于人群之中，真叫人刮目相看。

从隐于人后到走出人群非常简单，难的是如何摆脱人群的目光并藏身群体之中。在学会前者之前，默克尔就已先学会后者，这是她日后政客身份的杀手锏之一——既能恰当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又不因太过出色引来注视。这一点，在她后来进入基民盟以及逐渐步入政坛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艺汇演事件只是虚惊一场，这一事件却无疑对默克尔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她越发反感这个缺乏必要的言论自由的国家，也越发痛恨自己有些与众不同的身份。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无法反抗，只有尽可能地韬光养晦，而这则是促使她选择放弃继承父亲的事业，转身投于并不真正热爱的自然科学的又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