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风云

板桥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的上升时期。明末战火所造成的社会创伤经过康熙年间的治理，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恢复，激烈的民族矛盾已有所缓和。城市的手工商业又恢复到明末的发展水平，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明代最发达的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也有所发展。学术、文化也呈现出繁荣景象。在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一书中，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清代中叶以来手工商业的发展：

第一，生产工具在一定程度上的进步和革新。如织缎之都南京，织缎之机的构造，“其精密细致，为海内所取资”。江苏的棉纺业采用“一手三纱，以脚运轮”的脚踏纺车，取代了以往两手拈一纱的手车。特别是四川的井盐业，采用了福建人林启公发明的“置枧”(即运用竹管输送卤水)技术后，非常合理地解决了把从井内汲出的卤水输送到火井地方熬煮的运输问题，改变了以往靠人力、畜力驮送的运输方式，节约了大量的劳动力。

第二，分工更为细密，生产规模有所扩大，产品种类更多。在江西景德镇制陶业中，或按产品类别分工，每个窑户只生产某种瓷器；或按生产过程分工，有“陶泥工、挖坯工(俗呼做坯)、印坯工(俗呼拍模)、旋坯工(俗呼利坯)……”等十三余种。

第三，手工业的机具和工人数增长。乾隆年间，“苏州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而云南的铜矿矿厂的工人数，大厂“以数万计，小厂以数千计”。

第四，产品市场扩大，销路遍及全国，有些产品销往国外。南京的绸缎，“北趋京师，东并辽沈，西北走晋绛，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七闽，溯淮泗，道汝洛”，且输往日本、南洋。而广东铁器遍天下，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之称。景德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其制陶“工匠来八方”，其陶器“器成走天下”。

伴随着手工商业的发展，清代中叶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有所发展。尽管封建政府仍然用强大的行政手段压抑手工商业的发展，但相对明代而言，政府在手工商业中的势力在慢慢地后退。康熙前期曾限定民间织机数目，每户不许超过百张，且每张织机要纳税“五十金”之多。迫于当时江南纺织业的发展形势，江宁织造曹寅奏免额税，由此，民间织机数目大增。在明代，官营手工业非常普遍，而在清代，官营手工业只局限在铸造兵器和钱币方面。即使是一些官营手工业行业中，劳动力再也不是带有徭役性质的军户、匠户、坑冶户，而大多是雇来的工人。明代官营的坑矿很多，清代则极少，大多是大商人聚资开采。政府助资是为了便于控制产品。迫于民生日用需要的压力，清政府在有关开矿还是禁矿的问题上，曾经反反复复地讨论，一些开明官吏也主张开矿禁，发展工商业，最终，于乾隆二年开放矿禁。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正在扰乱着“康乾盛世”的宁静。

在学术文化方面，清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极力笼络大批士人之心。还在清朝刚刚入关之际，就对孔子礼遇有加，修孔庙，每年举行祭孔典礼，给孔子的后人加以种种特权。康熙南巡时，过曲阜，谒孔庙，向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又对历代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优礼有加，让他们的后代世袭五经博士。1670年康熙根据儒家学说，制定并颁布了“圣谕”十六条，将儒家的学说变成政治、道德的律令，通过政治的力量加以推广。康熙又特别推崇程朱理学，将朱熹放在孔子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变成十一哲。又组织人编纂《朱子全书》，把朱熹集注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从顺治皇帝开始，便有御注儒家经典，如御注《孝经》。康熙时，这类御注经典更多，如御注《周易折中》、《日讲四书解义》、钦定《诗经传说汇纂》等。雍正时有御纂《孝经集注》，乾隆时有御纂《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等。特别是康熙、雍正两朝，由清政府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对板桥在世时的清代学术、文化界有较大的影响。该书由陈梦雷主编，荟萃群书，从各种典籍中按类采择摘录，汇编成书，共分六编、三十二典，全书共一万卷。至于板桥身后乾隆朝编纂的《四库全书》，更是几乎网罗了当时绝大部分士人，其对时代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令士人眩晕的时代，因而也是使大批士人丧失反抗意志的时代。明末清初的反清士人也逐渐死去，幸存者也垂垂老矣。康熙四十三年(1695年)，板桥方才两岁，思想家、史学家，写下了中国最早的民主思想著作——《明夷待访录》的作者——黄宗羲逝世，享年八十六岁。而在这年，大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却已死去三年，而顾炎武(1613—1682)、傅山(1607—1684)、吕留良(1692—1683)等则已死去十多年了。在艺术界，虽然八大山人(已七十岁)还在世，石涛(已五十四岁)正处于人生的壮年，但统治艺术界的则是代表清朝官方审美趣味的“四王”：王时敏(1596—1677)、王鉴(1598—1686)、王翚(1632—1717)、王原祁(1642—1715)等人的艺术，在技巧上自然亦有其历史价值，但其艺术在内容方面却缺乏创新。他们用模仿、复古代替艺术家本人的艺术创造，从而扼杀了艺术的生命力。他们的艺术比较适应北京的贵族、皇亲国戚们的审美情趣，而与时代的最新风气不相适应。

应该说，康熙时代又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历史以其自身的客观性顽强地展示着自身的力量。在学术方面，理学虽被清政府大力提倡，但经过明末清初的批判之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始终难以再成为显学。有清一代，可以说没有一个像样的理学家。与官方理学(或曰宋学)相对的是汉学。与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相比，早期汉学家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人，他们并不激烈地反对理学，在现实生活中也多与清政府亲近、合作，但他们以比较冷静的态度来批评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清代学术思想。特别是他们所具有的怀疑精神、学术批判精神，则是与官方所倡导的权威主义相对立的。在康熙大力提倡理学，极力推崇朱熹的时候，毛奇龄却极力指责朱熹所注的“四书五经”中的名物训诂的错误，作《四书改错》，这明显有挑战权威的意思。阎、胡二人分别在《周易》《尚书》的考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考辨出理学家们视为孔门心传的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出于《伪古文尚书》，这对理学家们所谓的正统思想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与板桥同时的汉学大师惠栋及其弟子钱大昕等人，继承顾炎武的考据学术传统，从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推求经典原意，提出“实事求是”的学术思想，显然亦与官方的权威主义相对立。与板桥同时稍后的另一位汉学大师，皖派创始人戴震，晚年利用注经形式，对理学展开了猛烈地批判。

在远离北京政治中心的江南一带，代表新兴市民阶层审美情趣的在野艺术家们，以其饱满的艺术生命力在吸引着广大的市民。而明末在野思想家的反专制思想以各种变相的温和形式表现出来。在康熙朝，封疆大吏李光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官方正统思想家中进步倾向的开明人士。他虽然一方面帮助康熙皇帝大肆推行程朱理学，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一人横行于天下”，要求“使二千年相沿之秦酷一旦尽”，主张政治要为民众服务，要求司牧“将使助天而生养斯民”，重提“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李光地的思想，实际上是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想渗透到封建统治内部的表现(参见许苏民《李光地传论》)。而康熙本人虽然是封建君主，坚决镇压反清复明的各种势力，制造如戴名世案等大型的“文字狱”，但他在某些方面亦表现出较开明的态度，提倡科学研究，注意培养科学人才，对一些反清之士采取了比较宽大的态度，用怀柔政策来收买人心，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社会上的德高望重之士。这些历史的点滴进步虽如萤光星火之昏暗，但却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迸射出的新的亮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将会发展为燎原之火，最终埋葬古老的封建帝国。

在艺术界，远离北方政治中心的扬州，开始涌动新的艺术流派，以“四僧”——朱耷、石涛、髡残、弘仁为代表的画派，正在影响着南方的年轻画家。特别是以八大山人和石涛和尚为首的画家，无论在技巧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以新锐的生气在影响着“扬州画派”。他们注重对现实的体悟，重视个人的感情抒发，以表情达性为艺术的宗旨，开创了新的艺术境界。陈洪绶(1599—1671)的人物画，对清初的复古主义画风和“四王”所垄断的画坛，也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八大山人的花鸟画充满了生机，其画中的秃鹫傲视一切，表达了亡国破家者的不屈个性。石涛的绘画理论与实践，对其后的“扬州画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心师造化”、注重实践，“搜尽奇峰打草稿”，要求画家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个性，他本人在艺术创作中总结出了“一画”理论，又在“一画”理论的指导之下，创造出了大量富有生活气息，又饱含艺术家个人情思的作品，对当时及后来的“扬州画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另外，像在南京的“金陵八家”等，也以各自的乡土风景，为南中国的画坛增添了活力。郑板桥之前的这些富有个性色彩的艺术家，以他们的艺术创作实践在抗拒着巨大的习惯势力，为郑板桥的艺术创新清扫了道路。

1. 陈作霖：《凤麓小志》卷三，志事。
2. 《乾隆上海县志》卷一。
3. 卢庆家等：《民国富顺县志》卷五。
4. 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三。
5. 《乾隆长洲县志》卷十七《物产》。
6. 《续云南通志稿》卷四十三，《矿务》。
7. 蓝浦：《景德镇陶录》，《陶说杂编》上，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