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童年

1693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半夜子时，在中国江苏兴化县县城东门外古板桥一带的一个下层士人家里，一个活泼的小生命诞生了，这便是后来的郑板桥。郑板桥，名燮，字克柔。在当时的兴化县城里，郑氏有三支，一为“铁郑”，一为“糖郑”，一为“板桥郑”。板桥喜爱自己这支的名称，故号“郑板桥”，又号理庵。板桥降生之日，在民间正是“雪婆婆生日”，长大之后的板桥刻有“雪婆婆同日生”的印章，以此纪念自己不同寻常的生日。

对于板桥的父母来说，小板桥的降生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尤其是对板桥的母亲来说，来到郑家，生了男孩，无疑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安慰。她完成了一个女人为夫家延嗣的神圣使命，这是在农业文化的框架下女人最为重要的使命。然而，这“雪婆婆生日”对于板桥来说，似乎又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它象征着这个世界将以冰冷的态度来迎接这一生命。这个小生命与雪婆婆同日生，固然也会携带着白雪的纯真品质，可在一个到处充满着污泥浊水的世界，这白雪能与之相融吗？这白雪又能覆盖这肮脏的世界吗？也许，白雪给人的将不仅是对美的追忆，也有对美的渴望，对美和纯真向往的冲动。当这种渴望与冲动，渐渐地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民族文化心理之流，那就会像暴风雨一样，把这世界冲刷得一时干净。

“雪婆婆生日”，对板桥来说可能是一种生命的偶然的巧合，然而这种巧合却在他日后渐渐长大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长大之后，他为纪念自己的生日，为了表达某种难以言说的对生命的感悟，冒着艺术界“不典”的讥诮，刻下了“雪婆婆同日生”的印章。板桥的时代，正值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学术界与艺术界均弥漫着一股复古主义思潮。板桥以“雪婆婆同日生”为印章，正要表达一种不同流俗，愿与民间俗文学亲近的艺术价值取向。面对世人的“不典”之诮，板桥以辩证、发展的艺术思想回答了这一责难。板桥说道：“古之谚语，今之典；今之谚语，后之典。”他就是要从民间文学的土壤里汲取人生和艺术的力量，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盖亚，要从大地母亲的身体中汲取力量一样。

然而，社会对板桥是冷淡的，甚至冷淡得有点残酷。在板桥三岁那年，巨大的人生不幸降临到板桥幼小的生命中——板桥的生身母亲因家庭生活困难，操持家务过度而太早地撒手人寰，离板桥而去。这就如严霜寒风猛扫幼小的树苗，使还不懂人事的小板桥尝到了人间的痛苦。当母亲已经僵直地躺在床上时，小板桥却还不知母亲已离人世：“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母殁还相呼。”父亲为了既能照顾幼小的板桥，又能安心地在外地教馆，只好再娶。而像板桥父亲这样一个以教馆为生的下层士人，经历了丧妻、娶妻这样一番折腾之后，家庭开支更会日渐捉襟见肘，时或有不食之虞，亦属常见。《七歌》诗中，板桥心酸地写道：“无端涕泗横栏干，思我后母心想酸。十载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复忧饥寒。时缺一升半升米，儿怒饭少相触抵。伏地啼呼面垢污，母取衣衫为湔洗。”

相对于千百万个贫穷的农家子弟来说，板桥的童年在不幸之中还有幸运。他不仅有一个善良的后母，还有一个十分善良的乳母费氏，她为板桥的生活尽了最大的努力。板桥中进士后，回忆这段生活时，颇动真情，写下了《乳母诗》。该诗的序说道：“乳母费氏，先祖母蔡太孺人之侍婢也。燮四岁(应是虚岁)失母，育于费氏。”“时值岁饥，费氏自食于外，服劳于内。每晨起，负燮入市中，以一钱市一饼置燮手，然后治他事。间有鱼飧瓜果，必先食燮，然后夫妻子母可得食也。”这位下层劳动妇女忠厚、质朴、先人后己的美好品质，给板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了进士后的郑板桥曾经感叹，即使日后有皇家千万钟俸禄，也不如乳母费氏的薄饼在手温暖、幸福：“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大约也正是受费氏的这种高贵品质的影响，板桥一直对下层人民，特别是孤儿、童养媳抱有深刻的同情，写下了《孤儿行》《后孤儿行》《姑恶》等大胆揭露现实黑暗的诗篇。

童年的特殊遭遇，培养了板桥的同情心。他在为官之后能时时记住故人，不像有些士人一考中了进士，立刻变脸不认人。在《历览三首》(其一)诗中，板桥批评了“乌纱略戴心情变，黄阁旋登面目新”的浅薄世俗之徒，对西晋文学家潘岳给予极大的嘲讽：“劝君莫作闲居赋，潘岳终须负老亲。”这种关心旧人的品德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板桥性格中所蕴含的人民性因素，恰恰是他日后在官场上与肮脏、腐化的生活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板桥的这种人生走向，与现代大诗人艾青十分相似。艾青早年育养于农家，大偃河就是他的保姆。长大之后的艾青，始终与他的地主家庭格格不入，最终走上了叛逆家庭的道路，成为人民的诗人。艾青饱含深情，写下了《大偃河——我的保姆》长诗，表达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人民的浓厚感情。而板桥的《乳母诗》，与艾青《大偃河——我的保姆》一诗所表达的对人民的感情，有着历史的血脉关联。

大约是因为幼小失去母亲的缘故，板桥从小受到了一种特别的宠爱。后母郝氏无子，对板桥如亲生子一般；而叔父对板桥也是厚爱有加，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父亲的职责。《七歌》诗中，板桥这样写道：“三歌兮歌彷徨，北风猎猎吹我裳。有叔有叔偏爱侄，护短论长潜覆匿。倦书逃药无事无，藏怀负背趋而逸。布衾单薄如空橐，败絮零星兼恶卧。纵横溲溺漫不省，就湿移干叔夜醒。”后母、费氏、叔父三人的这种关心，甚至是溺爱，养成了板桥日后个性强烈的一面：不服人管束，不愿服输，能与人竞，亦自与“心竞”。这是板桥早年人生不幸中的大幸。

童年的板桥虽然遭受巨大的人生不幸，但他的家庭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教育、培养。板桥的外祖父汪氏在文学上给板桥以很大的影响，其父在学问、人品方面对板桥管束更严。从十二岁到十六岁，其父均将板桥带在自己身边学习。父亲虽未中举，但其所授之徒多有成就。板桥对其父的成就、人品以及对自己的影响做了这样的描述：“父立庵先生，以文章品行为士先，教授生徒数百辈，皆成就。板桥幼随其父学，无他师也。”

在板桥少年成长历程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其乡的陆种园先生。陆种园，名震，字仲子，又字仲园。其人“少负才气，傲睨狂放，不为龊龊小谨”。他淡于名利，讨厌制艺，专攻古文辞及行草书，家贫好饮，又好急人所急。立身甚严的立庵先生，深知仲园的才学，让十六岁的板桥师从仲园。本来性情放达的板桥，受陆仲园的影响后就更为狂傲了。在日后板桥付梓的词钞中，他特别地点出其师陆种园先生，并刊刻种园先生的两首词于自己的词中，以示纪念，由此可见陆仲园对板桥的影响极深。在“自序”中，板桥说道：“陆种园先生，邑中前辈。燮幼从之学词，故刊刻二首，以见一斑。”在《李约社诗集序》中，板桥对陆种园的诗、词均很推崇，并深为同邑中与种园同辈的三位先生(另二位为徐白斋、李约社)对艺术的精严不苟精神所感动。这三位先生在海棠花盛开之际，“命酒为欢”，且“三公论诗，虽毫黍尺寸不相假也”。同邑三公对艺术的精严精神，对少年郑板桥日后的艺术创作无疑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板桥在刊刻自己的作品时精益求精，与早年所受的艺术熏陶密切相关。

少年时代的郑板桥，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人物。他不仅有陆种园这样的极富个性的老师熏陶，还有一批慷慨激昂的同辈朋友相激。《板桥家书·范县署中寄舍弟墨》中说道：徐宗于、陆白义辈，常常在一起纵论古今，言谈兵事，“谈文古庙中，破廊败叶飕飕，至二、三鼓不去，或又骑石狮子脊背上，论兵起舞，纵言天下事”。师辈的风范，同辈的相激，使板桥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颇为意气风发。但这对他日后涉世却也埋下了不幸的种子。在“唯把黄金通显要”的钱权结合的时代里，一个出生于贫寒士人家庭的青年，又不愿俯仰随人，其命运不能不崎岖曲折。伴随着结婚、成家，再加上老父的逝世，家庭重担的压迫，进入“而立之年”的郑板桥，便真正尝到了人间的辛酸，世态的炎凉。

1. 潘岳，西晋文学家，曾任河阳令、黄门侍郎等职。五十岁那年，其母病，潘岳去官居家，作《闲居赋》，以示绝意于仕途，奉养老母。但最后又涉足仕途，得罪权贵，为赵王伦和孙秀所杀。此处，板桥讥讽潘岳言而无信，为权势所迷惑，以致辜负老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