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唯余白眼到清贫”——落拓青壮年

从二十三岁起，板桥开始壮游，首选目标当然是北京。在当时的读书人眼里，北京象征着权力。板桥的这次壮游，当然也是想与京城的权贵攀结关系。然而，一介书生，一无他人举荐，二无特殊技艺，更无大把钱财，在京师权贵之地，要想有所作为，无异于白日做梦。板桥第一次壮游北京，是以失败而告终的。现存板桥早年的书法作品《小楷书欧阳修秋声赋》，正是创作于当年寓住北京瓮山之时。欧阳修的《秋声赋》中所表达的凄清惨淡的心情，恰与郑板桥当时旅居时的心情甚相符合。在《七歌》中，板桥刻画了自己落拓归来后的苦闷及其人生窘态：“几年落拓向江海，谋事十事九事殆。长啸一声沽酒楼，背人独自问真宰。枯蓬吹断久无根，乡心未尽思田园。千里还家到反怯，入门忸怩妻无言。”按照学术界的一种说法，板桥二十四岁方考取秀才，那么，他在旅居北京之时，连秀才还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在人才荟萃的京城，当然不会得到权贵的重视。

大约亦与狂放不羁的性格有关，板桥在家乡亦不得志，甚至连秀才也不让考。在《刘柳村册子》中，板桥说他“为忌者所阻，不得入试”。刚刚踏上人生旅途的郑板桥，就接二连三地内外碰壁，使得他过早地对仕途产生了警惕心理。其早年创作的一些诗作就带有老庄的遁世情怀。其感受虽然还浅，但却种下了遁世的种子。

感伤、愤怒、不平，丝毫不能改变社会对自己的待遇，也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为生计所迫，板桥不得不重蹈父亲的教馆生涯。二十六岁那年，板桥以灰暗的心情来到真州(今江苏仪征)的江村，做起了私塾先生。这种充当孩子王的生活，对于一个胸有大志的青年人来说，无疑是生活的放逐。板桥在诗中毫无保留地抒发了对这种生活的不满：“教馆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教馆生活，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得到称心满意的回报：“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尤为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自己心中的穷途之恨和矛盾状态：“萧骚易惹穷途恨，放荡深惭学俸钱。”这种“无锁无枷自在囚”的生活，表面上清闲自在，稍加思索便会顿起痛苦之感，它没有挑战，因而也就没有成就的愉快感。生性放达、胸有大志的郑板桥，是不甘心如此消磨人生的。他必须寻找舒展生命的替代品，发泄心中的郁郁之情。大约也就在这一时期，板桥开始学画，“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时，他还大量地创作诗歌，练习书法，并干出那个时代失意士子的放荡行径：“市楼饮酒拉年少，终日击鼓吹竽笙。”

孔子说“三十而立”，也许只是指精神上的初步独立而已。三十岁的郑板桥在经济上并未独立。就在这年，板桥的老父长辞人间。这对一个收入本已十分微薄的下层士人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本来家庭日用日渐难支，此时更见窘迫。板桥在穷极无奈之时，只好变卖父亲遗留的书籍，聊度几日，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仅靠举债度日，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但对于一无所长的士人来说，又能怎么办呢？一筹莫展的郑板桥，此时差不多失去了自己的理性支撑力，有时他只好拿自己的孩子出气，然而打了孩子之后，板桥又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在秋风苦雨的日子里，他只好命令全家晨眠晚起来打发这贫困潦倒的日子。《七歌》诗云：“五歌兮头发竖，丈夫意气闺房沮。我生二女复一儿，寒无絮络饥无縻。啼号触怒事鞭朴，心怜手软翻成悲。萧萧夜雨盈阶所，空床破帐寒秋水。清晨那得饼饵持，诱以贪眠罢早起。”

为生计所迫，板桥不得不离家去扬州碰碰运气。

扬州，在清代康熙年间乃是繁华之地，这里有全国的最大盐业市场。如果说北京看重的是权力，那么扬州看重的则是金钱、权力和社会声誉。这虽是一个商业城市，但却是十八世纪中国专制政治体制下的商业城市，缺乏欧洲同时期城市的相对独立性。盐商们既要挥金如土，又要巴结权势。当然，这些盐商们在士人眼里看来，个个都是“盐呆子”。但他们大多都是中下层地主，又多多少少都有点文化。这些“盐呆子”们，也还想附庸风雅，在酒足饭饱之余也还要用书画来装点门面。他们可能对艺术一窍不通，只是需要名人来装点自己。因此，名声与社会身份便是他们取舍一个艺术家的基本标准。不可否认，这些最有能力来购买艺术品的“盐呆子”们，在审美情趣方面更注重“新奇”，与京城贵族的审美趣味颇有分别。这样的艺术消费群体也刺激着艺术创作以新以奇的面目出现。客观地说，这是一个颇能产生艺术巨人的地方。但此时此刻的扬州，对板桥来说，如同京城一样，仍然还是一个外在的“异化”存在，还不会接受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板桥的《扬州》诗(之四)便透露了个中的消息：“尽把黄金通显要，唯余白眼到清贫。”在权钱夹击的扬州社会里，四十岁之前的郑板桥可以说基本上是失败者。只是他没有被失败击倒，而是从失败中走了出来。二十年后板桥再来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十载扬州作画师，长将赭墨代胭脂。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这段创痛颇深的生活经历，板桥到老亦未忘记。潍县辞官归隐扬州之后，板桥报复扬州的轻薄，重又刻下印章一枚：“二十年前旧板桥”。

仕途不顺，艺坛受挫，倔强的板桥犹如一头困狮。这头困狮还要遭受更大的心灵折磨。由于经济的拮据，家中的孩子得不到很好的照料，不幸夭折。消息从家中传来，板桥痛不欲生，和泪带血地写下了《哭儿五首》，惭为人父，揪心扯肺，其中第五首云：“蜡烛烧残尚有灰，纸钱飘去作尘埃。浮图似有三生说，未了前因好再来。”此生未能尽为父之责，但愿来生再做父子，以偿今生之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儿子要报父母之恩，未有父亲要偿还儿子的债务。儿子的夭折，板桥的内心的自责是如何之深！

家庭的不幸，未能阻止板桥在人生上的精进。他在内心里发下大誓，不出人头地绝不回家。雍正三年(1725年)板桥再次出游北京，希望能转换人生际遇。这次与第一次稍有不同，在经历了人生的苦难、辛酸之后，他比第一次显得更为成熟。本来就性情放达的板桥，此时更显得狂放不羁。无处居住，便借慈仁寺暂且栖身，正好与禅师们日夜交往。而此时的禅师们正受狂禅风气的熏陶，亦颇放荡。板桥正好借此机会，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懑，故常常口出狂言，品评人物，因此而得“狂名”。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板桥诗钞小传》云：“郑燮……壮岁客燕市，喜与禅宗尊宿及期门、羽林诸子弟游。日放言高谈，臧否人物，无所忌讳，坐是得狂名。”这一“狂名”，对于板桥来说并不是好事，这将影响他日后的仕进。晚年的板桥在《淮安舟中寄舍弟墨》中回忆此事，还表现出忏悔之意：“骂人是不好处”，“东坡以此受病，况板桥乎！”可见“狂名”对板桥来说，绝不是什么好的称谓。

第二次游历京师之地，除了结识了康熙第二十一子允禧，为他日后进入官场结下了善缘之外，可以说仍是一无所获。从《燕京杂诗三首》及《花品·跋》等文字，均可以看出板桥这一时期的心情。“不烧铅汞不逃禅，不爱乌纱不要钱，但愿清秋长夏日，江湖常放米家船。”这是不得志时的牢骚之语，不烧铅汞不逃禅、不要钱都是真的，而不爱乌纱则不完全是真。板桥出来谋生，求得一官半职正是心中之意，怎能不要乌纱呢！乌纱是要的，只是无路可求而已。百般无聊之中，板桥不免思念家乡：“偶因烦热便思家，千里江南道路赊。门外绿杨三十顷，西风吹满白莲花。”京师之地无聊、苦闷，禅寺生活清净、寂寞，对于此时的郑板桥来说，真是进退维谷。“碧纱窗外绿芭蕉，书破繁阴坐寂寥。”但此时亦不能回家，只好借读书来解闷。真可谓是借他人之杯，浇心中块垒。《花品·跋》中，板桥直接道出了自己心中的愁苦心情：“仆江南逋客，塞北羁人。满目风尘，何知花月；连宵梦寐，似越关河。金尊檀板，入疏篱密竹之间；画船银筝，在绿若红蕖之外。疾迷特甚，惆怅绝多。偶得乌丝，遂抄《花品》。行间字里，一片乡情；墨际毫端，几多愁思。”这大约亦是在无为之中求有为吧。当然，板桥在京师落魄之际，亦悟出了点滴人生道理，对人生的遇与不遇有一种宿命论的感怀。这种宿命的思想很难说就是消极避世的，对于三十三岁的板桥来说，可以消消太大的火气，培养一种更为达观的情怀。在《题宋拓虞永兴破邪论序册》中，板桥肯定了虞世南的高尚人品。对虞世南隐遁与出仕的身世做出了同情的理解：“方炀帝征辽时，世南草檄，袁宝儿顾盼殿上，帝优之，命赋一诗而罢，终身不复见用。及太宗皇帝定天下，乃起从之。卓为学者宗师，可不谓神龙出没隐现，各得其时哉！士固有遇不遇，藉使开皇之末，仍然五季，天下土崩，无复圣天子出，虽终其身蓬室枢户，岂区区于仕进乎！”

这种题跋文字，在雍正执政之初是十分危险的。板桥未能仕进，似乎是本朝天子的不圣明。人于穷途末路之时，伤时骂天，此乃“狂士”方敢如此。作于第二次在京之时的《沁园春·恨》，便极写人生的牢骚、不平：“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

人生的不幸往往是接二连三的。在板桥壮志未酬之际，先失去了幼子，继而又失去了妻子。雍正九年，板桥原配夫人徐氏，因家庭贫寒，操持家务过度而不幸早逝。这对正集中精力追求功名的郑板桥来说，无疑是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是年秋天，板桥创作了一系列的诗作，皆涉及夫人去世的事件。《客扬州不得之西村之作》诗云：“自别青山负夙期，偶来相近辄相思。河桥还欠年时酒，店壁还留醉后诗。落日无言秋屋冷，花枝有恨晓莺痴。野人话我平生事，手种垂杨十丈丝。”表达了对妻子的愧疚和对自己身世孤独的感伤。他中举后作《得南闱捷音》——“何处宁亲惟哭墓，无人对镜懒窥帷”和《韬光》诗——“我已无家不愿归”等，皆表达了板桥对原配夫人徐氏的深厚感情。《由兴化迂曲至高邮七截句》第四、第七两首皆用典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悼念之情。第四首的三、四两句云：“近来张翰无心出，不待秋风始觉回。”第七首云：“船窗无事哺秋虫，容易年光又冷风。绣被无情团扇薄，任他霜打柿园红。”诗中“团扇薄”一语，乃借西汉女文学家班婕妤《怨歌行》诗，喻夫妻恩情中道而绝，而张翰的故事，则实有所指。张翰，西晋时人，字季鹰。齐王司马召他为大司马东曹掾，他知道司马将败，借秋风起因思念家乡菰菜、莼羹、鲈鱼脍之故，赶紧离开朝中归吴。不久，司马果然被杀，张翰以此而免祸。板桥在此诗中用张翰的典故，实与雍正四年以来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以及接二连三的文字狱案有关：雍正四年正月，治允禩、允禟等罪，削籍离宗。九月，以“维民所止”的考试命题为由，兴起查嗣庭狱。雍正五年五月，查嗣庭一案刚刚了结，又拘禁大臣隆科多。雍正六年，又起曾静、张熙案；次年五月，再起吕留良案；六月，谢济世案起；七月，陆生案起；九月，雍正皇帝颁布《大义觉迷录》，从理论上消弭“夷夏之争”；十二月，杀陆生。雍正八年十月，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句兴文字狱，杀翰林院庶吉士徐骏。从雍正四年到雍正八年，雍正皇帝连续不断地起兴文字狱，特别是吕留良案株连之广，更是骇人所闻！死去已四十多年的吕留良，因其著作中有反清思想，结果其家人、宗属、门徒均受牵连。这一系列震惊全国的大案，在板桥心中不能不投下阴影。当然，板桥此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参透“科举”的意义。他还要去实现自己心中“兼济天下”、光耀祖宗的美梦，而更现实的追求则是为家庭谋取固定的经济收入。雍正九年冬，当板桥办完徐氏的丧事后，家里已真的是一贫如洗了。这年的除夕前一日，板桥只好上诗本县汪县宰，请求县宰大人帮助。诗中写道：“琐事贫家日万端，破裘虽补不禁寒。瓶中白水供先祀，窗外梅花当早餐。结网纵勤河又冱，卖书无主岁偏阑。明年又值抡才会，愿向秋风借羽翰。”(《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

贫穷、人生的不幸，没有将板桥击倒。雍正十年秋天，获得县宰支持的板桥去南京参加会试，终于中举。从此，板桥的人生有了根本性的转机。就在此年秋天，板桥在杭州韬光庵修书，与其弟大谈“天道人事”的道理，从而证明“善有善报”的古训并不欺人，仿佛自己即将获“王侯将相”之位，甚至有点得意忘形地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吐胸中积压了二十余年的郁闷。

1. 班婕妤《怨歌行》云：“裁为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出入着君怀，摇动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