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东汉文人诗

汉代诗歌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古诗”，不入乐，讽诵吟咏），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其中以两汉乐府诗和东汉文人诗歌《古诗十九首》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一、班固、张衡、秦嘉等人的诗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产生于民间。五言民间歌谣与乐府民歌是五言诗的初期形式。文人五言诗主要是在五言民间歌谣与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中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先秦西汉已经有了七言的民间谣谚。赋末附诗始于东汉，班固、张衡等人在这样的赋末附诗中，就有七言诗。

班固的《咏史》是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其内容是西汉缇萦救父一事。该诗按时间先后依次道来，以叙事为主，是班固以写纪传体史书的手法创作的。“有感叹之词”，但“质木无文”，渲染修饰成分很少，体现了史家的用词质朴。

班固的《竹扇赋》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今存残篇（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二四）。原应是系于赋尾。

张衡是继班固之后继续创作五、七言诗的文人，并且取得重要成就。五言诗《同声歌》、七言诗《四愁诗》皆为其著名作品。

《同声歌》在东汉文人五言诗中是别具一格的。全诗用新婚女子自述的口吻。感情真挚、辞采华美，可能有所寄托。

《四愁诗》是骚体整齐化之后形成的七言诗。全诗都是七言，共4章，每章首句第4字为“兮”，其余都是标准的七言诗句。这首诗有政治上的寄托。它是中国诗史上七言诗较早的诗作，对后来七言歌行有一定的影响。仿者甚众而皆不及之。

秦嘉（生卒年不详），字士会。陇西（今属甘肃）人。秦嘉和徐淑夫妻间有多篇赠答的诗文，描述了他们所经历的缠绵悱恻、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在中国文坛上传为佳话。秦嘉的《赠妇诗三首》是早期成功的五言抒情诗之一，也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

辛延年是东汉诗人，生卒年无可考。《羽林郎》是他仅存的一篇作品，写一个卖酒的胡女拒绝西汉大将军霍光的家奴冯子都调笑的故事。此诗叙事很有条理，具有鲜明而突出的民歌情调。

蔡邕作《翠鸟》，赵壹作《疾邪诗》，郦炎作《见志诗》二首，这些五言诗具有典型的乱世文学的特征，揭露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表现出沉重的压抑感和强烈的抗争意识，锋芒毕露，开创了诗坛的新风气。

二、《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萧统编的《文选》卷二九。因为作者姓名失传，时代不能确定，故《文选》的编者题为“古诗”。近代学者认为《古诗十九首》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它们产生于东汉顺帝至献帝之间，作者是中下层失意的知识分子。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清人沈德潜概括《古诗十九首》的内容说：“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说诗晬语》这组古诗反映的多是中下层文人的思想感情。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的闺愁是《古诗十九首》的基本内容。（本文所选《古诗十九首》版本依据［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游子的歌吟，有以下几类内容：

其一，浓厚的思乡情结。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明月何皎皎》）心怀故土、情系家园，成为士子的共同的情结。《涉江采芙蓉》写了一位漂泊异地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古诗十九首》中的游子思乡将思乡的焦点集中在妻子身上，思乡与怀内、乡情与恋情交织在一起。

其二，对功名事业的追求。

游子漂泊在外，大多怀着功名事业的追求。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居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常苦辛。（《今日良宴会》）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

其三，对世态炎凉，知音难遇的感慨。

汉末乱世，政治黑暗，社会动乱，游宦的士子立功扬名的机会很少。而浇薄的世情却让他们感受很深刻。有感于去者日以疏与来者日以亲，有《去者日以疏》、《西北有高楼》、《明月皎夜光》等。

其四，人生如寄，及时行乐的心绪。

感叹于外物的永恒而人生的短暂，有《回车驾言迈》、《青青陵上柏》、《驱车上东门》等。由于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仕途坎坷，功名既然难以成就，不免心态颓唐，放荡情志，及时行乐。

总之，游子之作再现了汉末文人追求的幻灭和沉沦、心灵的觉醒和痛苦，是汉末文人的心灵史。

思妇的愁思是《古诗十九首》的第二大主题。思妇词几乎占到《古诗十九首》的半数。其实这些作品的作者未必是女性，不少是游子揣摩思妇心理写成的。他们抒写女性的不幸，不仅有真诚的理解与同情，也融入了自己饱经忧患与痛苦的人生体验。故而，此等“代言体”诗作，获得了普遍而久远的艺术价值。其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内容：

其一，夫妻情深，珍惜婚姻之情。

如《客从远方来》写故人有心，赠以花绫，我亦有意，绣为合欢被。虽身隔万里，而爱如胶漆。这是一首极具民歌韵味的爱情诗。

又如《孟冬寒气至》诗写思妇对三年前的来信备加爱护，“置于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其挚爱之情何其真切。

其二，别后相思，自我宽慰之情。

如《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此诗四句一层，先叙初别，次说路远难会，再写相思之苦，后以勉强宽慰之词作结。

又如《冉冉孤生竹》，是写女子新婚久别后有感于“思君令人老”的闺怨情愫。

其三，相隔愁苦，怨慕哀伤之情。

如《迢迢牵牛星》借咏牵牛织女之事，抒发世间女子思慕如意郎君不得相会的烦恼和痛苦。

《青青河畔草》写在春光明媚的季节里，思妇心有所感，发出“空床难独守”的感叹。

《古诗十九首》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是中下层文人，对民间文学有所接触和了解，从五言民间歌谣和乐府民歌中汲取养料。他们的创作，大抵有感而发，绝无造作和虚情，形成了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古人评之为：“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元］陈绎曾《诗谱》），“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辞藻骨气，略无可寻”，“结构天然，绝无痕迹”（［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

《古诗十九首》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趋向成熟，艺术成就很高。

其一，长于抒情，善于起兴发端。《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抒情诗的典范，它长于抒情，却不是径直言之，而是委曲婉转、反复低徊，许多诗篇都能巧妙的起兴发端。

其二，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古诗十九首》许多诗篇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如《明月何皎皎》写明月皎然之夜，客愁思不寐之感。从诗经的比兴，到楚辞的象征，再到古诗十九首的意象相生，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其三，抓取典型活动、典型细节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如“凛凛岁云暮”一首写一个思妇怀念良人，梦醒后惆怅感伤的情绪。《西北有高楼》通过高楼听曲这一具体事件的描绘，表达知音难遇的惆怅、失意的心态。《行行重行行》最后一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言思妇愿将自己的愁思杂念收拾起，希望良人保养好身体，表现出真挚体贴的爱。

其四，质朴自然，深衷浅貌的语言艺术风格。《古诗十九首》绝少刻意雕琢的痕迹，一切平平道来，自然天成。以明白晓畅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无论言情、写景、状物均出白天然，几臻化境。

不过作为文人诗歌，也极善于锤炼语言，熔铸典故。如《东城高且长》“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二句，即化用《诗经》之《晨风》、《蟋蟀》二诗中的句子，深入揭示了汉末文人的处境和心态。又如《行行重行行》里面的句子，几乎都是在化用典故和浓缩前人语言或俗语的基础上写成的。如“与君生别离”，乃是化自《楚辞·九歌·少司命》“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两句。“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乃是化自《诗经·秦风·蒹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两句。（参见鲁洪生、赵敏俐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名篇导读》，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96页。）

《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实无愧于“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千古五言之祖”（王世贞《艺苑卮言》）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