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这一时期的文学在观念、题材、体裁和整体风貌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与本时期的政治状况、哲学思想及士人心态息息相关。

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民族大融合时期，近400年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西晋在平吴（公元280年）后虽然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相对稳定的局势只持续了不到30年，至晋惠帝时便因为宫廷政变而引起八王之乱，继而五胡侵华，西晋灭亡，中原一带被少数民族占领。公元317年，皇室远支司马睿在渡江南下的中原冠带及本地土著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了东晋王朝，百年之后又为刘裕所篡。南北对峙的局面进一步延续。这时北方是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南方则是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频繁更迭，直到隋文帝于公元589年灭陈而统一中国。分裂、动荡与战乱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也带来了饥馑、瘟疫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都对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而影响到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

另外，这一时期盛行的门阀制度也对文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士族形成于东汉中后期，因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这种制度强化了士族的地位，加深了士庶之间的矛盾。庶族文人既入仕无门，满腔的愤懑便发之于诗文，这一时期，寒士不平成为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左思的《咏史》、鲍照的《拟行路难》18首便是其中杰出代表。另外，门阀士族注重家族的文化传承，这一时期出现的以世家大族为中心的文学家族或文学集团即与此有关，而他们独特的社会地位与艺术素养对文学创作的主题与艺术趣味也有影响。

社会的剧变还导致了思想领域的变化。随着汉代中央集权的衰败与瓦解，与之相适应的占主导地位的儒家经术也随之衰落，社会中没有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影响，思想界呈现出开放、兼融的活跃状态：汉末，名、法、兵、纵横等诸家重新抬头；魏晋后，以道家为核心的玄学成为思想学术界的主流；同时，佛教亦传入中国并开始盛行，道教也在上层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成为许多门阀世族的家传信仰，这些多元并兴的哲学思潮既丰富了文学创作的主题，又使作品呈现出别样的风貌。

1925年，日本的铃木虎雄先生在《中国诗论史》（旧译《支那诗论史》）中第一次提出了“魏晋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观点，鲁迅先生1927年9月在广州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又一次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Are for Art's Sake）的一派。”自此，这一说法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具体而言，“文学的自觉”指文学创作的自觉和文学观念的自觉。文学创作的自觉“是指文学创作主体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注重文学抒情性特点，并注意到文学的形式美”，而文学观念的自觉“指对文学本身的特征和文学创作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并在理论上加以总结来指导创作”（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在文学观念方面，由于思想统治的松动、文士地位的提高，人们对于文学表现出更高的自觉性，不但创作数量大增，而且文坛上开始致力于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探讨，出现了一系列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亦出现了数部体现文学观念的文章选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萧统的《文选》等，这些理论著作与文章选本的观点已基本摆脱了汉儒所主张文学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工具的“诗教观”，开始探讨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及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等问题，在文学本体论、文体论、文学创作论、文学发展观及鉴赏批评论方面都有系统的论述，尤其是创作论方面的缘情说、物感论、神思论、声律说更是为后世古代文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时期出现的诸如“风骨”、“风韵”、“形象”、“意象”、“兴会”、“兴象”等术语也逐步形成中国文学批评中特定的范畴，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内容。

文学观念的发展使文学的独立价值与地位被充分认识与肯定，这一时期文学走向个性化，抒情性大大加强，创新成为时代的主题，文学的题材、体裁相较于前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题材方面，山水诗、田园诗、玄言诗、游仙诗、宫廷诗、边塞诗等都出现在文人的笔下，这些诗中的常见意象成为后世同类诗作的固定化意象，如盛唐边塞诗中常有的奇丽风光、征夫思妇、报国豪情及英雄主义精神等主题及意象都已出现，这些都奠定了后世诗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诗文风貌也有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就诗歌的体裁而言，五言诗自两汉之际出现之后，在魏晋文人的手中逐渐兴盛并走向成熟，成为中国诗歌史影响最大、创作量最多的一种诗体。而七言诗也创作日多，在形制上逐步完善。除诗歌外，小说这一文体有了一定基础与规模，出现了志人、志怪两大类。辞赋、骈文及骈赋也进一步发展，这些都为中国文学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奠了坚实的基础。

具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文学大致经历了建安、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及南北朝文学。

建安、正始文学自建安元年（196）起至魏咸熙二年（265，也即晋武帝泰始元年）。建安文学以“三曹”为中心，包括“建安七子”、蔡琰等作家，他们大都具有建功立业、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理想与抱负，对辗转于动荡中的底层民众抱有深切同情之意，作品大都充满个性，或高扬理想，或忧时伤世，或慷慨悲凉，这些特点也即后世所说的“建安风骨”。刘勰曾以“梗概而多气”来概括。文学史上的正始文学除正始时期（240—248）外还包括魏末时期的文学，“竹林七贤”（七贤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是这一时期的文人代表。面对魏晋易代之际政治上的高压与污浊，他们以老庄的“自然”为武器，纵情越礼，揭露司马氏所提倡的名教的虚伪与黑暗。就诗文风貌而言，忧时闵乱、言近旨远的隐晦风格代替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声音。

两晋文学有西晋与东晋两个阶段。西晋文学以太康时期为主，太康（280—289）是武帝年号，这一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文人生活逐渐安逸，“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是当时作家的代表。太康文学追求对仗、炼字等诗歌形式美，由此呈现的繁缛诗文风貌与建安、正始文学大异其趣。左思作为寒族诗人对门阀制度的抗议及寒士不平而鸣的诗歌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富有光彩的亮点。

东晋文学起自晋室南渡（公元317年），终于刘裕篡晋（公元420年），因为玄学、及佛教、道教等发展流行，使整个文坛都笼罩着玄言风气，流风所及，玄言诗也盛行了百年之久。而晋末陶渊明的出现为当时的文坛带来清新的气息。

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南北政治对峙。刘宋时期山水诗在玄言诗的母胎中孕育成熟，诗文题材也由玄言向山水演变，在这一过程中，谢灵运山水自然美的表现以及对艺术形式华美精工的追求，带来中国诗歌的又一新变。同时的鲍照则以乐府诗创作为主，高唱对门阀制度的抗议与不满，成为这一时期又一有突出贡献的诗人。

萧齐政权虽历时不长，但诗歌却有新发展，值得注意者，一是沈约、周颙、王融、谢朓等在诗歌声律、用事、对偶等方面的探讨，共同创立“永明体”，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向近体律诗发展的过渡；其次是谢朓等山水诗人在形式上变革谢灵运之“大谢体”，为山水诗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三是由于这一时期帝王对诗歌创作的倡导参与，诗歌创作上出现浮艳轻靡的倾向。梁陈两代发展了齐诗中的浮艳倾向，演变为宫体诗风。梁陈宫体诗多表现宫廷生活，成为轻艳诗风的典型代表，也多为后代诗论家所诟病。

在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文学发展不平衡，北方士子文人以模仿南方文人而为荣，如“北地三才子”之邢邵、魏收、温子升莫不如此。这一时期之末，滞留北方的庾信与王褒带来了南北文学合流的讯息。而北方文学中的民歌与散文著作如《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都取得不俗成就。南北方文学虽然呈现不同风貌，但在对峙中交流，在交流中渐渐融合，终于南北合流，至唐而形成了各去所短合其所长的文质彬彬的理想文学风貌。

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文学以新变为特色，充满了开拓与创新精神，恰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论〈世谈新语〉和晋人的美》）张扬的个性精神带来了文学观念、文学思想、文学题材、文学体裁、文学风格及文学表现方式等诸方面的创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就本章结构而言，按时序及文体分为四节，前三节重点在于诗歌流变，后一节为小说、辞赋、骈文、散文及民歌的发展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