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驱逐令之后

法国内务部的一份命令送到了马克思家中：限马克思于24小时内离开巴黎。

这是1845年1月11日的事情。

事由还要从一年前讲起。1844年1月，巴黎出版了一份每周两期的德文刊物，名字叫作《前进报》。这家报刊起初持“温和进步”基调，既批评普鲁士政府，也和马克思、卢格的《德法年鉴》争论。后来，刊物请了激进的民主派人物贝尔奈斯当主编，政治倾向立刻鲜明起来，不仅开始刊登激烈批评普鲁士专制政体的文章，对共产主义者也敞开了大门。于是，马克思、恩格斯、海涅、海尔维格、卢格、巴枯宁等人都陆续在上面发表文章。马克思很重视这份报刊，不仅给它写文章，还直接参加编辑工作。报纸办得非常活跃，生气勃勃，影响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各派政治人物都注意到了这份报纸。也就是在这份报纸上，马克思和卢格这两位先前的朋友展开了论争：卢格对刚刚发生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持轻蔑态度，马克思则从革命家的立场上给予高度称誉。他们两人这时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只剩分歧和争吵。最后事情发展到卢格在私人信件中对马克思破口大骂，称他为“卑鄙的人”“不要脸的犹太人”。

德国官方时刻注视着《前进报》的动向，越来越对这家报刊不能容忍了。特别是海涅在《前进报》上连续发表的讽刺嘲骂国王的诗，更加让柏林方面焦躁不安。怎样对付这家胆大妄为的“危险分子”们的报刊呢？当然，可以让警察们瞪大眼睛，一旦这些“危险分子”回国，即行逮捕，这样的密令政府早已下过了。可是如果“危险分子”们不回国又能奈他何？柏林方面于是采取了这样的办法：通过普鲁士驻巴黎大使，要求法国政府查封《前进报》。经过一番幕后的交涉，法国政府终于同意对《前进报》进行制裁。它借口说《前进报》未交保证金，对它处以罚金，又以教唆谋刺国王的罪名把主编送上了法庭。可是这样的措施无济于事，因为《前进报》马上宣布改为月刊出版——月刊是不用缴纳保证金的。

更加恼火的普鲁士政府加紧向巴黎这边施压，坚持要求法国政府把《前进报》成员驱逐出境。法国大臣们明知这样充当柏林的帮凶十分不光彩，但最后终于还是点了头。于是就有了1845年1月11日的驱逐令。这份驱逐令不仅发给了马克思，还发给了《前进报》的其他一大批编辑和撰稿人。只有海涅除外，因为这里面法国政府有个苦衷：海涅闻名全欧，法国国民差不多把他看成了自己的诗人，实在不便由政府来出面驱逐。普鲁士政府那边虽心有未甘，却又鞭长莫及，只得作罢。

其他被驱逐者大都使出各种手段为自己开脱，想方设法留在巴黎。特别是卢格，奔走在德、法两国政府之间，尽力证明自己是忠诚的普鲁士臣民，结果大见成效，获准留下。马克思却不愿去请求赦免，于是只有一条路：离开他生活了15个月的、让人留恋的巴黎。在这15个月里，他过得紧张但很有意义，他参加了火热的社会政治斗争，写出了重要的著作，他的思想也是在这里锻炼成熟的。但现在，他必须走了。

他决定到布鲁塞尔去。他不得不先走，他的妻子和女儿则随后跟来。家里的一切事务必须在短时间里处理完，但是困难重重：钱已经用完了，路费都成了问题，女佣海伦·德穆特的工资也有很长时间开不出来了，未来新居的安排更是毫无着落……

朋友们那里也要赶快去道别。马克思感到最难受的是同海涅分手。他和这位大诗人在一起欢谈，在一起战斗，度过了那么多难忘的日子，现在却不得不离开他了。海涅当时已患病在身，双目几乎失明，身体和生活状况都很不妙。马克思在给他的告别信里充满感情地说：“在我要离别的人中，同海涅离别是最令我难过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

卢格这时已经是马克思的思想敌人了，但马克思在得知被驱逐者名单中也有卢格的消息，仍然认为自己有义务立即告知他。马克思给卢格写了一封短信：

卢格博士先生：

我从可靠方面得知，警察局有命令，责令您、我和其他一些人在24小时内离开巴黎，并且在最短期限内离开法国。详细情况伯恩施太因会告诉您。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您，怕万一您还不知道。

卡·马克思

女佣海伦·德穆特——在家里大家都称她为琳蘅——是在马克思夫人生了女儿，回特利尔家乡探亲之后，陪伴她一起来巴黎的。她9岁时就到了威斯特华伦家，和燕妮一起长大，两人是亲密的朋友。琳蘅聪明、忠实，善于理家，在这方面，从小娇生惯养、没做过家务的燕妮可没法跟她比。因此她在马克思家里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但现在，家里没有钱，不但开不出她的工钱，甚至连起码的生活支出都成了问题。尽管马克思和燕妮都很舍不得，也很难为情，但除了劝说她回乡已别无他法。

琳蘅很痛快地答应了，这有点出人意料。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装进一只箱子，离开了巴黎。这个难题似乎很顺利地解决了。

1845年2月3日，一个寒冷的日子，马克思来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1845年1月马克思致海涅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341页。

1845年1月15日马克思致卢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