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与论敌

我们希望不要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马克思的全部生活就是蛰居书房，冥思苦想，埋头写作，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样，“只有在节日时才偶尔关顾一下世界”。其实并非如此。马克思的活动一如他的思想，是异常活跃的。

马克思认为，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向工人中的先进人物和革命知识界传播他和恩格斯的理论，并建立起革命的组织。他们两人在理论领域中“自己弄清问题”的同时，也在这个非常实际的方向上投入了极大热情。

马克思是具有今天人们所说的“领袖魅力”的那种人。所有见过马克思的人都为他那广博的知识、头脑的清晰深刻和坚定的意志而震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吸引力，使你很难不跟着他的思想走。大学时代的马克思就已显出这种气质了。无怪乎他的朋友莫泽斯·赫斯在1841年9月一封给别人的信里这样描写马克思：

我所崇拜的马克思博士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大概不到24岁）。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击。他把最机敏的才智与最深刻的哲学严肃性结合起来。你想一想，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在一个人身上结合起来了（我说的是结合，不是混合），这就是你将得到的关于马克思博士的概念。

要知道，这个莫泽斯·赫斯本人也是一个长于写作哲学著作的人物，他对马克思不吝惜使用这样的赞颂语言，便足以说明问题了。

同过去一样，到布鲁塞尔后不久，马克思周围就重新聚集起了一批朋友和志同道合者。

刚刚提到的莫泽斯·赫斯不久也来到布鲁塞尔，住在马克思家附近，并且参加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小部分写作。他曾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但现在受到马克思的很大启发，开始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此外还有一些重要人物：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同马克思一起来布鲁塞尔，后来在科隆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罗兰特·丹尼尔斯。医生，马克思的密友，后来的共产主义者盟员。

约瑟夫·魏德迈。前普鲁士炮兵军官、新闻记者。他从柏林陆军大学毕业，后因对普鲁士专制制度不满而退出军队，投身新闻事业，参加过一些激进报刊的编辑工作。他为人忠厚、朴实、真诚，在结识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便成为他们的挚友。

约瑟夫·魏德迈（1818-1866）

威廉·沃尔弗。他出身于西里西亚的农奴阶层，后来好不容易才上了大学。他是一个对压迫者充满仇恨的天生的革命家，蹲过监牢，做过私人教师，最后流亡国外，以躲避政治迫害。他在1846年4月迁居布鲁塞尔，很快就同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友谊，这友谊历尽磨难，经久不变，直到他去世。

当时与马克思成为朋友的还有斐迪南·沃尔弗，人称“红色沃尔弗”。他是个出众的记者，思想激烈，文笔泼辣。

海尔曼·克利盖、卡尔·海因岑，也曾与马克思来往，但后来都成了政敌。

此外，还有一些并不赞成共产主义思想，但对马克思的学识感到钦佩的“学术上的朋友”。俄国自由派作家安年柯夫就是其中一个。他在这个时期跟马克思有不少往来，并且还出席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革命者组织的会议。安年柯夫依据自己的细心观察，后来写下了对马克思的生动描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使无产阶级在未来的革命中发挥重大作用，就必须建立起革命的政党组织，这样的政党应当以先进的理论武装起来，宣传共产主义，团结工人阶级，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同他们在布鲁塞尔的拥护者们经过多次协商、会谈，在1846年初建立了一个革命组织，叫作“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个通讯委员会，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是要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及革命工人团体建立联系，互通情况，交流思想，发现分歧，进行批评，展开对工人运动中理论问题的讨论，以便清除错误理论的影响，逐步使各国社会主义者摆脱民族局限性，在共同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成员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成员经常流动。但主要的主持者有马克思、恩格斯和菲利普·日果——一位比利时共产主义者；正式成员有约瑟夫·魏德迈、威廉·沃尔弗、埃德加尔·威斯特华伦、斐迪南·沃尔弗、载勒尔、海尔堡等人。莫泽斯·赫斯、威廉·魏特林也参加过委员会的工作，而且还曾经是重要的成员，但不久他们就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们发生了分歧。

威廉·沃尔弗（1809-1864）

威廉·魏特林曾经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中熠熠生辉的人物，并且对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产生过很大影响。他自幼家境贫寒，受教育不多，小学毕业后就去学裁缝，后来到处流浪，以手艺谋生。但艰难的生计并不能阻挡他的精神追求，他有很高的天赋，又勤于学习，终于成为有影响的思想家。他在一系列著作里提出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体系。按他的观点，现存的社会是病态的，是违反基本自然法则的，在这个社会中，金钱使人丧失尊严，社会贫富不均，富者压迫贫者，道德风尚败坏。他认为，万恶之源在于这个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针对这个病态社会，魏特林设计了他的共产主义未来社会。这个社会人人平等，没有差别，财富共享，公平分配。魏特林主张由密谋的革命组织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旧制度，从而建立革命家的专政来实现他所设计的新社会。

魏特林长期以来在西欧各国宣传他的这套主张，对当时的工人革命团体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他的思想和行为都落伍了。在伦敦的时候，他没有参加当时如火如荼的宪章运动，反而离群索居，沉溺于自己的封闭的思想发明里，无法与真正的工人运动相沟通。他于1846年初又来到布鲁塞尔，参加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希望在这里能给自己的思想找到拥戴者。

马克思热情地接待了他。马克思对这个天才的工人革命家曾经十分钦佩，做过很高评价，甚至曾称他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为“德国工人的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但是，马克思也清楚地看到，魏特林的思想中有许多有害的东西：粗陋的平均主义、封闭的宗派主义、过时的革命密谋主张，等等。这些东西对于正在兴起的国际工人运动会起到阻碍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都非常希望能够使魏特林拥有正确的世界观，成为正在开始组建的共产主义组织中的一员。

威廉·魏特林（1808-1871）

然而，魏特林这个时候已经变得非常固执而多疑。像许多历史上的大人物一样，他被自己的才能和曾经起过的重大作用所累，竟相信自己是绝对地、一贯地正确的，而到处都有忌妒他的才华的人，到处都有竞争者、隐蔽的敌人，到处都有别人设下的陷阱在等着他。除了他自己早已发明出来的、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社会药方外，别的他什么也不相信。这样，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一点也听不进去，反而认为马克思是要切断他的“经济来源”，要独揽“报酬优厚的翻译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就不可避免了。1846年3月30日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集会上，这种冲突爆发了。魏特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怨恨抑制不住地发泄出来，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反驳也毫不客气。

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安年柯夫的回忆，这次争论的场面大致是下面的样子。

魏特林穿一身很讲究的大礼服，留着漂亮的小胡子。在安年柯夫眼里，他与其说是一个严厉易怒的工人，还不如说像一个跑腿的伙计。大家坐在一张绿色桌子旁边。马克思坐在桌子一端，手里拿着铅笔，低着他那狮子般的头在看一张纸。这时，“身材高大、气宇轩昂、像英国人那样傲慢而严肃的”（安年柯夫就是这样写的）恩格斯宣布开会。恩格斯说，献身于改造劳动者的事业的人必须了解彼此的观点，制造一种共同的旗帜，作为所有那些没有时间或机会研究理论问题的人的旗帜。这时，马克思向魏特林提出了问题，要他讲一讲根据什么来证明他的活动是正确的，根据什么来确定未来的活动。魏特林的回答讲了很久，在安年柯夫眼中，他讲得“既零乱，又粗俗，语无伦次，又离题太远”，全是他的老一套主张。马克思反驳说，魏特林刚才所谈的这种激起人们虚幻希望的做法，只会把受苦受难的人们引向最终的毁灭，而不能拯救他们。特别是在德国，如果没有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的学说来号召工人，那就等于玩弄空洞虚伪的传教把戏，一方面是一个慷慨激昂的预言家，另一方面只是一些张着嘴巴听他讲话的蠢材。魏特林被激怒了，他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滔滔不绝地又讲了起来。他讽刺马克思说，他认为自己平凡的准备工作要比抛开苦难的人民来进行批判和空洞的理论分析，更有助于共同的事业。

马克思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愤怒地跳起来使劲地捶着桌子说：“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大家都跟着马克思站起身来。会议结束了。

这样，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同魏特林的合作也结束了。不久后，魏特林离开布鲁塞尔，辗转到了大洋彼岸的纽约。很快，他的影响和他本人一起，从欧洲大陆上消失了。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联系网在不断扩大，同许多地方的共产主义者都建立了通讯往来，如西里西亚、威斯特伐利亚、科隆、基尔、爱北斐特等。英国宪章派的左翼领导人哈尼同布鲁塞尔委员会常有通信，伦敦的正义者同盟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同盟的领导人经常写信给马克思，告知他们在伦敦所从事的宣传和组织活动，而且，这个同盟的成员们愈来愈意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的重要性了。不久，伦敦也建立了通讯委员会。

只有在巴黎，情况看来不太顺利。马克思给巴黎的皮埃尔·蒲鲁东写去了一封热情诚挚的信，邀请他负责巴黎同布鲁塞尔的联系工作。蒲鲁东在回信中并没有明确拒绝，但说他不能保证经常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在信里表明他与马克思有严重理论分歧。他反对革命，宣布“我宁肯用文火烧毁私有制，也不愿为有产者安排一个巴托罗缪之夜”；他转弯抹角地暗示马克思要制造新的宗教，并教训马克思说：“我们不要扮演一种新宗教的使徒的角色，即使这种宗教是逻辑和理性的宗教。”他对于马克思同各种错误理论，尤其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斗争很反感，直言不讳地说他要与被马克思尖锐批评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格律恩站在一起。

由于这些原因，布鲁塞尔委员会委托恩格斯去巴黎，担负起那里的通讯联络工作。恩格斯一到巴黎，就积极地同革命工人的各种团体接触，参加集会，发表演讲，短期内就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恩格斯经过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争论，把先前受他们影响的先进工人成批地争取过来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巴黎建立了起来。

这个被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派别，在当时确实有很大势力，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花费精力同它论战，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消除它的影响并让工人认识他俩的主张。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特点在于，它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原则的实现，而不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作用下的必然方向。它把法国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照搬到德国，完全忘掉了这样做纯粹是文不对题：在德国，资本主义还远没有发展充分，封建反动势力仍极强大，在这样的条件下鼓吹反对资本主义发展、攻击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自由主义的种种要求，实际上就是为封建主义制度作辩护。当然，许多“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主观上并没有这样的愿望，但他们越是真诚地相信自己的主张，越是自以为高明，所起的作用就越是恶劣：他们不自觉地成了反动制度的同盟者。而他们之所以陷入这种糟糕的境地，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不懂历史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群人看作是糊涂虫，但对他们却不能置之不理。属于这个派别的有卡尔·格律恩、海尔曼·克利盖等人。格律恩在巴黎很活跃，克利盖则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起劲地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他把他那些关于“普遍之爱”的说教说成是共产主义，并自称德国共产主义的代表，这样就逼得马克思、恩格斯只得发表声明公开与他决裂了。

马克思、恩格斯代表布鲁塞尔委员会写了一份《反克利盖通告》，宣布克利盖企图把共产主义学说变成“爱的梦呓”的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共产主义学说根本不是要大谈“爱”和“克己”的宗教，而是要研究现实关系的发展和实际问题。

这份尖锐的通告分发给了德国、伦敦和巴黎的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且寄给了克利盖主编的纽约《人民论坛报》，要求其发表。这份通告对于消除克利盖的影响很有效，不久，克利盖的拥护者纷纷离开，他的报纸办不下去，他的“爱的宗教”也就寿终正寝了。

如果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昙花一现，那么，蒲鲁东的主张却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马克思不得不从40年代后期起，和蒲鲁东所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长达数十年的斗争。

蒲鲁东的个人经历有些像魏特林。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当学徒，干过伙计、牧童、排字工人、校对员、办事员……靠着勤奋，他自学成才。1840年他出版了《什么是所有权？》一书，尖锐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称“所有权就是盗窃”。马克思对早年的蒲鲁东评价极高，在巴黎与他相识后，曾与他详细探讨理论问题，一度来往密切。马克思非常希望具有劳动者健康本能和出色写作才干的蒲鲁东能够克服世界观的缺陷，上升到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但这种希望显然落空了。我们前面说过，当马克思邀请蒲鲁东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工作时，蒲鲁东不但态度冷漠，而且出言不逊，暗示马克思是要创立新宗教。蒲鲁东还告诉马克思，他即将出版一部新作来详细阐明他的主张，马克思如果不同意，可以进行反驳。

这部新作很快就出版了，书名是《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蒲鲁东企图在这本书里综合黑格尔哲学和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成果，形成一部既超乎哲学家又超乎经济学家之上的科学巨著。而马克思得到这本书后，评价却是“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

皮埃尔·蒲鲁东（1809-1865）

马克思认为，必须尽快写一本反驳蒲鲁东的书，在揭露蒲鲁东理论上的错误和矛盾的同时，也正面地阐述自己的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经过一番紧张的突击，马克思在1847年上半年用法文把这本论战性的小册子写了出来，它就是后来成为马克思最著名著作之一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书名是直接针对蒲鲁东的书的，而用法文写作，也是为了更有利于在法国读者中流传。1847年6月，马克思给书写了序言，7月初，巴黎和布鲁塞尔同时出版了这本书——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这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也都是高效的。

马克思首先驳斥了蒲鲁东的经济观点。蒲鲁东在他的《贫困的哲学》中想要利用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来引出自己的主张。李嘉图认为，商品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蒲鲁东便由此推论道，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全在于交换没有体现“构成价值”，即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而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存在着货币。因此他主张取消货币，使产品按照它们各自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直接交换，据说这样就能够消灭剥削、利息等等，解决商品生产中的矛盾，实现经济生活中的合理和正义。

这种主张在马克思看来是极其肤浅的，只不过是对20年代英国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者（汤普逊、格雷、布雷、霍吉斯金等）的拙劣重复而已。当时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想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中为自己寻找科学根据，他们说，既然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取决于生产它们的劳动时间，那么，劳动者就有权利要求实现劳动与资本的等价交换。不错，这种主张是站在劳动者立场上去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但它在理论上却是不正确的。现在，蒲鲁东又重新把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归因于不等价交换，竟以为只要取消了货币便可以万事大吉，这是根本错误的。

《哲学的贫困》第一版封面

在批评蒲鲁东时，马克思初步阐发了自己的经济理论。他把价值当作一个历史范畴去看待：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但只有在特殊的社会形态下，当劳动不可能直接采取社会劳动的形式的条件下，劳动才表现为价值。价值所体现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货币正是与这种社会关系相适应的，“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蒲鲁东以为，用消灭货币的办法就能实现“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这是十分荒唐的想法。“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只是在交换范围非常狭小、生产资料有限，以及需求支配供给、消费支配生产时才是可能的。随着大工业的兴起，那种“正确”比例就不可能保持了。大工业既造成生产力的飞跃进步，又必然带来“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因此，以下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存生产力。

《哲学的贫困》中给人印象极深的，是其中对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透彻阐述。

蒲鲁东自以为学到了黑格尔辩证法并把辩证法成功地运用到了政治经济学之中。马克思却认为，这个人只是学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形式、术语，而根本不懂其实质；他所吸取的是这个学说的糟粕即唯心主义，却抛掉了它的真正可贵之处，即关于两个方面的矛盾共存、斗争推动事物自我扬弃和发展的思想。蒲鲁东的做法是，把每一个经济范畴划分成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幻想着能够消除坏的方面而又保留好的方面。他以为这样做就能够既超越资本主义又超越共产主义，而在马克思看来结果却正相反：“他希望成为一种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合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真正的辩证法不是这样的。辩证法并不希望人为地消灭矛盾，而是从矛盾本身的对抗斗争中去认识事物。在它看来，恰好是矛盾促进了发展。从封建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对抗中发展起了生产力，产生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创造着贫困和对抗的同时，又在创造着使更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成熟的物质条件。根据这种方法，马克思尖锐地嘲笑了蒲鲁东企图靠倒退消灭资本主义矛盾的小资产者空想，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大生产给予高度评价：不管资本主义工厂是如何的不人道，但它推动着生产的增长和集中，培育着现代无产阶级，它是革命的、进步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哲学的贫困》中得到了简洁明快的阐述。被蒲鲁东视为永恒的那些经济范畴，实际上只是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为首的社会”。

马克思还批判了蒲鲁东在工人阶级罢工问题上的观点。蒲鲁东否认罢工的积极意义，而在马克思看来，罢工和同盟都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奴役的不可或缺的斗争形式。无产阶级群众在共同利益之下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随着斗争的发展，无产阶级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经济斗争必将发展到政治斗争，发展到社会革命。

《哲学的贫困》的出版并没有能够消灭蒲鲁东的影响。这是有着深刻历史原因的：当时在罗曼语系国家里，资本主义刚刚兴起，工业化浪潮无可阻挡的力量尚未完全显现出来，因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如蒲鲁东很自然会设想用保存小生产的办法来抵御资本主义的“祸害”，消除阶级斗争的尖锐对立，这种落后的空想也很容易得到不少人的呼应。这使得马克思不得不长期与蒲鲁东主义做斗争。但这并不能降低《哲学的贫困》的意义。这本书第一次正式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当时都还未能出版），并从唯物主义立场上出色地继承了辩证法。几年前，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走向唯物主义起了重大作用，现在马克思表明，自己借辩证法之助，又大大超越了费尔巴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3卷，第390页。

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日前夕，巴黎天主教徒对胡格诺教徒进行了大屠杀。

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给安年柯夫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3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