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同盟

1847年2月，从伦敦来的一位客人到了布鲁塞尔，要求会见马克思。

他是伦敦正义者同盟派来的全权代表约瑟夫·莫尔，此行是要与马克思商谈一件要事。

现在，有必要把正义者同盟的来历稍为详细地介绍一下。

1836年，一小批德国政治流亡者在巴黎创建了一个半密谋性质的革命组织，取名“正义者同盟”，它的成员多是一些工人，领导人有舒斯特尔、海尔曼·艾韦贝克和海尔曼·梅列尔等。1839年，该组织参加了布朗基领导的四季社的起义，失败后，成员四处离散，在西欧好几个城市里建立了自己的地方组织，从而使同盟具有了国际性。在很长时期内，统治正义者同盟思想的是魏特林、卡贝、“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等人的主张。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伦敦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约瑟夫·莫尔、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等人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步认识到先前组织原则的狭隘性和指导思想的错误，决心对自己的组织做彻底的改革更新。马克思关于要抛弃对未来社会的空想，以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作为自己理论基础的思想，更是给这些纯真朴实的“工匠”们以极大启发。1847年初，在认真考虑之后，卡尔·沙佩尔签署了一份委托书，由约瑟夫·莫尔带到布鲁塞尔来，与马克思协商改组组织的事。

马克思很热情地会见了莫尔。这位钟表匠为人耿直爽朗，他告诉马克思，正义者同盟最近要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并将正式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他极力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以便使同盟抛弃先前的各种陈腐学说的影响，尽快成为一个全新的革命组织。

在这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得到这样的邀请，但都谢绝了，因为他们不愿加入一个以各种空想观点和密谋原则武装着的组织。这一次，他们却接受下来，因为他们高兴地看到，一批以前还只具有朴素革命热情的工人现在希望自觉地理解自己的历史任务，而这，正是建立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良好开端。

1847年6月初，正义者同盟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了。马克思在此以前已通知他在各地的战友，建议他们参加同盟，但到了代表大会开幕时，他本人却因经济拮据而不能成行。布鲁塞尔方面派去参会的代表是忠实的威廉·沃尔弗，恩格斯则从巴黎前往伦敦。

这次大会做出了好几项后来使它名垂青史的决定：

（一）将正义者同盟改称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二）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

（三）决定提出同盟的新纲领，以恩格斯提交的《共产主义信条》为纲领草案，分送各地方支部征求意见，下次大会正式讨论；

（四）取消了以前的宗派性和密谋性色彩，拟定了同盟的新章程，规定了新的民主的组织原则。

经过这次大会，原来那个狭隘的工人小团体面貌一新，变为地跨英、德、法、比、瑞士等西欧国家的国际性共产主义组织。它的各国各地支部都以团结、组织工人，宣传共产主义理论为任务，展开了广泛的活动。其中，布鲁塞尔支部——由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发展而来——特别活跃而有成效，而在这里面，马克思起着灵魂的作用。他虽然并无比别人更大的权力，但他的同志——日果、威廉·沃尔弗、荣克等人，都自然地听从他、尊重他的意见。

他们一起做了许多工作：给工人开办讲座，宣讲经济学、历史和共产主义理论；举办讨论会，成立图书室，还经常举行唱歌和朗诵会。他们成立了一个“德国工人协会”，吸引了许多德国工人流亡者，不久就拥有了一百多名会员。在协会组织的讲座上，马克思向工人们通俗地讲解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这些讲演经过马克思的整理，成了一本小册子。它们后来在发表时加上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总标题。从中人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非常善于做科学普及工作的，他把自己的经济学观点用简明、通俗的方式给工人们做了说明。工资、资本、利润、分工、竞争、市场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他口中变得生动易懂了。马克思证明，雇佣劳动表面上看是自由劳动，但实际上雇佣工人终身被束缚于资产阶级统治中。劳动的价格像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也是由它的生产费用所决定的。工资只不过是维持雇佣工人及其后代生存所需生活资料的价格而已。工资有可能增长，但前提是生产资本更加迅速的增长。工资增长有可能使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但要以他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同时，随着资本的增长，危机也愈加频繁和猛烈，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将会更迅速地增长。总而言之，马克思的结论只能是这样：雇佣工人，不论他的收入高些或低些，物质生活条件好些或坏些，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与资本对立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共产主义变革创造出成熟的物质条件，他们的任务是起来结束资本的统治，建立新社会。

德国工人协会活动的地方：天鹅饭店

从马克思后来成熟的经济学著作看，《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有些提法是不准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例如，此书中谈论“劳动的价值”而不是“劳动力的价值”，就不能认为是准确的，因此，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尖锐地指出了经济学说史上把“劳动”与“劳动力”混为一谈给理论带来的迷乱。但尽管有这些缺点，《雇佣劳动与资本》仍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形成期的一篇杰作，而且是理论家与劳动者直接在科学问题上对话的一次尝试。

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还十分热心地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写稿，并积极过问它的办报方针。这家报纸是由原来巴黎的《前进报》主编伯恩施太德出版和编辑的。起初，它并没有得到马克思的特别重视，但随着威廉·沃尔弗经常在该报发表文章，使报纸的社会主义色彩愈益明确，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一种希望：把该报改造成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传阵地。尽管许多人传说伯恩施太德是与普鲁士政府有联系的密探，尽管许多人厌恶伯恩施太德的为人，但马克思仍然认为，这家报纸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毕竟有一些功绩。他和恩格斯开始不断地给该报送去自己的文章，不久，竟使得这份报纸几乎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写的文章有一条主线：从工人阶级利益出发，支持自由资产阶级对君主专制政府的斗争。当时，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资产阶级愈来愈表现出对普鲁士国家专制的不满。1847年春，事情已经发展到当国王在柏林召开各省等级议会联合会议时，资产阶级鉴于国王不肯满足自己的政治要求扩大议会权力，而拒绝向国王提供借款。此举召来了国王的恼怒和报复，他解散了联合省议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行动看作进步运动，主张无产阶级给以支持，并因此与《莱茵观察家》的言论展开了论战。

《莱茵观察家》这家报纸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帜，攻击自由派资产阶级，并企图引诱工人跟政府站在一边。没有什么比这种做法更让马克思愤怒的了。作为一位从登上政治舞台起便不懈地与专制主义斗争的战士，他最厌恶的是借咒骂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偷运封建、专制主义货色的反动的“社会主义”。面对那些“社会主义者”诅咒资产阶级、要把工人当成它在对政府的斗争中的“炮灰”的叫嚷，马克思回答说，无产阶级关心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统治，还是自由派向往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统治”哪一个能使无产阶级自己更快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只要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跟他们在德国的地位比较一下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