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诗与民族精神

中国是诗的国度，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直至现代新诗，诗歌如同一根经线编织着不同时空的历史人文，折射出特定的时代气息。而支撑这根经线不断编纬生发的便是华夏子孙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众所周知，“诗言志”、“文载道”是我国历来的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华诗歌不仅作为一种文学存在形式，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征程中所选择的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和表达形式，她积淀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系、文化结构、思维模式、品格智慧及终极价值等。诚如当代学者刘士林所言，如果说西方人是用理性的大脑去思考和实践，那么中华民族则是用诗性的心灵去感受和生活的。中国文化的本质是有别于西方理性文化的“诗性文化”，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人类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阅读、鉴赏、研究与写作为主要形态的中华古典诗歌传习，有比一般的读书与知识教育更伟大的使命和更深刻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涂又光教授认为，文史哲是一回事，文是形式，史是事实，是内容，而哲是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形式与内容所蕴含的形而上的精神。中科院杨叔子院士进一步明确，博大精深的中华诗歌体现、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放射着中国传统经典的哲理光芒，在形式上不拘一格，不断出新，在内容上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知识与事实，在思想上，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通过其深邃的意境与充沛的感情深浅显隐，不同程度地表达着某种深刻的哲理与永恒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深深熔铸在其中。因此，通过阅读、体味、学习中华诗歌，我们完全可以感受、传承中华民族和谐执中、近思远虑、自知自胜、自强不息、厚人薄己、成仁取义、缘督为经、好道进技、薪火相传、不亡者寿等可贵的民族精神。兹选择历史上部分诗歌阐析其包蕴的民族精神。

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

战国楚三闾大夫屈原忠而被谤，屡遭放逐，但仍在《离骚》中高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种百折不挠，不遗余力地追寻真理真知的精神并没有因屈原投江而亡，反而超越了文学层面积淀成为恒有理想、不懈追求的文化精神。

汉末建安时期，面对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诗人群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表达高扬的政治理想，间或抒发人生感叹，具有风骨遒劲、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史称“建安风骨”。典型的如曹操的《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该诗分三层意思。开头四句以神龟和腾蛇的终为土灰，说明世间一切事物（包括人的生命）终将灭亡。这四句似乎消极，其实不妨看作诗人对自然现象的理解和思索。中间四句集中抒发了诗人老当益壮的雄心。虽然到了晚年，却并不消极，反而要用继续建功立业来消弭人生短暂这一憾事。第三层意思是说人的寿命虽有期限，但加强人的主观修养，也可延年益寿。这首诗体现出曹操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同时也鲜明地反映出建安诗歌慷慨激昂的时代风貌，其积极进取的精神千百年来一直震荡着天下英雄的心灵。

唐代的边塞诗歌主要描写边塞战争、风土人情以及战争带来的各种矛盾，诗风悲壮，格调雄浑，最足以表现盛唐气象。王昌龄便是边塞诗派的代表，他创作了《从军行》组诗，其中第四首为：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该诗写戍边将士杀敌立功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前两句从边塞景象写起，勾画出一幅极为辽阔的边地风光图；后两句笔锋一转，着眼于一个普通战士，表现他在极为艰苦的边地出生入死，竟致铁甲磨穿，但仍然无怨无悔，发出了忠勇豪迈、胆气干云的誓言，读来令人热血沸腾。

“行路难”是乐府旧题，多咏叹世路艰难及贫困孤苦的处境。但李白的《行路难》（第一首）在悲愤中不乏豪迈气概，在失意中仍怀有希望：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坐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该诗篇幅不长，却具有长诗气势跳荡、波澜起伏的特色。经过巧妙的艺术构思，诗人将自己的失望和希望、抑郁和奋发急遽地迭相交替，再间以长短句，适当运用感叹词，恰到好处地反映了其情感迭变的历程。最后两句笔锋一转，铿锵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和追求：终有一天能乘风破浪，冲开险阻，远渡沧海，实现自己宏大的理想。

据说王之涣传世只有六首绝句，《唐诗三百首》选了两首，其一便是有名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该诗开篇即有一种大气派，展现的是由眼前之景所引起的无限想象和无穷趣味。后两句更是达到了精神境界的至高完美，集中体现了民族文化中自强不息的可贵气质，终成为影响千古的励志名言。

二、生于忧患，家国意识

古典诗歌中所蕴含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也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这种忧患意识通过儒家哲学的继承弘扬，成为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一。自孔子“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的义无反顾开始，中国的文人士子怀抱着一腔治国平天下的热情，愿以天下为己任，为民请命，先天下之忧而忧等精神气质在古典诗歌中充分彰显。

传为孔子所编的《诗经》中就普遍表现出忧患心理。诗三百篇，提到“忧”的达一百余首，深刻表现了诗人们对人生痛苦的体认，对人世艰难的隐忍以及对国运民瘼的关怀。战争带来的社会变动是“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小雅·十月之交》），人的思维开始动荡，在“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大雅·瞻仰》）的绝境中，人们的忧患意识油然而生。许多诗人把批判的矛头从天上转向人间，发出不平之鸣和抗议呼声，如《伐檀》中反剥削、反压迫意识，《硕鼠》中摆脱奴役、寻找和美家园的理想。可以说，《诗经》中忧患意识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表现了诗人们在面临生存困境时，不去寻求冥冥中神秘力量的救助，而是激发刚强奋发精神，去除天命困扰，努力突破困境，进而超越忧患，并从忧患中体验到人的尊严和价值，提升主体独立人格，积极入世，奋发有为。

继《诗经》之后，对民族精神产生巨大影响的屈原在《离骚》中写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抒发了诗人志在邦国，以澄清天下、拯济苍生的最高价值和人生理想。

仁人志士总是要把个人的理想抱负和国运民生结合起来。国家分裂时则向往统一，“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虞信《拟咏怀诗》其七）；国家统一时则希望盛世太平，政治清明，“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甫《昼梦》）。

南宋时期，眼看故土沦丧，异族入侵，满怀报国热情的知识分子更是集中地以诗歌抒发其至死不渝的社稷信念，悲剧色彩中彰显了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典型的如陆游的《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再如文天祥的《金陵驿》：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漂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在时局相似的近代社会，爱国志士们也写下了诸多不朽诗篇，足以与先贤相颉颃，秋瑾的《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图》便是一例：

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该诗开头两句写自己胸怀壮志，寻找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接着四句转入正题，就日俄战争图抒发感慨。最后两句表示诗人不惜牺牲生命，誓将用鲜血拯救祖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决心。此诗篇幅不长，却情辞激越，令人为之动容。1907年秋瑾在浙江起义，失败后不幸被捕，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她以自己的热血履行了自己的誓言。

鲁迅于1903年在日本东京弘文书院求学剪辫不久后所写的《自题小像》饱含爱国主义感情，也是他青年时代鸿鹄之志的写照，更是其矢志不渝、毕生实践的人生格言：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20世纪初，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激进行为，青年鲁迅胸怀大志，不仅抒发了投身革命的激情，而且对当时广大民众尚未觉醒深表忧虑，可谓情感炽热又不乏含蓄深沉。

三、天人合一，追求和谐

如果说忧患意识主要是儒家哲学思想的起源地，那么中国文化的另一大源头道家思想的起源地就是自然意识。华夏先民们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重视自然，讲究四时运行之序，与其他生物相合共生的思想观念。《易经·系辞》云：“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这正是中华民族顺应自然，与万物和谐共存，追求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的显现。古典诗歌中广泛留存着表现亲近自然，物我合一之作。

《诗经》中的许多诗篇就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契的生活情景及美好心理。如《豳风·七月》有“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等句，表现了先民通过劳动而感受到自然的流转生机以及人的性情与自然变化的和谐统一，令人感受到生活就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依托以及在辛苦之后享受劳动成果的舒畅心情。另如《周南·芣苢》、《周南·桃夭》、《王风·君子于役》、《小雅·无羊》、《小雅·甫田》等描绘农业群体生活真实面貌的诗篇都表现了先民们凿井耕田的自在生活及对万物生长的欣喜之情，显现了岁月安泰，人物嘉祥的太平景象。

魏晋时期，政权纷争、政治压迫使大批文人失落躲避，加之玄学兴起，出现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法自然而为化”（阮籍）之类的主张。诸多文人寄情自然，从山水风物中寻求抚慰和解脱，并以诗抒怀，相因成习，以致蔚然成风。《登池上楼》便是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的代表作之一：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该诗写作者久病初起登楼临眺时的所见所感。前部分抒发官场失意的牢骚，中间描绘登楼远望所见景物，最后表达了怀人思归的情绪。诗中成功地描写了初春时节池水、远山和春草、鸣禽的变化，情景交融，使人感到生意盎然。

同样，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隐逸诗人，东晋诗人陶渊明所写的那些看似平淡却蕴含颇深的田园诗，也为中国古代文人提供了一个心灵栖居的家园。在他的心目中，恬美宁静的乡村是与趋膻逐臭的官场相对立的一个理想天地，这里没有暴力与虚伪，有的只是淳朴天真与和谐自然。因此，他总是借田园之景寄托胸中之意，挖掘田园生活内在的本质美。《归园田居》组诗是诗人在归隐初期的作品，兹录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唐代诗人王维晚年隐居终南山之辋川庄，在《积雨辋川庄作》里，他把自己清幽的禅寂生活与恬美的田园风光结合起来描写，创造出物我相惬、淡雅精美的意境：

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

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

同时代诗人孟浩然有《过故人庄》一诗，意境的恬淡与诗人甘于淡泊的心境十分和谐：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该诗句句看似平淡而又内涵充盈、韵味悠远，将秀美宁静的自然风光与淳朴诚挚的故人情谊融成一片，被闻一多评为“淡到看不见诗”的好诗。

南宋辛弃疾不被朝廷所容，落职居家，作《清平乐·村居》一词，暂时从淳朴和谐的田园生活里觅取安慰：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该词生活气息浓郁，是田园诗的词化，让我们感受了豪放派词人亦有别样情怀。同时，我们也不妨认为，正是因为作者向往这样和谐的农村生活，反而会更加激起他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爱国热忱。

四、含蓄执中，有所寄托

儒家经典《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心是平静无所偏倚的，称之为“中”；如果感情之发生都能合乎节度，没有过与不及则称之为“和”。“中”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如果能够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及之，达到圆满的境界，那么天地万物都能各安其所，各遂其生了。《中庸》所以用“中”本指含而未发的喜怒哀乐之情是为了说明礼是根源于人的含而未发的内心的。在这里，“中”既指人含而未发的内在要求，也是表现于外部行为上的合于礼（道德准则）。当然，“中庸”的“中”还有“执两用中”之意，即在对立的两极间寻求比较适中的解决方案，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既不要太“进”也不要太“退”，既要“尊贤”又要“容众”，既要“致广大”又要“极精微”，可以“乐”但不能“淫”，可以“哀”但不能“伤”，可以“怨”但不能“怒”。其实，“中庸”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内外协调，保持平衡，这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并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对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典诗歌向来注重缘情言志，但并不主张直接陈述。比兴就是一种传统表现手法。朱熹讲：“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比兴”二字联用，专指诗有寄托。这种手法在《诗经》中比比皆是。其首篇《关雎》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起兴作比，引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男子追求女子的系列情状。该诗既有真情流露，又表达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触，也不致过于激烈。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并觉得这是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典范。

汉代王逸在《离骚》序中讲：“《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诚然，屈原诗歌中大量的美人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后者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屈氏以夫妇喻君臣不仅形象生动，深契当时的情境，而且也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在“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等诸多诗句中，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一方面喻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这种复杂而巧妙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并对后世影响深远，例如苏轼《前赤壁赋》中的“邈邈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论语》讲，诗“可以怨”。在儒家思想中，“怨”不是简单地发牢骚，而是一种怨而不怒的讽谏。唐代金昌绪的《春怨》便是典型：

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该诗写一女子思念远征在外的丈夫。诗中没有正面写她是如何思念，而是写其梦中去辽西和征夫相会，这就从另一个侧面把她的真挚深情有力地表达出来。但天明莺啼，将好梦惊醒，于是要赶去树上黄莺，希望把梦一直做下去。诗含蓄蕴藉，看似抒写儿女之情的小诗，却有深刻的时代内容，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穷兵黩武下广大人民所承受的痛苦。

唐代的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都是抒写讽喻诗的能手，试看刘禹锡的《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诗人的政治立场、态度和中唐的历史状况看，该诗并不是恋旧般地表达一种感伤没落的情绪，而是包涵着引古鉴今的讽喻意味。经过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政治上的腐败堕落与东晋有一定共同之处，志在革新政治的刘禹锡此诗无异是在对唐代封建统治者敲响警钟。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曾巩有《咏柳》一诗，亦别有隐喻，读来令人警醒：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诗中的“柳”暗喻那种得势的小人，而“清霜”指的是人间正义。全诗感情是对得势猖狂的小人的批判和对正义的期待。

满怀才情却命运多舛的明代书画家徐渭的代表作《墨葡萄图》有自题诗一首：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作为靠卖画为生的市井文人画家，该诗看似自嘲其画葡萄卖不出去，随便抛弃，而深层含义是年逾五旬还颠沛流离的画家自况，空有才学却怀才不遇，只得自暴自弃卖画为生。诗歌托物寄情，抒发了世道不公，无人赏识，壮志难酬的时代感叹。

清代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有一首以落红自喻不甘沉沦，始终要为国家效力之诗，传唱至今：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鸦片战争前一年，诗人目睹了清王朝的腐朽，不愿与封建势力同流合污，辞官回乡。第二句讲马鞭一挥，直至天涯，很难再回京城，用夸张的手法，表现离别之愁、伤怀之意，含而不露。末两句由抒发离别之情转入表达报国之志，反用陆游的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虽不作豪言壮语，却巧妙地预示着诗人虽然脱离官场，但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成为传世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