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97年

记忆中国:新闻串起的历史 作者:李泓冰 著


1997年

在作者的新闻职业生涯中,工作量最大的不是自己执笔,而是新闻选题策划以及编辑润色。这一组报道留下的编辑手记可见一斑。

2月17日—26日第9版

“走入农家看文明”主持人手记

在中国,农民和农业从来都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话题。几千年来,几乎所有的皇帝都会煞有介事地到先农坛去耕几条田垄,表示他们不曾忘了根本;与此同时,中国农家小院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动也极其缓慢。如今,面向21世纪的中国正在竭力走出传统而封闭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这一浩荡进程中踊跃着的八亿农民依然引人注目。改革开放18年,改变了他们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改变潜移默化,事无巨细,贯穿于他们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给农村带来的变化之巨,是数千年来不曾有过的。

我们的记者在春节前后,走进华东各地的农家小院,信手拈来发生在农民身上普普通通的故事,并写出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于是,有了“走入农家看文明”这一组系列报道。报道循着人生的脉络,依次分“生育篇”“抚幼篇”“职业篇”“婚姻篇”“消费篇”“求医篇”“养老篇”“丧葬篇”等八组,每组包括一个故事、一篇述评和一则“主持人手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重大课题,这组报道想从一个平实的角度切入,期待能描述这种巨大变化于万一。

生育篇:让农民自己算账

从东西方世界刚刚开始互相认识以来,中国农民的生育热情和中国的人口数字就是一个令西方人吃惊的话题。大哲学家孟德斯鸠居然在大作《论法的精神》中得出一个幼稚的结论:中国的气候特别适宜生育,中国妇女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妇女更能生养。起初,西方人不相信中国庞大的人口统计数字,以为是朝廷出于民族自尊而有意夸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口的增长是太平盛世的重要象征,人口数量的起伏与“治世”和“乱世”的交替几乎重合。这和统治阶层几千年来一直实行的重农轻商政策以及水土的肥沃养人息息相关。重农恋土与多生多养成了最为上下同心的祥和之兆,而这两者之间又互为因果。人口众多,家庭数目却少,这成了外国人心中的一个不解之谜,他们不理解中国农民对四世同堂的迷恋与追求。

这种迷恋与追求一直持续到大约20年前,计划生育的国策最初并不为广大农民所理解。意味深长的是,在改革开放力度最大、经济上率先富裕起来的地区,这个“天下第一难”却从观念上迎刃而解。得风气之先的沿海农村在生育方面的革故鼎新,给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启示:改革和开放带来的是一个联动效应,丰富的不仅是农民的餐桌和腰包,变化更深刻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记者在农民生育观念变化上的观察再次告诉我们,不改革没有任何出路。仍在为计划生育头疼的不少地方领导恐怕也明白,“头疼医头”的疗法效果不会明显,还是得寄希望于改革与开放。

中国的农民有一个特点:相信事实,注重实际利益,他们自己会从方方面面算账,未必生儿子就一定合算。而更多地与外界沟通,也会让他们恍然:单单追求儿孙满堂原来和现代文明背道而驰。

抚幼篇:普及教育功莫大焉

“普及教育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这是美国教育学家霍勒斯·曼的名言。

而对中国农民而言,真正能够享受到这项人类最伟大的发现,还是近十年来的事。

尽管中国人向以“耕读传家”为人生至高境界,但事实上“耕”与“读”之间一直隔着深长的鸿沟。孔夫子对此曾一语道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种地的难免饿肚子,读书人才能高官厚禄——这道理农民不是不明白,但是跨越这道鸿沟实在太艰辛了。之乎者也,那些听不懂的圣贤书都是给当官的和要当官的看的,不属于种田人。农民只能通过“敬惜字纸”等方式,天真地表达对文化的敬而远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受教育的特权不曾受到过诘问。

改革,使农民在填饱肚子并走向富裕之后,明白了只有受教育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开放,让他们发现,教育是在现代社会能够维持人的尊严的唯一途径。受过教育的农民正在开始接老一辈的班,他们观察与处理问题的方式将迥然不同。现代的经营管理理念、法律观念、科学观念等,正在与传统的交锋中慢慢地凸显出来。

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兴国,这已经被作为国策而家喻户晓;中国人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切关注着农村孩子求学的命题。我们正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普及教育可能是这个转折中最精彩、最有力度的一个惊叹号。无论怎样估量这件事的价值都不会过分。很多人今天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但两代、三代以后,普及教育的丰硕成果将变得俯拾即是。

在中国广袤的农村普及教育,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世界、对将来最伟大的贡献之一,请拭目以待。

职业篇:关注“边缘人”

“如果有一天,农民消失了……”这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工业化浪潮正涤荡着中国田野,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的职业选择走向多元;贫困地区的农民也走出大山、走出田垄,在本地或集镇或城市打工。

从总体而言,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成果,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走出农业社会的樊篱,意味着革命导师语重心长地要消灭、而我们用政治运动方式怎么也消灭不了的“三大差别”,正在逐渐自然地缩小。

祖祖辈辈一直眷恋土地的农民,陡然间成了足踏城乡、游移于工农业之间的“边缘人”,这件事的重大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已经有相当多的社会问题产生,民工犯罪就是令城市头疼的一大顽症。

农民人数的减少、农业文明的弱化,受到影响的绝不仅是一代农民。几千年来农业社会已经塑造出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包括我们的民情风俗、语言习惯。我们一方面享受着物质丰裕的现代化,一方面也会面临传统社会正走向瓦解的惶惑。在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如何对文化传统和城乡居民的精神世界进行反思与梳理,是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及新闻出版领域责无旁贷的一件事。

最迫在眉睫的,是关注已经和正在成为“边缘人”的农民。

如何看待中国的几亿农民在集体跨入工业社会时的思想感情,他们的渴望与躁进,他们的困惑与矛盾?对此,我们还有些猝不及防、束手无策。就说农民喜欢的电影,至今没有一部反映“边缘人”生活的片子出现,导演们都不约而同地眷恋着半个世纪甚至更早一些时候的农村故事,对今天的农村几近视而不见。“边缘人”已经在挺身而出了,漠视他们,就是漠视今天的青年农民,也就是漠视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的未来。

消费篇:“扫盲”的新课题

向来对货币和商品比较陌生的中国农民,也在大把大把地花钱了。

岁末年初,数家传媒不约而同地发出重头报道,研究如何将农村市场变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预计,商家热切的目光将在“九五”期间投注于农民的手上,看他用钱换回什么。

习惯于花钱的农民会发生许多变化。比如,时间、精力乃至劳动力的解放——不必再为自给自足事必躬亲;本乡本土的能工巧匠失了传人——从流水线上出来的更精巧合用的商品能轻而易举地买到;陡然拉近了自己和外乡和城市甚至和世界的距离,日本的电器、上海的洗发精、贵州的酒,都可以朝夕晤对……

更深一层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在引领农民进入市场经济和现代生活方面,商品这位“导师”居功至伟。像摩托车在乡村大行其道,增加了农民交通上的自由度,密切了城与乡、乡与乡之间的联系,传统意义上的地缘观念在摩托车面前受到了冲击。还有电视机这个“魔盒”,农民通过它向世界延伸着自己的视线,反复调整着自己和乡村在这个时代的大致位置。与此相类的,如不断更新品种的化肥与农药、农业机械甚至良种,推进着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清洁用品和化妆品、时装、装潢材料、方便面等,在巨细无遗地更新着农民的生活内容……

对商品这个喜欢时髦的“导师”,老一辈农民有传统的戒备,新一代农民则喜欢跟着亦步亦趋。农村一波一波的消费热浪此起彼伏,其中不少属于盲目从众,得不偿失。

与其跟在一波波消费热浪后面评头品足,倒不如设法让农民认清商品“导师”和“陷阱”这两重性。看来,继识字的“扫盲”之后,还得在农村扫一扫“现代商业文化”这类的盲点,让农民少一些无谓的损失,少一些无所适从。

医疗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此前,我们已经循着人生的脉络,发表了“走入农家看文明”的“生育篇”“抚幼篇”“职业篇”“消费篇”。接下去陆续要报道的,是“医疗篇”“婚姻篇”“养老篇”和“丧葬篇”。

从前看电视新闻,看到对灾难时疫的报道,就心有戚戚焉——天灾病苦,当然在所难免,但它给人们带来的影响触目惊心。这与抗灾能力、医疗水平、保健水平息息相关。

记者对于苏南农民医疗保健的观察,让人欣慰,也让人感慨。如今,农民开始舍得花钱保健康了。观念的变化,不是由于苏南人民领会了尊重生命的理念,而是他们首先从自己的生产水平与生活水平的改善中,意识到健康之重要;其次,他们有了“保健康”的经济基础;再次,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农村医疗体制的改革,使得“保健康”不再是可望难即的梦幻。从中,我们至少可以有这样几点体会:其一,任何观念的转变,不可能凭空灌输,得让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其二,改革的递进、改革范围的扩大与深入,有时是水到渠成的事,如农村医疗保险体系的确立。其三,改革牵一发动全身,一荣俱荣;不改革,任何方面都没有活力,一损俱损。

像苏南农民这样从医疗保险中尝到甜头的,在广大农村还不普遍。更多的农民兄弟仍在为求医问药犯难,还可能因病返贫,一些巫医、封建迷信因此也有市场。但是,在健康问题上转变观念的苏南农民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也让还在改革的道路上摸索的一些地区的干部、群众看到了方向。

婚姻篇:面对“第一约束”

中国城乡那根看不见的“红线”,早已脱离象征传统的“月下老人”的掌握,被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悄悄地扯出无数的线头,迎风飞舞,风向却变幻不定。

记者对于农村婚姻现状的观察与分析喜忧参半,比较符合实际。由于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新一轮农村婚姻质量的改善、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其意义足以和50年代反对封建与包办婚姻的成功相提并论。

早有哲人指出,“婚姻是社会的第一约束”。一直隐隐觉得,对农村“第一约束”的嬗变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有关部门缺乏应有的重视。城市比较严格。农村则不然,离土离乡的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越来越多,在婚姻方面,传统的道德约束却越来越少。如何进一步提高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水准?将来在新一代农民子女的教育和心理成长方面,越来越多的无序婚姻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又将酿成怎样的社会问题?50年代,我们组织过工作队下到村子里,梳着短发、穿着列宁装的“解放同志”,给想要挣脱包办婚姻的农村姐妹打气壮胆。现在,面对农村婚姻的新变化,更多人却近乎束手无策。

有些研究企业改革的人替政府发愁,政企分开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干什么”?其实,报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有关部门”的吁求,地方政府该研究、该做的事实在太多。比如,农村青年,特别是流动性较大的农村青年的婚恋教育与管理。值得忧虑的是,相当多的“有关职能部门”也被“看不见的手”拨弄得紧,眼光老是盯在申请结婚的农村青年的钱袋,而不是他们的脑袋。如果连“有关职能部门”都把持不定,我们能单单责怪一些农村青年的一时糊涂吗?

养老篇:追昔与抚今

青春留不住,白发自然生。谁能逃避衰老呢?农村里许多难办的事情其实都与养老问题息息相关,比如有“天下第一难”之称的计划生育,比如兄弟阋墙、婆媳相争,比如薄养厚葬……

老年人口的激增,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一直是传媒的热门话题。只是这个话题总是集中于城市。其实,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可能更大。因为大多数农民还是得凭体力吃饭,年老体衰之后的生计问题更为突出。而计划生育的难点与重点也在农村。养老问题解决得好,计划生育也就迎刃而解。从这一点看,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社会养老恐怕是一条最好的出路。

然而,正如记者的观察,社会养老距绝大多数农民还很遥远,这里面有经济基础的限制,也有千百年来养儿防老观念的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观念的转变更艰难。这就是国情。细细分析,我国传统的养老观念其实也不乏合情合理之处,很有些值得继承与弘扬。如果能够把传统的家庭养老的绵绵人情与现代文明催生的养老保险制度严密、科学地结合起来,相信更容易推广。甚至这两者还可以相互促动,取长补短。

之所以农村养老保险还处在试点阶段,想来国家也在寻找两者的结合点。希望“试”的时间不要太长,农村的老人们在等着呢!

丧葬篇:先“往上看”再“往下看”

死人和活人争地、丧葬排场互相攀比,引起人们忧思与愤怒已经很久了。记者这一次特别提到,不少地方热衷于修庙续家谱,农民难免上行下效,助长丧葬旧俗卷土重来。

注重实际的农民往往不太在意“上面”怎么说,而看重“上面”怎么做。

现在的情形是,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对待丧葬问题不见得比农民觉悟高。有的家里死了人,非但动用公车大事铺张,更有甚者还借机敛钱。还有一些地方,甚至是大中城市,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下,郑重其事地组织祭神、仪仗、鼓号,甚至道场,还广邀海内外来宾,耗资之巨自不必说,有时还会有领导致辞和新闻单位捧场。

我们的记者指出,改革丧葬关键在于教育和引导,而上述种种场面会给农民以怎样的“教育”和“引导”呢?

笔者赞成这样一种说法:抓精神文明建设,管好普通百姓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管好数千万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丧葬改革如是,其他移风易俗亦如是。

说到这里,我们立即会想起敬爱的邓小平同志。他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完美地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不搞遗体告别仪式,家中不设灵堂,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不留骨灰。这一篇章,给中国普通百姓以巨大的心灵震撼。在小平同志面前,那些曾经在亲人丧事中大肆铺张的党员干部该不该惭愧无地?

要彻底改变旧习俗,消化噎人的“土馒头”,先得立下章法,从领导干部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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