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扬人家

一方水土

闲情逸致是一种传承。

隋唐时分，长安是政治中心，与长安比肩的是“扬一益二”，也就是扬州、成都（当时叫益州）两个商业大都市，类似现在的“北上广深”吧。可能是扬州城太繁华，太好玩，太休闲了，以至于隋炀帝三下江都，最后玩的把命搁在了那。不争的事实是，扬州作为隋唐消费性城市的不二魁首，其地位长期难以撼动，直到清朝末年，还是盐商富豪和文人雅士们欢乐风雅的天堂。物转星移，时至今日，扬州城虽风光不抵当年，但“白天皮包水（吃早茶），晚上水包皮（泡澡）”的舒缓生活节奏，扬名华人世界并经常包揽国宴的淮扬菜系，依旧在为扬州人善休闲、会享受提供注脚。

扬州东郊的江都，是古老淮河与万里长江的交汇处，西濒京杭大运河，素有“江淮之都”的称号，唐诗《春江花月夜》描述的就是这里的景象，诗人张若虚因这首诗获得了“孤篇盖全唐”的美誉，我想，那是因为这位扬州老乡把他的家乡写得太逼真、传神，美丽的不可思议了吧？民国十一年农历八月二十四这一天，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片“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水乡。现在想想，父亲真是个会生活，会享乐的家伙！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宽裕或是窘迫，他总能够发现和抓住生活中的光亮，不失时机地享受这些甘甜美味。

我不晓得“食为先”这个词究竟出自何处，但绝对是淮扬人家生活的永恒主题。我父亲呢，最多十岁的光景，便会优雅、消停地以吃早茶打发时光。祖上家境困难，为谋生，曾祖父于清朝末年拖着四儿一女，从水乡兴化县划船来到江都丁沟投靠同姓地主“十太爷”，租种田地。父亲出生那会儿定是贫农，六岁时母亲撒手人寰，勉强读了两年私塾，后跟同姓地主小大先生当书僮。这小大先生是个优哉游哉的主儿，仗着家有良田百亩，丁沟街上又有几处铺子，每天都在街上逛悠，跟人谈诗论画，或泡澡修脚、打几圈麻将纸牌，这当儿，他便照例让我爸到一家饭店吃茶食等他。起初，父亲总是换着大肉、排骨、鳝鱼等不同浇头吃盖浇面，渐渐，也学会了大人模样，点了烫干丝、蟹黄包和开胃酱菜，泡一壶绿杨春，老嘎嘎地吃起了早茶。更有甚者，一年春天，看着一位农民在饭店门口叫卖新上市的蚕豆，便嚷着要伙计用他正呷着的腌菜炒一把蚕豆，那黄澄澄的腌菜丝配嫩绿绿的蚕豆瓣色香味齐全，极为爽口，这道菜不仅成了父亲一生下饭佐酒的菜肴，也是我们记忆犹新的儿时美食。当然，少不了每月小大先生会扔一块大洋给饭店，听父亲讲当时一块银元的购买力相当惊人。

旧京梦忆

休闲和享受是需要物质基础的，淮扬人家似乎也有创业的习惯。那当儿，最容易淘金的地方是上海，奔那儿找生活的人都叫“上上海”，像山东人“闯关东”一样。我大伯是家中老大，比俺爸年长十五岁，更多考虑的是“穷则思变”的家政大计，于是乎撇下一家老小到上海一个汽车公司学徒。乖乖，交通运输业现在都叫现代服务业，那时该多前卫而富于眼光？不像我几个舅舅，跑到上海天目路当皮匠，一生没出息。多少年后，大约日伪时代吧，大伯手攥积攒的大把银元，跑到南京开了家“华森汽车行”，自己做起了老板——大伯真是个厉害的角儿，他很清楚大上海官僚资本行业垄断，所以溜到南京这个“大萝卜”城市开辟市场来了。未几，已成小伙子的父亲也追随兄长来到南京，先学开车，成家后分得股份，自立门户，开起了“森泰汽车行”。那时这行当叫“玩车子”，玩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华森”和“森泰”字号下已有几十辆汽车，其间不乏美国道奇等硬头货。车多，汽配和维修需求量自然加大，大伯瞅准时机，又在长江路195号新开一家“金陵轮胎行”，把江都乡下本家子弟悉数招来打理和务工，既为自家运输提供快捷的维修保障，又大肆承接其他汽车行的修配业务，生意火爆，“二森”产业达到鼎盛。

“我这把老骨头，总不能就扔在这里吧？”人老思故土，祖父总是这样念叨，潜台词两个儿子自然明白，于是又在老家丁沟平桥，购置了数十亩良田，打算年老乡居时，建造一片庄园。

如今房价高，房产似乎成了一个人财富的唯一象征。其实那会儿，光俺家“森泰行”就小有规模，房屋是典型的“前店后场”格局：中山路139-1号门面房用于业务洽谈和账房，大马路后面的盔头巷则是俺家住房、院落兼停车场。

“哎，爷爷二十啷当岁就在当时的京城当上老板了！”面对儿子嚷着要我缴首付、替他买房子，我每每教训道：“可你现在还是伸手一族。”

儿子不客气地反驳：“那你呢？”我不再言语。是啊，父辈的经济头脑就没传给我，我似乎一直都在告贷还款中周旋，莫非果真一代不如一代？

公私合营成立了联营处，父亲当上资方经理，大伯混了个闲差“照料员”。比起当年乡间的小书僮，父亲美食生涯的档次和精细程度都达到了顶峰。那时家中还有工人，晚上收工后，照例摆上流水席，先是工友及家属们三五桌，早吃早歇第二天好开工；接着是家里人几桌，当时外公和姨母舅母众表姐一大家人常年住这。听母亲说，那个生于光绪九年的老地主——我的祖父，乡下田产在他名下——习惯饭前来巡视一下俺家的伙食，叮嘱不要浪费，不可过多劝酒劝菜。“够用事就罢了！”他反复唠叨着这句话，体现出对早年艰辛生活的难忘怀，而他自己却不在这儿用饭，因为在大老板（大伯）家，俺祖父有自己的小灶。

据说，当时每顿饭没十多道菜拿不下来，吃的都是鲫鱼肚塞斩肉（肉糜）、蛋饺、扒烧整猪头、红烧狮子头等维扬风格大菜，大人孩子个个吃的嘴里流油，外公几乎顿顿对母亲感叹：“姑娘啊，这个日子嫌好不嫌丑呀！”陶醉在“吃的好说的好”的忘我境界。

就是这样丰盛的伙食，父亲也是不屑一顾的，他会独自踱到离家咫尺之遥的老广东、同庆楼和曲园酒家，品尝粤、鲁、川等菜系的不同风味，当然，更多时候他喜欢跑到位于鱼市街的中华楼和夫子庙的邵复兴菜馆（江苏酒家）享用地道的京苏大菜。春天，菜肴多半是“炸八块（仔鸡）”“炖生敲（鳝鱼）”，外加一个蛋包饭，慢条斯理地呷着老酒，吸着“白锡包”或“大英”“大炮台”等大牌香烟。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才从袁枚的《随园食单》中发现“炸八块”这道菜的工艺，并请高手尝试烹饪，确系美味。至于吃“炖生敲”，也有说道。新中国成立前，南京号称天子脚下，但治安不靖，时有地痞无赖敲诈生意人。为图安稳，当时商号的普遍做法是设法弄一张大帮会的帖子或什么牌牌挂在店堂，用“黑吃黑”的办法，吓阻小流氓的骚扰。父亲为此托人请过珠江路赫赫有名的安清帮老大穆老太府里的管事吃过饭，那管事通吃江湖，最喜“炖生敲”，父亲初尝，眼界大看，以后便好上了京苏大菜。秋天呢，清蒸阳澄湖大闸蟹、莼菜汤、鲈鱼——有时还是稀罕的松江四鳃鲈鱼——是父亲每天佐酒的盘中餐。

如今的社会讲究吃个新鲜、吃个生态，其实俺爸那时就好上了这一口，起因是祖父“日子富裕倍思亲”，要两个儿子去寻找他唯一的姑妈及其后人。祖父的姑妈从兴化走出，嫁给天京城太平天国某王爷，天京失陷后，这个王妃逃到中山门外余粮庄改嫁孙姓人家以避祸。倘若王妃活着至少近百岁，俺爸和伯父跑了多趟，也没打听到同姓的老太太，整个庄子里孙姓极多，更难确定“王妃”的后人是哪一脉。人没找着，父亲却带回村里种植的鲜嫩蔬菜、新茶，尤其是一种“瘤瘤菜”跟毛豆肉丝炒食极鲜，搭酒下饭两相宜。新茶也很棒，喝进嘴里很醇厚，好像有层薄薄的油腻感。此后年年开春父亲都亲自驾车去采买，平素庄户们也常送些新鲜蔬菜、大米进城，定期跟“森泰行”结账。记得上世纪末，一次我泡新茶给老爸喝，他惊喜地嚷道：“余粮庄、余粮庄的。”我细看茶叶听，原来是中山陵园产的茶，怪道呢！

父亲是喝慢酒的主儿，一顿饭常常花去个把时辰。长成后，一次看他慢悠悠地抿酒，我禁不住好奇地问道：“俗话说一人不喝酒，二人不赌钱，您为何有心思一个人喝？”

他的回答可以说别开生面，且影响了我的一生。只见他淡淡一笑，顺手夹起一筷大煮千张丝：“古来催工不催饭。干活要快，那是养家糊口的玩意儿；吃饭要慢，那是享受，好味道是嚼出来的！人有六欲，好酒菜最让人舒坦，在好心情中想些事情，也最容易想通想顺想透……”

这简直是毛主席“红烧肉补脑子”的又一翻版。我能想象自斟自饮的父亲，业主时想的是壮大产业，务工时想的是顺利养大几个孩子，而在这一过程中，他是那么沉湎和尽兴，看不出究竟是为了思考而大啖美食，还是有了美食才引发了思维活动。以后我发现，父亲在许多事情上，因与果、目的和手段都是一码子事，这可能正是会休闲、善休闲、生活即休闲的超脱胸襟吧？

随遇而安

有个挺有意思的小插曲。“文革”后期，我在十中（现金陵中学）读高中那阵，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特别是总理去世后的那个春天，批邓的调子越来越高。回去后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恰巧在家公休的老爸，他一边侍弄着那辆由老式脚踏车改装的轻骑，一边很认真地听完我的讲话，然后说道：“去，到你们学校替我挖点蚯蚓来，明天我要钓鱼！”

我很感意外，因为自打老邓实行整顿以来，老爷子十二万分的拥护，特别是对子女顶职、技术革新的主张赞不绝口，这回咋这么冷漠？于是没好气地回敬道：“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顾吃喝玩！”事后，我也内疚，历经运动的父亲，当时只是表现出一种稳健而已，其实在他内心比哪个都恨“左倾”，因为他那套休闲生活方式就很难见容于当时苦行僧般的“无产阶级人生观”。

上世纪五十年代晚些时候，政府采取赎买政策，将企业私营股份收为公有，每季度付一次定息，父亲由老板变身为位于扬州专区六合县的江苏第35汽车队工人，月薪80元，森泰行的工人大多分配到南京、连云港等省内长途汽车站工作。不过，打我懂事起，就觉得虽然家境困难，父亲的生活依旧精细、有序而充满情趣。小时候，我常去他们汽车队小住，吃饭时他总是打饭让我先吃，他继续加会儿班，等我吃好玩开了，他才在宿舍里点燃酒精炉，温好饭菜，拿出一只约摸二两容积的玻璃酒杯，倒上酒瓶上贴有飞天标识的白酒，美滋滋地小酌起来，酒后，照例从床下摸出一枚鸡蛋，在剩菜里兑上开水，打一个香喷喷的蛋花汤，硬是吃一大碗米饭！定时定量，从不苟且，数十年如一日。现在看来，这不独是“好一口”，而且更具养生意义。

他是个好工人，车钳铣刨无一不精，连县公安局的警车、摩托也常常找他修理和保养。他最擅长制作猎枪，经常和学校的一位余老师去盱眙山区打野鸡野兔，回来下酒。他做的猎枪除了自用和送人，也时常拿回来放在中山路新华日报社隔壁的一家旧货行标卖，一支枪常卖到40元，而那时一个成人的月生活费才8元左右。每卖掉一支猎枪，我都欢呼雀跃，父亲会让我敞开肚子饱食带有虾仁香菇鲜味的广式馄饨，或是三星糕团店的鲜肉大麻团，而我几个哥哥是享受不到这一待遇的。父亲呢，则会享用久违了的“炖生敲”，并去汇文里又新澡堂雅室泡个盆浴，做个全套下活，在那个年代，这玩意可是顶级休闲。

如果有人说“乃翁”只会玩些渔猎等老掉牙的休闲项目，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对“家尊”的评价是：文化不高，聪明异常。对许多新技术、新玩意儿他都极具兴趣，且在第一时间玩得精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晶体管收音机一出现，他就玩开了，从单管机到八管机、调频调幅，玩得风生水起。他卖猎枪的大部收入都投到新街口摊贩市场（现金陵饭店所在地）买无线电元器件，应朋友、同事和领导之托装配了无数个收音机，且负责维修，服务态度特好。后来，车队干脆把扩音机、电视机、投影机等所有新购置的电子设备都交给他维护和管理，还让他干上车队技术革新小组组长，每年度的“先进工作者”桂冠几无悬念地落在他头上。毫不夸张地说，俺爸硬是靠他的小聪明和小技术，逆袭了那个时代很臭的“资方”身份。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计算机开始普及，父亲虽已过了古稀之年，但每次我们兄弟回家探望，他都扯着我们衣袖，喋喋不休地打听计算机种种，我想，倘不是他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没准真会亲手装一台486或586呢！好在，我二哥继承了他的衣钵，从玩无线电起家，后来成为水利界一位小有名气的教授级计算机高工，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多少年后，当我从事经济管理，经常接触到“附加值”这个术语时，终于悟出，其实俺爹做啥事都有多重意义：做猎枪原本是为了休闲，却又成了创收的渠道；玩半导体是出于新奇，但又是他交友的平台。那时，家里要是添个家具、搭个防震棚什么的，父亲跟朋友们言语一声，木料、油毛毡等建筑材料立马源源而来，最后多的都送邻居了。南京往苏北的交通，只要是省汽运公司的客货车，父亲都能送人免费搭乘，行业人脉极广。

听妈妈讲过去

我在家居小，兄长们初中毕业或插队或当兵或进厂，我跟俺娘待的时间最长。父亲仙逝后，母亲一人生活，住在单位补差分给我的三牌楼颂德里老式套房里。她吃饭图省事，常常熬锅粥吃几顿，或下口面条将就，我担心她营养不良，每周无论多忙都要去几趟，儿子一来，她就喜滋滋地忙开了，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自己也顺便平衡一下饮食。她有几道维扬口味拿手菜，尤以青菜小肉圆、千张结烧肉和炖猪脚爪汤见长。这会儿，我习惯慢慢地品酒，听她说些陈年往事，脑海里还不停浮现小时候发热依偎她肩头、急急往儿童医院奔走时的情景。听她唠叨是种享受，满足了我“从哪里来”的好奇心。

俺外公是丁伙镇华家庄著名的“孙大胆”，当年军阀混战，乡下常闹土匪，夜里围住农家院落，发发狠话，敲打下明晃晃的长矛大刀，农户大都温顺地从窗口扔出些银钱、米面，土匪也知放水养鱼，并不进屋连锅端，得些外快就走。一次冲到俺娘家，外公不吃这套，紧闭门窗大骂。土匪恼怒，门被撞得咚咚响，才七八岁的母亲在外婆怀中吓得嘤嘤地哭，当时几个舅舅都在上海滩讨生活，家中只有外公一个年过半百的老爷们，真够悬的。好在外公全无惧色，用张八仙桌顶住大门，手持鱼叉，一边还高喊：“胡之湘，开枪！”声音响彻夜空，这胡之湘是本村大地主，家中有枪，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声，土匪胆怯了，用侉子话回应道：“你们开吧，你们开吧！”还是惶然撤退了。

“公公太汉子啦！”我一口气喝光了碗中黄酒，感叹道，“我咋不传他的代，胆子吗小？”

“胆小点好，小点好！不闯祸。”母亲急切地说，看着她满头银发，我心里嘀咕，儿子早过不惑之年，她还在操心……

尤其使我清风扑面的是，俺娘讲的都是信史。文物普查或笔录史实，一般忌讳采访读书人，他们在叙述中总爱合理想象甚至添油加醋，有着很强的主观印记。俺娘只在新中国成立后读过几天夜校，属半文盲，考虑事情多为线性思维，所以述说往事十分平实。她说幼时在乡间也唱儿歌，比如“看见蒋介石，欢喜了不得；看见孙传芳，甩起来一洋枪！”天哪，这是大革命时期的民意反应啊，中学课本没错，北伐战争是正义的。俺妈十岁那年，田塍上、村庄里到处长一种极像猪毛一样的小草，上段黑绿根部发白，生命力极强，老人们断言，朱洪武又投胎出世了。十四年后，当解放大军高举朱毛领袖像，浩浩荡荡开入南京城的时候，俺娘和她的父老乡亲们似乎才恍然大悟。

“哦？哦？”我听得失了神，一时冒出许多想法，掐指一算，那年头正是朱毛红军胜利到达延安。

“还有呢。”俺娘告诉我，南京解放前几天，天气灰蒙蒙、阴沉沉，就像现在的雾霾天，四月二十三号那天，一下子艳阳高照、万里无云，大军进城，秧歌四起……我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歌“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如果有人愿到图书馆查阅那几天气象情况，我坚信俺娘所言不虚。

“解放军都还穿着草鞋呢！”俺娘补充道。

对解放军，母亲有着质朴的好感。她说了两件事，一是俺外公家住过新四军，他们只在柴房、堂屋用稻草打地铺，第二天一早必然收拾得干干净净，时常还帮忙干些农活，从不给房东添麻烦。另一个是南京解放前两天，溃败的国民党兵抢了我家一辆货车，命工人沿沪宁线逃窜，几天后的黄昏，正当父亲手拨算盘珠，还在为这事懊恼时，忽见那辆车“吡溜”一下又滑进了院落，两位工人满面春风地告诉我爸，途中解放军截住了这辆车，问清原委后随即将人车放还，工人够机灵，沿途还顺带运一车货回来。

“邻居都来道贺，说二老板家心肠好，好心有好报呢。”母亲苍老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还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供桌上的观音菩萨像，香炉里正飘逸着细柔柔的清烟。母亲一生信佛，晚年更是逢初一和十五吃斋。

对小鬼子，母亲自有一番见识。抗战期间，我的几个舅舅都在上海打工，俺娘也去呆过一阵，她说那会在主要桥梁及路口有鬼子兵岗哨，中国人路过须向他们鞠躬，如忘记这茬，小鬼子上去就是几抡耳光，非常凶蛮。当时，在市区一些军事机关、仓库重地，小鬼子都备有黄沙、水龙头防空袭，盟军的飞机驾临时，鬼子就用高射炮打，炮弹轰鸣，烟火弥漫，地上的鬼子汉奸照例欢呼“打中了！”可一会烟消雾散，飞机照常在云层中穿梭，从没看见小鬼子打下一架，足见鬼子防空力量的薄弱，难怪美国军机进入东京上空如入无人之境呢。俺娘是抗战胜利那年到南京跟我爸成亲的，亲见没了武器的一拨日本兵耷拉着脑袋窝在盔头巷，全无往日的神气，任凭小孩子向他们扔石子也不避让，信佛的仇老太太给他们点食物也不吃，确乎有点“忍性”。一些滞留的东洋女人还嫁给了南京的三轮车工人。

“东洋婆子干净呢！”俺娘说，三轮车夫下班后，东洋女人会花几个钟头，把锈蚀的车笼头、钢圈擦得贼亮。她们那会就习惯用餐巾纸、卫生纸，对我们徒手擤鼻涕和随口吐痰的习惯总是摇头不已。俺娘还说，东洋货没德国货好，但省油省钱，我们家就用“拖一大”（丰田）、“一滋滋”（五十铃）跑生意。俺娘憎恨小鬼子对中国人凶，同时又感慨东洋人相互间很客气、很礼遇、很团结。她老人家的反复唠嗑，使我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除了恨，又滋生几分好奇。后来，儿子考上了他们的庆应义塾大学日语专业读研，两年后我也去实地考察了下，方知母亲乃是我们家客观看东洋的第一人，比我那三位兄长强了去了！

儿子何以选择去东京留学？他可是老娘一手拉扯大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