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翻译策略是文学翻译必然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从总体上来看有两种趋势：一种是以原语文化为中心的翻译策略；另一种是以目标语文化为取向的翻译策略。虽然从表面上看，选择哪一种策略都是译者的自行主张，其实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

本书以文化学派的领军人物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改写”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追溯他的翻译理论思想的重要来源——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权力”理论，更深刻地理解勒菲弗尔翻译理论思想中关于权力对翻译的操纵所做的论述。继尼采提出“权力意志”是人存在的本质之后，福柯用权力谱系学的方法分析现代社会新型的权力机制，即作用于“人的身体”的“规训权力”。在福柯看来，权力是一种关系，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形成网络关系。在权力关系中，人逐渐失去自主体验和活动能力，成为可操纵和服从与温顺的主体虚构物。由此福柯得出“人之终结”这一令人文科学界震惊的结论。福柯还进一步认为，社会是一个权力运作的系统，它与社会各个层面特定的“话语”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缜密的网，驾驭其成员的思维、行动和组织规范。他在质疑科学主义“求真意志”的同时，深刻地指出人文科学与权力紧密相连的本质关系。在人文科学中，知识参与了权力运作策略的制定过程，知识是为权力关系制订一系列规则、标准及规范的实际活动过程。福柯认为，“话语”是获取“知识”的途径，而“话语”不仅是一个语言符号系统，也是与话语实践紧密结合的动态总体。

勒菲弗尔将翻译研究归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看到了目标语社会中“权力”因素对翻译行为的“操纵”，为翻译的叛逆行为找到了深层次的根源。他指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主要的权力操纵因素，赞助人的意志代表着目标语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制约着译者对原语话语世界以及语言差异性的处理。当语言的差异性与目标语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发生矛盾时，往往是后者胜出。他通过对大量翻译现象的研究，发现语言学派致力追求的等值翻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不可能的，译者的翻译策略都是在意识形态层面、诗学层面、话语世界层面做出的语言选择。随着他对文学翻译策略选择问题的深入研究，他完成了对制约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四大因素的研究并做了秩序排列：意识形态、诗学观、话语世界和语言。勒菲弗尔一再重申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两种语言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发生碰撞，译者周旋于两种文学传统之间，受目标语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不可能是中立的、客观的，总会打上目标语社会中“权力”因素的烙印。

勒菲弗尔指出，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总是在意识形态、诗学观、话语世界以及语言差异性等四个层面上做出的决策，而其中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影响最大。因此，翻译策略的研究必须与具体的历史语境联系起来。翻译策略不具备规约性，而是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时代特征性，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很自然会与一定历史语境下的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起来，随历史语境的变迁而有所调整变化。

本书以霍姆斯（James Holmes）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为主要方法，以“面向译本”“面向功能”为主要导向，选取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简·爱》在中国跨越近一个世纪里出现的六个有研究价值的汉译本为蓝本，深入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制约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社会文化因素，从意识形态、诗学观、话语世界以及语言差异性四个层面详细论述这些因素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制约性。

1847年，英国文学家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ё）发表其成名之作——Jane Eyre（汉译名《简·爱》）并引起强烈的反响。在随后一百多年的风云变幻里，《简·爱》历经岁月和风雨的洗礼，但仍然在世界各国盛行不衰，受到世界很多国家众多读者的喜爱与推崇。一百多年过去了，时间的流逝没有减弱它在历史长河中闪烁的耀眼思想光芒，岁月的漂白也没有褪去它在世界文坛发出的璀璨夺目的艺术光芒，《简·爱》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20世纪30年代，《简·爱》被译介到中国。随后在近一个世纪里，中国掀起了《简·爱》复译的热潮。迄今为止，《简·爱》汉译本已达一百多种，而且复译的热潮至今也未平息下来。不同时代的译本由于政治文化因素的变迁，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是大相径庭，这种现象为翻译策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本书选取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六个具有代表意义的《简·爱》汉译本，结合特定的历史语境，通过分析制约译者选择不同翻译策略的社会文化因素，来探讨文学翻译策略选择的规律以及趋向。

选取《简·爱》汉译本为研究蓝本，首先是因为作品本身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简·爱》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描述了女主人公简·爱的坎坷人生之路，成功地塑造了简·爱这个自尊、自爱、自强、自立、敢于抗争、勇敢追求自由的新女性形象。在当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贵族富豪踌躇满志，神甫教士‘神恩’浩荡，等级森严，习俗累累，金钱第一，男权至上”的社会里，理想的女人都是“家庭的天使”^[1]。而作者却塑造了一个长相平凡、身材弱小的女性，公开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鞭笞社会习俗，藐视财产和地位，为妇女不平等的权力大声疾呼，这无疑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其次，《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上一笔珍贵的文学遗产，作品本身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较高的文学价值。虽然一直以来文学界都把它视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但作品的语言优美、典雅、富有诗性，给人以美的愉悦和享受，使整部小说充满了散文诗般迷人的色彩。小说不仅酣畅淋漓地表现了人物意识下的深层情感，还以冷峻严肃的笔调对人物心理进行深刻剖析，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文学创作的现代主义精神。此外，小说故事情节还充满了隐喻式的构思、扑朔迷离的文学意象等，这又使整部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最后，《简·爱》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小说有六十多处引用《圣经》或借用、化用其中的典故、形象、比喻等，小说的主要情节构思也包含《圣经》故事的隐语。作者从小生长在基督教氛围浓厚的环境里，《圣经》的语言和《圣经》的意象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因此，无论从时代意义、文学艺术性还是文化意义方面来说，《简·爱》无疑都是一部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含量非常高的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这样一部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和文化上都价值厚重的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在中国出现盛况空前的翻译、复译热潮也就不难理解了。《简·爱》最早的汉译本是伍光建的《孤女飘零记》，属于节译本。他在1925年完成翻译，但直到1935年才出版。而第一个《简·爱》汉译全译本由当代著名的翻译家、鲁迅先生的学生李霁野翻译并于1935年在中国出版。此后，《简·爱》的翻译经历了一个低谷时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掀起《简·爱》复译的热潮。到目前为止，在一百多种类型各异的《简·爱》汉译本中，全译本有四十多种，其他节译、改写、缩写以及英汉对照版本等更是不可胜数。根据汉译本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又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5-1949年，即新中国成立之前；第二阶段，1976年“文革”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第一阶段的代表是两名译者和他们的译著。一是伍光建和他的《孤女飘零记》。《孤女飘零记》是中国最早的《简·爱》汉译本，虽然该译本由伍光建在1925年就完成了，但直到1935年才被商务印书馆出版。《孤女飘零记》属于节译本，喜欢节译是伍光建的一贯风格。伍光建是稍晚于林纾的翻译家，师从于严复，很早就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翻译。茅盾在评价伍光建的《孤女飘零记》时，曾这样说道，伍的译本删去了大量不表现人物性格的景物及心理描写，以及他认为与故事结构、人物个性关涉不密切的叙述和议论。“我们需要西洋名著的节译本（如伍先生的工作）以饷一般读者，但是也需要完善的全译本直译本，以备文艺学徒研究。”^[2]

二是李霁野和他的《简·爱》汉译本，这是《简·爱》在新中国成立前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汉译全译本。李霁野是深受“新文化运动”洗礼并逐渐成长起来的翻译家。1933年7月，李霁野完成《简·爱自传》的翻译。1935年8月20日，《简·爱自传》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第4期开始连载。1936年9月，生活书店发行《简·爱自传》的单行本。1945年7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简·爱自传》第3版，并将书名正式改为《简·爱》。198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以及1994年岳麓书社均再版该译本。李霁野的《简·爱》汉译本符合“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译学界的翻译趣味，并带有那个时代的语言特点——“欧化”的语言，对早期中国读者的影响很大，使《简·爱》在中国广为流传，奠定了《简·爱》在中国翻译文学中经典文学名著的地位。

第二阶段主要有1980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祝庆英的《简·爱》全译本。祝庆英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翻译家，她精通英语、西班牙语等，将毕生精力都致力于外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她主要的译著有《简·爱》《夏洛蒂·勃朗特传》《教师》《董贝父子》等。祝庆英的《简·爱》汉译本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但直到1980年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当时就发行300多万册，是国内最流行的汉译本，受到中国读者的推崇与喜爱。祝庆英的《简·爱》译本多采用直译，虽然在语言表达上不像李霁野那样明显“欧化”，但她以原著为中心的翻译策略选择却十分明显。由于该译本诞生于“文革”之后，译者在对原著的阐释以及语言的表达上，仍然留有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深深烙印。

第三个阶段是《简·爱》汉译本出现最多的阶段，据不完全统计，仅出现的全译本就达四十多个。虽然汉译本的数量可观，但译文的质量却优劣混杂。根据译本的不同译法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全译本，包括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吴钧燮的《简·爱》汉译本（2016年译林出版社新版，本书引用该版本）、1994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黄源深的《简·爱》汉译本、199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宋兆霖的《简·爱》汉译本（2005年中国书籍出版社也出版了该译本，本书引用该版本）、1997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胡建华的《简·爱》汉译本等等；第二类是英汉对照本；第三类是编译本、简译本等。后两类译本更是不计其数，对英语语言的学习，以及文学名著的推广普及，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本阶段出现了三个较为严肃和具有代表性的《简·爱》汉译本。一是吴钧燮的译本。吴钧燮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出版有《托尔斯泰评传》《老人与海》《烦恼的冬天》等译著。二是黄源深的译本。黄源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出版有《隐身人》《我的光辉生涯》《惊醒》《道连·格雷的画像》等三十多部译著，黄源深的《简·爱》译本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三是宋兆霖的译本。该译本最初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随后有几家出版社相继出版他的译本。宋兆霖是浙江大学教授，同时也是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专家，出版有《最后的莫希干人》《大卫·科波菲尔》《呼啸山庄》《双城记》等多部译著，主编有《勃朗特两姐妹全集》（10卷）、《狄更斯全集》（32卷）等作品集，发表小说、诗歌、论文等多篇。

本书选取不同时期六个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简·爱》译著作为个案研究，以勒菲弗尔的制约文学翻译策略选择的“四因素”为理论基础，全面而系统地分析在不同历史时期制约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社会文化因素。在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翻译研究为主，结合具体的翻译实例，本着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探讨译者选择不同翻译策略的根本原因，以及这样的翻译策略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所发挥的社会功用。

翻译策略的研究应全面而系统地进行，应有系统的理论作为指导，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结合起来。翻译策略的研究不能脱离具体的译本研究而抽象地高谈阔论，翻译策略的研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综观学术界对《简·爱》翻译策略的研究，可以看出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简·爱》作品本身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丰富的文学艺术价值以及丰厚的文化价值含量，这又增加了《简·爱》翻译的难度，而中国出现《简·爱》复译的热潮又为文学翻译策略选择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以一种系统性的理论作为指导，透过《简·爱》在中国出现复译的盛况，研究文学翻译策略的选择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1972年，美国翻译理论家霍姆斯首次发表《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提出翻译学研究的范围，描绘出该学科的构架。霍姆斯将翻译学定义为实证学科，将翻译学分为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纯翻译研究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描述我们经验世界中出现的与翻译和翻译作品有关的现象；二是建立能够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的普遍原则。第一个目标指的是描述翻译研究，这一分支与实际的翻译现象关系密切，它可分为面向译本、面向过程和面向功能三大类。面向译本的描述翻译研究，是对翻译个案研究的描述，或者说是以文本为导向的描述，是历时和共时的研究；面向过程的翻译研究，涉及翻译这一行为发生的过程或行为本身的研究；面向功能的翻译研究关注译者实施翻译行为与目标语文化的互动关系，注重文本在目标语文化中所发挥的功能。第二个目标指的是理论翻译研究，即运用描述翻译研究的成果，结合相关领域和科学信息，解释和预测翻译现象，其终极目的是建立一种充分而全面的理论，以解释和预测与翻译作品相关的所有现象。霍姆斯将应用翻译学分为翻译教学、翻译政策和翻译批评三个部分。

描述翻译研究着重描述译本在何种情况下被选择，译者采取了何种翻译策略，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翻译策略，以及这样的翻译策略在目标语社会中发挥出怎样的社会功能等。翻译理论研究利用描述翻译研究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及翻译产品的原则以及翻译理论的模式等；翻译理论研究离不开描述翻译研究中获得的全面而具体的数据。霍姆斯在最后还指出：描述翻译学、理论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三者是“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任何一个分支都为其他两部分提供材料并利用它们的研究成果。”^[3]

以描述性的方法进行翻译研究，将翻译研究纳入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的范畴无疑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是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前沿课题。翻译本身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和构建，从这方面来讲，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提出“翻译是一种文化构建”，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了更高、更广阔的理论研究层次。

说到描述性翻译研究，学术界可能会有一种误解，认为这种研究只谈“描述”，而不做任何价值判断。勒菲弗尔在《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特别强调指出，这些研究“不可指示未来的译者如何翻译；它们只能让译者认识到问题的所在，认识到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既可以用过去成功的策略实例，也可以用过去失败的实例来引导译者。译者可以决定仿效前者，避免后者”^[4]。基于勒菲弗尔这样的观点，本书在进行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之上，还会进一步探讨“问题的所在”，同时做出一定的价值判断。

本书的篇章结构如下：

绪论部分是对中西方翻译策略研究的追溯与回顾，对《简·爱》翻译策略研究现状的概述。

第一章着重介绍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基本内涵，勒菲弗尔在充分汲取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将翻译研究纳入历史文化的语境，将翻译行为视为一种文化互动关系，看到目标语文化中“权力”因素对翻译行为的影响。因此，他认为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并不是一种自主行为，而是在权力网络中的一种主体遗失，译者必然会受到各种权力因素的制约。勒菲弗尔通过对大量翻译现象的研究，找到了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四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观、话语世界以及语言差异性。本书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问题的探讨就是从这四个方面着手进行的。

第二章着重论述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毫无疑问，翻译与政治关系密切，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政治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本章着重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功能等方面的论述，通过对《简·爱》汉译本的历时研究，分析不同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制约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

第三章着重分析目标语社会的诗学观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一个民族的诗学观，是该民族文学观的一部分，即这个民族的文学样式、文学主题以及文学手法等方面的总括。文学翻译不仅局限于原文信息内容的传达，还涉及原文语言附载的审美、情感等艺术特质的传达与再现。将原著转换成目标语文学作品，译者必然受到目标语文学传统的影响，译者在做出翻译策略的选择时，目标语诗学观发挥出重要的制约作用。

第四章着重分析话语世界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不同的话语世界之间在物体、概念以及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制约着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积淀了一个民族深刻的社会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折射出其对待不同话语世界的态度。

第五章着重分析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语言系统，无论在语音、词汇或句法层面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翻译作为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必然涉及很多棘手的语言问题。本章着重从两种语言在音韵修辞格、词义修辞格以及句法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性入手，比较分析译者在面对这三方面的差异时做出的翻译策略选择，分析语言差异性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制约。通过分析与研究，指出一些好的翻译策略可为后来的文学翻译带来的启示及引领作用。

在结语部分，本书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文学翻译中确实可以看出勒菲弗尔的“四因素”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目标语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及诗学观操纵着翻译的“改写”过程，当目标语社会十分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时，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制约性会显得特别明显。当目标语社会对意识形态意识较为淡化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就会退居其次。而这个时候诗学观、话语世界以及语言差异性的问题就会变得突出。在不同的时代，这四个因素的重要性会做相应的变化。翻译策略的研究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它不应具有规约性，而是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时代特征性，翻译策略的研究应与一定的历史语境密切结合并与时俱进。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共生成为一种时尚的理念，尊重差异、体现差异的翻译策略更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策略选择。

[1]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2.

[2]转引自：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125.

[3]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112.

[4]Lefevere, A.Translating Literature：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