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的朋友果然是间谍

伊塞·哈雷尔对于追捕间谍的工作格外着迷，他如同一名痴迷的猎手，每捕获到一只新猎物都会兴奋不已。而现在，他又将怀疑的目光转向了本-古里安总理身边的著名人物——伊斯雷尔·比尔教授。

伊斯雷尔·比尔于1912年出生在维也纳，早年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据他自己讲，1938年纳粹进驻奥地利之前，他曾走上大街与法西斯战斗。比尔说，他曾在奥地利一所军校学习，后来志愿加入了“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与佛朗哥的军队作战。

1938年，比尔移居巴勒斯坦。凭借他自己介绍的战斗经历，他加入了哈加纳。比尔的社会主义观点、他所接受的自由主义教育以及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帮助他结识了正在打仗的犹太领导人。比尔因在1948年的独立战争中的贡献而被授予了中校军衔。

以色列建国后，比尔一直是以色列武装部队参谋长亚埃尔·亚丁的副手，经常同军事情报部门的行政当局打交道。20世纪50年代初期，比尔差点获得了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的职务。

比尔曾是激进的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党员，并在该党的安全机构担任过重要职务。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退出了统一工人党，转而加入了更为温和的本-古里安领导的执政党——以色列工党。从那时起，他便与肖尔·阿维格、西蒙·佩雷斯等国防机构主要领导人，甚至本-古里安总理交上了朋友。

1955年，本-古里安将其私人日记交给比尔，让他代表官方编写一部以色列独立战争史。这份特殊的工作是一个绝妙的观察哨位，它使比尔有机会接触到涉及以色列国防的最敏感、最机密的材料。有关方面为了让他能够安静地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特意在国防部大楼里为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比尔还经常参加许多重要的秘间谍百宝箱

手表式照相机。镜头采用潜望式设计，间谍们可以通过假装看时间来执行任务，偷拍一些情报资料。

密军事会议，军队的秘密计划、涉及国家安全的方案和文件，无不经过他的手，甚至就在他离开军队后也是如此，那些关系到以色列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机密的情报，也都要交他过目。而对于他所想知道的一切，以色列将军们几乎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从那以后，比尔渐渐地成为本-古里安的密友，几乎每次举行军事检阅时，他总是站在总理身边，其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1960年，比尔转入政界，不过仍被授予了预备役上校的军衔。比尔虽然退出了军界，但却继续以其军事方面的专长，在以色列举办过一系列关于各种军事问题的演讲会。从那以后，人们便改称他为比尔教授。

比尔教授还经常应邀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讲授战争学，而他对于未来战争的军事战略所作的精彩分析，赢得了不少外国政治家和军队领导人的信任与敬佩。

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这位比尔教授所受到的宠信及所掌握的权势如日中天之际，有关方面却已经对其忠诚产生了怀疑。

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将军对于比尔退出军队后仍能随便出入国防部大楼感到惊讶和不满，这位将军干脆以比尔已不在军队服役为理由，要求他不要再穿军官服装，并取消了他出入国防部的所有证件。

1956年，英国、法国、以色列拟向苏伊士运河派驻联合部队。为协调整个行动，三国政府首脑和军队领导人决定在法国塞夫勒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临行前，本-古里安总理和达扬将军召集所有随行官员举行了一次准备会议，让达扬感到吃惊的是，比尔并不一同飞往巴黎，但却出席了临行之前的这次秘密会议。摩西·达扬当时就曾半开玩笑地指着这位军事史学家问道：“这位间谍在这儿干什么？”

而作为负责以色列安全的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早在1953年就对这位来历不明的伊斯雷尔·比尔产生了怀疑。当时，比尔私下与联邦德国情报界总管、联邦情报局局长莱恩哈德·格伦将军建立了联系。他的这一举动触动了哈雷尔那根警觉的神经。

格伦及其情报机构在北约联盟的欧洲防务中拥有特殊地位。格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纳粹军事情报机构工作，负责监管在苏联的间谍，如今他正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合作，以唤醒沉睡在苏联的间谍。苏联人无疑很想知道联邦情报局所构成的威胁，因此派人弄清格伦的行动便成了当务之急。比尔教授似乎正是苏联人所需的合适人选。

首先，比尔有条件掌握某些机密情报，他与北约各国的军界、情报界的许多官员都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其次，比尔教授到西欧讲学时经常“顺道”去东德、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访问”。这一举动也引起了哈雷尔的怀疑，并因此对他发出过多次警告。

哈雷尔怀疑，比尔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国家安插在以色列的间谍，他多次向本-古里安表示过自己的怀疑。然而，本-古里安却认为证据不足而不肯放弃对比尔的信任，本-古里安甚至怀疑哈雷尔和达扬是在嫉妒比尔的亲信地位。

尽管本-古里安不相信比尔会是间谍，但哈雷尔凭借着他那灵敏的嗅觉，坚信自己的怀疑是不会错的。虽然眼下还缺少过硬的证据，但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哈雷尔还是决定再警告比尔一次。

“独眼将军”摩西·达扬（中）和拉宾（右）等在一起

哈雷尔再次把比尔教授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不等教授坐稳，便开门见山地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

“你为什么要到东柏林去？”

“你为什么还要到波兰去旅行？”

“难道我没有警告过，你要注意同共产党的关系吗？”

然而这位被人昵称为“皮帕克”的又高又瘦的秃顶教授，却根本不买情报界总管兼摩萨德局长的账，他以其惯有的傲慢神态，迎视着哈雷尔那双冰冷的蓝眼睛。随后，他轻蔑地用手指弹了一下烟灰，漫不经心地对哈雷尔说道：“有话就请直说，别再兜圈子了。恕我直言，我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

哈雷尔用拳头猛敲着桌子，大声说道：“比尔，我最后一次警告你，我禁止你再去东欧！”

这位处处受人尊重的比尔教授，何曾受到过这种严厉的呵斥，在他看来，就连本-古里安也没有权力这样对他讲话。教授猛地站了起来，怒气冲冲地喊道：“我要告诉总理，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

接着，他“砰”的一声摔上了办公室的门，扬长而去。

比尔摔门离去后，哈雷尔一动不动地静坐了有好几分钟。比尔最后甩出的那句话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

他所指的是什么党呢？

不错，比尔是本-古里安领导的执政党——以色列工党的成员，但是摩萨德首脑不属于任何党派，他负责国家的安全，只对国家首脑负责，而不对党派负责，哪怕是执政党。

哈雷尔也清楚地知道，比尔早年曾是左翼组织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党员，并以坚定的亲共产主义分子而著称。朝鲜战争期间，他就在报纸上发表过不少反美文章，表现出明显的亲共立场。比尔后因与统一工人党内的“温和分子”发生意见分歧而退出该党。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比尔退出统一工人党后，不是加入更为激进的政治团体，反而加入了比统一工人党更为“温和”的以色列工党。

在加入执政的以色列工党后不久，比尔就向本-古里安说出了“祝本-古里安永远健康”“您是以色列的救星，您是以色列的希望”“您想干什么，您就可以干什么”等一系列令人肉麻的吹捧话语，其人品可想而知。因此，就连比尔当年在统一工人党中的几位莫逆之交也曾向哈雷尔发出过警告：“要当心皮帕克。他是个典型的投机家，一棵随风倒的墙头草。”

哈雷尔耳边再次响起了比尔的那句话：“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

满腔的愤怒使得教授的声音都走了调儿，变得刺耳不堪。通常总是冷静持重的比尔教授，这一次显然被激怒了。愤怒中脱口而出的话语往往是本能的反应，而本能的反应才是最真实的。

哈雷尔突然意识到：只有一个被苏联训练过的坚定的共产党人，只有一个被训练得无条件地相信“党”的最高权威的人，才能做出如此反应。

“敲山震虎”的攻心手段，取得了出人预料的结果。哈雷尔感到必须马上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他来到本-古里安家中，向总理报告了他所掌握的有关比尔的材料：

“比尔搜集了许多一般来说与他毫不相干的情报，他常利用到欧洲旅行的机会去共产党国家，比尔还与苏联驻以色列的外交官们交往频繁……

“比尔在特拉维夫的夜总会里花销甚大，远远超出了他的正常收入。就在不久前，他在慕尼黑的一家饭馆里吃饭，200 美元的账单都没有使他皱一下眉头。而他在为幽会的女人购买昂贵的时装时，更是花钱如流水……

“他与妻子丽卡克的关系很不好，因此总在耶胡达大街的‘阿托姆’酒吧间里整宿整宿地借酒消愁……比尔还经常和一些可疑的女人厮混，而且总是狂饮。我认为，此人正被某种强烈的紧张情绪所折磨，而这种紧张情绪多见于那些过着双重生活的间谍。”

最后，哈雷尔提醒总理：“比尔对您也并不如您想象的那般忠诚和老实。就在不久前的一场风流丑闻中，他被那个女人的丈夫狠狠地揍了几个耳光，牙齿被打掉了好几颗，但他却对您当面撒谎，说是在一次小小的车祸中撞坏的，而您也相信了他……从现在起，您一定要提防点儿比尔。”

但是，哈雷尔最终也没有能说服本-古里安，他对哈雷尔说道：“怀疑每一个人是你的职业，至于我，则对比尔教授完全信任。”

就在哈雷尔这次谈话之后，本-古里安又把自己的另外几本私人日记借给了比尔教授。这些日记不仅记录了他本人最隐秘、最能说明个人意向的想法，甚至还包括不少连内阁都不知道的国家机密。

事到如今，若是换别人也许早就罢手了，但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哈雷尔却不会这样。尽管他与本-古里安私交甚好并且对其绝对忠诚，但当他意识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正在受到威胁时，便不惜冒得罪总理的风险也要一追到底。

从那以后，比尔教授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辛贝特特工更加严密的监视。哈雷尔还命令摩萨德调研部，对比尔的个人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并且特别强调，即使是对于那些尽人皆知的“事实”，也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放过。

事实再次证实了哈雷尔直觉的正确。1961年3 月，摩萨德得出结论：伊斯雷尔·比尔教授不仅是一个冒牌犹太人，而且是一名克格勃安插在以色列多年的老牌间谍。

尽管哈雷尔对比尔怀疑已久，但当比尔真被揭发出来后，他反而感到十分棘手了。比尔一直是本-古里安总理的密友和影子，这几乎成了尽人皆知的事实，他的逮捕及真实身份的公布，无异于是在向反对党提供一枚重磅的政治炸弹，搞不好甚至还可能导致现政府的垮台。

此外，比尔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国也都有着极高的威望，当人们得知教授是一名苏联间谍时，以色列的名誉也将受到影响。到那时全世界都会惊呼：“莫斯科所掌握的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所有情报，原来都是来自特拉维夫。”

然而，顾虑归顾虑，当以色列国家安全真正受到威胁时，任何顾虑都将被哈雷尔置于脑后。1961年3 月31日，哈雷尔下令逮捕比尔。

那天，辛贝特特工与警察抓住比尔的时候，比尔正将一些文件交给克格勃间谍维克托·索科洛夫（他以苏联外交官的身份潜伏在特拉维夫）。这些文件包括本-古里安总理日记的摘录和一份有关一家以色列国防企业情况的报告。

在法庭上，比尔承认自己的经历是编造的。他从未像他夸口的那样获得过历史博士学位，也从未到过西班牙。后来，他在狱中又推翻了他在法庭上的招供，并宣称他原来介绍的经历是真实的。至此，有关其确切身份的问题就更成了一个谜。

尽管不知道比尔的真实姓名和背景，以色列法官还是发现了其不可辩驳的罪证，特拉维夫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他15年徒刑。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比尔1966年于狱中去世之前，他始终坚持说自己不是间谍，而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他只想使以色列成为一个不结盟的而非亲西方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