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雷尔的“反间谍”战

在哈雷尔的领导下，摩萨德这架以色列的情报机器飞速地运转起来，而且初见成效，很快就干出了几件令国际情报界同行目瞪口呆的绝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反间谍”战。

以色列是一个新生的移民国家，建国初期的50万犹太人，全都是从世界各国以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迅速地涌入以色列的，这无疑为一些外国情报机构向以色列派遣自己的间谍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因此，反间谍就成了“辛贝特”的重要工作之一。

沃尔夫·戈尔茨坦出生在瑞士一个犹太家庭。其父母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意识，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就曾参加过列宁领导的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崇拜英雄的沃尔夫在少年时代就迷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吸收了他，并让他在莫斯科接受了全面的谍报训练。训练的出发点便是潜入以色列政府内部。

沃尔夫于1948年战争期间来到以色列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外交部吸收了他。他被安排在当时规模很小又急需人员的经济处工作，沃尔夫·戈尔茨坦将其姓名改成了“齐夫·阿弗尼”。

齐夫·阿弗尼最初只是以色列政府的一名普通职员，但他被派往国外后却得到了一些重要职务。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以色列驻布鲁塞尔大使馆任经济参赞。当时，以色列正在就向在大屠杀中遇难的以色列犹太人赔偿损失问题，与西德官员进行着秘密谈判。阿弗尼便利用工作之便，定期向克格勃报告谈判的所有细节。

之后，阿弗尼被调到贝尔格莱德工作。最初，他的工作是处理以色列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商业往来业务，但后来由于人手紧缺，他也被允许进入大使馆绝密的通信密码室。阿弗尼学会了操作密码机收发以色列外交部与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间所有电报。

阿弗尼在工作中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他不仅经常自愿加班工作，还主动为有事的或生病的同事替班。这位苏联间谍很快获得了以色列外交部的密码。

哈雷尔一直在注意着以色列外交官的名单，并最终找到了怀疑阿弗尼及其工作热情的理由。一些以色列间谍的身份被暴露，而阿弗尼在贝尔格莱德的异常表现似乎与此有关。

1954年 4月，哈雷尔编造了一个理由，将阿弗尼召回特拉维夫。不知道大难临头的阿弗尼飞往以色列之后，即被辛贝特逮捕。在审讯中，阿弗尼垮了下来，他交代了一切。辛贝特鉴于他的合作态度极好，因此在其服刑期间，将他安排在关有其他叛徒嫌疑分子的牢房里，当上了辛贝特的密探。

就在将沃尔夫（阿弗尼）这位苏联间谍从外交部挖出的同时，哈雷尔又抓住了玛丽·弗朗西斯·哈根这名阿拉伯间谍。

哈根是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美国记者，她与很多阿拉伯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相处得很好。她喜欢这些阿拉伯人，并且成了叙利亚外交官加拉布·艾尔-基利的未婚妻。在爱情的召唤下，哈根同意为基利在以色列搜集情报。1956年，她作为一名记者来到以色列，不久便开始向叙利亚情报机关提供情报了。

辛贝特发现哈根对以色列边境地区特别感兴趣后，开始对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监视，并很快掌握了她进行间谍活动的证据。哈雷尔手下的特工将哈根当场逮捕。她受到了秘密审讯，其在新闻界的同行们未被允许到庭。玛丽·弗朗西斯·哈根被判以间谍罪，在一所以色列监狱中监禁了8个月。获释后，天真的哈根急不可待地回到了纽约，但令她吃惊的是，“未婚夫”加拉布·艾尔-基利已不愿再见她了。她被阿拉伯情报机构利用并且最终成了牺牲品。

虽然苏联的间谍不时被抓获，但苏联人不仅具有突出的谍报天赋，还有静候时机的耐心，将支离破碎的细节合并起来从而解开难题的完美技术，以及将感情与工作彻底分离的能力。这对以色列情报部门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考验。

伊塞·哈雷尔自小生活在俄国，直到1930年他18岁时，才随父母移居巴勒斯坦。家世背景使哈雷尔对于苏联人的思维方式和办事原则相当熟悉，这为他的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

苏联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大约有60名成员，其中一半是克格勃或军事情报局格鲁乌的间谍。他们在以色列征召密探，以便组建起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庞大间谍网。从意识形态上讲，当地的共产党人较容易被发展成为苏联间谍，但由于他们已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怀疑对象和重点监视目标，于是苏联人将目光转向了以色列政府机构中的非共产党人员及其亲属。

1955年夏天，一名驻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以色列高级外交官的妻子回国探亲，在特拉维夫，她与一位苏联外交官相遇并坠入情网。当时，辛贝特对苏联外交官实行严密监视，因此很快便发现了这一情况。辛贝特把这位夫人请到了总部，让她与其情人断绝一切来往。

为保护她的丈夫即那位以色列驻东欧的外交官免受讹诈，外交部在不作解释的情况下将他召到奥地利。当这位丈夫来到指定旅馆时吃惊地发现，以色列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正在为他预定的房间里。哈雷尔开门见山地向这位戴绿帽子的丈夫说明了一切：他的妻子正在与一位苏联人私通，所以他将被调离东欧。外交官当即就被通奸事件和工作调动惊呆了。从那以后，以色列外交官在被派往东欧之前，都会被告诫不要卷入风流韵事，而外交部也不再派单身汉或未婚妇女前往东欧工作。作为防范措施，各大使馆也都驻有辛贝特的特工，其职责之一就是提防和监视那些潜在的敲诈者。不过，辛贝特也很清楚，人的情欲是很难控制的，一旦它被激发起来，任何防范措施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1959年 2月，驻东欧某一国家首都的一名以色列外交官就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

不久以前，我得到了一些敏感的照片，这些照片可以证明您与达格玛·诺沃特娜小姐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假如我利用这些照片对您或在这些照片中与您有牵连的女士进行敲诈，那对您和达格玛·诺沃特娜小姐都将是不愉快的。我对此事进行了考虑，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只要您在近期来维也纳与我的助手见面(他绝对可信），我便可以将这件事遮掩起来。不过，您必须在 2月底之前抵达维也纳，并建议您住进萨切尔旅馆。我要求您在收到这封信14天之内给予答复。

凡是接到这类敲诈信的人所面临的，都是要在个人声誉和国家利益之间进行选择。值得庆幸的是，这位以色列外交官勇敢地承担了这一丑闻的风险，将此敲诈企图报告了以色列外交部。随后，他被调离了东欧。

利用色相勾引目标，再使用隐藏的照相机或摄影机拍摄下追踪目标做爱的镜头，然后进行敲诈是克格勃惯用的手法。在以色列及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与一名克格勃女间谍厮混，苏联间谍拍摄下了他们做爱的镜头。但当他们向苏加诺出示这些照片并试图威胁他时，这位外国总统却根本不在乎。他若无其事地指着这些照片说，这张照片我要6张，那张要12张。

针对克格勃屡屡使用色情敲诈方式获取情报的手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提醒“每张床的下面都藏有红色分子”。而哈雷尔则想向他的美国伙伴证明：在以色列人的卧室里，连粉红色也必须清除。

1960年1 月16日夜间，两位男子出现在海法郊外霍雷布大街的一栋别墅前，其中一位是辛贝特特工，另一位是警察总部调查局特勤处警官。两名男子敲开了捷克斯洛伐克籍教授库尔特·西塔的家门，并以间谍罪将他逮捕。

西塔于1910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的一个非犹太德国人家庭。在布拉格学习期间，西塔被认为是一位数学和物理学天才。由于其妻子是犹太人，盖世太保逮捕了他，并把他关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结识了一批捷共著名人士。战后，这些共产党员中的一部分人加入捷克情报机构后，也将他们的朋友西塔吸收为间谍。

西塔曾在英国学习核物理，后又在纽约的锡拉丘兹大学讲授这门课程。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他是共产党间谍后，对他进行了审讯，并让他充当双重间谍。西塔于1953年离开美国前往布鲁塞尔，两年后，他又应邀前往“以色列麻省理工大学”的海法技术学院讲学，并接受了该校物理系主任一职。

作为一名非犹太人的外国人，西塔在以色列的非凡成就为捷克斯洛伐克及苏联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1955年至1960年，一位捷克斯洛伐克驻特拉维夫大使馆的“外交官”经常与这位教授见面，并从他这里得到了大量的材料。

西塔教授的被捕不仅震惊了他在技术学院的同事及学生，也震惊了以色列政界领导人，他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法庭审讯所列举出的事实却不容置疑。西塔的主要目标是伯格曼教授所领导的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而他则是在以色列纳哈尔·索雷克核试验反应堆投入工作两天之前被捕的。

哈雷尔领导的辛贝特花了近5年时间才侦破了这一间谍案。西塔在5 年中究竟向东欧集团提供了多少以色列的核机密，无人可以说清。于是，辛贝特在庆祝胜利之际，又不得不想方设法修复他们业已受到损害的形象。其官员声称，西塔只是在谍海中戏水的一条小鱼，他向共产党国家提供的只是一些与核项目无关的次要情报。而哈雷尔则指责美国联邦调查局没有将他们掌握的西塔的所有情况告诉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