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毛泽东的“修身”

毛泽东读私塾的时候，一次塾师邹春培有事外出，嘱咐学生温书。当书读熟后，毛泽东就和几个同学到私塾前的池塘里戏水。邹春培回校见到后，非常生气，要学生对对子，对不出就要用竹板打手心。对子出的是“濯足”。取意《孟子》中“沧浪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毛泽东不假思索就对以“修身”。取意于《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邹春培不禁连连点头。后来，邹春培诚恳地对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说，润之了不得啊，他的才学比我高，我已经教不了啦。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自《礼记·大学》，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

毛泽东对对联的故事，应该是他最早表现出来的才气，这也正是他成大器的开始。后来，毛泽东在笔记本上写下：“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一家有“两个党”

毛泽东说自己家里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由毛泽东、毛泽东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以及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社会的规矩。

在毛泽东13岁时，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就是与父亲辩论时，引经据典，站在父亲的立场上和他辩论。毛泽东的父亲常责备他不孝和懒惰。毛泽东则引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做父亲的应该慈爱。至于说他懒惰，毛泽东的辩解是大人应较小孩子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毛泽东大上三倍，就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毛泽东并且说，到了父亲那样大的时候，自己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这说明，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维护自己的真理，可能更合乎中国的国情，也可能让对方容易接受。

有“执政党”和“反对党”，自然就有不同的声音或是对抗。

毛泽东7岁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13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13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某处一个山谷里面的。我漂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是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

这是在1937年的时候，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口述了这件事情。毛泽东还说回家之后，出乎自己的意料，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他了，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

这是毛泽东一次成功的抗议，享受到抗议所收获的成果。面对“压迫”就应该有抗争，而且要靠自己抗争，所以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毛泽东对父亲最大的“忤逆不孝”是婚姻上的对抗。毛泽东14岁时，父亲按照封建陋习，给他包办娶了一个20岁的媳妇罗氏。但是毛泽东坚决拒绝，一直不承认这桩“婚事”。父亲虽然不满意，但也只是徒呼奈何。

现在看来，毛泽东对父亲的“叛逆”，并不是一般纲常伦理意义上的反叛，而是对父亲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压迫人甚至剥削人的不平等现象、观念的反叛和抗争，表现了少年毛泽东对一种平等、美好社会生活的朦胧的最初追求。

毛泽东在13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他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毛泽东与父亲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他，说他懒惰无用。这使毛泽东大发其火，继而离家。毛泽东的母亲在后面追他，劝他回去。父亲也追他，同时骂他，命令他回去。毛泽东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父亲威胁道，如果再逼近一点，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他的父亲一定要他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毛泽东提出要求说，如果父亲同意答应不打他，他可以屈一膝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从这一次事件中，毛泽东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他用公开反抗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时，他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他怯懦屈服时，父亲打骂得就更厉害。

毛泽东的第一导师

毛泽东自小受母亲的影响，母亲的高尚风范，对他的影响贯穿了整个人生。母亲无疑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一导师。

毛母文素勤从小生长在一个和睦且充满亲情的家庭。她有一双慈祥的眼睛和一颗善良的心。少年毛泽东有他父亲那样健壮的体格，但他那圆圆的脸庞、宽阔的前额、和善而充满智慧的眼睛，则更像他的母亲。

文素勤笃信佛教，并曾力图将宗教信仰灌输给毛泽东，曾使幼时的毛泽东一度成为一名对神佛深信不疑的男童信徒。

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可见那时毛泽东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后来，毛泽东愈来愈怀疑神佛了。毛泽东的母亲注意到这一点，责备他不该对神佛冷淡。不信神的毛顺生，有一天出去收账的时候，在途中碰见一只老虎。老虎立即惊逃而去，毛顺生却格外地害怕。后来他对这次奇迹的逃生仔细思索，他开始想是不是开罪了菩萨。自那时起，毛顺生对于菩萨恭敬起来，有时也烧烧香。但是毛泽东愈来愈不信神佛。

关于毛泽东的这段信仰，周恩来有这样一段文字：“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走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一般地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长在十九世纪末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

作家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记载了毛泽东少年时代关心和帮助别人的故事。“一年冬天，毛泽东在去学校读书的路上，遇到一个穷苦的青年在风雪里只穿着一件单衣，冻得浑身直打战。毛泽东立即过去亲切地询问他家中的情况。当了解到他家境贫寒时，非常同情，毅然脱下自己的一件夹衣给了这位青年。等到假期回家，母亲晒衣服时发现少了一件，问其原因，毛泽东才把情况说了出来。”

毛泽东在读私塾时，由于离家较远，和许多同学一样自带午饭。一天，毛泽东发现一位同学在大家吃饭时，独自跑到外边去捡柴，好像在有意回避大家。

原来这位同学因为家里贫穷，时常无米下锅，所以没有带饭。毛泽东就把自己的午饭分了一半给他。放学回家后，他放下书包就跑到厨房去弄饭吃。母亲以为是午饭带少了，第二天换了个大碗给他带饭，可儿子回来后还是跑到厨房弄饭吃来填饱肚子。母亲问他怎么这些天总吃不饱饭。毛泽东将真实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没有责怪他，还高兴地对他说：“你这样做是对的，只是不该瞒着我，应该对我讲清楚，给你带两份，省得你们两个都吃不饱。”

毛泽东一直记得这个情真意切的往事，给许多人讲起过他母亲的高尚品德。

毛泽东十分敬重母亲。在办完母亲的葬礼，回到长沙，毛泽东还饱含热泪在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的一封信中给予了母亲高度的评价，信中写道：“世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属于第三种人。”

东山学堂的“建国才”

1910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韶山，去湘乡的东山学堂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是少年毛泽东走出乡关、奔向外面世界的宣言书，表明了他胸怀天下、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时，表哥文园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新民丛报》合订本。他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来，还写下一些批注。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到：“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明他当时对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的理解。梁启超的《新民说》深入接触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主张从“变化民质”入手来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这个思路开“五四”时期主张改造国民性的先河，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持续了较长时期，他以后组织的新民学会的本源也应该从这而来。

在东山学堂期间，毛泽东写过《救国图存论》之类的作文，抒发了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救国志向，受到教员的赞赏，批语道：“视似君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其间，毛泽东为自己取名“子任”，既有以梁任公启超先生为师从事救国救民事业的意思，又蕴含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和坚定信念。在名字中，毛泽东表达了要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崇高的责任，要担负这种责任就要有各方面的知识才能。校长李元甫知道后，大加赞赏：“我们学堂录取了一名建国才。”

后来在延安，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在东山学堂学习的情境时说：“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50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16岁。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毛泽东曾感叹：“那一年，我是‘土包子’进了洋学堂，对康有为、梁启超，可以说是崇拜得很呢！”在东山学堂的这段学习历程，毛泽东从“四书五经”开始接受自然科学和西方新学科，对他的人生或思想是一个转折。

“二十八画生”的交友帖

1915年9月，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落款《征友启事》，贴在长沙各校的告示栏中。

当时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读书，感到交际范围太小，决定到更大范围里去物色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此，毛泽东便用古典文体向长沙各校发出了一则《征友启事》，启事的大意是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做朋友，并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结尾处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这分别出自《诗经》里的《伐木》和《正月》两篇。以古雅之意示人，表示所征之友当为不俗之辈。

这个启事曾给毛泽东带来了麻烦。当时一所女校的校长找到第一师范，打听毛泽东在学校的品行，怕他是闲着没事，借征友为名找异性朋友。

启事发出后，有关征友的情况，毛泽东在当年9月27日写信告诉好友萧子升说：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毛泽东将此事也写信告诉了黎锦熙。可见，寻找具有共同信仰、志趣相投的朋友在毛泽东心中是多么重要。

应征的人不多，但也有一些真朋友，如毛泽东二十多年后说：“一共三个半人。”其中之一是罗章龙。

罗章龙，当时是长沙长郡中学的学生，他看到启事后以“纵宇一郎”的化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引用《庄子》上的话说：“空谷足章，跫然色喜。”

毛泽东接信后约定在定王台湖南省图书馆见面。

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足足谈了三个小时，内容广泛，国内外政治、经济、宇宙人生、治学方略、新旧文学、史学评价等无所不谈。临别时，毛泽东表示：“愿结管鲍之谊。”并嘱以后常见面。罗章龙返校后写了首题为《长沙定王台初晤二十八画生》的五言律诗：

白日城东路，嫏環丽且清。

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

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

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

罗章龙后来在《椿园载记》中回忆到：

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治学和新旧文学的评价，谈到音韵改革，二人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我们对《离骚》很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的评价。关于治学问题，毛泽东认为，对于宇宙，人生、国家、教育等，均有茫然之感，主张在学问方面用全副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作穷源究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

之后，他们交往较多，常约晤谈。最快意的事情，大概是观览名胜古迹了。他们来到长沙和附近的拖船埠，那里有一座禹王碑，传说大禹在那里拖过船。他们寻访屈原住过的玉笋山、纪念贾谊的太傅祠以及杜甫流浪长沙时在岳麓山住过的崇德寺、辛弃疾在长沙练兵的旧址飞虎营。有一次，他们从朱张渡（因朱熹在岳麓书院，张栻在城南书院讲学，时常在此渡江而得名）过湘江登岳麓宫，一时兴起，便联句吟成一首五律：

共泛朱张渡，层水涨橘汀。

鸟啼枫径寂，木落鹤泉滢。

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

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提及这段经过说：

我这时感到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当时，毛泽东还同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陈昌、陈绍休等人因联系较多、观点相近而成为好友。他们经常聚会一起，研究治学做人修身救国的道理。交友互助的初步实践，使毛泽东更加感到：要获得更多的学问，开拓视野和活动范围，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必须联合更多的同辈青年，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团体组织，才会有更加强大的力量，才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

毛泽东的这个建议一提出来，立即得到普遍的赞同。1918年4月14日，成立了新民学会，成立大会在岳麓山下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中举行。出席成立大会的有萧子升、萧三、何叔衡、毛泽东、陈赞国、邹鼎丞、张昆弟、蔡和森、邹蕴真、陈书农、周明谛、叶兆桢、罗章龙等。会上讨论和通过了新民学会章程，讨论了发展会员的问题，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还讨论了会员出省、出国等问题。一个由志愿救国救民的青年知识分子集合而成，充满朝气的进步团体诞生了。

当时，许多中国人纷纷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日本维新早，接受西方科学技术早，且卓有成效。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有上万人，其中湖南人也不少。新民学会决定派罗章龙等去日本学习，罗章龙在两年前就给自己取了日本名字纵宇一郎，去日本自然很愿意。

行前，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其他成员来到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罗章龙饯行。分别时，毛泽东又到码头送行，当面交给一个信封，说内有一首诗相赠，这便是他以“二十八画生”化名写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东指。

天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浩歌壮行，鲲鹏励志，罗章龙此次东行，实际上是代表新民学会在寻求救亡图存，强国富邦之道，毛泽东希望罗章龙、新民学会的会友们，都能担当整顿乾坤的责任。因此，“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表述了毛泽东意识到历史内容的深刻，以及中国当时正处于需要产生历史巨人的时代。

罗章龙抵达上海后，正值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日子，日本政府当局以暴力压迫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行动，迫使一部分人回国。罗章龙在上海滞留期间，接触到一些从北京、天津南归同学，得知北京一些学校正酝酿新思潮的动向，十分向往，后来进入了北京大学。

24岁写成《心之力》

《心之力》写于1917年，那时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只有24岁，撰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并获得到了杨昌济老师的高度评论，给了他满分。

毛泽东在文章的开篇写道：

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

博古观今，尤知人类之所以为世间万物之灵长，实为天地间心里最致力于进化者也。

毛泽东用自己的宇宙观揭示了宇宙万物之运行规律，提倡促动并激发宇宙正义道德之思维能量。同时指出，人类之所以为世间万物之灵长，实为天地间心力最致力于进化者，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应该有更高的对世界和社会和谐关爱的精神信仰。

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作俑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自身与天地万物间精神相互养塑者也。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与天地间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

古中华先贤道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何等的挥洒自如，何等的英杰伟伦。然天妒英杰，愚昧丛生，国人于邪魔强盗阴险心力渗透、攻击治下，渐渐失忆，泱泱中华众生却败于甘愿自卑沉沦、散弱。

有德者心力难济，无德者霸拥民众所赋世权以为私势，神器私用，贪腐国贼举家富贵，万众民脂民膏皆被劫掠。则国力日衰，国力衰则国家民族之心力衰竭，内可诱发天灾兵祸，朝代更迭，官僚、商贾、农工、学者尽难免沉沦；外可诱引强盗来犯，到头来看，国贼、汉奸、军民、学生均家破人亡。

在文章中，毛泽东揭露在倭寇和西方列强对中华国民习俗、心理、精神、文化和政治决策层群体方面隐秘误导与破坏下，中国统治阶层长期以来政治腐败，祸国殃民。毛泽东熟读历史，站在时空制高点高瞻远瞩，阐述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都是国家强盛的细胞，每一个平民的身心被压抑、被残害致使的衰弱都会直接导致国家民族的衰败。

针对这些，毛泽东提出：

若欲救民治国，虽百废待兴，惟有自强国民心力之道乃首要谋划，然民众思维心力变新、强健者是为首要之捷径！

心力变新、强健者首应破除封建、官僚之愚昧邪道，惩治卖国、汉奸、洋买办之洋奴愚众，明戒不义浮财绝善终。以国家民族之新生心力志向缔造世界仁德勇武文明之新学，新学为思想理论之基石、栋梁，新学不兴，御敌难成。

毛泽东同时提出，青年人在继承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基础上，更要以“开放胸怀”接受西方文化，关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巨变，要引进和吸收优秀养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强国之梦。

故当世青年之责任，在承前启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精研奇巧技器胜列强之产业，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文明。破教派之桎梏，汇科学之精华，树强国之楷模。正本清源，布真理于天下！愿与志同道合、追求济世、救世真理者携手共进，发此弘愿，世世不辍，贡献身心，护持正义道德。

毛泽东对东西方文化和产业强国已有深刻的认识，如何“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如何“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文明”，都有自己的主张。当年被称为建国之才的救世奇文《心之力》。

青年毛泽东其心境早已独步天下，以匡世济民之心，拯救人类之志而奋发进取，终于建立不朽的伟业。

北大的“临时工”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去北京，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到北京去呢？那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

到北京后，由于赴法的准备工作尚未准备就绪，当时已经在北大任教授的杨昌济看到毛泽东面临经济上的困难，便推荐他到李大钊主管的北大图书馆工作，担任图书管理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北大的一名“临时工”。

毛泽东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每月不但有八块大洋的工资，“在这里能多读书，又能广交朋友，何乐而不为呢？”后来，毛泽东放弃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他认为“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不多，我待在中国或许更有用”。

毛泽东在北京除见到了李大钊外，还见到了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许多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但是，由于“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毛泽东出洋未能成行。毛泽东始终是主张出洋的，他称自己“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一方面，他主张吸收西方知识；另一方面，毛泽东坚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外国，并且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采取分析的态度。这确有其不同流俗之处，也是他以后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契机。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是有帮助的。一个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其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

毛泽东耳闻目睹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当时，毛泽东对陈独秀非常敬佩，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后来回忆，第一次在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其很大影响。

后来，毛泽东从北京辗转上海回到长沙。此时，同他去北京的时候已大不一样了，因为他从北京带回了许多新的思想。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他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此时，毛泽东写文章作为主词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们”。这种用语上的差别，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他思想认识上的一个深刻变化。

“五四运动”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更深入地思索中国的问题。他们下功夫研究并介绍各种新思想。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湖南，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

毛泽东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

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以往，毛泽东一直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释一切。在“五四运动”的有力冲击下，毛泽东的思维和视野顿时变得开阔了，这段文字就是有力的注解。

如果说“五四运动”让毛泽东的思维和视野顿时变得开阔，那么北大这段“临时工”的经历则是对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一次有益的聚集和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