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党代会上的“书呆子”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发起组织召开党的一大的通知；月底，他和何叔衡作为一大代表，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参会。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党的一大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

汉代王符《潜夫论·明暗》：“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说道君主关键是要能“耳听四面，眼观八方”。古今一理，可见，毛泽东是智慧的，那就是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后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道：“多方面听取意见才能辨明是非得失；只听一方面的意见，就信以为真，往往要作出错误的判断。”

从中共一大的历史意义来看，一是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二是确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三是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大会还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

缺席会议但当选为书记的陈独秀，当时有一封给代表的信，他在信中提出几点意见，希望会议郑重地讨论。“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俟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

现在看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一大代表，他们的命运各有不同，有的背弃了自己最初的誓言；有的朝秦暮楚，一生在变节中度过。但他们中更多的人是为了自己信仰奋斗终生，包括献出自己的生命。虽说他们的命运各有不同，但他们的命运同20世纪中国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这个第一次党代会上的“书呆子”的历程，更是贯穿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

“大引起社会之注目”

毛泽东最早取得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是在1921年9月至12月，他组织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

1921年12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近万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示威，反对美、英、日、法等国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国”的所谓“太平洋会议”。当时的记者报道说：“劳工会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穿太平洋的内壁，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这是改组后的劳工会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

通过改组和指导湖南劳工会的活动，毛泽东初步获得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深知依靠和培养骨干、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

然而，组织工人运动并不是一蹴而就，其中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在长沙组织工人运动的同时，毛泽东曾先后七次到安源，组织和参与安源工人大罢工。

第一次到安源是1920年11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到萍乡休息，曾到过安源考察，注意到这里的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他们每天劳动长达十几个小时，工资低微。矿井又没有安全设备，不断出现伤亡事故。毛泽东此行可谓是了解情况。

第二次、第三次到安源是1921年冬。安源路矿一些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派毛泽东前往，第三次还派李立三等一同前往，下到又黑又脏的煤井，同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毛泽东告诉工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1922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安源工人举行了声势较大的示威活动。

第四次到安源是1922年5月中旬。毛泽东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当听说“五一”游行喊的口号中有“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他告诫大家，一定要稳当，一下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共产党怎么办？有的人就会害怕。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要讲究斗争策略，不然就要吃亏。现在要紧的是把工人组织起来。

第五次到安源是同年9月初。毛泽东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安源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接着又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罢工宣言提出十七项政治和经济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大罢工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利”。

第六次到安源是1922年冬天。毛泽东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了全国工运情况的报告。临行前，毛泽东指示安源党组织，趁罢工胜利，要发展一批优秀工人入党。由此，安源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到1923年就发展了13个党支部和26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

第七次到安源是1923年4月。这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路矿当局也扬言要取缔工人俱乐部。来安源前，毛泽东就召集安源党组织负责人到长沙开会研究对策。他指示要暂避锋芒，取稳重步骤，不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作好罢工的充分准备。安源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回来后找矿局谈判，严正指明当局有请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做，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受破坏。同时，他们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作好充分准备。这就使矿局陷于被动，终于不敢有大的反动举措。

安源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绝无而仅有”的成功范例，它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可见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对中国革命成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也在工人运动中得到了历练和成长。

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个老练的革命家。在斗争实践中，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后来毛泽东身上表现出来的领袖才干，可以说在这期间已初见端倪。

毛泽东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获得了中共中央高层的认可与肯定。当时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就很赏识毛泽东，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曾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到1922年11月，在长沙召开的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选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做的一件大事，是同赵恒惕政府进行了三天说理请愿斗争。当局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深感不安。他们制造谣言，说干工运的是“过激派”，得了外面的钱，想搞无政府主义，要推翻现在的省政府等。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展开说理斗争。他们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关于结社、集会自由，表明工界本身的态度等十个问题展开谈判。迫使赵恒惕等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部采取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还承认省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有自由结社、和平集会的权利，“不受何种特别法令的限制”，“完全有效”。毛泽东等还声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它于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难做到，故以民治主义为原则，绝不是官厅文告说的无政府主义。赵恒惕等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是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却茫然无知，因而表示支持。

工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解决，毛泽东等立刻以《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为题，披露说理斗争翔实情况，刊在1922年12月15日至17日的长沙《大公报》上。

赵恒惕事后对他手下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不能立足了。从当时来看，赵恒惕这句话说出了毛泽东在湖南工人运动中的重要性以及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但赵恒惕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毛泽东，不仅在湖南“闹”得天翻地覆，日后还要在中国“闹”得天翻地覆，让整个反动政府没有立足之地，建立了一个属于劳苦大众的人民民主政权。

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在中共三大上，对于国共要不要合作的问题，与会者没有太大意见，讨论的焦点是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毛泽东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指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但仍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此后，李大钊、张国焘、张太雷、毛泽东等均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此前，毛泽东曾在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创刊号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成一个大的民主派”的革命主张。这与当时的中央精神不谋而合。

大会还选出九名正式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三十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第一次国共合作无疑是中共党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一时期，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已经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得以积累经验和发展壮大。

出席国民党“一大”

1923年8月中旬，毛泽东从广州回到长沙，积极配合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组建工作。

9月28日，身在长沙的毛泽东给在上海的时任国民党总务部正、副部长的彭素民（国民党左派）、林伯渠（共产党员）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

关于本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同志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

原来同在9月，中共中央迁回上海，委派毛泽东回湖南贯彻落实“三大”决议，指导中共湘区委帮助国民党筹备湖南地方组织。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林伯渠给了毛泽东一个国民党筹备员的名号，这就是上述信中所说的“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

国共合作之前，国民党是一个老党、大党；共产党是一个新党、小党。但在当时的湖南，情况恰恰相反：在湖南的国民党员只有一个人，湖南国民党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更没有开展什么像样的活动。

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这为大革命时期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1月28日，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写上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这个提案显然是针对共产党员跨党、反对孙中山容共的政策。李大钊率先驳斥方的谬论，诚恳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廖仲恺等人也表示支持。在大会气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毛泽东趁机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轻易否决。

29日，大会在是否通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乃西方国家选举制度之一。它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在选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其议员席位的名额。提案人黄季陆发言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在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他的意图是保护当时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毛泽东发言反驳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多数代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会没有通过这个提案。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30日上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结果在此次会议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41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10人，约占总数的1/4。从此，国共合作进入新阶段，国民革命风起云涌，31岁的毛泽东也走向更广阔的政治舞台。

“国共群英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也设在上海，此时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国共两党一大批风云人物集聚在这里，因此在国共两党的历史上有“国共群英会”一说。

国共合作一段时间以后，需要总结经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等决议案，强调“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并“以宣传工作为主”，宣传国民党一大精神，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要求民权的主张。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分设组织、宣传、工农、妇女各部，毛泽东担任组织部长。

上海执行部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办公。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沈泽民、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共产党员，也都担负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社会上一时称环龙路四十四号为“国共群英会”。

此时，毛泽东在国共两党中都身兼要职，他一方面身负中共党内四项要职：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局秘书、中央组织部长；另一方面又是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是“国共群英会”的风云人物，用今天的话来说已是身居要职了。

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以中央局秘书身份，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中共中央通告》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右倾。1924年6月1日，孙科等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针对这些情况，在《通告》里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这个概念，要求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右派的言论、活动，“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毛泽东正是本着这种原则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坚持工作。国民党一些右派分子自然不会罢休。成立上海第四区党部时，右派为争取领导权，先是请孙中山出面为他们说话，但遭到拒绝。然后孤注一掷，决定雇用流氓打手，混入会场干扰。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同左派商量，动员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出席会议，由王荷波组织纠察队，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成立会顺利进行。

叶楚伧是执行部三个常委之一，算是负责人。8月1日，他竟策划一些国民党人在上海南方大学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即激起左派的反对。第二天，右派分子闯入上海执行部机关，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领衔，同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亦近纵容”。

此时，毛泽东事实上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叶楚伧等右派的斗争也公开化了。这年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他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14人致孙中山的信，反映“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孙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叶楚伧等人“用尽办法、把毛赶走”。

毛泽东感受到了压力，加之与陈独秀的意见分歧加大，他便向中央告假，在1924年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叶楚伧为此很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贺”。

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久，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并确认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这是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大会还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毛泽东没能继续当选。

关于这段经历，毛泽东后来用简短的话对斯诺说：“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毛泽东善于随机应变，这种处事方式使他终生受益。如果说他能够受一时的感情驱使而冲动起来的话，他同样也知道如何退却。该撤退的时候，他会退回到“有根”的地方。

农民运动从教识字、珠算开始

在1924年2月，国民党成立农民部。这为热衷于统一战线的毛泽东提供了一条重要通道，也为毛泽东后来开展农民运动提供了机遇。

彭湃被任命为国民党新设的农民部部长。在他的指导下，1924年7月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以政治反叛为目的训练农民的学校。彭湃是先驱者，但毛泽东是彭湃所寻求同事中第一个可共事的人。1924年8月，受彭湃的邀请，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了一次课。他的激情打动了学员，讲习所更是影响了他。

回到上海后，毛泽东的工作不是很顺利。毛泽东在广州与彭湃的合作使他意识到去开展农民运动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据张国焘回忆，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提出过“农民运动”问题，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张国焘说：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进一步举例说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基本上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不过，当时三大的主要议题不在于此，中共中央注意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

有趣的是，国民党首先成立农民部并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展农民运动，后来却是中国共产党把握了农民，以及农民运动对革命的重要性。

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毛岸英、毛岸青回到韶山冲。他的农民运动思想在这里得到了第一次付诸实践的机会。但毛泽东的农民运动可以说是从教识字、珠算开始的。

毛泽东听说自己的同学钟志申在1918年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毛泽东很是兴奋。他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

毛泽东还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的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二十多个。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中共韶山支部成立，毛福轩任支部书记。

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韶山支部的这些最早成员都先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谈起1933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毛福轩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都那样努力，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

韶山农运为湘区党委领导农运积累了经验，也为毛泽东系统研究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更加深刻地认识农民在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

毛泽东在韶山开展的革命活动，可以说是搞得有声有色。农民拥护，土豪劣绅却恨之入骨，很快就惊动了省城。

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一心想抓革命党，当他得到土豪成胥生的密告，说毛泽东在韶山一带组织“过激党”，煽动农民造反，立即秘密派人来韶山抓捕毛泽东。好在这个消息被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截获，他立即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毛泽东才得以脱险。

在此期间，毛泽东写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还在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

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的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农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本末倒置。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

毛泽东或许并不是我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走在前列。《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9月21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宣传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毛选》的开卷之作

中共“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同时，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也进一步分化。以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为标志，国民党内部逐步形成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新右派。这就使国共合作的关系更加复杂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湖南归来，于1925年9月抵达广州。这时，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事，便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毛泽东刚刚主持宣传部工作不久，国民党内部就发生了一件大事。1925年11月23日，林森、邹鲁、叶楚伧、张继、谢持等少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他们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停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等，史称“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一些地方设立“国民党分部”，操纵上海的《民国日报》，大造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舆论。之前，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

无论是“西山会议派”，还是戴季陶之流，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么被清理出国民党，要么就是脱离共产党。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发表了国共合作以来他的第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劈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文章特别提醒，中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具有动摇不定的矛盾态度。例如，

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

在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毛泽东文章的最后指出：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的分析是深刻的，在当时更是独具特色。它首先明确敌我，然后再从环境出发对敌我之间的各个势力进行分析、评估。对各个阶级的革命性作出定位，明确了革命的对象、方向和之后的领导权问题。

1926年2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和3月13日出版的《中国青年》，都先后转载这篇文章，随后又出了单行本。

数十年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开卷之作，被收入《毛泽东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