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司马迁《史记》中“世家”记载的主要是诸侯封国、嬗递的历史，但《吴太伯世家》殊为独特，其中对季札的记载在整个吴国历史中占据的篇幅最多，使《吴太伯世家》平添了几分列传的色彩，这在《史记》列述诸侯的世家之中堪称绝无仅有，由此亦可见季札在吴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陆机云：“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诸华。”延陵季札以其高风峻节、博洽多识，成为光诸华夏的文化昆仑，遂使荆蛮之吴可与诸夏相伦比，其出聘中原，是向中原诸国昭示吴地精神风貌，改变中原诸国视吴国为蛮夷之邦、文化落后形象的文化展示之旅，为吴国成就政治霸业做了重要的文化铺垫。从这个意思上说，宋人章如愚将“季札礼聘诸华”与“陈良北学中国”视为中原礼乐文明、周孔之道浸达于海隅南国的标志性事件，洵为史实。当然，章氏所论对季札所昭示的文化互动中的另一个维度：吴文化反哺中原文化的认识相对不足。

季札之贤，体现于明敏博洽的资禀、逊让君位的高风、诚信待友的德行以及民惟邦本的思想等方面。

资禀之敏：季札观乐是《左传》中记述甚为详细的篇章，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成为证解“孔子删诗”的重要文献。同时，季札是观乐还是闻诗？这对于判断古代诗乐一体还是诗乐相分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当然，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季札观乐知政，洞机识微，尚“乐而不淫”“哀而不愁”“节有度，守有序”的和谐之美，其即兴之评对儒家文艺观具有骅骝开道之功。因此，相传为孔子手书“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字，虽然真伪微茫难稽，但见诸文献的孔子题签仅为季札、比干二人，即使是传说，本身即已包蕴了孔子与季札之间相关的文化信息。而《上博楚简·弟子问》中的“子曰：‘前（延）陵季子，其天民也（乎）？”更可证孔子对季札心怀敬意。季札挂剑酬心，乃“忠信”的典范；诤言孙林父，乃“徙义”的证例，孔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第十二》）由此可见，季札正是孔子所认为的成德的典范。孔子对于季札的赞佩本质上是对其以德、义为本，礼为用的道德人格的全面认同。因此，孔子对季札发出的“天民”之叹，乃是对季札品行的由衷赞叹。季札的思想明显带有“启圣”的痕迹。

君位以逊：季札受到后世普遍景仰的重要原因在于其绳武光前，远绍太伯的让国高行。《公羊传》认为季札以贤名称著的根本原因即在于让国，即其所谓“何贤乎季子？让国也”。虽然历史上对季札让国也偶有非议之声，但季札的逊让乃循礼守制之让，目的是君位传嗣过程中免除宫门喋血的灾难。同时，季札屡屡让国的高蹈之行，恰可稍济吴国逐渐滋长的虚骄之气，从其“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处。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的自白中可以看出，季札的逊让，是性情使其然，更是思想与德行所致。正因为如此，季札让国成为历代诗词歌赋的重要题材，体现了历史对这一高风的理性评判。

待友以信：季札出聘中原时，为了践履与徐君心诺，慨然解剑挂树的瞬间，诠释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诚信守义的丰富内涵：不以生死为碍，不以心约无凭为托词，毅然践约，堪称是诚信之德的至高境界。徐君仅“色欲”而无语求，季札仅“心许”而无言约，其信乃不言之信。仅是主体的“心”诺，亦即是否履约，客方对于主方没有言辞文字的规约，仅凭主体的信义自觉，因此，所践之约实乃不自欺之约，是一种更高的道德标准与信念。季札之举，为中国传统的诚信观念注入了丰厚的内涵，因此，典出于季札的“挂剑诗”，丰富了中国古代诗苑的题材与审美意象，成为具有浓厚的德性色彩的文学母题。无论是悼亡诗中挂剑题材蕴含着的生死心契还是对知己相得的旌表，都为古代诗国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民惟邦本：季札虽然没有直接的治国秉政经历，但民惟邦本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其一生的行谊之中。当其聘问晋国时，由表及里地揭示了晋国的国政状况。他认为晋国乱象的根本原因是君臣虚骄不问政，遂使民生凋敝，由此可以窥见季札政治理想之一斑：以君臣的治政为关键，君当以体察下情、了解民生为本。臣当陈情直谏，不以君主好恶为归。最终的目的是要发展生产、以利民生。《左传·哀公十年》尚有“吴延州来季子救陈”的记载。“延州来季子”如是季札，当已年近期颐。虽然限于史料，是否是季札本人亲为，史家对此尚有争议，但是，因为围绕着陈国的争夺战承载着吴楚两国多年的恩怨，如果吴帅没有很深的资望，断不敢轻易主动退兵。同时，直斥吴、楚“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可见，救陈的“吴延州来季子”必定是资望极高者，我们认为，此举非季札不能为。果是季札所为，则体现了其不为君主，不为疆土，唯以安民为期的政治理念。在季札的政治图谱中，民的分量超越于君，超越于争疆辟土的事功，而这比孟子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早出两百多年。

季札与太伯、言偃一样，都是对吴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俊杰，但比较而言，太伯的功业主要在于吴国的建立，对于文教事业则史无记载。有“道启东南”之誉的言偃虽然也与季札一样对于吴文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言偃主要是作为“因文学以得圣人之一体”，可见，言偃在吴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对于儒家思想的南传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季札则不同，季札稍早于孔子，他之于孔子恰恰具有诸多“启圣”的痕迹，而且，季札正是生活在吴国走向盛极，亦即季札之于吴文化的作用是在内核形成时期，正因为如此，唐代狄仁杰为江南安抚使时，毁江南祠宇七百余所，仅留有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子胥四庙，其中，夏禹、吴太伯、伍子胥均因事功见著于历史，而真正因有功于吴地文教肇兴的杰出人物唯季札一人。季札的行迹，植入了吴文化形成时期的基因之中，沾溉弥远。因此，延陵季子遂被视为吴文化最为卓越的代表。季札之于吴国，是一位有功于铸就吴国内在文化之魂的贤哲。

两千多年来，季札虽然受到了史家的褒赞、诗家的咏叹、政治家的旌表，学界也不乏对季札研究的力作，但全面考稽季札生平事迹，评价其德操、思想的评传则殊为鲜见。近年来，江苏省委开展了江苏文脉整理研究工程，其中《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主编姜健先生深知季札在吴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将其列入丛书之中，并嘱我以成。承命之后，遂抓紧时间重阅文献，斟酌旧稿，充益内容，以与丛书的篇制相符称，亦期以成为本人主持的2016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季札与吴文化关系研究》（编号：16ZD010）的阶段性成果。初稿完成后，得到了知名专家徐兴无、徐克谦、申屠炉明教授的审正，初稿中诸多疏略与讹误在两位的法眼之下一一显其原形，责任编辑张凉先生精心核校书稿，在行将付梓之前，我首先要表达对他们四位由衷的感谢与敬意。尽管如此，拙作中一定仍有诸多讹误与不足，祈请方家与同好批评指谬。

周 群

2019年4月16日于远山近藤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