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专志精微，穷研训故；首正大谊，截断众流

传略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汉族，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经学大师。

早年师事著名经学家俞樾。1897年为《时务报》撰述，宣传变法，后因思想分歧离开《时务报》，先后任职于《经世报》、《昌言报》等报刊，并为多家报刊撰稿。戊戌政变后撰文痛悼六君子，怒斥慈禧太后，清朝政府下令通缉，避走台湾。1899年5月东渡日本，在横滨首次与孙中山相会。9月返上海，任《亚东时报》主笔。1900年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上海张园国会，割辫表示坚决反清。1902年流亡日本，与秦力山至横滨谒孙中山，双方讨论革命胜利后的土地、建都等问题。在孙支持下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

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07、1909年与陶成章等掀起倒孙风潮。1910年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任会长。

武昌起义后返国，与孙捐弃前嫌。主编《大共和日报》，并参加孙中山的军政府，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2年1月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任会长。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旋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幽禁。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后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日渐脱离政治，以讲学为业，并专意治学。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恨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6月14日在苏州病逝。

章太炎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和文学诸方面都有深湛造诣。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他还是成就卓著的中医文献学家，尤其对《伤寒论》文献之研究，至今鲜有出其右者。著有《章太炎先生论伤寒》。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怪誉

章太炎经常被人叫做“章疯子”，这个怪誉的由来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1906年7月，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太炎获释出狱到日本，章在欢迎会上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其二是：1915年，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的活动，章太炎写信痛斥袁违背就任总统时期的誓词，袁接信后，大为震怒，想杀掉他，但恐为舆论所不容，自我解嘲说：“章太炎是疯子，我何必跟他认真呢？”

有趣的是，章太炎对这个怪誉并不反感，云南名士赵藩(成都武候祠名联作者，素有“病翁”之称)曾送给他七绝诗一首：“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章太炎对此诗甚为欣赏，晚年常读与人听。

门生

章太炎与黄侃的相识完全出自偶然。1905年黄侃经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推荐，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而在1906年5月，章太炎因在国内号召革命排满，剪掉辫子，遭到清政府的迫害而遁居日本，担任《民报》总编辑，并创办国学讲习所，传授国学。

章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为革命派的喉舌。因为刊有章太炎的文章，报纸在留学生中很受欢迎，黄侃也对章太炎的文章极为钦佩。

黄侃开始不断为《民报》撰稿。一天，章太炎看到黄侃写的《专一之驱满主义》和《哀贫民》，拍手称快，即修书差人相约黄侃。两人相见，惺惺相惜，章称许黄为天下奇才，黄更为章的才学折服，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不久，黄侃母亲病重，欲回国侍奉。章太炎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听罢默而不语。章又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纳头便拜，正式受业章门。

而在民间流传的章太炎与黄侃的相识过程则具有无法核实的传奇色彩：

黄侃到日本后，租住的公寓里住着好几位中国人。他向来孤傲自恃，轻易不与人交往，也不认识住在他楼下的章太炎。一天夜里，黄侃要解小便，他根本不去楼下的厕所，而是站在窗台上，直接往楼下撒尿。章太炎喜欢在夜深人静时读书，突然窗外撒下一泡尿来，正值夏天，开着门窗，一股臊腥味扑鼻而来。他素来脾气火爆，以骂人闻名，被人称作“章疯子”。见状便破口大骂，将楼上的撒尿人骂个狗血喷头。殊不知，黄侃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虽然理亏，却不愿认错，反而不甘示弱，以国骂回击对方。双方骂了好几个回合，直到其他的住户出面相劝，才偃旗息鼓了。第二天，有个邻居告诉黄侃，昨夜跟他对骂的是国学大师章太炎。这时黄侃才觉得自己的唐突，便到楼下敲开章太炎的房门，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了歉意并折节称弟子。

事实上，两人无论如何相识，都是中国国学的幸事，黄侃后来成为章太炎门下最为得意的大弟子。他和老师章太炎均精通音韵，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尤其在音韵、文字和训诂方面学问精深，被誉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和“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世称“章黄二学”。

1915年冬，袁世凯筹谋称帝时，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软禁于东城钱粮胡同徐家宅院内。在北大教书的黄侃得知恩师被软禁，便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见到章太炎生活寂寞，还以“问学”为借口，留下来伴宿。黄侃白天到北大教书，晚上则与老师谈论学问，诗歌唱和，以慰师怀。直到几个月后，警察逐出黄侃，章太炎为此愤而绝食。黄侃还与同门致信教育总长汤化龙，组织营救章太炎。并“不怕羽毛摧折”，屈居为赵秉钧的幕僚3个月，以趋缓袁世凯加害章太炎的计划。他此时所作《有感》中有“幽都咫尺师门远，赋罢招魂望未穷”之句，表达了对章太炎被软禁的愤懑之情。

黄侃目中无人，恃才自重，但对恩师章太炎却特别尊敬，他曾动容地对弟子说：“一饮一喙，莫非师恩。”在与章太炎交往的二十多年间，始终是执弟子礼。黄侃闲暇时喜欢作诗，一旦成章就拿给章太炎，请求恩师指导。章太炎往往是给他写信点评。黄侃对老师的每封信都特别珍视，全都裱糊成册页珍藏。每逢新年或章太炎的寿诞之日，黄侃都要到章家叩贺。偶尔有人背后议论章太炎先生，他就据理反驳，极力维护恩师的声誉。章太炎对黄侃的才华也很器重，很认真地传授学识，提拔奖掖，认为黄侃是“举世罕与其匹”的学者。

讲学

1903年，章太炎因积极鼓吹反清革命并为邹容的《革命军》写序而入狱，1906年5月出狱，随即流亡日本加入同盟会并主办《民报》，鼓吹排满革命，写了大批令国人振聋发聩的文章。1908年，他的“章氏国学讲习会”进入高潮期，吸引了众多弟子，薪火相传，影响深远，培养了大批高足，日后成为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台柱子，形成章门学派。

章太炎于1907年在东京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1908—1909年初，连续三遍“始一终亥”讲授《说文》，地点先在大成中学，后在《民报》社先生寓所，前后听讲者“百数十人”。

下面是许寿裳记录的章太炎东京讲学的实际情形：

“先生东京讲学之所，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寿裳与周树人(即鲁迅)、作人兄弟等，亦愿往听。然苦与校课时间冲突，因托龚宝铨(先生的长婿)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寓所——牛迂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者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义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即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亦起于此时。这是先生东京讲学的实际情形。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

章太炎讲国学，吸引了大批学生，“中国之留学生、师范班、法政班居多数，日本人也有来听者，不多也”。《章太炎先生答问》中的记述也印证了许寿裳提到的“同门甚众”，即使“不备举”的学生中，还有像刘文典这样的大学者。

刘文典曾专门撰文记录拜在章太炎门下的情景：

“我从章太炎先生读书，是在前清宣统二三年的时候。那时章先生住在日本东京小石川区，门口有一个小牌牌，叫作学林社。我经朋友介绍，去拜见他。章先生一身和服，从楼上走下来，我经自我介绍之后，就说明来意，要拜他为师。他问我从前拜过什么师？读过什么书？

那时候，我明知道他和我本师刘申叔(师培)先生已经翻脸，但是又不能不说，心里踌躇了一下，只好说：‘我自幼从仪征刘先生读过《说文》、《文选》。’他一听我是刘先生的学生，高兴极了，拉着我谈了几个钟头，谈话间对刘先生的学问推崇备至。他忽然又想起来说：‘是了。申叔对我提到过你。’

从那天起，我就是章氏门中的一个弟子了。”

拜师之后，刘文典几乎天天去章太炎的住处，向他请教，听他讲解研究经学、小学的方法。章太炎在东京时期的讲学，重点讲文字学，“开始讲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其次讲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其次讲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其次讲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这些都是小学的基本书籍”。小学讲完后，章太炎又为弟子讲诸子学，刘文典提及章太炎讲《庄子》时的感受：“我那时太年轻，他讲《说文》，我还能懂一点，他讲《庄子》，我就不大懂。再加上佛学，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后来，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期成为研究庄子的专家，十卷本的《庄子补正》于1939年出版，有了睥睨学林的气度和资本，而其研究《庄子》的发轫，应源自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庄子。

周作人如此描述章太炎对学生的平易近人：“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上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

章太炎在日本讲国学，有保存国粹、学术救国的情怀——承顾炎武“明道救世”排满抗清的宗旨来治经学和小学，把弘扬国学作为“识汉虏之别”之工具，要使国人“晓得中国的长处”，那么“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种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

1913年，黄侃在《太炎先生行事记》中也分析了章太炎讲授国学的动因和目的：“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报》馆，禁报不得刊鬻。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阨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这一分析是准确的。章太炎苦心授学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在国难之际宣扬民族精神，从而振奋民心勇赴国难。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死。章太炎怒不可遏，先在上海发表反袁文章，后又只身赴京当面讨袁。章太炎到京后，曾摇着用勋章做扇坠的折扇，径闯总统府，以示对袁世凯的反对和蔑视，大有祢衡击鼓骂曹的气概。袁世凯先将章太炎拘于共和党本部，继又囚于龙泉寺，最后则囚于钱粮胡同。

在被囚禁期间，章太炎在钱粮胡同续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学自娱，听讲学子，人才济济，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教员。章太炎讲述内典精义，由弟子吴承仕记录成《菿汉微言》，章太炎阅后，叹为观止，略加润饰，即以自己的名义，编入手订的《章氏丛书》中。黄侃的弟子金毓黻也参加听讲，写成《听讲日记》手稿，为世所重。这次讲学，章太炎在家书中说：“讲学之事，聊以解忧。”

1921年3—4月，章太炎在北平从事政治活动时，曾先后讲学于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各校，引起故都学界连锁反应，影响所及，相当深远而广泛。

1932年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3月31日，北平师范大学研究院的历史科学门及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历史系请章太炎做学术演讲《清代学术之系统》。4月18日、20日和22日，北京大学也请章太炎以《广论语骈枝》为题，连讲三次，演讲地点在松公府研究所讲堂，共设座60个，国文学系占40，研究所国学门占20。

章太炎讲学，声势浩大。他名满天下，前来听讲者甚众，所以主办者干脆安排一次大课，满足听者所需。章太炎讲课，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章太炎在北大做学术演讲的情形，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有如下描述：

“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时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其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则知风气转变，亦洵非咄嗟间事矣。”

1932年秋，章太炎应金天翮(松岑)邀请至苏州讲学。初在公园县立图书馆讲学，勉励青年要学范仲淹的“名节厉俗”、顾炎武的“行己有耻”。接着在沧浪亭欢迎大会上讲《儒行要旨》《大学大义》《经义与治学》《文章源流》等，约一个月。

1934年秋，章太炎举家由上海迁居苏州，积极筹备设立讲习会。在章氏国学讲习会筹备期间，还组织章氏星期讲演会。从1935年4月到9月，共讲九期。除星期讲演会外，章太炎还利用间隙组织读书会，集弟子于一室，逐章逐句，扎扎实实，通读全书。

苏州讲学时，章太炎的鼻息肉之疾非常严重，这是民国初年，他被袁世凯软禁龙泉寺时落下的病根。“先生虽衰老，然于讲学则未忽稍苟。”1935年3月29日，蒋介石派丁维汾(鼎臣)前往慰问，并送上万金为章疗疾之用，“先生初不欲，既受之，则以此款为人民血汗所出，不欲用诸个人，因复成立国学讲习会于苏州寓庐，冠章氏二字，距初在东京讲学时，盖已二十有八年矣。”章太炎则将此款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

章太炎在苏州办的国学讲习会实际上是私人学校。学校初设在章宅，后因为学生不断增加，只能购地建房，作为教室和学生宿舍。章太炎为主讲，另聘有多名讲师，章夫人汤国梨担任该校教务长，弟子孙世扬承担了大量的教学行政工作。依学生程度不同，分班教学，有类似预科的基础班，也有“研究生”。后来，该校还开办了附属中学。

1935年9月16日，章氏国学讲习会新学舍落成，正式开讲，标明以研究国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讲习期限二年(学制两年)，分为四期。

章太炎开讲之日，听者近500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也挤满了人。以后每逢太炎主讲，“诸生慕先生名，听课时无一缺席”。章氏则“一茶一烟，端坐讲坛，清言娓娓，听者忘倦，历二三小时不辍。”

章太炎极重视讲学，临终前仍坚持带病上课。王基乾在《忆余杭先生》一文中记述了章太炎扶病讲学的情形：

先生讲学，周凡三次，连堂二小时，不少止，复听人质疑，以资启发；不足，则按日约同人数辈至其私室，恣意谈论，即细至书法之微，亦无不倾诚以告，初不计问题之洪纤也。二十五年夏，先生授尚书既蒇事，距暑期已近，先生仍以余时为足惜，复加授说文部首，以为假前可毕也。顾是时先生病续发，益以连堂之故，辄气喘。夫人因属基乾辈，于前一时之末，鸣铃为号，相率出室外。先生见无人倾听，可略止。然余时未满，诸人复陆续就座。先生见室中有人，则更肆其悬河之口矣。以此先生病弥甚。忆最后一次讲论，其日已未能进食，距其卒尚不及十日。而遗著《古文尚书拾遗定本》，亦临危前所手定。先生教学如此，晚近真罕有其匹也。

先生病发逾月，卒前数日，虽喘甚不食，犹执卷临坛，勉为讲论。夫人止之，则谓“饭可不食，书仍要讲”。呜呼！其言若此，其心至悲。凡我同游，能无泪下？

1936年6月，章太炎讲完《尚书》后，又加开《说文部首》新课，准备在放暑假前讲完。不料他带病上课，劳累加剧，于6月14日病逝。去世前，他留下遗嘱：“若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嘱止此二语，语不及私。

疾愤

16岁那年，章太炎受父命参加“童子试”，当时试卷的试题为：论灿烂之大清国。考场上鸦雀无声，许多考生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引经据典，寻章摘句，大做八股文章。而章太炎想起鸦片战争后，外国军舰闯入中国沿海城镇，烧、杀、奸、掠；又想到许多清朝官僚对洋人卑躬屈膝，对人民作威作福……这怎能证明清国“灿烂”呢？于是他挥毫疾书，把满腔积愤洒于字里行间，并呼吁“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也”。

不到一个钟点，章太炎便第一个交了卷。章太炎正要跨步离开考场，只见主考官拍案而起：“慢，你好大胆！可知罪……”章太炎不亢不卑，坦然自若道：“我之所思，件件合乎当今国人之思；我之所论，桩桩合乎国情之实，何罪之有？”

主考官想驳又驳不倒，气得脸色铁青，又怕事态扩大，可能会连累自己的乌纱帽，速令两名差役把章太炎挟出考场。章的家人见状，个个吓得面如土色，而章太炎却若无其事。

1903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文雄浑有力，在文中，章太炎逐条驳斥康的论点，认为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直斥被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这篇雄文将清廷的威严一扫而空，令当权派极为恼怒，最后向租界当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必欲去之而后快。章太炎在得知消息后，却效仿谭嗣同，说清廷要抓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巡捕来了，他迎上去，说：“我就是章炳麟，抓我！”租界当局最后判了章炳麟三年拘禁，邹容两年拘禁。后来，邹容因病去世，章太炎极为悲痛，写诗悼念道：“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翦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随即东渡日本逸居，并当上了《民报》的主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三省沦陷。章太炎不顾老迈之躯，北上北平，呼吁抗日。一到北平，他就派人到清华找他的弟子刘文典。刘马上来晋谒恩师。章太炎很高兴，摸摸刘的头，说：“叔雅，你真好！”随后就大骂起来，骂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骂他是卖国贼。此后，他派人给刘文典送来一副对子：“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上联是告诫刘文典要戒掉大烟，下联乃是夸他刘文典有种，敢当面骂蒋介石。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难当头，章太炎挺身而出，章太炎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热情赞扬十九路军将士抗战业绩，并指出“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对国民党政府表示极大失望。

章太炎还书写篆轴：“吴其为沼乎！”这是春秋吴越争霸的典故，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讲和，伍子胥反对：“二十年后，吴国大概要被越国毁坏成为一片荒凉的沼泽地了。”吴王夫差不听，结果不幸被伍子胥言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起兵灭亡吴国。章太炎以此典故，劝诫警告国民党政府不要不听国人的抗战呼声，以免大片国土沦丧在日寇铁骑之下。

章太炎写下此篆轴后，激愤之下，北上欲代东南民众呼吁北方将领出兵收复东北失土。2月29日，章太炎抵达北平，并先后在京津会见了段祺瑞、张学良、吴佩孚等人。刘文典曾写道张学良会见章太炎时的情形：“张学良去见他的时候，我在楼下龚振鹏的房里，听见他大声疾呼，声震屋瓦，那种激昂慷慨的声音，现在还留在我的耳朵里。”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着重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蒋介石让章的金兰兄弟张继出面，劝“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十分生气，他说：“吾老矣，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栋折榱崩，吾辈亦将受压。而弟欲使人不言，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

情事

章太炎早年曾发过癫痫病，当地人无人敢将女儿嫁给他，没办法，他母亲只好将自己的陪嫁丫头王氏许配给了他。这种婚姻，按当时习俗不能算正式婚仪而只能算“纳妾”，王氏为章太炎生了三个子女后在1903年不幸去世。在之后的十年间，章太炎为革命而奔波流亡，一直未娶。坊间传闻，章太炎曾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了《征婚告白》，其中提了五个条件：一是要湖北人；二要大家闺秀，性情开放；三要通文墨，精诗赋；四是双方平等，互相平等；五是夫死可嫁，亦可离婚。这在当时可算是石破天惊，名门闺秀，都望而却步。之后，章太炎再次征婚并提出如下择偶标准：“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蔡元培听说这件事后，将女才子、《神州女报》创办人汤国梨女士介绍给了章太炎，结果两人还真成了夫唱妇随的如意眷属。不过，汤国梨并非湘妹子，也非鄂女子，而是浙江同乡(乌镇人)，章太炎为何偏情与两湖女子，至今无人知其究竟。

异行

有一次，孙中山派人送章太炎回家，章太炎见门口仅有一辆人力车，二话不说就坐到车上，挥手令车夫快走。等那个陪送者给自己找到车的时候，章太炎的车早已跑得不见了踪影。车夫问章太炎去哪里？章太炎说：“家里。”“你家在哪里？”“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烟纸店的弄堂。”车夫没有办法，只好每经过一个里弄，都问章太炎：“是不是这个？”章太炎说不是。于是接着跑，车子就一直在马路上兜圈子。陪送者不见了章太炎之后，急忙打电话到章家，章的家人急坏了，派了好些人，满大街地找。过了好久，才发现迎面过来一辆车，车上安然自若地坐着章太炎。从此，人们再不敢让章太炎一个人回家。

章太炎熟谙养生之术，但他自己从不讲究饮食。夫人只得反反复复告诫他说多吃某某蔬菜水果有益健康。章太炎每次听到，都把夫人的话复述一遍。之后，却从不去吃那种蔬菜或水果。

章太炎吃饭时，总是吃饭桌上自己眼前的一两道菜。有时遇上不喜欢的菜，他一口气吃完几碗白饭，然后便一声不吭地离去。为此，家里人只好特意将口味好的菜放在他眼前。后来，他鼻子有了炎症，只能用口呼吸。吃饭时，他嘴巴一边吃，一边吸气，常常不小心把饭屑吸入气管，于是对着饭桌就打起喷嚏来。喷嚏一来，饭花四溅，而他却神色自若，视若无事。

章太炎从不讲究仪容。如果不是夫人督促换衣，他的衣服总是脏兮兮的。他最怕洗脸，更怕洗澡。他的手也不常洗，很长的手指甲中常常塞满黑泥。

章太炎晚年痴迷于书。他家里满是书。卧室里除了床之外全是书。有一次他半夜睡醒，忽然想及某书某事，即起床在书架上找到那本书翻阅起来。他就这样站着看书，一站直到天明。第二日一早，仆役开门洒扫，发现章太炎赤身裸体，手持书卷，站在卧室里。仆役大惊：“老爷！你没有穿衣服呢！”这夜下来，章太炎被冻得伤风感冒起来。

章太炎从来不正眼看钱。没钱了，他就卖字。到了晚年，他更不晓得如何用钱了。让仆役买一包烟时，他掏出五块钱。儿子要做大衣时，他也掏出五块钱。有一次，要盖房子了，他掏出来的，还是五块钱。

章太炎晚年寓居上海，有次来到苏州，有人劝他在苏州住下，并在当地买一所房子。章太炎就跟着去了。房子蛰居于陋巷，前面是一座楼房，院子里栽了几棵树。他过去一看，看见楼，说：“还有楼！”看见树，又说：“还有树！”感觉很满意，于是不再看，就和人家谈价钱。人家向他开价一万五千元，这在当时是非常离谱的高价了。不料，章太炎居然不还价，竟给了人家一万七千元。等到夫人过来看时，一切手续都已办妥。这时，夫人才发现房子破得竟不能住人。最后，房子卖不出去，也租不出，反要另外花了钱雇人专门看守着。

评誉

章太炎于1936年6月14日病逝。在张继、居正、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章举行国葬。国葬令(7月9日)全文如下：

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重，岿然儒宗，士林推重。兹闻溘逝，轸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崇礼耆宿之至意。此令。

许寿裳的挽联云：

内之颉籀儒墨之文，外之玄奘义净之术，专志精微，穷研训故；

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首正大谊，截断众流。

上联用了章太炎的两篇文章：《瑞安孙先生伤辞》和《菿汉微言》，下联也用了两篇文章：《答铁舒》和《与王揖唐书》，构思巧妙之极。上联是指国学大师，下联是指革命元勋。“以先生之德业巍巍，文章炳炳，远非数十个字所能形容，不过轮廓依稀在是而已。”

钱玄同的挽联云：

缵苍水宁人太冲薑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人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

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性，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莫闻。

上联纪其革命功绩，下联述其学术成就，客观持允，符合章太炎“有学问的革命家”之称号。下联特意指出章太炎“讲学卅年，发扬族性”，难掩沉痛的感情。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这样评价章太炎：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梁启超：“他的最伟大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传略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4年(光绪十年)中秀才。1885年入广州学海堂，治训诂之学，渐有弃八股之志。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钦佩不已，遂投其门下。1890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他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之心日益暴露，他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他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赴欧洲，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0年后，先后在清华学校、南开大学等校执教，并到各地讲学。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成绩。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57岁。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总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反差

清末在野的风云人物，非康有为梁启超莫属。他们因提倡维新变法登上历史舞台，一度触及权力核心，可惜“戊戌变法”昙花一现，他们的政治理想灰飞烟灭。流亡海外时，康梁关系出现裂隙，政治主张、思想观念分歧越来越大。民国时期，康梁在张勋复辟问题上针锋相对，形同水火。梁启超对康有为从未忘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始终以弟子之礼事师。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点在梁启超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由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梁启超基本上跟着康有为走，世人以康梁并称。除了1899年至1903年，梁启超因倡导革命与康有为有所不合外，大体上态度是一致的。1903年前后，梁启超一度有赞成“孙党”革命之说的倾向，经康有为严词教训，梁启超作了检讨，重新归依师门。梁启超放弃民主革命而倡导君主立宪以后，师徒一唱一和，搭配得天衣无缝。武昌起义爆发，梁启超仍与康有为相呼应，要求中国采用英国的立宪政体。岂料革命形势已成，民主共和成为全国大势，虚君立宪之说遂淹没在民主共和的潮流中。梁启超尽管曾向袁世凯兜售他的“虚君共和”理论，即保留清朝皇帝的名位，但使之“无否决之权，无永嘉海陆军之权”，但他很快就顺应时代潮流，抛弃了虚君立宪的主张，转变为积极的共和拥护者。

梁启超正式与康有为分手是在民国元年四五月间。清帝逊位前夕，康有为写给梁启超一封信，要求一起拯救清廷于虞渊。梁启超作答，坚定表示绝不再为“虚君共和”这个缘木求鱼的想法去与袁世凯、北方军人及各省督抚相周旋，更不屑与那些清朝遗贵相合作。他劝康有为改变主张，如若不然，“趋舍异路，怆恨何言！”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选择民主共和，再也不肯对康有为百依百顺了。两人的分歧既源于政见不同，思想的矛盾，也有个性因素。

在梁启超看来，康有为为人做事过于武断：“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此外，他还对康有为刚愎自用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提出了批评。“既标一说，则一切与己说反对者，辄思抹杀之”，“持己脑中所构造之事实以误真相”，可谓说中了康有为的要害。

康有为的强势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贯之。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康有为的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启超的与时俱进、久领风骚，形成巨大反差。

梁启超与康有为公开的分手，是在张勋复辟帝制上的形同水火。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

1912年，周善培听说袁世凯召梁启超回国，便与赵熙乘船去日本，劝梁启超慎重行事。周善培说：“对德宗(光绪皇帝)是不该去，对袁世凯是不能去。”梁启超被劝不过，于是吐露真言：他并不想去北京，但康有为催促他尽快成行，他不能违拗恩师的意愿。结果，梁启超当了一两年的司法总长，眼看袁氏的专制独裁日甚一日，他便辞了职。袁世凯搞复辟，首先需要制造舆论。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于1915年成立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名，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准备发表，斥骂“筹安会”诸公，大戳袁世凯的痛处。文章刚刚脱稿，便有人向袁世凯告密。袁世凯惊慌万分，急忙派杨度送上20万元银票，为梁启超的父亲祝寿，请梁启超销毁成文，否则后果莫测。结果是，梁启超断然拒收银票，毅然发表文章。

袁世凯复辟后，梁启超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

在全国的声讨下，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就呜呼哀哉了。顽固的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合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府院之争”的矛盾，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溥仪封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康有为逃入美国使馆，溥仪宣布退位后也逃入美国使馆。康有为躲在美国使馆“美森院”里做诗品画，直到1917年12月，美国公使芮恩施准备专车，派兵护送康有为离开北京。

与康有为不同，张勋复辟发生后，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一面强烈谴责“贪得无厌之武夫”，一面斥责康有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对此，梁启超理直气壮地说：“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中，梁启超对老师康有为的态度，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表述：“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反复辟斗争成功以后，1917年7月，梁启超进入段祺瑞政府，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情浓

梁启超的元配夫人李惠仙是位千金小姐。她的父亲李朝仪在北京居高官，其兄李端棻是广东乡试的主考官。在1890年梁启超17岁时，参加广东乡试，榜列第八名举人，受到主考官李端棻的器重。李端棻从这个穷书生身上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潜力，就主动牵线搭桥，帮助梁启超与他的妹妹李惠仙订了婚。

第二年三月，梁启超参加京城会试，不幸落第。通情达理的李惠仙并不嫌弃他，而是如期与梁启超完婚。完婚后，李惠仙跟随梁启超回到老家广东新会。梁启超的父母务农，生活并不宽裕。他带着新婚妻子回到家，连一间新房也没有，只好与邻里借了间房作为新居。

李惠仙从北京来到广东沿海地区，气温高，湿度大，生活很不适应。可是她并不计较这些。到家后就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尽守妇道，从无怨言。梁启超的生母早就病逝，其继母只比李惠仙年长两岁。但李惠仙对继母孝敬有加，开口闭口以母亲相称，从无半点不恭行为。因此梁氏家族无不称赞其美德。

梁启超参与戊戌变法初期，光绪皇帝很欣赏梁启超的文采，但在召见他时，他的一口广东方言，让光绪大为扫兴。为此，梁启超在爱妻的帮助下，努力学习官话。不久就能用官话表达思想和参与社交了。

1898年6月，光绪下诏变法，梁启超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但不到百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梁启超和康有为逃往日本。李惠仙扶老携幼避居澳门。梁启超在日本读书写作十分繁忙，但一封封家书不断，与同经忧患的妻子对话，字里行间洋溢着深厚的情谊。他还将一张身穿和服的照片寄给妻子，信中说：“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贻此相对，无殊面见矣。”

1913年梁启超回国，1915年，他参加了护国战争，因而无力照顾家小，心中多有愧疚。可是李惠仙却鼓励他说：“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勿反顾也！”爱妻的深明大义给梁启超极大的鼓舞。

1924年9月，李惠仙因积劳成疾，不治而逝。梁启超悲痛万分，涕泪纵横，步行好几里从回回营到宣武门外回灵。不久在《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中，他这样表达了夫人逝世后的心情：“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兴会淋漓的我，这也嗒然气尽了。”

为纪念他的夫人，梁启超做了一篇饱含悲痛之情的《祭梁夫人文》：“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将扶之；我有疑事，君摧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喑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双影彷徨。”

情止

1899年冬天，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应康有为的邀请，到美国檀香山宣传成立保皇会，组织海外华侨支持光绪皇帝的变法维新。

尽管梁启超很有辩才，是一位宣传变法维新的鼓动家，但是到檀香山之后，他才发现宣传变法维新，不应只是面对美国的华侨，还应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可是他不懂英语，使他一时很犯难。在何氏侨商为他接风的家宴上，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请求大家给予帮助。他的话刚一落音，何先生就让侍女唤来自己的宝贝女儿何蕙珍，并介绍给梁启超说：“这是小女，从小在美国长大，英文极好，可以给你做翻译。”梁启超见到这位芳龄20的小姐，十分高兴，就请她坐在自己的身边。何蕙珍也很大方，操着一口标准的国语，更让梁启超听得十分快慰。

第二天，在演讲大会上，很多华侨和美国人出席，梁启超心情振奋，慷慨激昂地讲述了变法维新的见解，以及组建保皇会的意义。何蕙珍小姐为他做翻译，流利晓畅，准确通达，很受听众的喜欢。在口译过程中，何蕙珍对梁启超有了更多的了解。她不仅拥护梁启超的变法维新，更敬慕他的演讲口才和翩翩风度。演讲结束后，便向梁启超表达了纯真的爱慕之情：“我万分敬爱先生，但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等到来生。但望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了。”

事后，梁启超赠给何小姐一张小照，而何小姐则将一把亲手编织的小扇，给他做纪念。

梁启超对这位助手印象极好，在美国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何小姐给他当翻译，他几乎寸步难行。当时，慈禧降旨，以十万两白银悬赏捉拿梁启超。美国的一家英文报纸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对这种攻击几乎是鞭长莫及，只好听之任之。几天后，他听说有家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回击那家英文报纸的文章。这些文章以犀利、尖锐的笔锋，深刻透彻的论辩将那家英文报纸批驳得哑口无言。不久，梁启超得知这些文章是何小姐撰写的，使他从心眼里产生了对何小姐的敬意。接着，他请何小姐帮助他学习英语，何小姐很愉快地当起了他的英文老师。他们间的接触越来越多，感情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有个朋友建议，将待字闺中的何小姐娶进家里。梁启超的内心很是矛盾，何小姐年轻、漂亮，才华出众，是位难得的知音。从工作上考虑，他也很需要这样的助手。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于1900年5月24日，他给在日本的妻子李惠仙写了封信，表述了自己的心境。在信中，他介绍了何蕙珍的为人之后，写道：“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下，自顾二十八年，未有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起提笔详记其事，以告我所爱之惠仙，不知惠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

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来信，表现得很大度，给他回信时表示这件事要请父亲大人做主。因为她料到公公是不会认可儿子娶个美国华侨做妾的。梁启超接到李惠仙的来信，急忙回信劝阻爱妻不要让父亲知道此事，并表示：对于何蕙珍的关系保证做到“发乎情，止乎理”，今后绝不再谈此事。当然，梁启超当时的处境也不允许他沉溺于儿女私情。他流亡在外，慈禧降旨通缉他，怎能让这位年仅20岁的小姐跟着自己受牵连呢！于是他婉辞谢绝了朋友的好意。

不过，这件事也触动了李惠仙，她考虑要设法牵住这头不安分的“小鹿”，于是在1903年，主动将她的陪嫁侍女王桂荃给梁启超做了妾。

拜师

梁启超6岁学完五经，9岁能够写千字文章，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中举时的主考官、尚书李端棻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遂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那个时代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

李端棻没有看走眼，梁启超的确是一位对各种新思潮、新思想统统接受、吸纳的天才，也是识时务的俊杰。他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康还没有中举，在科举时代，一个有功名的人(梁启超17岁中举人)，能拜无功名的布衣为师，其好学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曾表明他为什么拜师康有为：

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时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始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梁启超以传神之笔，道出遇到名师的心理感受，梁启超文中提到的陈通甫是康有为的大弟子，英年早逝，曾被称为康门的“颜回”，他死了，大弟子头衔自然而然落到梁启超的身上。从维新运动、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失败海外流亡，梁启超一直追随康有为，成为康有为思想的代言人。

1901年1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南海康先生传》，以崇敬的口气说到乃师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先生者，天禀之哲学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无所凭借，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学相暗合，得不理想界之人杰哉？

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源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包括《大同书》，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看其师看得透彻，并未被崇敬所遮蔽：“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一言以蔽之，则先生者，先时之人物也。”

康有为的众多弟子中，数梁启超的声望最高、影响力最大。梁启超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他的历史功劳在于开启民智，育作新民。戊戌变法的失败，对他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在经过改良还是革命的徘徊之后，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开始由“政治”转向“启蒙”，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能拜师康有为门下，是梁的幸运；同样，康有为能拥有梁启超这样的弟子，也是康的幸运。康有为晚年，梁启超执弟子礼甚恭，1927年3月8日，正值康有为的七十大寿，梁启超和其他当年的同窗，亲自前往上海为老师祝寿。梁撰写了《南海先生七十寿言》的寿文，并奉上寿联：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致欢忻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

梁对老师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将康有为比作“至圣先师”孔夫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

为师

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来到清华大学，在同方部以《君子》为题演讲。他勉励清华学子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健全人格，要做“真君子”。他说：“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又说：“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他希望：“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蹉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他还对清华学子寄予厚望：“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梁启超的字字箴言，后来便成了永远镌刻在清华人心中的信条，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梁启超文名扬天下，讲课也叫人称绝。他给清华大学学生上课，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又自负。

梁启超讲课到紧张处时，便成为表演。此时，他往往情不自禁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中“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时，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时，他又从涕泗中摆脱，张口大笑起来。

自省

有一次，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问梁启超：“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任公想了一想，恳切地回答道：“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

梁启超记诵力极强，求知欲极炽，对各类学术皆有研究的兴会，贪多务得、追求速成、缺乏恒心，三者是其治学的大病。梁启超颇有自知之明，他为长女梁思顺的《艺蘅馆日记》题诗，便对自己的痼疾痛下手术刀：“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

梁启超“有定则无定见无定行”这一点，外人难以理解，多有责难。他曾对学生李任夫等人作过自辩：

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我为什么和康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夺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例如在清朝末季，在甲午战争以后，国家已是危如累卵，随时有瓜分豆剖之忧。以当时的形势来说，只能希望清朝来一个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革。康先生的主张是对的，我以为是有前途的，不幸成了历史悲剧。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清朝既倒，民国建立，已经成了定局，而康先生主观武断，抱着老皇历不放，明知此路不通，他还要一意孤行到底，这是不识时务。为了救国，我不能不和他分开。至于孙中山，他是主张暴力革命的，而我是稳健派，我是主张脚踏实地走的。我认为中国与法国、俄国的情况不同，所以我不主张暴力革命，而主张立宪改良，走日本维新的路，较为万全。我并不是没有革命思想，但在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顾亭林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假如国之不存，还谈什么主义、主张呢！还谈什么国体、政体呢？总之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批评，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梁启超的定则是爱国之心、立宪之志和新民之道，在此定则之下，其见解、行动则是不断流变的，维新保皇——君主立宪——护法民主共和，仿佛三级跳远，助跑之后，他就必然会有一连串的腾挪。现代作家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对梁启超的多变表示了深深的理解：“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坚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趣味

1922年梁启超在天津讲演，一开头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他又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只嫌每天二十四小时不能扩充到四十八小时，不够我享用。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

梁启超对学问最有趣味。他自述：“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梁启超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就他的标准而言，麻将显然也是种“趣味”的游戏。

梁启超在清华讲学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可见，打牌(即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之大。据说，梁启超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的。而坊间也有梁启超曾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学术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却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朋友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梁启超是约好了麻将局。

长辞

1924年9月，梁启超的妻子李惠仙因病逝世，给他以沉重的打击，身体衰弱得很快，血压不稳，并有便血，几次进出医院，用西医诊治，但效果甚微。

其入室弟子谢国桢看到老师病情日重，遂将自己弟弟的岳父——驰名中华的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引荐前来给他诊治。

萧龙友登门诊治两次后，遂改为由谢国桢用信详细函告萧龙友梁的病情，然后由萧龙友对症开出处方寄回。

服用萧龙友开的中药，梁觉神清体爽，颇见功效。但是后来，因梁没有停止读书治学的活动，病情又出现反复。

当谢国桢将梁的实况函告萧龙友后，萧遂复函谢国桢说，梁的病要想治好并不难，但不能光靠药力，俗话说“三分看病七分养”。要想彻底恢复健康，前提是停止劳神费心的工作，读书治学当然是在必禁之列，否则即使是扁鹊再生，华佗降世，也是无能为力的。

没想到，当谢国桢将萧龙友的意见转告梁时，梁并没有采纳萧的意见，竟回答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当萧龙友从谢国桢处听到这句话后，一时惊得目瞪口呆，连连叹气，深感无可奈何。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这位信奉应像死在沙场上的战士一样的大学者，在京与世长辞，死在毕生致力的学术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