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光诗人”到“伪满总理”的郑孝胥

郑孝胥是“同光体”的开创者和代表诗人，所谓“同光体”是清朝复古学古的诗歌派别，代表诗人有陈衍、郑孝胥、沈曾植、陈三立等人，因为他们大致活动在同治、光绪年间，故有此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郑孝胥是以诗人自诩的。宣统三年（1911），他到京师拜谒朝中前清王朝贵冑，他的名刺就写着“诗人郑孝胥”。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恃才傲物、自命不凡的诗人性格，也反映他对自己诗才的自重自负和自赏。郑孝胥诗学古趋向，在于谢灵运、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陈与义、姜夔、元好问诸家，它的特点是意度简穆，韵味淡远，造语生峭，往往清言见骨。陈衍论道光以来诗，区分为“清苍幽峭”“生涩奥衍”两派，把郑孝胥列在清末前一派之首。他晚岁有《海藏楼诗》行世。诗集末附名流诗话，间有“韩公豪多于旷，大苏旷多于豪，而公诗如其书，纯以气胜，前无古人，则豪旷固是本色”之评语。

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父郑守廉，咸丰三年（1853）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主事，因久任京官，亲朋中颇多当时的达官贵人。郑孝胥从小饱受传统教育，很有文才，一八七九年秋，郑孝胥的未来岳父福建船政大臣吴赞成，为了试探他的才学，命他当场作《言志赋》一篇，郑孝胥操笔构思，数千言一挥而就，才思敏捷，在场者无不称奇。一八八二年，郑孝胥中福建乡试第一名，同榜中举的还有陈衍和林纾等人。一八八五年，他前往天津，投靠直隶总督李鸿章，跟着李鸿章一起办理洋务工作。李鸿章与吴赞成有姻亲关系，所以对郑孝胥颇为关照。当时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习，后来郑孝胥曾经受严复之托，监督其长子严璩读书。一八八九年，郑孝胥考取内阁中书，就留在北京任职。这一年他三十岁，他有诗道：“三十不官宁有道，一生负气恐全非。”虽然有清一代，已经是西风残照，但不掩郑孝胥“一生负气”的壮志豪情，在政治上他有着一展身手的强烈愿望。一八九一年，因李鸿章之子、驻日公使李经方奏请清政府，将郑孝胥调往日本任职。郑孝胥抵日之后，先任公使馆秘书，翌年出任驻东京领事。一八九三年，再转任神户兼大阪领事。驻日期间，时值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郑孝胥对变法富强产生浓厚的兴趣，与日本政界和文人学者多所往还。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郑孝胥随着驻日公使汪凤藻闭馆返国。同年十二月，进入湖广总督兼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幕府工作。因为郑孝胥曾任外交工作，而被任命为洋务文案，不久又任洋务局提调，成为张之洞的重要幕僚。在此期间，又结识了黄遵宪、赵凤昌、梁鼎芬、谭嗣同、汪康年、林旭、杨锐、陈三立、钱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八九八年，郑孝胥得到张之洞的保荐，返回北京，以道员职位候补，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此时，正是康有为等维新派展开变法之时，郑孝胥虽然不是变法的主力，但其思想主张与康有为、谭嗣同、林旭等激烈的变法者十分接近，因此受到光绪皇帝接见，在乾清宫陈述练兵之策，深得光绪帝嘉许。

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变法失败，郑孝胥南下，前往武汉重新归入张之洞幕府，被派任芦汉铁路南段总办。张之洞对郑孝胥的才干颇为倚重，再派其委办湖北全省营务处。一九〇〇年，中国北方山东、直隶等地爆发义和团运动，郑孝胥辅佐张之洞弹压当地的会党，并联络两江总督刘坤一，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一九〇二年，郑孝胥任随员，辅佐张之洞与英商订立通商章程。在张之洞幕府八年期间，他被称为张之洞的“郑总文案”，他参与策划了张之洞的几乎所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活动。一九〇三年，岑春煊任两广总督，奏请调郑孝胥到省，担任洋务处督办、营务处总办。同年七月，岑以“边防不靖”，再请借调湖北武建军，由郑孝胥统帅督办广西边防，驻兵龙州。因镇压少数民族反抗斗争有功，深受岑春煊赏识。郑孝胥在龙州三年，因为调度军饷与财用，而自立银号，并用这些钱在地方上兴办教育，创学社，开学堂，并送地方青年出洋或到上海游学。后因在广西“剿匪”问题上，与岑春煊发生分歧，岑主严剿，郑主安抚，两人相持不下，郑孝胥遂抱病力辞都办。

解职后的郑孝胥，在上海筑“海藏楼”为居所，尝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的诗意，颜所居世称“郑海藏”，常与遗老辈相唱和。在上海的郑孝胥，参与各种新兴事业，如路矿、金融、工商、新闻、出版、教育等，得到很高的声望。而他的书法与诗词，更是当时人最为称誉的。郑孝胥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学部聘请为头等谘议官，预备立宪公会推举他为会长。一九〇七年，两江总督端方以安徽按察使，岑春煊则以广东按察使职位，邀请郑孝胥前往任职，都被他所拒。同年，中国公学获得两江总督方面的津贴，郑孝胥从校长改称监督。一九〇八年春，郑孝胥辞去监督职务，由夏敬观继任。郑孝胥是当时支持立宪的积极人士，除了担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外，也曾于一九〇八年六月，电请北京中央召开国会。

一九一〇年郑孝胥应东三省总督锡良与奉天巡抚程德全的邀请，出任锦瑷铁路督办，与承包商签订《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并亲自前往葫芦岛勘察地形，筹划开发港口的事宜。一九一一年，清政府派郑孝胥为湖南布政使。他才刚到达长沙接任后的隔日，就接到湖广总督瑞澂的电报，返回京城，以备内阁咨询。郑孝胥抵达北京后，四川爆发激烈的保路抗争，曾与盛宣怀密谋对策。清政府派端方前往四川平息骚乱，端方邀郑孝胥同行，但他并未前往。辛亥革命爆发时，正在北京议政的郑孝胥疾驰回任，却因长沙易帜而阻隔于上海，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朝，也改变了郑孝胥的命运，它把原本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郑孝胥，变成了一个“清朝遗老”。郑孝胥对它的仇视可想而知，在武昌起义后的第十七天，他在日记上写下长长的一段话，在他看来清王朝存在“纲纪不振，苟安偷活”的地方，但是这一切都可以通过有限的“改革”手段来解决，尚不需要“覆灭宗祀”式的天翻地覆的革命运动。因此，郑孝胥对当时政治多有批评，对号称民主共和的民国采取敌视的态度。他的诗文始终用宣统甲子，不以民国年号纪年，他的书法，知名中外，有来信买字者，里头有“民国”字样的，全都置之不理。他自称：“宁使世人讥我为不达，不能使后世指我为不义。”他对已逊位的溥仪则仍视其为皇上。

之后的十多年间，郑孝胥居于上海，韬光养晦，更一度闭门谢客，似乎是想隔离于世局之外。事实上，他无时不在注视时局动向，终日奔走，多方联络，广通声气，寻找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复辟帝制。他与日本朝野政治人物多有交结，也常派遣长子郑垂往来南北，观察各地情势。郑孝胥本人则与许多清朝“遗老”组织“读经会”，每周集会一次，主要是研究儒家经典。另还有与壬午（1882）乡试同年诸人，组“一元会”，几个月聚会一次，饮酒作乐，抒发过去的经历。一九一七年，郑孝胥得到溥仪“御赐”的“贞风凌俗”匾额，他在日记中写道：“辛亥以来，海藏楼抗立国中，幸免天倾地陷之劫。今得御书以旌之，足为臣下之劝矣。”由此可见郑孝胥对民国的看法与对清朝的忠心。

一九一七年五月间，清时任陕甘总督的升允前来上海，与郑孝胥等人商讨拥立溥仪复辟之事。七月，徐州军阀张勋在北京发动兵变，拥立溥仪复辟，并召郑孝胥前往北京候用。但复辟在短短十二天内就在各方声讨下草草结束，郑孝胥还在上海尚未动身。他后来写诗，颇为自负地认为，如果当时有他在场，应该是回天有术，大有恢复封建舍我其谁的气派。

在海藏楼过了十二年相对平静的生活之后，一九二三年，郑孝胥在胡嗣瑗等人的鼓动下，离开上海，前往北京拜见溥仪。郑孝胥能够入宫叩见溥仪，是仗着溥仪的两个师傅，一是英人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他认为郑孝胥的道德文章是第一流的，而办事才干和魄力，也是第一流的，是他在中国人中最佩服的一个。其次是陈宝琛太傅，他也称许郑孝胥的风格，说他屡次不肯做民国官，不肯拿民国钱，一直忠于皇室。这时溥仪正在选拔英才，图谋再度复辟的时候，自然乐于接见，并且两人谈话极为投机，于是溥仪认为郑孝胥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便派他出任小朝廷的“懋勤殿行走”，不久升任总理内务大臣。郑孝胥感激之余，还写了两首诗。郑孝胥眼见溥仪小朝廷在缺人管理之下，衰败不堪，在任内务大臣后，打算革新皇室规章，清理资产，裁减员额，甚至打算让溥仪出洋留学。无奈朝中积弊甚深，皇亲贵戚，又百般抵制，不肯合作，郑孝胥只得辞去总理内务大臣的职务，仍任“懋勤殿行走”。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派将领鹿钟麟率军进入紫禁城，以兵围总统府、囚曹锟于延庆楼，命黄郛出主摄政内阁。将溥仪赶出宫廷，并将宫内所藏千百年来的鼎彝图书、珠玉宝器，以及九州百国上贡的稀世奇珍，洗劫一空（以后这些宝物多半落入外国人之手，这真是中国文物的一大浩劫）。离开紫禁城的溥仪，移居到其父载沣的醇王府（北府），在同月二十九日，郑孝胥、陈宝琛、庄士敦带着溥仪逃往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寻求庇护。郑孝胥日记详载经过：

午后，诣北府，至鼓楼，逢弢庵（陈宝琛）之马车，曰：“已往苏州胡同矣！”驰至苏州胡同，无所见，余命往德国医院。登楼，唯见上（溥仪）及弢庵，云庄士敦已往荷兰、英吉利使馆。余定议章上幸日本使馆，上命余先告日人。即访竹本，告以皇帝已来。竹本白其公使芳泽，乃语余：“请皇帝速来。”于是大风暴作，黄沙蔽天，数步外不相见。余至医院，虑汽车或不听命，议以上乘马车；又虑院前门人甚众，乃引马车至后门，一德医持钥从，一看护引上下楼，开后门，登马车，余及一僮骖乘。德医院至日使馆有二道，约里许：一自东交民巷转北，一自长安街转南。余叱御者曰：“再赴日使馆！”御者利北道稍近，驱车过长安街。上惊叫曰：“街有华警，何为出此！”然车已迅驰。余曰：“咫尺即至！马车中安有皇帝？请上勿恐。”既转南至河岸，复奏上曰：“此为使馆界矣！”遂入日使馆。竹本、中平迎上入兵营。

从此郑孝胥把他和溥仪的政治生命完全交给了日本人来操纵，成为一个唯日本人马首是瞻的可耻政客。后来溥仪又移往天津的张园居住。其间的过程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在《外交六十年》书中有一手的报道：

冯玉祥部将鹿钟麟进入紫禁城后，宣统帝深感危险，遂命帝师庄士敦来访，请求庇护，余以事势紧迫不及向日本政府请示，因念余身为公使，对于外国政治犯握有庇护权，且彼穷途来归，自应承诺。迨宣统帝到日本公使馆后他即奔入守卫队长官舍。余得守卫长报告后，即将本人二楼官邸两间，让其居住。这是大正十三年（1924）十一月下旬的事。到了同年十二月下旬，遂将宣统帝及其家族三人移居馆员宿舍。但帝在此居住一个月后，又觉得危险不安，乃欲移居天津日本租界，余亦同意。于是皇后与妃仍留使馆，而宣统帝伪装苦力向天津逃避。行时并至余病榻前含泪话别。余对宣统帝云后三日，皇后等亦行。

溥仪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住入天津日本租界的张园，这段时间内，忠心耿耿的郑孝胥，一直追随着溥仪，为溥仪出谋献策，也获得了溥仪的信任，用溥仪自己的话说，“可以说是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种程度”。

一九二八年九月，郑孝胥经与溥仪商议，并取得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的同意，作为溥仪的代表，经日本浪人太田外世雄联络安排，偕其长子郑垂访问日本。太田替他向日本军部引进，又介绍他和黑龙会首脑见面。郑孝胥在日本因为是溥仪的代表，因而甚受欢迎，如曾任天津总领事的有田八郎和吉田茂，以及曾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的南次郎和高田丰树，还有日本显赫的人物如：近卫文麿、宇垣一成、米内光政、平沼骐一郎和铃木贯太郎等，都有联络。这次访问，不但加深了与日本侵华势力的勾结，也为日后投靠日本铺平了道路。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满洲的脚步，当时已有日本策动吉林、奉天独立，迎溥仪为帝的传闻。日方也开始与溥仪接触，利用溥仪为满蒙新国傀儡之建议，出自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故劫取溥仪，置诸关东军之掌握，亦为土肥原最得意的杰作。土肥原去天津静园（案：溥仪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搬到天津静园）夜见溥仪，据溥仪的回忆：

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说只对付张学良一个人，说什么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国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份完全不容我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态度来对待他……

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问道：

“这个新兴国家，是什么样国家？”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

“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我表示了满意。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

他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我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了。

……

（我在）静园里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激烈的辩论。

（陈说：）“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

（郑说：）“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

（陈说：）“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游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郑说：）“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陈说：）“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郑说：）“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

（陈说：）“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皇上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郑说：）“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

（陈说：）“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我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

此后日方急于要把侵占东北作为既成事实，免得国际干预和舆论攻击，他们几经考虑，认为劫取溥仪非采取一个有效而激烈的办法不可。于是在天津以及静园做了一连串恐怖事件，使溥仪无法安居。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溥仪瞒着陈宝琛等遗老，只带着郑孝胥郑垂父子离开天津。偷渡白河，于是出大沽，达营口，住进了对翠阁温泉旅馆时，行动便受了日军的限制，事事都要听坂垣大佐的摆布。一星期后又搬到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行动限制比住对翠阁时尤为严密。这时溥仪更感到惶恐不安，他知道他的命运完全操在日本人手中。他在回忆录中说：

这时占据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何必千里迢迢跑来这里呢？我如果不当皇帝，我存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陈宝琛老夫子以八十高龄的风烛残年之身来到旅顺时，曾再三对我说：“若非复位以正统系，何以对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我心中把土肥原、坂垣恨得要死……

陈宝琛老臣谋国，前赴旅顺，纯为进谏，并非攀龙。日后溥仪便听了陈宝琛的谏言，开了十二个条件给坂垣，每条都是着重在“正统系”。不久溥仪便和坂垣会谈，其谈话摘要如下：

（坂垣说：）“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地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不等中岛翻译完，他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

“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坂垣说：）“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听到从坂垣的嘴里响出个“阁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大声道：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

“满洲人民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人心所归，也是关东军所同意的。”

“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国，为什么关东军同意建立共和制呢？”

“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现在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

“我很感谢贵国的热诚相助，但别的都可说，惟有这个执政制却不能接受。皇帝的称谓是我的祖宗所留下的，我若是把它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

“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时期的方法而已。”

……“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

我们争来争去，总谈不到一起。……最后，坂垣收拾起了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谈下去了。他的声调没变，可是脸色更青更白了，笑容没有了，一度回到他口头上的宣统帝的称呼又变成了阁下：“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他冷冷地说完，便告辞走了。

第二天，坂垣叫郑孝胥、罗振玉向溥仪传话：“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面对日本这种流氓式的恐吓手法，溥仪听了，半晌说不出话来，但这时他的生命已操在关东军的手中，他只得叫郑孝胥再和坂垣商量：“（执政制）暂定以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后经郑垂的反复“说服”之下，溥仪最后决定接受日本方面的方案，并将“一年为期”改为“暂为维持”。《郑孝胥日记》中说：“上乃决，复命万绳栻往召坂垣，遂改‘暂为维持’四字。坂垣退而大悦。昨日本庄两次电话来询情形，坂垣今日十一时当去。暂许之议，十时乃定。危险之机，间不容发。盖此议不成，则本庄、坂垣皆当引咎辞职，而日本陆军援立之策败矣。”其后郑孝胥父子与坂垣议定四点：一、关东军保证在一年以后满洲国改为帝制。二、溥仪外称执政，但在宫中仍用皇帝体制。三、日本在短期内承认满洲国。四、第一任国务总理为郑孝胥。而据陈曾寿的女婿周君适的《伪满宫廷杂忆》书中说，其实，早在开会以前，郑孝胥已和关东军订下密约，把东北的权利整个出卖了。郑孝胥这笔卖国交易，赢得了“国务总理”的席位。直至溥仪就任执政以后，他才把密约拿出来给溥仪签字追认。

坂垣把这商议结果带回沈阳，呈经关东军审阅后都甚感满意，立即通知“新政权准备委员会”积极筹备，并决定三月六日举行满洲国开国典礼。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满洲国建国宣言，并决定公推溥仪为执政。三月八日下午溥仪一行抵长春，三月九日在永衡官银号举行执政就任典礼，并升满洲国旗，国号“大同”。郑孝胥代溥仪宣读了“执政宣言”。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的“满洲国”宣告成立。同一天“特任郑孝胥为国务院总理”，颁布各部“总长”、各省省长的任命。傀儡政权的头目们在关东军的卵翼下，粉墨登场。

傀儡执政，袍笏登场，郑孝胥除自为国务总理兼教育部长外，又命他的长子郑垂做了国务院总务厅厅长，次子郑禹做了秘书官。难怪大家都不服气，于是把伪满的人事，变成了你争我夺的局面。原定日本人只做各部院的顾问，后来郑孝胥为了难于驾驭财政总长兼吉林省长的熙洽而大伤脑筋。于是他听了儿子郑垂的话将日方派在国务院的顾问驹井德三升任为总务厅长，用“以日制华”的手段来压制熙洽。哪知驹井得寸进尺，认为厅长系司长级，无法制裁熙洽，乃要挟郑氏父子用国务院的命令，把他升任为国务院总务长官，由于这一转变，各部的日籍顾问，都变为各部总务司长，由司长立刻变为次长，此后各院部行政大权，完全操在日人手里，因此伪满的人民可说只知有日本人，而不知有中国人；国务院内也只知有驹井而不知有总理了，其人狂傲骄横，而且自恃地位特殊，实权在握，根本不把郑孝胥和傀儡“总长”们放在眼里。所以溥仪后来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做证时，检察官问：“你个人是否有自由？”溥仪答：“自由二字在我已丧失过十四个年头，我不但没有皇帝的自由，并且没有做人的自由，我不但不能随便传见外国人，也不能随便召见臣下，各处文件，都是日本人制好在我面前照念一遍，好像做戏。……”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兼驻满洲国大使武藤信义，签署了《日满议定书》。日本自可控制满洲国之国防与内政，并可径直由国务院总务厅之日籍长官执行。（郑孝胥只做一个盖章总理）满洲国的人事调动，须先经关东军的同意，即陆军部的总务课长亦须经关东军的保荐。满洲国实际上成了日本的保护国。日本为了使溥仪更加傀儡化，为了更便利于统治东北这块殖民地，遂于一九三四年（伪满大同二年）三月一日，便将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自然执政制也改为皇帝制了。溥仪在身穿“龙袍”祭天之后，又着“大元帅”服在关东军首脑和伪政权群丑及一些遗老们的簇拥下“登极”称帝。原罗振玉、宝熙、胡嗣瑗、郑孝胥所拟十余个年号都未被采纳，而由溥仪自定为“康德”。郑孝胥的“国务总理”也改称“国务总理大臣”了。满洲帝国完全地在日本人掌控下，就算郑孝胥身为国务总理大臣，根本毫无作为可言。才任职半年，就向溥仪递出辞呈。郑孝胥在日记中写到任国务总理大臣的无奈与无所事事：“容隐处此，徒縻岁月。”又称，“任总理已八月，所为者特司官部吏之事，而疲于奔命，颇自惜其精力消磨于无用之地。”郑孝胥的态度，也让日本人觉得不那么好摆布，于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以财政部大臣熙洽不发给经费为手段，迫郑孝胥自动辞职，由张景惠接任。尽管郑孝胥还自以为“行年七十六，自诩好身手”，但日本军国主义者还是无情地抛弃了他。辞职之后的郑孝胥，颇想归老北京，但日本人屡不放行。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郑孝胥病逝于新京（长春），传言是被毒杀，年七十九岁，葬于沈阳。他的长子郑垂、次子郑禹，同任总理秘书官，一九三五年郑垂突然暴毙身亡。而郑禹在一九四二年任奉天（沈阳）市长。伪满垮台，郑禹去向不明。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一九七七年才证实，郑禹在日军大崩溃前夕，搭乘保证不受攻击的远洋客货轮“阿波丸”号，企图逃命，不料为美国海军误击而沉没海底。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之初，为了欺骗国际视听，以建设满洲“王道乐土”相标榜。学者李文卿认为，其实它是承继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儒教思想而来，可视为日本“皇道论”的满洲版，目的在于建构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一体论”。它明确表示满洲国的皇帝必须从属于天皇皇道体制，将王道主义置于天皇制国体之下来施行。因此满洲国彻底成为日本帝国建构的一环，以“盟邦”的身份完遂大东亚战争，帮助达成“大东亚共荣圈”的建造。而郑孝胥在担任伪满洲国总理期间，不断写文章、做演讲、做“训词”，开口“王道”，闭口“孔孟”，逢人必讲，开会必说，而且把他的《王道要义》作为自己的“杰作”广为印发，对来访者赠送。学者李侃认为，当时由于郑孝胥的“王道”说教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因此，其不但容忍而且鼓励他对“王道”大肆赞颂。但是随着日本对伪满洲国控制和统治的日益强化，军国主义的野心和势力日益膨胀，郑孝胥的“王道”和“弭兵”说教，就与日本侵略势力的口味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了。曾任伪满洲国总务次长的古海忠之就说：“以往，满洲建国的口号是‘王道乐土’、‘民族协和’；满洲国的政治是行‘王道主义’。而关于‘王道主义’，中国人是按照其固有观念理解，而日本则以自身的立场和利益为前提，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加以解释。”又说，“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各项条件都已具备时，明确地提出了‘日满一德一心’、‘日满一体不可分’关系等口号，……他们取下了在建国精神中提出的王道主义的招牌，以‘八纮一宇’的所谓‘皇道精神’取而代之，……进而排斥王道，最后使之销声匿迹。”而郑孝胥曾舌敝唇焦地宣扬“王道”，也成了历史的反讽了。

作为“同光体”诗人，同时代人对郑孝胥的诗颇多赞誉。陈衍在《石遗室诗话》赞之曰：“三十以前专攻五古。规模大谢，浸淫柳州，又洗练于东野，挚之之思，廉悍之笔，一时殆无与抗手。”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借用《水浒》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品评当时诗人成就高下，给郑孝胥的位置竟是第二号人物“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评价不可谓不高。在海藏楼他的生活是优裕的，他又写得一手好书法，据说他鬻书的润资年入可达万金。但他的思想深处并不仅以做一个文人为然，他有着即使“埋首十年”，也要“出任天下事”的勃勃野心。一九二三年，他走出海藏楼，跟随溥仪去了。之后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交给日本人来操纵。

一九三一年四月，郑孝胥曾回到上海，回到海藏楼，他把海藏楼售出。学者傅道彬认为，郑孝胥售出海藏楼，肯定不是经济的考虑。郑的此次专程返回上海，显然是在与自己的精神领地告别，表现出他决计投身反动政治不再回头的决心。对于郑孝胥的附敌行为，与他同为遗老的朱祖谋（彊村）曾找人劝阻，但终告无效，令他相当痛心。据龙沐勋（榆生）在《彊村晚岁词稿跋》云：“……会‘九一八’变起，东北沦于倭寇。郑孝胥图挟爱新觉罗·溥仪由天津潜往辽沈。先生惄焉忧之，曾嘱陈曾寿力加劝阻。先生病日笃，一日强起，邀予往石路口知味观杭州餐馆小酌，语及东北事，相对唏嘘者久之。复低声太息云：‘吾今以速死为幸。万一逊帝见召，峻拒为难。应命则不但使吾民族沦胥，即故君亦将死无葬身之地。’嗣是遂卧床不复能兴。”卢冀野也说：“（朱彊村）后来听说溥仪的出关，他是不赞成的，骂郑孝胥‘置吾君于炉火之上’！他与散原同负文学重名，也同是比较明白大义的遗老。”而相对于郑孝胥，卢冀野在《谈黄天霸》文中就说：“槿翁告诉我：‘郑孝胥在小孩子时代，常常披着长衫，右手捉住小襟，跳上方桌，扬扬的叫道：吾乃黄天霸是也！’他小时候就爱上黄天霸，无怪一生只是甘心做满清奴才了。”而到“九一八”之后，他却不再是易代之际依旧生活在过去时代的文化遗民，而是一个政治上堕落投靠日本人怀抱的反动政客和无耻文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