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魂情语——《董文诗集》序

董文先生为著名书法家，素以潇散流转、清逸淡远、率真自然、超拔流俗的书法艺术驰名当世。而作为学殖渊深、著述丰厚、才情洋溢的学者型诗人，就在一定程度上为书名所掩了。日前，先生诗集编成，嘱题数言，弁诸卷首。尽管心存顾虑，深恐引喻失当，唐突上品，所谓“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但以知己之诚，却之不恭，还是兢兢为之，勉强应命了。

董文先生之诗，雄深雅健，造语沉着，格调俊爽，要皆自抒怀抱，出色当行。举凡游踪所至、居常所见、灵府所思，个人情志、出处经历、友朋交往，直至砚边心得，无不一一发而为诗。或纪游，或抒怀，或咏物，或酬答，意无不达，事无不切，使事用典，澜翻不穷；兴会、形象、韵味、气脉具足。关于诗章的品鉴，窃以为，卷中作品自能一一彰显，原无须写序人多作饶舌；而更重要的是，应能觅得诗人成功的路径，探索具有普适性的经验，亦即“鸳鸯绣出从君看，更把金针度与人”。如果说，创作成果更多地映现作者个性；那么，这成功的路径、普适性的经验，则可以成为泽被诗界、引渡后学的共有津梁。

其一，胸襟、眼界与识见。

清人薛雪在《一瓢诗话》中指出：“作诗必先有诗之基，基即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随遇发生，随生即盛。”也就是说，有一等襟抱，一等人品，一等眼界，才可能有一等真诗。胸襟、眼界决定着一个诗人的识见；而识见对于诗词创作是至关重要的。今人论诗，多及于哲思、理趣，此尤须依赖于眼光、见识。因为每个人的审美追求和襟抱情怀都会渗透在他的社会观念、人生态度和人格选择之中，诗人、作家的情怀、意趣，则形象地、集中地反映在文学作品里。文艺是心灵工厂的产品，或隐或显，必然袒露出作者灵魂深处的奥秘。而诗词则比其他文学形式，更加注重主体意识的张扬、心理图式的透视和感情色彩的叠印。这在《董文诗集》中表现得至为鲜明。

陶渊明诗：“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董文教授就是这种心地纯洁，世情淡泊，正气凛然，唯学是务的“素心人”。正像他在《诗魂情语》中所昭示的：

三推簪笏谢封侯，麻苎宽身胜锦裘。

翰墨丹青诗共酒，花开花落自悠游。

他不属于那类“登车揽辔，澄清天下”的叱咤风云人物，生来就是诗人气质，即所谓“性情中人”。与之接谈，矜平躁释，顷刻间有如沐春风之感。在风雷激越、浩荡曲折的数十年间，其豪情逸兴并没有像狂涛中的一捧雪浪杳无声息地蚀没，而是借其灵根夙慧，随宜点染，一一都在诗文书画和广泛的友谊交流中展现出来。其为诗也，或缘情言志，或托物寄兴，或因事纪感，均属有感而发，因而情真意切，与涂丹敷粉、无病呻吟、填书塞典者迥异。

诗如其人，格调雅正，境界高远，而又能以意象出之。董文先生践履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入门须正，立志须高”的主张，以人生态度与生命意识为根柢，不违心，不矫情，不虚饰，不强求，寄心清正，洁身自好，营造一种超功利的清淳雅正、天机洋溢的艺术境界。诗集中随处可见意境高远、蕴远思深的佳作，如《砚边杂咏》之五、之六：

返璞归真两鬓残，韦编三绝未心寒。

宁将铁砚磨穿底，不让尘霾上笔端。

乱草蓬心四十年，无论甘苦自陶然。

指摧袖皂劳心力，只为痴情一线牵。

用文学语言表明他对艺术创作、实际上也是树人立品的严肃态度。还有《画竹咏题》：

成竹胸中有亦无，纵情挥洒不为奴。

铺天盖地苍烟起，四壁清风满画图。

人生追求与胸襟抱负这类严肃话题，能够在纵谈画艺中“横逸斜出”，深得诗家三昧。

这里关键一环，是“妙在象外”。古人讲究诗的意象与意境，高明的诗人总是在摄取物象之后，紧接着就将一个个物象升华为意象，即把自己的意蕴、感情、理趣渗透到物象中去。实际上诗人在选取物象的过程中，已经用自己的审美标准淘洗了物象，产生了自己的意趣。所谓意境，也就是说诗人在兴发感应的基础上，移情入景，化景为情，然后创造出一个令人悠然神往的境界。我十分喜欢《龟贝竹异想》一绝：

龟贝翩然挂竹枝，蓬门顿觉古风滋。

梦中一夜殷墟客，害我空寻甲骨辞。

通过一种迷离惝恍、耐人寻味、逸韵悠然的意象，达成司空图所说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顿觉漫天诗思飘然而至，令人思入微茫。

其二，至情至性，以情感人。

以情感人，是一切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者也。古人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缺乏真情实感，一味罗列典坟，堆砌辞藻，必然味同嚼蜡。“诗言志”，为我国诗论之开山纲领。洎乎西晋，陆机又提出“诗缘情”的主张。过去有些人把二者对立起来；其实，在“本乎性情”这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后代诗人的许多诗句，像“自把新诗写性情”，“提笔先须问性情”，“天性多情句自工”，不一而足。清人方东树更是一语破的：“诗之为学，性情而已。”

诗人内心须有真情实感，才有创作构思的可能性，这也就规定了被赋予一定艺术形式而表现出来的真情，是诗词作品的核心内容。诗中当然离不开景观、物象，但是，归根结蒂，还是为了体现作者的衷怀。王国维就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古罗马的贺拉斯有言：“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照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这就不能不唯情是依。情文双至，元气淋漓，恰是董文诗作的突出特点。

诗集中有一组怀念母亲的七律，极为真切感人。《清明祭母》与《深秋祭母》二律云：

噙泪山花雨后繁，不堪离合对悲欢。

茶烟一炷香风远，诗句千行意味宽。

叩秉儿孙能自立，嘘询日夜可孤单。

坟头不忍除青草，留与严冬遮雪寒。

相见时难别亦难，朝阳不觉落西山。

忽来疏雨云垂野，渐起秋风夜转寒。

步履忧心遗冷寞，天公遣月护平安。

抚碑再吻坟头草，十里回望泪已干。

二诗韵同、意近，却各有特色，可视为姊妹篇。抑扬抗坠之间，浸透着浓情厚意。寸草春晖，思之凄哽。

今人写旧体诗的真功夫，在于能够把古典形式与现代情感统一起来。一百多年前，谭嗣同即有“独辟新界而含渊古声”之说。前几年，上海大学吴欢章教授也曾指出：“如今写作旧体诗词，难不在合格入律，而难在运用旧有的形式完美地表现当代的社会生活和今人的思想感情。”旨哉斯言！

应该说，对于许多诗词作者来说，实现这个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的。当前，有的作品格律尚属谨严，也并非完全没有诗性，看得出作者所下的功夫，只是内容陈旧，词句锈腐，缺乏新的意境、新的气息，根本不像出自现代人之手。有些诗词以艰深文浅陋，里面填塞大量经义、典故，獭祭，佶屈聱牙，用清代性灵派主帅袁枚的话说，是“误把抄书当作诗”，“满纸死气，自矜淹博”。当然，另外一种倾向就更不可取了：许多所谓“诗词”，纯是新闻语言或日常话语的堆积，词汇未必不新，却从中找不到半点诗性。

而董文之诗，在实现上述要求方面，堪称模楷。他善于以格律化的语言熔铸情感，营造意象，表现作者对社会、人生、自我的独特感悟和心灵体验。“诗有灵襟，斯无俗趣。”试看，他是如何写拉斯韦加斯赌城的：

闹过三更到五更，电光歌舞始潮平。

奢华世界金如土，缭乱人生浊抑清。

巨厦玄机鸣日夜，万人红眼赌输赢。

囊空我作旁观客，听罢笑声听哭声。

“奢华世界”、“缭乱人生”是全诗主旨。赌场中祸福无端，凶险叵测，充满了玄机、悖论，一家饱暖千家怨，笑歌声里杂哭声。能够在寥寥五十六字中间，像玩弄魔方似的，把一些现代情事、现代思维、现代意蕴、现代话语，一一纳入诗家窠臼，而且属对工稳，音韵铿锵，着实需要一定的功力。

纪事、咏物之诗，贵在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在描形拟态的同时，能够把深邃的意蕴与厚重的情感渗透到里面去。《董文诗集》中有许多这类佳作。七绝：

半亩枯篁藏草庐，昏灯眊眼诵诗书。

蹒跚也作寒江客，只钓清风不钓鱼。

文情并茂，蕴藉风流，为老教授“文革”中插队剪影，称得上“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再如《咏竹》之四：

昨夜竹林风雨鸣，也如箫笛也如笙。

宛然听得湘妃哭，泪洒斑斑恨未平。

《咏荷》：

玉立亭亭出浴身，凌波仙子下凡尘。

远观不敢移轻棹，独倚篷窗看洛神。

一往神韵，行乎其间。眼前景致，口头言语，便是诗家体料，可谓雅人深致。

诗开头难，结尾尤难，这是诗人苦心孤诣之所在。宋人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需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董文诗中即有这类“以景结情”之作，像《江上泛舟赏菊》：

菊花江畔泛清流，香漫晨风好个秋。

佳句拈来谁共赏，两三鸥鸟落船头。

还有题画诗：

群鸦暮霭落残阳，漠漠云山草木荒。

有酒无鱼难惬意，一舟风雪钓寒江。

其三，才学、才气、才力。

诗才是很重要的。并非有了真性情、真感悟就一定能够写出好诗，还须具有才学、才气、才力。意大利浪漫主义作家福斯科，把诗才概括为强烈地感受、敏锐地观察、新颖地构思和准确地组合的能力。也有人认为，主要是指诗人的审美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看来，诗才是一种综合能力。

董文先生诗才横溢，恣肆汪洋，从诗集中《诗魂情语》、《梅雪吟》、《咏竹》、《砚边杂咏》等一题之下动辄八首、十首、十几首、二十首，即可看出。而且，腹笥丰厚，格律精严，长于使事、用典。近体律、绝，在有限的字句、精严的格律中施展身手，无异于“带着镣铐跳舞”，而他却能优为之，做到了“工而能化”，“中律而不为律缚”。他的诗善于熔化故实、成典，十分娴熟自然，更主要的是做到了以情为经、以文为纬，文质彬彬，情见乎辞。

他的《雨中过汨罗江》之二：

雷雨投诗赠汨罗，靡披兰蕙泪滂沱。

冤魂祭罢悲风起，痛咏离骚万古歌。

化用了老杜怀李白的名句，又熔入兰蕙、离骚等故实，文采斑斓，流畅自然，而且情感极为丰富，确是一首难得的好诗。看得出他胸中的诗绪是何等浓烈，以致稍微被外物触动，便同决堤的江水一般一汇而出，滔滔滚滚。另一首七绝《酒后狂草偶得》：

怀古常惊赤壁魂，大江歌罢酒盈樽。

崩云蝉翼颠狂草，四壁云烟万马奔。

大笔淋漓，情怀激越。“赤壁惊魂”，“大江歌罢”，渊源有自；“崩云蝉翼”也都有出处，唐代孙过庭《书谱》形容草书笔法轻重变化，有“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之说。诗章谈的是书艺，却以激情的彩线贯串起来，益显苍茫、壮美。要之，实事贵用之使活，典故贵用之使新，曹子建善用史，谢康乐善用经，杜少陵经史并用，只要语如己出，无斧凿痕，而且情感贯注，就能摆脱古人束缚，进而臻于化境。

由于董文先生是一位著名书法家和文艺评论家，因而诗集中有大量品鉴书法、题咏画艺的篇章，不啻一篇篇书论、画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诗，大都理、事、情兼备，既能予读者以理性的启迪，又能给人们以审美的享受，可称戛戛独造。其中有这样一首：

醉眼摩娑觅圣踪，昏迷漫漶看朦胧。

今人谁有金睛眼，每把石花当笔锋。

聚锋芒于谈艺之中，令人想起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一段时间以来，评论界流行一种说法：理论归理论，文艺归文艺，二者泾渭分明，互不搭界；甚至形同冰炭，势不相容。其实，成功的诗作表明，问题并非如此绝对，它们应该、也是可以共辔、联姻的。

清代著名诗人王渔洋认为，为诗之道，有根柢与兴会二途，根柢源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性情与学力往往不可兼致，甚至会相互遮蔽，相互影响。一般情况下，逞天趣者情辞酣畅，妙运从心；而肆学力者则往往规矩谨严，持之有故。而董文先生既有足够的才情、悟性，又“有相当的汉学根基以及锤炼和推敲的长期练习”，于斯二者兼之。这是他的优势所在，也是成功所在。

王充闾

2008年5月9日